虞洪[1]2016年在《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既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既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使在2004-2015年期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但是,仍然不可掉以轻心,而且必须正视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叁量齐增”造成的困局,以及由此而付出的生态环境恶化、财政压力加大、粮食质量下降“叁大代价”。保障粮食安全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以及进出口等多个领域,但是,众多研究表明,作为粮食消费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而不能依赖也依赖不了国际粮食市场。因此,立足国内自有粮食供给能力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出路所在。就需求与供给来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粮食刚性需求特征极为明显,虽然不合理的消费模式造成部分粮食浪费,但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供给侧的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而且改变需求的难度远大于改变供给的难度。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生产安全,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加强粮食供给侧改革。而且,在新常态下,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更包括质量安全,还包括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总量矛盾转向结构矛盾。作为国家粮食供给基础的种粮主体,已经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在国际粮价的冲击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加上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种粮主体的耕地利用、粮食种植以及技术选择和储粮、售粮等行为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对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均形成重要影响。因此,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客观、深入、系统地分析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原因和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及现实的、潜在的影响,重新评价以往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以便提供调整优化国家粮食政策的充分依据,从而调动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优化其行为模式,有助于防止粮食产能过快流失并有效挖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空间。为了充分把握新常态下种粮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本文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情况、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四大因素基础上选择四川省的成都新津县、德阳广汉市、自贡荣县、广元苍溪县、宜宾筠连县五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除导论外,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对粮食安全、种粮主体等与本文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就国内外关于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粮食生产行为、技术选择行为以及储粮、售粮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合农户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期望理论和前景理论等理论基础对种粮主体行为进行理论分析,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指引。第二,从粮食需求、供给及国际市场叁个角度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构建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反映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并把指标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区间指标叁类,利用粮食安全系数法和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第叁,对全球粮食区域性短缺矛盾和国内粮食需求变化、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以及种粮增收等方面的发展态势进行预判。分析四川粮食安全现状以及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放缓、需求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和支持政策调整对四川粮食安全的影响,并对四川粮食供需走势进行分析。第四,阐述耕地功能、流转及粮食种植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种粮主体对耕地利用态度和方式的变化,对由此而形成的非粮化、粗放化、短期化耕作等行为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研究种粮主体类型、地区类型和产粮大县与非产粮大县对耕地利用态度的影响及其差异,并分析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变化对粮食产能、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第五,分析粮食生产效益持续降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融资难度大以及劳动力配置等特征,对粮食生产目的从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地位从主业向副业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从分散小规模开始向适度规模转变等行为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对粮食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差异进行分析,阐述粮食生产中不同主体在粮食政策效应、服务和投资方面的行为差异及其对粮食播种面积和质量安全造成的影响。第六,阐述种粮主体技术选择中的产量导向、风险厌恶和供需错位特征,对技术需求多元化、劳动投入减量化等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区别技术选择态度、目的和内容的区域差异性、主体差异性,研究新技术使用中面临的制约因素,综合考虑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影响的两面性。第七,对种粮主体储粮方式、比重以及粮食销售比例、渠道、信息来源和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剖析种粮主体粮食储存销售行为变化的内在动因,并阐述其对国家粮食仓储以及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影响。第八,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进行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粮食安全现状及走势,提出从政策导向、支持对象、支持领域和推动机制四个方面应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并提出细化政策建议。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以上内容进行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创新：(1)从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微观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耕地、水资源,生产、储藏技术以及收购、补贴制度,国际市场和流通机制等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从主体分化或者行为变化的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若抛开微观基础来研究宏观政策容易导致缺乏基础支撑,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难以“接地气”。因此,本文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将种粮主体分化与行为变化结合起来重点从微观层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也有利于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比较效益对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比绝对效益更大。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的行为决策依据主要不是会计成本和绝对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和相对成本。因此,本文认为,要提高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不仅要提高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更重要的是提高其比较效益,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即使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提高,只要比较效益下降,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仍将下降。因此,至少要保持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才能保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3)合理的激励约束政策是实现个体理性促进集体理性的关键。