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兵[1]2004年在《二十世纪环境伦理思想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不断拓展其伦理疆界，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扩展到动物、生物及生态系统，主张人类应该承认自然的价值和道德权利。本文从20世纪环境问题的现实出发，考察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缘由；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重点考察环境伦理思想与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通过对20世纪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脉络的主体梳理，我们力图给出一幅关于20世纪环境伦理思想与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建构提出尝试性的理论构想，这对于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陈学谦[2]2014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作品之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对当下生态危机的深刻认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本文以伦理为视角,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对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代表作品(文中简称“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展开研究。文学,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是人类思想智慧之最高凝聚,其中蕴含着人类关于自我、生命、自然的深厚的/根本性的思考与表达,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应该可以从最本质的层面上获知人类与自然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和谐共存模式。限于研究空间,本文将研究文本限于美国诺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从五方面全面系统的探讨了其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第一章是对美国诺奖文学作品的概览。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奖至今,一共有11位美国作家获奖。这些获奖作家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思想主题,几乎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时代的观望者和书写者,这些作家用手中的笔描绘着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作家们在战争、宗教、种族等等社会政治话题的思考中,透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的情怀。除此之外,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还体现着深厚的生态情怀,自然环境也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家们在作品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揭示工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警醒世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达至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存。这些作品的思想主题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交融,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征。这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尽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或环境文学,其中的生态情怀还是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第二章探讨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和思想基础。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开始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与之同时,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而美国作为全球发展最快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负效应也较早显现。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首先需要唤醒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这正是文学作品所能做到的。美国环境问题的凸显成了美国获奖作家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这些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还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其中,生态学的发展、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美国乃至西方环境哲学思潮构成了文学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此外,美国环境伦理学思想先驱们,如爱默生、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等人的思想对美国诺贝尔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章还介绍了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书写自然的代表作。第叁章重点阐述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对人性进行了反思,批判了贪婪的人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同时谴责人类对待自然的野蛮行径,并倡导敬畏、尊重自然的道德观。其次,从价值观的层面来看,这些作品给人们输送一种健康的环境价值观,作家们试图利用其作品的影响,重建人对自然的价值观,最终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德共同体。然后,在道德原则方面,这些作品倡导“公平公正”,“尊重善待”,与“虔诚敬畏”的原则。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劝导人们要以道德的方式规范人类对待环境的行为,要保护自然万物的生存,要做大自然的看护者。最后,从审美的层面来说,这些作品不仅仅停留在歌颂自然之美的层面,而是超越审美,着重阐述自然之美的道德化,为人们提供了自然之美和道德责任结合的典范,倡导一种自然之美和人的物我同化结合的至高境界。第四章在前面总结归纳了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这些作品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表现形式和思想特质进行评析。首先,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理念,以及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理想倾向。其次,本文探讨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的叁种表现形式,分别是：通过主题描述书写环保情怀；通过情感引导激发环保意识；通过关系隐喻达致环境审美。最后,这些作品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的特质表现为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和关注精神生态。第五章探讨了美国诺奖文学作品中环境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该部分论述了环境道德关怀确立的必要性,培养环境意识的迫切性,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规范的思路等。无论是环境伦理,还是文学作品,都应该观照现实。通过这样的探讨与研究,可以为我们建设发达、生态的国家提供新的参考。通过上述五部分的探讨,明确的传达出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倡以地球家园式的视野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环保主张,从而根本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文化观点与现实做法,树立健康的环境伦理观,最终将使地球村中的每一个成员受益。
