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运[1]2011年在《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备众体”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深受诗歌的影响,从而具有了浓郁的诗化特征。诗化特征堪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最大的民族特色。对于这一介于小说和诗歌、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课题,虽然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论述,但这些议论要么只是某个阶段的,要么只是某个方面的,还谈不上全面性和系统性。本文即以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源流以及它的功能、作用及其成因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各时期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基本面貌,并就它对文言小说各叙事要素的变异作用进行整体的论述。本文由绪论以及其他五章内容构成。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历史及研究现状,明确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概念,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此部分首先把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分为古朴感受期(1897年前)、自觉论述期(1897年—1980年)、深入研究期(1981年至今)叁个阶段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评析,然后辨析了小说、文言小说的概念,指出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可用赵彦卫的“诗笔”来概括,它的内涵是指小说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由于运用了诗歌的创作手法从而使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跟诗歌相似的特征,它的外延既包括显性的诗性语言形式(即小说中的诗词赋骈文等),也包括隐性的诗歌灵魂(即小说中的出现的诗歌的意境、抒情性等)。而近现代研究者们对“诗笔”概念的认识是一个由实到虚、由外到内、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第一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源头,主要论述了《诗经》的“赋、比、兴”和《楚辞》的象征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抒情方法,因为它们被后世的文言小说所继承;论述了《诗经》、《楚辞》中诗化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因为它们为后世文言小说叙事要素的诗化变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论述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小说性因素及其诗化特征,因为它们堪称后世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直接源头;论述了早期的史传文学,因为它们确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诗化传统。第二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流变,指出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大致说来,唐前文言小诗化特征的特点是自然清新,唐代的特点是用小说来进行诗歌创作,宋元的特点是走向世俗,明清的特点则是异彩纷呈。唐前文言小说中的诗歌虽没有后世小说中的多,但它们都自然清新;它们含有很多骈文、韵文,但还没有后世小说中骈文、韵文的套路化;因为去古未远,唐前小说中的比喻、象征等创作手法非常发达,为后世所不及。唐人把小说当作诗歌来写作,这使得它比唐前、唐后小说的诗化特征都要鲜明。就诗歌而言,唐人小说中所含的诗歌多于唐前,少于唐后,但唐人小说中诗歌的总体质量则非其前、后所能及;就骈文、散文的诗歌意象而言,唐人小说中的比喻和象征虽然少于唐前,但它表达出的意象很有诗意,非唐前的各种喻象所能及;而这些有诗性的意象都是唐人所独创,也非后世小说中那些程式化的意象所能比。就小说的题材而言,唐代小说尚“奇”尚“情”,小说中的爱情作品明显增多,这些跟诗歌题材相同的作品在融入诗歌、抒发诗情、提炼意象方面都给唐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宋元时期文言小说的标题具有了七言化的倾向,这些七言标题所含的叙事信息多于唐人的叁言、四言标题;宋人小说中的诗歌与唐人相比,在叙事性上有所增强,在抒情性上有所减弱,抒情性的减弱使得宋人小说中少了很多诗情诗意。宋人小说中的骈文也不像唐代小说中的骈文那样具有独创的特征,而是具有了程式化的倾向。明清时期的文言小说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有“蚓窍蝇声,堆积未已”、“不文不白之诗文小说”,又有“以传奇法以志怪”、具有“诗情美、诗意美、诗境美和诗的韵味”的《聊斋志异》,还有只记“家庭米盐之琐屑”但“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的忆语体小说等,它们的诗化特征也都各不相同。第叁章分析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功能。诗化特征在文言小说中具有叙事功能、描写功能、抒情功能和议论功能。在叙事功能中,小说中的诗赋骈文除了具有顺序功能外,一些童谣、占语、诗歌往往能够预测或暗示后面的情节,从而使得它们具有了预叙功能;而这些诗赋骈文还经常用来复叙已经发生过的故事情节,因而它们也具有复叙功能。诗化特征在文言小说中的描写功能特别突出,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描写、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多借助于诗赋骈文来表现。在早期的小说《燕丹子》、《吴越春秋》中,语言描写特别突出;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则在《洛神赋》、《游仙窟》中大量出现;而具有抒情言志功能的诗歌在小说中更是普遍具有心理描写功能。文言小说中以赋歌骈文来描写环境,在《穆天子传》、《燕丹子》中就已出现,在《琴操》中已有出色表现,而自《游仙窟》开始,又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大段的韵语、骈语进行环境描写。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抒情功能更为明显,因为它既包括出现在文言小说中的诗赋骈文把它们所固有的抒情性移植到文言小说之中,也包括文言小说中的散体文所创造出的具有抒情特征的意境。