本文认为,在现有资源、制度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种粮主体分化和行为变化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个体理性决策却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尤其是鉴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公共属性,因此,需要由政府主导改变资源、制度以及市场环境等约束条件,从而引导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优化,进而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共同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4)综合运用粮食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生态指标才能全面反映粮食安全真实状态。本文在运用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粮食安全情况进行评价时,将化肥、农药利用率和中央储备粮质量达标率、宜存率等反映粮食质量及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粮食安全评价方法局限于对粮食数量安全进行评价,而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方面评价指标缺乏的不足。(5)运用多学科理论对种粮主体进行综合分析。农户分化以及行为变化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又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仅利用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农户行为理论、期望理论、前景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对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变化进行分析,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其分化和变化的缘由和机理。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上述创新,但受个人能力及资料限制,论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在问卷调查中,由于大户和合作社调研点位有限,数据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文中利用调研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建模分析尚显不足,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丛胜美[2]2016年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6%,保障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稳定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粮食主产区拥有大量耕地,对部分二叁产业用地产生了挤出作用,因而对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长此以往将有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威胁粮食生产安全。现有利益补偿政策对粮食主产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分析粮食主产区的现状,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测算出针对粮食主产区政府与农户层面的利益补偿额度,完善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政策,显得十分必要。第一章节是本文导言部分,论述了本文的问题产生、写作背景、对该问题的相关文献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创新点等问题。第二章节是理论部分。对本文运用到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对全文涉及到的几个概念进行详细界定。从第叁章起,便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第叁章从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对本文的研究案例——河南省进行梳理。明确河南省粮食大省、财政穷省的现状。第四章对粮食主产区省层面进行利益补偿的依据进行分析。文中以河南省为例,首先从土地需求与供给矛盾角度明确粮食耕作土地对二、叁产业用地存在挤出作用；然后分析粮食主产区耕地的机会成本,明确主产区存在利益损失,为制定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供依据。第五章运用倾向性评分倍差法,确保评估不受选择性偏差影响,实证分析了河南省进入主产区对经济造成的损失额度,从而保证结果更可靠。河南省2014年实际GDP仅为应得GDP的78.51%,由于承担主产区的责任而损失的地区生产总值为9645.46亿。按照河南省GDP对当地财政收入的转化率7.77%计算,河南省2014年损失的财政收入为749.45亿元,这部分即是要补偿的部分。第六章分析了对农户层面进行利益补偿的依据。研究表明,农户的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并不高。为讨论个体需求因素对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本章运用多层多项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不同种粮积极性农户的因素也不相同”的结论。第七章对农户层面的利益补偿额度进行测算。从弥补机会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角度讨论农民的利益补偿额度,每亩的补贴总额度应该达到179.5元,才能保障农民种粮积极性。第八章是对现有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分析。积极作用：缓解产粮大县部分财政压力；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存在问题：缺乏省级层面的利益补偿政策；大规模耕作农户群体对补贴政策满意度整体较低；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满意度最低、执行力差；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作用性较差；利益补偿额度较低；资金来源范围狭窄。第九章是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设立粮食跨区指标交易模式,把粮食主销区纳入利益补偿资金供给方。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省层面的利益补偿资金,使补偿总额与本省财政损失相等。从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角度提高粮食补贴总额。运用政策手段辅助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第十章为结论与不足。
庞增安[3]2003年在《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文中指出面对新世纪，在我国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如何构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粮食安全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试图在把握我国粮食安全内涵和状况的基础上，将粮食安全问题置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中，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视角下，对其展开理论思考。论文从五个方面分析和讨论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一、在对粮食安全概念的认识上，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深刻把握由传统粮食安全观向现代粮食安全观转变的必要性。 二、在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认识上，既要看到我国具有较高粮食安全水平的客观现实，又要对我国实现粮食安全所付出的代价进行深刻的反思。 叁、在对我国粮食安全发展前景的预测上，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坚定我们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信心，又要看到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制约着我国粮食安全，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四、面对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在我国粮食安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应把立足点放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 五、面对新世纪，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必须把握好21世纪头20年这个关涉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郭修平[4]2016年在《粮食贸易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问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一起,是“叁农”问题的五大核心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经济、社会、生态问题。粮食安全涉及到生产、消费、流通和贸易的复杂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经济与WTO规则的日益融合,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不确定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不断增多,粮食安全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粮食贸易已逐渐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加之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国,粮食贸易在确保粮食安全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粮食安全作为一个世界性课题,国内外文献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如莱斯特.布朗、威廉.恩道尔、柴田明夫等。在此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需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尤其是国内经济社会新常态背景作为考究,本文在粮食贸易的大前提下,通过理论分析、数据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粮食供需和粮食进口贸易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意见。