朱亮[3]2013年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发展高速期。随着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发展，各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以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和人口危机为主要内容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这些危机的存在和日趋恶化，给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促使人类开始反思自身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并试图改变先前的价值观念，调整自身的行为活动，以探寻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大卫·佩珀、威廉·莱易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萨拉·萨卡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吸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未来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观点，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围绕生态问题这个中心，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内在矛盾，试图寻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的环境伦理思想，特别是其所倡导的生态价值观、环境正义观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解决生态危机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本文以“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环境伦理思想”为研究课题，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者环境伦理思想的叁大理论来源、具体的发展阶段和道德原则，并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代表性人物的生态价值观和义利观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总结和归纳，寻找出其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最后根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状况，阐述了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环境伦理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启示，用于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高青龙[4]2014年在《爱默生思想的伦理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尔夫·爱默生,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被认为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所引领的这场兴起于新英格兰地区并迅速蔓延到整个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运动,被后世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爱默生用他激情昂扬的演讲向当时的美国以及欧洲人民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他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及欧洲人民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他的超验主义思想在美国甚至是欧洲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时至今日,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食粮,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各国人民,让人们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自然的沉静,找到精神的力量,也找到心灵的安宁。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源于十九世纪欧洲与美国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对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进运动、对美国文化一直起控制作用的欧洲文化思想,以及当时美国人民的心灵荒芜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等。同时,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了他对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的批判,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吸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接纳与创造性运用以及对当时的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东方思想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传播等。由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直接关乎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力量,因此,除了将爱默生的研究置身于传统的美国文学史以及美国文化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对其进行伦理的审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究其本质就是在向美国人民传达一种道德的指引,一系列能够带领美国人民实现精神独立的生活准则,一种带领美国人民努力达成真善美叁者和谐统一的精神向导,一个激励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并不断进行补充与完善的“美国梦”。通过对爱默生的思想进行伦理审视,我们发现“自然”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认为,自然可以给人类以精神上的启迪；自然那无拘无束的美毫无保留地面向所有人类,人类可以自由地感受和欣赏,并从中领会更高的道德或精神法则；自然向人类展现出美不胜收的多样性和永恒的道德法则,人类的本性则与这样的自然完全吻合；对于所有人类来说,他们最美好的体验就是能在欣赏自然的同时与之融为一体。从超验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合乎道德的、神圣的。自然除了对人类表现出能为人类所用的物用价值之外,更主要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特别是自然对人的道德教化功能及自然具有通过“超灵”(神)与人的精神相结合而形成的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精神价值。爱默生对于自然的崇敬、欣赏和热爱构成了他最原始的环境伦理思想,同时,他更进一步,以自然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阐述了他的超验主义自然观。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然观中所蕴含的这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超验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基础。爱默生思想从他的超验主义自然观出发,将自然、神、人叁者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神以“超灵”的角色出现,人的精神因为具有神性而演化为“超灵”的凸显者并与“超灵”保持一致；自然作为人的精神的象征成为“超灵”与人的精神能随时沟通的完美中介。当自然、超灵、人叁者有机地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完成了沟通与融合,并构建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时,真、善、美相统一的完美境界也向世人敞开了怀抱。而将这完美境界用文字等方式所进行的表达则构成了人类最好的文学艺术。因为这种人类灵魂的表达将直接作用于其欣赏者的心灵,引起两个灵魂之间的共鸣。因此,文学艺术是“超灵”的展现方式之一,对人类灵魂起到洗涤与净化的重要作用。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诗人则以自然为基础,让超灵与自然相结合,通过超灵让自然进入人类的心灵,让文学艺术作品以启示的方式显露出他们的个性与创造的灵魂,并对人类起到道德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超验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人类的生活实践,爱默生以超验主义自然观为思想基础,批判了当时的消费主义萌芽,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提倡并践行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为了应对当时守旧并禁锢人心的教育危机,爱默生主张张扬个人的无限可能性,提倡个体完善的教育观。人类要通过自然这一精神的象征不断对自身进行道德的训诫,凸显人的精神的独立与神性,最终形成真、善、美叁者的完美统一,从而达到个人的完善。直面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环境危机,仅仅从强制性的法律方面着手来对人类的生存意识和环境意识进行规定,其效果和影响将十分有限和浅显。于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从心灵和精神方面去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文化观念等,最终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与社会的价值提升则至关重要。早在爱默生所处的时代,人类的这种危机就已经出现,他思想中的超验主义自然观,“超灵”与自然相结合的文学艺术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观和注重个体完善的教育观就是治疗这种社会危机的良药,并从中孕育了环境伦理的萌芽。