《穆天子传》和《燕丹子》中的诗歌就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而《世说新语》则是以散文抒情的典范。文言小说中的诗赋骈文也具有议论功能,《燕丹子》中的骈文、《云溪友议》中的诗歌、《韩诗外传》和《列女传》中的引诗、《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等的议论功能都很明显。第四章论述了文言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叁要素的诗化倾向。文言小说的诗化故事情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诗赋骈文,二是小说的情节发生了诗化变异。这些变异表现为作者弱化了小说的情节性,而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使得小说的叙事不是详细的、具体的、连贯的,而是简单的、概括的、间断的。而在具体手法上,则表现为叙事节奏的片段性和跳跃性,叙事手法的象征性和概括性。这是作者以写诗的态度、写诗的手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必然结果。沈亚之的小说就具有以上特点,因而被李剑国称之为“情绪小说、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或曰意境小说”。文言小说人物形象的诗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具有“才子”、“佳人”的特点。这些多具有非凡的诗才、炽烈的诗情、俊逸的外表、文雅的举止的“才子”、“佳人”从《穆天子传》到唐传奇再到《玉梨魂》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统;而这些形象在中国文言小说中出现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也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主要区别。就具体作品而言,《世说新语》创作人物形象的特点是以散金片玉来铸就时代人物群像。它的每则小品文中所表现出的人物形象具有片段性、单纯性、静止性的特点,这样的片段性描写是诗性的手法,它能够集中笔墨形象地突出人物的某一显着特征;而当这一千二百余则片段集中成一部《世说新语》时,魏晋时代的群体人物形象就被层次分明、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了。与《世说新语》散金片玉式的片段描写不同,《游仙窟》则是用一篇长文、用一些连续的情节构成的完整的故事来塑造张文成、十娘、五嫂叁个人物形象。因为描写的对象仅仅是叁个人物,所以诗性的语言描写、相貌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就都集中于叁人身上,使得叁人的形象都很丰满而又有个性,而他们的语言、相貌、行动、情感也都具有诗性特征。第五章论述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的形成原因,指出了文言小说诗化特征形成的必然性。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最成功的诗歌教育传统,它使得中国古人对诗歌的重视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它使得中国古人自幼就在诗歌的氛围中耳染目濡,养成了诗性思维,掌握了写作诗歌的技巧,使得他们都成为了诗人。而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诗歌创作也一直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这就使得长期没有得到文体独立的小说不能不受到诗歌的影响。而汉语是具有诗性特征的语言,那么作为用汉语创作的文言小说,也就更容易形成诗化特征。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的诗性特征也更为明显。另外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也具有诗性特征,它也影响了文言小说的诗化特征;特别是不可言说的“道”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意象和意境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王姝[2]2003年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以前的研究中大都关注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对其独特的文体价值如何演变生成的过程，尤其对这一文体形式中的现代性叙事转换尚未有较多探讨。现代历史小说在诗性叙事的形式转化背后，蕴藏了具备现代特色的历史感。本文旨在对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进行一次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并从形式入手探究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背后的现代性诉求。 本文分为叁章：第一章从现在时态入手看历史小说的现实投影方式、循环返唱方式和聚焦方式，从而发现时间表现对于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结合的意义影响。现在时态是现代历史小说独有的历史叙述方式，它抽去历史背景，将故事放入现实舞台上演，从而使久远的过去获得现代意味。第二章从作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交错运用中分析现代历史小说叁大主题意象：带着感伤色彩昂扬飞翔的人性意象；理性开拓的社会意象和在矛盾中回眸的文化意象。它们成为现代历史小说最切实最生动的美学氛围。这些主题意象同样带有浓厚的现实指归性，它们与作品产生的现实背景息息相关，又在视角的错综变换中获得历史的穿越性思索。第叁章分析作者传达与读者接受中的镜幻色彩。由于作者、读者在面对历史小说时都带上了现实之镜、自我之镜的折射，这使历史小说的生成与接受充满了审美过程中的互动作用，这也是现代历史小说诗意的又一大来源。