本文在回顾、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贸易角度探究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遇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策略。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共分为九大章节,分析内容总结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归纳,本文采用贸易视角来分析粮食安全问题,并建立起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研究中国粮食贸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概括了我国粮食进出口现状以及我国粮食贸易政策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粮食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第叁章分析我国粮食需求现状,在需求方面着重研究了粮食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和相关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粮食需求进行预测分析。第四章研究了中国粮食供给现状,分别从生产供给、进口供给、和仓储供给叁方面展开分析,结合世界贸易环境分析了我国粮食供给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推测我国粮食自给率未来变化的合理区间,结合我国粮食自给率的波动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在考虑生存条件、营养条件、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粮食自给率的预测数值。第六章分析国内粮食生产的可供性情况,从国内粮食生产的影响要素入手,阐述了国内粮食生产的增产潜力和发展难题。第七章分析粮食贸易的可供性情况,结合国际粮食市场状况和中国粮食贸易现状,探求中国未来粮食进口的机遇和阻碍。第八章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考量,从生产、贸易和消费叁个方面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稳定的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对本文的归纳总结,进一步从粮食贸易角度规划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发展战略,再次梳理本文的研究脉络,阐述文章整体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结论表明,粮食贸易已经成为调节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粮食贸易资源具有垄断性,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明显,我国粮食不具备比较优势,贸易格局只进不出,粮食自给率将进一步下滑。我国需要在“十叁五”期间做好粮食安全工作布局:在生产方面注重生态保护,保障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在贸易方面优化进口结构,促进粮食贸易竞争力提高。本文认为,我国多年实施的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已出现明显负效应,目前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目标价格政策,改革国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将粮价话语权交还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接轨。另外我国应在“北粮南运”格局下实现“北粮出口”,以玉米作为突破口,逐步打造我国粮食可进可出的合理局面,由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
龙方[5]2007年在《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粮食安全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更为重要。进入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着新的形势,在新世纪新的形势下,如何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新世纪我国粮食安全背景的分析,把握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与未来,重视我国粮食安全的社会收益与经济成本,明确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与模式,构建多手段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本研究的方法包括调查法,系统分析法,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的"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结构与主要内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和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到第六章组成,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包括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的背景分析和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的判断、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及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粮食安全成本与收益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与模式选择等。第叁部分由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组成,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协调粮食产销区的关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实施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等。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农经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该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本研究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性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储备率、粮食自给率、粮食总产量波动率、缺粮人口比率、粮食价格变动率等七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2000～2006年粮食安全程度进行了测算,得出了我国新世纪以来粮食状况整体上是基本安全的,但从长期考虑,还存在隐患的结论。第二,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均衡分析,从长期来看,要求实现粮食安全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即以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谋求粮食安全收益的最大化。第叁,明确了新世纪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及其实现模式。我国粮食安全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包括粮食安全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总目标是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供给,适度利用国际市场,力求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具体目标包括粮食安全的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现实目标、短期目前和长期目标;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量的目标与质的目标。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可供选择的模式有:内部自给型、对外依赖型与内外结合型;紧安全型、过度安全型与适度安全型;经济型和非经济型。根据我国的人口、资源、经济状况及国际环境等因素,要实现我国新世纪的粮食安全目标,我国应选择内外结合型、适度安全型和经济型的粮食安全模式。
曾靖[6]2010年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甚至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开始工业化进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业化仍然是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也是如此。自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我国主要依靠包括粮食产业在内的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从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工业化建设也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从提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现代化要素投入和“工业反哺农业”等方面,增强了农业和粮食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粮食增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但是也从占用水、土资源(特别是占用耕地资源)、提高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增加粮食生产成本、使粮农收入相对降低、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影响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而且从预测的情况来看,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对粮食安全仍然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种情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的粮食安全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宗旨是在现实的国际国内背景下,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我国工业化对粮食安全正负两方面影响的历史与现状,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未来一个时期的客观需要,提出如何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有效地规避其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正面影响的作用,使二者融为一体、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既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又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根据研究目标,本论文分为叁大部分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中第一章主要在阐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本文所要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确保粮食安全,实现二者共同发展的问题。