归纳总结、挖掘阐释并深入研究爱默生思想的伦理意义对当今的环境伦理理论的研究和现实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以及消费伦理和教育伦理的重构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步楼[5]2005年在《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和付诸实施,反映了世界各国对解决目前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的迫切愿望,标志着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作为一种理性的发展模式,要保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持续性,不仅要在实践中确立政策的基本导向,更要建立起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机制。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告诉我们:随着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要在更加全面、深入的层面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以伦理机制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本研究从传统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入手,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依据,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确立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尝试对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本质、内涵和手段进行分析,初步确立起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伦理体系的框架模式。论文逻辑结构或框架安排按照“总—分—总”的逻辑次序展开,主要观点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新型伦理观”的基本结论;提出可持续发展伦理“叁维度”和“叁价值”的对称性分析框架;在生态伦理和代际伦理之外,首次提出域际伦理的概念及分析体系;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我国可持续发展伦理的实现模式。
曾建平[6]2002年在《自然之思》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和全球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伦理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依据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对它不足百年的历史，西方学者做过广泛的探讨。然而，从哲学角度看，这些探讨极少以自然哲学为立论基础，还没有深入到生态伦理学所不可或缺的本体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本文主要基于自然哲学同时兼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把生态伦理看成是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历程、现实缘由、学理背景、逻辑框架等方面的考察，揭示和阐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据此预测其未来走向。全文重在回答两个方面问题：1．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何以产生?它产生的内部原因、外部条件是什么?2．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如何发展?其现有的体系应进行怎样的内部整合、外部融合才能达致超越?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孕育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法、英、德、美等国的浪漫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热爱自然、回归自然情绪感染着后世的思想家。梭罗就是在这种气息的浸染下思考生态哲学的，他因而成为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缪尔则受到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的重要思想。20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创立期。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卡逊对化学物品之危害的揭露使得生态伦理适时地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广受注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两大派系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初具雏形，两大派系又各自分化为若干流派。生态伦理思想已开始渗入人类的经济、政治、科技、生活方式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缘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生态困境，这表现在环境困境、资源困境、人口困境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处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出现了精神失落，这种失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消费文化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这与生态困境的形成也有密切关联。或者说，生态困境与精神失落是现代人的双重变奏，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它们构成了促发生态伦理的动因和诱因。绿色运动的勃蓬兴起则是其直接动因。历史地看，绿色运动约略可分为叁次，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孕育、创立和发展叁个阶段。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绿色运动从实践层面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刻而直接的动力;反过来，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播、发展和深化又为绿色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指导它向纵深方向开进。 如果说，对现实缘由的分析重在阐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现实机遇，那么，对学理背景的考察则意在说明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理论基础。就科学背景而言，进化论和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关联。进化论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笠重新做了科学的确定，它不但蕴含着与后世生态伦理学相契合的思想，而且还直接启发着许多生态学家萌生生态伦理思想。然而，达尔文及其追随者的潜生态伦理思想明显带有人类中心论的痕迹。生态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学说，因具有与生态伦理学相融合的品格而被广泛运用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并成为其科学基础。概括而言，生态学所揭示的相互依赖性、整体性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但是生态学并不总是导向田园风光式的伦理，还时而导出帝国霸权式的伦理。就哲学背景而言，有机论自然观认为自然是活的生成的充满理智秋序的。这一观念在古希腊居于支配地位，由此形成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这叁大作为后来混合有机论之渊源的传统思潮。近代是机械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机论自然观退缩在宗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中不断与机械论对垒杭衡。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论不断受到挑战，有机论在现代再次受到青睐，并为整体论、过程论、后现代自然观所继承和发挥。它的主要原则与生态伦理思想存在契合转换的资质: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思想的构成因子;但有机论自然观并不直接就是生态伦理思想。当代西方伦理学日益致力于放弃形而上的致思理路而呼唤回归生活、回复德性，这种应用性的转向为构建生态伦理提供了养分和孕体。生态伦理本质上足一种后现代道德，它不仅把德性交还了人类而且还使德性延伸至人之外的存在者，因此它是一种“大生之德”，是应用伦理学的“范型”。、一 作为一种哲学形态，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为建构其学说创设了诸种理论预设。 一2一动物解放权利论认为感知能力是道德评判的最终依据。生物中心论则以生命本身作为理论预设，认为生命本身值得羊重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生态中心论则以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为前设，认为自然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这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自然拥有自我生存即不被人类利用的权利，尊重自然权利，这是人对自然负有的基本义务。?