田蕾[3]2015年在《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以张炜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梳理、分析、归纳、透视其小说叙事整体创作特征为主线,以当代诸多经典小说为对照,分别从写作资源、创作姿态、叙事策略、精神内涵四个维度来辨析研究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叙事审美及精神意蕴空间,从而总结其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后撤与横站、趣味与意味等方面所提供的独特经验。绪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起因、爬梳了当代文坛对张炜小说创作研究的主要及重要成果及现状。阐述了本文拟研究的重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对张炜小说的研究意义及价值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一章,融合与坚守——张炜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研究了张炜小说的创作资源。在本章中,首先研究了地域传统文化对张炜小说文化内蕴的影响。从齐鲁文化的差异性特质、儒道孔孟黄老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抉择、对莱夷古国和齐国盛世转衰的文化反思等方面,着重地分析了地域文化对张炜小说历史感、道德感及忧患意识形成的潜在影响。接着又从经典文学阅读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子百家典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雅文学对其诗性写作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小说精神气质的寝染和塑造。并重点论述了文脉芳心的由来及对张炜小说一贯强调的“质疑反思,警示批判”写作精神的确立。最后又结合了张炜个人的成长及生活经历,重点阐述了童年的丛林回忆、少年的野地流浪、中年的自我放逐对其小说创作主题、叙事素材、情节结构、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牵引及启示。第二章,横站与后撤——张炜小说的创作姿态。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叙事姿态。叙事精神、叙事形式、叙事路径是进入张炜小说创作研究最为有效的通路。本章首先以“疏离”作为切入点,从鲁迅先生“横站”文坛的精神选择、隔视当下的精神反思、重构历史的精神探究,阐述了张炜小说对过分粘滞于日常现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借此重拾当代文学日益衰微的生命力及通向终极的神性思维。接着又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入手,从叙事模式、叙事文体及叙事技法叁方面分析归纳了张炜如何以“返回”性叙事解除当代文学“非传统文本”的叙事危机。并着力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模型、叙事技巧同现代小说叙事技法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特质的“兼容性叙事”文体。最后,以对其小说中文化性、奇幻性、历史性民间想象力的分析；对启蒙性平民立场、诗意的世俗立场、雅俗同构的人性立场等叙事立场的梳理；方言古语、野生土语、诙谐隐语等民间语言的阐释等方面着重论述了张炜小说特有的精英化民间叙事特征。第叁章,智性与诗性——张炜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研究张炜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怪诞叙事、智性叙事、空间叙事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叙事策略。在本章中首先研究张炜小说的怪诞叙事,具体由怪诞叙事的类型确立、视角激活、功能解析叁方面分析研究张炜如何以“奇幻”、“超验”、“非现实”的写作手法挣脱媚俗、趋同、趋时的现实写作,切近芜杂、奇异、荒诞的深层真实。接着,通过对反讽叙事、互文叙事、隐喻叙事的分类爬梳,研析了张炜夸张、幽默、犀利、奇俏、诙谐的审美叙事风格。并指出其以一种幽默的把玩姿态将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巧妙地还原呈现于读者面前。最后借巴赫金的空间叙事理论、对话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的间架、套盒、板块、链条等叙事空间形式,通过对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成、叙事空间的多重交叉及空间叙事类型的整理分析,归纳研究了张炜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特点。第四章,游荡与高原——张炜小说的精神内涵。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精神意蕴和思想价值。行走与游荡、探究与疑思、野地与高原是张炜小说精神内涵的叁组核心关键词。本章先从行走与游荡的方式解读入手,解析了被迫逃离者、主动出走者、自我放逐者叁种基本行走方式,进而论述张炜如何以游荡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成小说的结构意义、文学意义及精神意义。接着又从考据部落远史、重探传奇轶闻、探秘革命疑案叁个层面阐述了张炜如何探究记录历史真相。再以对当下现实欲望引起的精神衰败和金钱权力引发的霸权统治的目击寻访,揭示了改革后当下时代进程中城乡的真实面貌。继而对张炜一直坚持的“不相信”的疑思精神、同质的历史宿命观及现时性对先验性的反拨等精神思索进行了详细阐释,归纳、综合、研究了为何张炜要以探究与疑思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本章通过对野地与高原这两个重要精神意象的梳理,分析研究了张炜小说精神家园的变迁及走向。从而进一步探讨野地高原的意蕴空间,全面重点地论述了张炜对现代进步性的思索及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御与警示、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清洁与体认。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回顾,归纳出张炜小说价值的几组核心词,即趣味与意味、传统与现代、后撤与横站、野地与高原,对张炜小说在叙事策略、精神主题、审美意蕴及思想价值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和判断。
席建彬[4]2006年在《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在现代小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诗性传统”。这里的“诗性”是基于“文学人生”意义维度上的定义，至少包含着“自为”的积极人生态度、生命体验的“美”及趋向平衡的人生境界、终极关怀的精神意向等方面的意义；而“诗性传统”则是指在文学观念、作家心态、文本世界等方面表现出了“诗性”特征，并在文学史进程中保持了长期性和经典性的现代小说现象。本文在文化整合的思路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概念，并将之作为研究角度，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现代小说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为此，本文拟分别在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形成、诗性存在形态、文体建构、文学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探讨诗性传统的具体构成和价值意义。第一章拟从史的时间性进程中，在现代文学“人的觉醒”提供的历史语境和转换动力的宏观背景上，考察诗性传统的生成过程。第二章是对现代小说诗性传统诗性存在形态的归纳和分析，也就是要回答诗性传统在哪些方面表现了现代小说人生问题的本体意义，并最终凝聚为相对稳定的诗性人生形态，汇入现代小说史进程。第叁章是对诗性传统的文体形式特征的探讨，拟在诗性传统文体形式的情境叙事、有限视点、诗性语言等方面考察和探究其文体构成，以期发现其文学表达方式的特殊规律。第四章则是在现代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中，在现代小说的主体性、思想主题、小说体式等方面对于诗性传统提供的文学史意义进行了整体性的观照。