接着对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思路、方法和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论述,为全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是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运用进行了阐述,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情况作了经济学分析。从理论分析中得到以下启示：保障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产业内部的问题,更是农业部门的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化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研究工业化对粮食消费、粮食供给能力和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将会促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工业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以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对把握我国国民经济正确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的第二部分由第叁章到第六章组成,这四章构成本文的主体内容,主要是从总体上、粮食消费、粮食供给、区域粮食安全等四个方面就工业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弄清楚了,就可以从主体上甚至从根本上把握和处理好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其中第叁章主要是从历史、现实、未来叁个方面分析研究了我国工业化对粮食安全的总体影响,研究表明,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存在工业化对粮食安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此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发挥正面影响的作用,确保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第四章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综合和个别等多角度分析研究工业化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即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幅度增加了粮食的消费量,对粮食供求平衡和粮食安全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和威胁,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削弱和消除这种压力和威胁。第五章主要是从多方面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工业化对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影响,认为工业化从总体上来说促进了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现代化建设,为提高粮食供给水平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分析了粮食产量“高、低、高”马鞍形变化轨迹以后,以及其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的状况,发现工业化对粮食生产与供给也有较强的制约作用,这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第六章主要是从区域的角度分析研究工业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首先按不同的标准划分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平衡区和余粮区与缺粮区,然后具体分析各区域在工业化影响下粮食生产与消费演变的情况,据此提出区域性粮食安全是全国整体性粮食安全的基础,全国整体性粮食安全是由区域性粮食安全构成的,处理好区域性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是确保工业化进程中全国整体性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和措施。第叁部分为第七章,主要是针对新型工业化发展将大幅度增加粮食消费需求、对粮食供给造成缺口、构成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威胁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工农关系,很少有学者关注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本文从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和粮食供求平衡是工业化平稳发展的保证的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产量变化及其对粮食消费、供给、生产区域格局变化的影响进行二者关系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在视角上具有一定的新颖性。(2)本文设计的研究目标与研究主体内容具有一定的特色。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力图在总结和吸取过去与现在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探寻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般规律。为此,本文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我国工业化对粮食消费、粮食供给、区域粮食安全叁大领域的影响,认为工业化对粮食发展具有先促进、后制约、再促进的作用,但再次促进的关键是工业反哺农业,通过政策和宏观调控对粮食进行保护和支持。(3)在方法上,突出运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综合分析与多角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逐层深入分析工业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显示出详实性特色。同时,用广东省的典型实证研究,来检验本文要研究的命题。
狄强[7]2010年在《基于安全与效率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粮食危机风波愈演愈烈,所以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粮食问题研究的范围涉及许多方面,对中国而言归根结底集中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粮食安全问题,另一个是粮食流通问题。自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在1995年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以来,大量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目前制约粮食生产能力的许多因素都表明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压力。粮食流通问题主要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自从1953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体制到2004年我国政府宣布粮食流通领域的全面市场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目前仍然处在不断深入的推进过程中。解决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核心就是提升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流通成本,目前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就非常明显。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与粮食安全的保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首要目标就是提升运行效率,但在中国具体国情的环境下不能抛开粮食安全这个前提。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供给保证,而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消费与粮食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起着直接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建国后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与保障粮食安全就没有取得过真正的协调统一,两者之间更多的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我国而言,只有通过大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才能以更合理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提升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我国已于2004年实现了粮食流通的完全市场化,但是这并不代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过程的结束,相反而是其过程不断深入的大好契机。