王江荔[7]2015年在《伊安·巴伯关于技术时代的伦理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伊安·巴伯是美国着名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神学家,被公认为是宗教与科学对话的奠基人。作为科学家,他在宇宙射线物理学、核物理领域有着突出贡献。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对于过程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圣经》主题都有独创性见解。他致力于科学和宗教的对话研究,在整合科学与宗教的方法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对技术伦理和环境伦理进行了科学、哲学和宗教维度的考察,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技术、环境与伦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前景进行了建设性构想,特别指出基督教伦理对于解决技术时代伦理问题的独特贡献。本文对伊安·巴伯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了其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局限性,确立了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技术的社会建构思想——巴伯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巴伯认为,技术乐观主义把技术看作解放者,认为技术发展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技术悲观主义则把技术看作是对人类的威胁,是一种独立自主和不可控制的力量。巴伯支持语境论的技术观,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技术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的工具,技术并非中立的,技术设计时融入了特殊目的,他坚信通过人们自由参与政治过程,使技术发展转向人类基本需求的可能性。技术的社会建构思想是巴伯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由于社会和政治力量影响着技术的设计与使用,因此伦理评估不能局限于技术被使用的方式,必须扩展到社会环境并考察技术发展的目的,因此巴伯进一步对影响技术评估的人类价值进行多维考察；由于技术是我们影响自然并与自然相关联的主要方式,只有理解技术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方式、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技术的基本假设和态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巴伯的技术伦理和环境伦理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技术在本质上负载有价值,因此我们才有可能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第二,对人类价值的多维考察。巴伯认为科学、哲学和宗教为伦理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基础。虽然科学不能为推导出伦理原则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基础,但科学对伦理学有着重要贡献。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原则及公正、自由等概念,使我们能够澄清评价技术选择的伦理原则。宗教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做出特别的贡献：西方传统宗教伦理非常注重食物、健康、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个人实现等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个人价值；并支持叁种重要的社会价值——社会公正、参与自由和经济发展；《圣经》传统中的人性论对于当代技术发展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第叁,环境伦理思想的多维审视。从科学维度,巴伯分析了最近几个世纪正在变化的科学对自然的看法和生态学的发展,并对生物中心的伦理学进行了批判,进而得出结论：环境伦理必须由科学提供材料,但不能仅仅以科学为基础。从哲学维度,巴伯分析了环境对人类的利益、我们对后代的责任以及所有生命形式的平等,特别指出过程哲学对于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性。从宗教维度,巴伯指出了东方宗教、基督教传统自然观以及当代神学对环境伦理的贡献。第四,对农业技术与能源技术的伦理批判与前景展望。在对技术伦理和环境伦理进行多维度考察的基础之上,巴伯把目光转向技术的实践层面,对西方农业和能源发展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批判分析与前景展望。在巴伯看来,农业技术无疑是当今最重要的技术,他从粮食危机的真正原因和解决食物危机的对策、现代西方农业新模式对于对家庭农场和乡村生活以及农业经济与研究重点的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食物分配和全球正义四个方面分析了农业发展的伦理问题。巴伯认为,能源政策中包含着各种价值观：健康、公平、参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在选择能源时主要应考虑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也不能忽视技术和经济问题,并批判地分析了石油与全球正义问题、煤炭与环境污染问题、核能导致的伦理问题,并指出可再生能源对技术伦理决策的参考意义：比如太阳能有利于可持续性,分散技术有利于参与自由等等。第五,解决技术时代伦理问题的新视角。巴伯认为我们选择的技术类型应该有利于构建一个合理的、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是适当技术：即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根据一组特定价值对技术类型做出判断,技术必须适应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条件。针对工业国家流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巴伯提出了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观点,倡导节约型社会和简朴的个人生活方式,并指出技术向着公平、参与和可持续性的转向,需要我们改变旧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后工业范式”理念、“新环境范式”理念以及《圣经》关于正义、创造、个人实现、审判与希望的主题都为技术转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第六,对巴伯伦理思想的评析以及巴伯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巴伯对技术与社会、科学与伦理、技术与环境伦理、技术与政治、科学与宗教、神学与生态科学等主题的研究有着独创性贡献,但也许多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巴伯的伦理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对农业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批判分析与建议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巴伯的伦理思想构建既有逻辑严密的理论分析与概括,又有实践层面的应用和考察；既蕴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理想,又渗透着深刻地现实主义批判。可以说,对正义、自由和民主的关注贯穿其整个学术历程,他运用批判性与可能性相结合的理论构架方式,指出技术发展的方向应该有利于正义、自由、参与和民主。巴伯的伦理思想有助于开阔我们的技术伦理与环境伦理研究视野,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钦[8]2016年在《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大地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却也为周遭的环境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给予的绚丽多彩的同时也慢慢感受到了自然的寂静和人类主体意识的过度膨胀。如何正确应对生态问题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了当今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诉诸经济、法律、技术等方式,更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引。