张文东[5]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叁，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李小红[6]2017年在《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写作视域和表现手法愈显宽广和多样,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新世纪以来颇具影响力的西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分析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和诗性建构叁个角度入手,梳理并探究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资源、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和美感神韵等方面具有的表现形态与发展趋向,这些方面共同建构着西部独有的文学图景。在对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给予整体观照的过程中,尝试归纳和揭示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书写所体现出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价值,以及由此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绪论部分首先对论文中涉及的一系列概念进行说明和厘定,然后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工作,最后交待本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以及论文的整体写作思路。“西部小说: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勾勒西部长篇小说的演变轨迹,探讨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发生的转型,阐释小说中蕴含的西部精神。西部长篇小说演变轨迹的勾勒,聚焦于1949年至1999年间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其归纳为新生成长、复苏发展以及繁荣发展叁个阶段,并对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给予分析。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整体的转型孕育了西部小说自身的转型,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转型的论述,注重对转型内外成因的分析,以及“西部经验”内涵的考究。对于西部长篇小说中“西部精神”的探究,开始于对“西部精神”概念的厘定,籍此阐释转型期“西部精神”具有的新特质和新内涵。“西部历史本相的多元与多维透视”,从“历史祛魅”这一关键词入手,透视西部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构建的多元化、多维度的西部历史。就多元化而言,分析西部历史小说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英雄传奇史、宗教信仰史,以及“文革”史和“饥饿”史等不同样态历史的呈现。就多维度而言,探究西部作家针对不同样态历史采取的立体透视、现代重构、寓言呈现、见证书写等不同叙述方式。对西部历史的多元化、多维度透视,有助于穿越历史迷雾,勘探历史真相。“西部乡土小说的怀旧书写”,从“乡土怀旧”这一关键词入手,聚焦西部长篇乡土小说中隐含的怀旧特质。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乡土逐渐沦丧的社会现实,触发了西部作家的乡土情结,小说创作因此体现出浓厚的“怀旧”情怀。从“即将消逝的‘村庄’”、“民俗人生与风物追忆”、“远去的‘最后一个’”叁个方面,论述西部小说中怀旧书写的具体表现形态,并探究怀旧书写的文学意义。由于现代性入侵带给西部作家的焦虑,上述西部乡土的怀旧书写,无不反映出作家对西部乡村自我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这体现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作家维系历史记忆、瞻望未来走向的文学表述。“西部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从“诗性建构”这一关键词入手,分析新世纪西部小说在本体和文体方面具有的特征。首先,将西部作家对自然景物、动物的神性书写,以及对自然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位,都看作是他们对“诗意栖居”的一种回应;其次,认为“诗性”是对人生本源性和谐境界的向往,以及对现实人生的自觉提升和转化,并使之趋向于人生理想化状态,表现为西部小说中一系列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共同反映了西部小说本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最后,从文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来看,西部小说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上有着独特的建构,其借鉴民间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学形式,并将方言和古语融入其中。“西部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创作困境”,着眼于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揭示其文学价值并探究其面临的困境。认为在众声喧嚣的新世纪文坛,西部作家创作折射出的理性精神、人文关怀及西部本土意识,都是西部长篇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之所在。同时也指出了西部长篇小说在叙事资源、艺术表现形式、价值理念重建等方面的困境,并就如何走出困境探索可能的途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创作特征及其文化意蕴进行归纳总结,并进一步阐明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坛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展望西部长篇小说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与趋势。