粮食流通的全面市场化只是在长期的流通制度变迁过程中在宏观层面实现了粮食流通的正式制度创新,在微观制度层面例如交易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以及粮食流通体系层面的创新与发展还有相当的滞后性。目前不仅粮食流通体制自身的运行效率不高,而且对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的支持也非常有限。所以现阶段研究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论文根据研究的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提出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粮食安全以及粮食流通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第2章)：选取国际上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印度这叁个国家,对其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和粮食流通体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国外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得出对中国的启示。第叁部分(第3—4章)：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行全面的分析。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程充满了反复与艰辛,它是保障粮食安全与提升粮食流通效率两者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由于粮食商品的特殊性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存在“路径依赖”的特点,所以从其改革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现在粮食流通体制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间段是指从建国后自由粮食购销体制到2004年粮食流通实现全面市场化的整个过程。第四部分(第5—8章)：首先主要从总体层面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现阶段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的综合性目标。从这一目标出发,第四部分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点,第一点是基于保障安全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分析,主要从粮食流通提升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二点是基于提升效率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分析,主要从粮食流通的体系层面出发对粮食市场体系、粮食企业与粮食加工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提出以保持粮食价格体系动态稳定为前提的粮食流通保障中长期粮食安全的理论观点,并对此作了分析与论证。本文认为粮食安全即粮食供求趋于平衡的一种状态,市场化的调节手段在现阶段必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首选。粮食流通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粮食产业链价值增值的过程。由于粮食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所以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是粮食产业链稳定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的重要表征。论文对我国粮食市场价格体系的整合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就如何提升粮食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性作了分析与论证,揭示了流通保障中长期粮食安全的机理。本文认为粮食安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在粮食流通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仍然对粮食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除了加大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外,更多的是采用粮食直补、产销区域对接、粮食储备等流通领域的间接市场调控手段。其实质也是为了增强粮食价格体系的动态稳定性,从而实现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目标。2.本文主要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和国家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粮食流通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和渐进性。论文认为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供求的特点,必然决定了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应当是由国家所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过程,这能够有效弥补粮食流通制度供给的不足,而且能够使改革后的粮食流通制度形成共有信念的维持系统。渐进性的特征表现在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增量”改革的模式,所以中国粮食流通制度的变迁实质上是“速变制度”与“滞变制度”两者相互协调的过程。最后本文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粮食问题的认识和粮食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中国粮食流通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的水平和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反复性的根本因素。3.本文在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创新总体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粮食市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研究。论文指出粮食批发市场在粮食流通渠道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政策扶持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提升和完善传统粮食批发市场各项功能的关键。粮食期货市场在粮食流通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当充分利用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引导粮农和厂商按需组织生产和流通,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拓展原有的粮食流通渠道,同时积极运用期货的交割功能有效促进粮食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对接。目前国内对粮食零售市场的研究非常少,本文以成品粮的差异程度为前提,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出发对成品粮的差异化策略和粮食零售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从粮食流通制度与粮食流通体系两者相互作用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本文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按照一定的特征标准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分析认为在贯穿整个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时间阶段内(主要在“双轨制”时期),政府试图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提升粮食流通效率两者目标之间的协调统一。然而由于粮食流通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们之间更多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相互协调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政府只能退而其次被迫选择政治意义更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粮食政策的首要目标。在2004年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以后,效率目标的重要性逐步加强,同时安全也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目标。所以积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强现阶段基于安全与效率的粮食流通体制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数据取得方面的因素使得本文在部分章节中无法对研究的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另外,由于粮食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范围大,比如“叁农问题”、未来粮食生产能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实际粮食消费状况,乃至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有重要影响。限于本人能力有限以及论文的篇幅,本文主要从安全和效率的视角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进行研究,由于隔离了前述重要的影响因素,降低了本文分析的全面性,这些缺陷以及不足有待在今后的继续研究中加以改进。
赵子军[8]2011年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是人类社会生存、维系发展的第一要务。“民以食为天”的古谚，从侧面反映出粮食产业的基础性位置和重要战略地位，因此粮食产业的安全问题、安全策略，关系着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局面。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起飞都以粮食安全问题为基础保证。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需要以占世界7%的承载世界21%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更显得尤为重要，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此国情下，对粮食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的分析和有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和现实民生意义。这里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背景下展开课题，首先对“粮食”及“粮食安全”两个概念给出定义和范畴。指出了粮食是具有特殊属性的社会公共产品，这是其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进而调研世界范围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已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并指出现有研究模型和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不足。在充分调研历史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背景，给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四个主要目标。鉴于现有的传统研究结论中忽略了需求因素在粮食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影响，提出并设计了基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供求平衡系统模型，在此系统中考虑了粮食安全问题中需求、供给、市场、储备四个主要因素，并基于四个主要因素设计出子系统模型，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需求、供给、市场、储备四个因素子系统中，选取录入中国近年来的指标数据，对子系统的安全性能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调研了中国粮食安全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分析方法，并将主成分分析法施于子系统中，计算归纳出影响子系统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以及影响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由于粮食的储备问题是粮食供求平衡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建立粮食储备的最优经济模型至关重要，这里在综合考量粮食储备成本和收益两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给出了粮食储备问题的最优经济模型。在综合上述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近年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评价指标，对于中国粮食安全体系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杨羽宇[9]2014年在《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13亿多的人口,这意味着必须坚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治国方针。粮食生产与气候、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在极端天气反复发生、城镇化不断推进的今天,粮食生产不可测因素增加,耕地抛荒、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失等现象日益严重。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蓄水池”——粮食储备为最大限度减少粮食市场波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了物质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走过了萌芽、初步发展、调整完善的发展历程。在整个变迁过程中,粮食储备管理的主体都是政府。虽然在特殊历史阶段也鼓励农户储备,但农户储备和民营粮食企业的周转储备只占整个粮食储备的很小部分。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实施的各具特色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都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粮食储备的内容也走过了“周转储备→周转储备+战略储备→周转储备+战略储备+国家专项储备”的不断完善发展之路。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从管理制度的角度思考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未来发展以及如何改进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因此,为了更有效地从管理制度视角研究我国粮食储备问题,本文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2000年到当下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上,通过对现行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博弈分析,围绕以下问题开展：第一,未来该选择什么样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第二,粮食储备管理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路径选择?现阶段由于地方政府的“搭便车”、民营企业的逐利性以及农户储备的发展缓慢,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确保政府储备粮食数量的真实且质量完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作为公共产品的粮食其储备必须由政府直接承担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因而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粮食储备必须以政府储备为核心,坚持中央政府在粮食储备工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制度。垂直管理可以更好的贯彻中央政策意图、高效落实调控任务,有效克服过去专储粮分级负责时的权责不清、职责不明、调不动、用不上等弊端,有效地保障政令畅通、调配及时。在坚持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制度的同时,辅以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制度,强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大力度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粮食安全责任与分工”地方粮食储备分级管理是提高粮食储备效率,落实粮食储备工作,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重点,是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粮食储备,优化储备品种和布局的动力,是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步骤。强化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有利于实现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的优势互补,有利于推动地方政策性粮食储备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轻中央政府粮食储备压力和财政负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本文的研究在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的背景下,综合公共产品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理论,紧紧围绕“动因”→“问题”→“改进”→“选择”四个层次,逐层推进,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动因”就是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思考其形成的原因；“问题”即对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基于博弈模型对现阶段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问题展开分析；“改进”即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建设的经验,给出关于改进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和地方粮食储备分级管理制度的建议。“选择”即回答“未来粮食储备管理制度走向”问题。围绕“动因”→“问题”→“改进”→“选择”这四个层次,论文共分为七章对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展开了研究,主要的内容和章节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目的。回顾并总结了粮食储备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研究的思路与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界定。本文展开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公共产品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博弈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在认真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这些理论融会于论文研究中,思考、分析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选择、改进问题。为了明确研究范围,研究概念,本章从储备和管理制度的角度对粮食、粮食储备、制度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叁章,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思考。本章按照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粮食储备历史发展的脉络,将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分为叁个阶段,思考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被选动因,并对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储备管理制度是其所处历史阶段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必然选择的结论。第四章,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现状。