陈婵[7]2012年在《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小说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单一化的叙事模式,通过多元主题形态的叙事建构,承担了关于文化、民族和个体现代性想象的任务。本文分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不同主题类型的历史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等方面的建构特点,阐述了它们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以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分析了历史小说叙事的特点,阐述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叙事特征以及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小说在叙事方面的新发展。其中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引介带来的历史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变；外国历史小说的译介使得作家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有意识的文学虚构；大量西方现代叙事方法的借鉴实现了对历史的崭新叙事等。第一章阐述了文化反思型历史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种类型的小说普遍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叙事经验,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述视角、情节和叙事话语等方面进行文学建构,实现了向现代历史小说叙事形态的转变。本章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进行了叙事形态分析,还对张爱玲和沈祖棻等女性作家关于男权文化历史语境中女性身份的颠覆性叙事加以深入剖析。第二章分析了人性关怀型历史小说叙事的建构特征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叙事的影响。本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对人性关怀型历史小说叙事特征的分析。第一方面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吴趼人和蔡东藩的历史小说在还原历史人物人性本质方面所做的叙事创新。第二方面阐述了施蛰存、宋云彬、谭正璧、孟超等作家表现普通历史人物人性本质的历史小说的叙事形态特征。第叁方面研究了郁达夫、蔡仪、沈祖棻等作家的历史小说通过彰显主体精神,表现个人在历史存在中的主体价值,体现现代主体精神等方面所做的叙事探索。第四方面阐述了郭沫若、施蛰存、李拓之、蔡仪等作家的历史小说对复杂人性,尤其是长期被压抑的变态人性的深刻呈现,以张扬现代平等、民主和自由精神的叙事建构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人性叙事的影响。其中包括郭沫若运用生理学知识对人性的剖析；蔡仪、李拓之和施蛰存通过对人物心理时空的建构以表现被压抑的复杂人性,使得被隐埋于历史文本中的本真人性得到现代性观照的历史叙事。本章还以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为例,分析其通过伍子胥故事的重构性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人生活的核心精神和价值标准的探索,表现了时代意识和社会变革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精神风貌的深刻影响。第叁章分析了革命语境中历史小说叙事的建构及其特征。其中包括主张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史为文学想象资源的历史小说叙事特征,探讨其文学叙事不足背后的深刻原因；以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以及这种叙事形态的文学史价值；剖析了茅盾、宋云彬和孟超等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小说叙事建构。其人物符号体系、语式结构和叙述话语带有极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色彩,并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第四章阐述了救亡语境中的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第一,研究了二十世纪初以中外抗敌救亡史为叙述对象的历史小说叙事,主要包括吴趼人和陈渊等作家的作品对民族国家意象的建构性叙事；第二,分析了抗日救亡语境中的历史小说叙事形态的建构,主要包括对代表民族气节的人物或事件等象征符号的选择,突出爱国精神的情节建构和运用大量自由间接引语实现叙事干预的叙述话语建构等；本章以郑振铎和廖沫沙的小说为例,分析了其救亡型历史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第五章探讨了政治讽喻型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分析了30、4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解读了作家身份的政治属性。他们对政治意象的建构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密切相关,有极强的功利性。小说通过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放置在特定政治语境中,选取具有政治隐喻性的事件、人物和场景,对其进行重新编码、排序和诠释,实现对政治讽喻意象的建构,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内涵。政治讽喻型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对原有历史语境中的元素进行的有目的的选择性呈现；对已有史事进行了重组、改写和虚构,以服从政治隐喻主题的情节建构；将历史故事进行喜剧性编排的叙事结构；叙述者通过叙事声音的建构而介入叙事当中,使叙事具有更强的隐喻性和指涉性等。结语部分总结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历史小说在主题类型及其叙事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二十世纪下半期历史小说叙事的影响。