本章从政府储备、社会储备这两个角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发展情况,并对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主要实行的是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制度为主,辅以地方分级管理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为接下来第五章的分析做好铺垫。第五章,现行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问题分析。针对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地方粮食储备分级管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政策性储备和商业性经营混合、政策性储备出库难问题、托市收购中的“转圈粮”问题、地方储备“搭便车”等主要问题,本章从实际案例中提炼、总结出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建立“警察与小偷”模型、合谋模型、多任务委托代理等博弈模型对原因进行博弈分析。第六章,国外经验借鉴与未来路径选择。在分析了现阶段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本章试图从国外的粮食储备管理建设中寻找到值得借鉴、学习的经验,结合国情,思考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未来发展问题。第七章,制度改进建议与展望。通过之前六章的分析,层层深入,逐步展开。在对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变迁历史梳理,对现状及其问题原因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的粮食储备管理经验,在得出基于现阶段我国国情,必须坚持中央政府储备为重,坚持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逐步加强地方储备责任,推动“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结论的基础上,就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研究视角的创新和博弈模型应用的创新。每个方面的创新都与文章研究的主题密切相关,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过往关于粮食储备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粮食物流建设、粮食储备规模优化、粮食储备规模测算等方面,而从管理制度这一视角对粮食储备进行探讨的比较少。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纵向梳理,尤其是对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的现状及其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博弈分析,试图寻找到关于“什么样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才是适合当下粮食储备需要的制度”这一问题的答案。第二,博弈模型应用的创新。将博弈论运用于粮食问题研究由来已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构建博弈模型尝试。比如,将地方粮食储备“搭便车”行为的博弈拓展到有限次重复博弈层次进行模型构建；对政策性粮食储备出库难问题展开了纯粹策略Nash均衡和混合策略Nash均衡分析；以Holmstrom和Milgrom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为蓝本,构建了“中储粮”政策性粮食储备和商业性粮食经营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总结、分析、寻找规律,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坚持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本文认为粮食作为公共产品,其储备具有明显外部性,因此必须由政府直接承担。而地方政府在储备上往往会选择“搭便车”,缺乏储备动力,再加上民营粮食企业的逐利性、农户储备发展的缓慢、外资粮食企业的战略威胁以及应对国际粮食市场变化的压力等因素,在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在国家急需时粮食能调得动、用得上的必然选择。第二,改进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现阶段中储粮垂直管理制度中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混合、政策性储备出库难、托市收购“转圈粮”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借鉴国外的管理制度经验,本文提出了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剥离、加强内外监管与处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等改进建议。第叁,稳步推进粮食储备分级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与分工。“中央→地方”粮食储备分级管理制度,有利于减轻中央政府的储备压力和财政负担,推进地方粮食储备建设,并对解决粮食生产的深层次问题,强化从粮食生产到饭桌的地方全程负责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促进储备主体多元化发展。在坚持粮食储备的政府中心地位的同时,鼓励企业储备,支持民营粮食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专业粮食储备企业发展。改善储备条件,鼓励农户,特别是种粮大户储备,促进储备主体多元化发展,并积极推进粮食立法工作进程,构建现代化粮食物流网络。
王磊[10]2016年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大责任主体,为我国粮食安全供给、粮食安全大局稳定以及粮食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使得我国粮食主产区大量耕地被用于粮食生产,进而丧失了发展第二、叁产业获取高额收益的机会,再加上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缺失,导致我国粮食主产区长期处于“产粮大区、工业小区、财政穷区”的尴尬局面。因此,必须加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提高粮食主产区政府重农抓粮以及种粮农户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促进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保障代际公平,实现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协调的良性互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特别重视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支持粮食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制定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2016年3月17日,国家“十叁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优先建设确保口粮的高标准农田。针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问题,学者们多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去研究,很少有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本研究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的法律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在法律上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制度健全与机制完善,最终实现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市场化、法律化、制度化和常态化,从根本上破解束缚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种粮吃亏”难题。本研究沿着“理论探讨→现状考察→经验借鉴→制度健全→机制完善”的技术路径,运用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工具论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湖北省为例深入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法规和实践现状,找出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存在的法律问题及成因,在分析借鉴国外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健全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制度体系,并提出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运行保障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 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虞洪.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D]. 丛胜美. 中国农业大学. 2016
[3]. 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D]. 庞增安.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4]. 粮食贸易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 郭修平. 吉林农业大学. 2016
[5]. 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 龙方.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6]. 我国工业化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曾靖.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7]. 基于安全与效率的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D]. 狄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 赵子军. 天津大学. 2011
[9]. 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建设研究[D]. 杨羽宇.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10]. 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问题研究[D]. 王磊.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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