宋庆万[8]2009年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类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历史小说在经历了近代“小说革命”之后开始了其现代转化,逐渐发展为现代历史小说。在20世纪初的时代激荡中,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分支。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现代历史小说散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缩影。历史观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历史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众多分歧实际上均源于不同的历史观。历史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作品的多样性。与此相适应,作家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又使用了各自独特的艺术手法。这些手法主要有象征手法、心理意识和精神分析、散文化和诗化、戏拟、荒诞、讽刺等。根据中国现代作家不同的创作手法和内容,现代历史小说可以分为文化哲理类、道德剖析类、斗争冲突类、心理分析类、侠骨柔情类和客观再现类等六种。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其历时叁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显示出了自身的一些特征。现代历史小说是现代中国作家在特定历史观念指导下,在历史中寻找现实关注的焦点,成为作家心灵的自我写照。现代历史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历史小说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颇深,当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小说类型——传统的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均受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影响。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具有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现代历史小说的当代意义在于：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丰富的创作资源和文本借鉴,使其创作手法更加成熟、完善、多样化,从而使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更上一层楼。
陈秀琪[9]2017年在《李拓之历史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拓之是活跃在20世纪叁、四十年代文坛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涉及到历史小说、旧体诗词以及散文等各方面,同时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其中,李拓之的历史小说成就最高。自1939年至1948年,李拓之共创作历史小说14篇,其中12篇于1948年辑印为历史小说集《焚书》。在这些历史小说中,李拓之以还原古人的真实面目为创作导向,加之以独特的语言修辞,在历史小说中塑造出众多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李拓之以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构筑独特的审美意境,呈现出全新的历史内涵,在现代历史小说叙事中独具特色。但是,目前的现代历史小说研究尚未充分认识到李拓之历史小说的应有的价值。本文基于目前学界的研究,通观李拓之全部的历史小说创作,系统考察其历史小说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方式以及语言修辞等方面,并将其历史小说创作置于其文学实践的整体研究中,形成多重对话,丰富其历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为四章论述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第一章整理了李拓之的生平及其文学实践。李拓之早年担任过报刊编辑,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去往全国多个地方进行抗战宣传,也曾因政治问题两度入狱,坎坷的人生经历对李拓之的历史小说创作影响颇多。第二章论述李拓之历史小说的创作主题与人物形象。李拓之历史小说的创作主题主要集中于批判现实与探索人性两大方面。目前,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其探索人性主题的研究,而对其批判现实主题的相关研究甚少。本章节对其创作主题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将其置于现代历史小说的整体叙事中进行对比研究,突出其历史小说的独特性。第叁章主要从叙事方式与语言修辞的角度论述李拓之历史小说的独特性。李拓之历史小说的现代叙事方式使其历史小说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生成自身的审美意识。同时,由于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现代文学语境的双重影响,李拓之历史小说的语言自成体系,在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中独树一帜。第四章将李拓之的历史小说研究置于其整体的文学实践中进行研究,打通其历史小说与旧体诗词、古典文学研究之间固有的联系,探索李拓之历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卢临节[10]2012年在《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首先需要厘清诗化小说这一概念。笔者将其与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散文诗小说、抒情诗的小说、写意小说等相近概念进行综合比对之后,对诗化小说给出这样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敛抒情气质的现代小说。它不太注重故事情节的营构、结构叙事的严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擅长以含蓄内敛的诗性语言、充满象征意味的意境和看似随意松散的结构营造出一种整体的诗性氛围。它以特殊的情调、情绪和情味儿来感染和吸引读者,并藉此传达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诗性感受。引言部分首先交代了诗化小说的缘起,并对目前学界有关诗化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梳理。论文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对现代诗化小说的两个主要影响源——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做了较为粗略地论述。现代诗化小说在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看重,文字意境的营造和追求“象外之境、言外之旨”等表达效果方面明显受到中国抒情传统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小说对它的形式和精神也都产生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诗化小说在中国抒情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这是它在诗学建构上取得的独特价值。第二章对现代诗化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它在各个历史时段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一个纵向梳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探索,到叁十年代的日趋圆熟,再到四十年代随着现实社会压力加剧而发生的现实衍化,现代诗化小说大体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化小说作者在处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然而从整体来看,诗化小说坚持以一种审美的内省的方式来看取社会人生,它与时代大潮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第叁章对诗化小说的生成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探讨。这是笔者颇感兴趣同时也着力较多的地方。诗化小说作者为什么要选择以诗化小说这一表现形式作为他们表达内心世界的渠道和方式?也就是说,诗化小说是如何生成的?本文认为：存在于诗化小说作者内心的先在意向结构首先决定了他们在对这个世界表达时采用了诗化小说这一形式,这是诗化小说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诗化小说作者选择以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远离现实的静思冥想空间寻找内心的纯净和静谧。这种有意回避现实的态度中暗含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某种不满,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人生理想诗意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在对过去的频频回顾中寻找对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传统世界的眷恋,成为诗化小说作者追寻诗意生命的普遍方式。同时,很多诗化小说作者对现代社会文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焦虑。他们在诗化小说这一形式中所找到的不仅是属于自己的一剂心灵安慰剂,同时也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切反思。第四章试图从诗学主题方面切入诗化小说研究内部。诗化小说在主题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面向,诸如回忆、故乡、童年、梦境等主题成为诗化小说中反复再现的诗学主题。这些主题早已超越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成为一种更宽泛的能指,它们的深层意味超越于现实层面之上,成为诗化小说作者追求的一种精神向度,一条体悟人生价值的通道。第五章对诗化小说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存在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现代诗化小说和一般叙事型小说在对文本的时间和空间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在时间方面,大部分诗化小说中的时间呈现为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它们的时间向度更多的指向过去,而非当下和未来。具体说来,诗化小说中的时间主要呈现为叁种状态：回溯、静止和永恒。在空间的处理方面,诗化小说亦有其独到的经验和艺术展示。它一方面从中国抒情传统中汲取有关意象塑造和意境生成方面的经验,将诗化小说中的艺术空间以隽永的诗歌意象和优美的诗的意境传达出来,以达到将“叙事虚化、抒情实化”的诗化效果：另一方面它又成功借鉴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通过对空间场景的并置、跳跃重组等方式来完成小说中的空间重构。有些诗化小说作者甚至大胆尝试以空间位移代替时间推移这一崭新的结构方式。通过对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处理,诗化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经由作者内心“改造”后的理想诗意境界。结语部分对现代诗化小说在现代文学中遭到“冷遇”的原因以及它的独特存在价值进行了简要概述。
参考文献：
[1]. 文言小说诗化特征研究[D]. 侯桂运.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2].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诗性叙事[D]. 王姝.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3]. 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D]. 田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4]. 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D]. 席建彬.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5].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6]. 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研究[D]. 李小红. 兰州大学. 2017
[7]. 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 陈婵.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8].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类型研究[D]. 宋庆万. 河北大学. 2009
[9]. 李拓之历史小说创作研究[D]. 陈秀琪. 山东大学. 2017
[10].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研究[D]. 卢临节. 武汉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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