本文主要以生态环境发展的现状为背景,立足于马克思实践观,以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对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了大地伦理思想中合理的思想观点、探讨了其理论局限的部分,希望能够借鉴大地伦理思想中的符合当代生态发展状况的合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文章首先梳理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思想的产生背景,通过探讨该思想形成的社会和理论背景论证了大地伦理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其次,总结了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主要思想和特征,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的理论建构思路;论证大地伦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揭示了学者对大地伦理合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依据实践观中对象性活动的叁重关系范畴剖析了大地伦理思想分别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核心的层面-人与自然,以人的社会属性为核心的层面-人、社会与自然以及人类价值信念层面-人、自身与自然。本文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的立场分析大地伦理思想,认为利奥波德所提出的伦理规范的延展、整体主义意识以及道德情感信仰思想虽然唤醒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但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是陷入了忽视主体、缺乏理性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论困境。文章从理论上分析其思想根源并阐明其中困境,提出建立合理理性,规范人类实践来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戴梅[9]2014年在《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实践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人类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生态的利益，导致了大量生态问题的出现，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重新定位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并且需要寻找一些有效的策略去解决生态问题，同时这些策略需要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撑。美国的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自然价值论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探索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的第叁篇《实践中的环境哲学》提出了他的实践思想，从商业、荒野政策、濒危物种保护和个体生活领域四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策略。通过阅读罗尔斯顿的经典着作，文章追溯了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实践思想形成的背景，探索其理论基础，梳理实践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其理论特色，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借鉴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实践思想，寻找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之路，找出一些连贯的、有足够实用性的指导原则，为企业、政府在环境保护环境的政策制定提供帮助。
郭昭君[10]2013年在《高校生态德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问题日益凸现，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生力军，其生态道德素质的养成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培养我国高素质的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到学校德育中，进行生态德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德育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概念，其理论研究已经起步，且实证层面上也有了进展。但对生态德育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表面，不够深入，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体系。有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对生态德育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挖掘生态德育所具有的当代价值、理论基础，考察生态德育的现实实践，尝试建立生态德育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出高校生态德育的初步实践模式。基于以上思路，本文的研究按以下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生态德育理论体系构建。首先，本文从梳理当前对于生态德育概念的各种观点入手，将生态德育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以为：生态德育尽管与生态道德教育有相似之处，但唯有生态德育更能彰显德育视域下进行生态道德层面教育重要性的内涵。把生态德育与其他关于环境的教育作出区分，是高校生态德育研究的前提，并赋予环境教育与价值观内涵。其次，生态德育价值的探讨是生态德育理论的前提。如果生态德育没有价值，那么生态德育的一切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了价值。笔者对生态德育的价值进行了确证，认为生态德育能够培育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态公德意识以及激发生态需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培育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德意识、转变经济社会的机械、僵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培育包容开放的精神氛围从而推动社会和谐构建；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整合教育因素、创新德育因素、营造环境因素。其叁，生态德育的理论基础是关乎生态德育的方向发展、基本原则的指导性理论。本文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践观以及人的解放学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生态德育的重要理论基础。第二，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各种生态伦理流派思想也是生态德育借鉴的理论宝库。第叁，中国古代文化中儒道两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生态德育应该汲取的智慧源泉。第二条路径：高校生态德育的实证考察。一是对我国建国以来生态德育实践的历史考察；二是对我国高校生态德育实践的现状考察；叁是对我国高校生态德育实践现状的原因分析；四是在前叁个方面的考察基础上对我国高校生态德育实践模式的建构。笔者认为，我国生态德育刚刚起步，其实践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教学中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因而整体效果较低。分析其原因，本文认为，造成高校生态德育实践薄弱、效果低下的原因，与学校教育自身因素、以经济发展因素及消费主义意识形的影响直接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应对，固然离不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但在根本上必须付诸人的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和生态道德意识的形成，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因而，更需要有效的高校生态德育的实施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本文认为，高校生态德育要想提升实效性，必须遵循叁大原则、确立两大价值目标以及建立长效机制。其指导原则应该以主体性、整体性和层次性为方向；其价值目标应该分成两个层面，即：生态规则意识培育和生态道德意识培育，避免德育目标过高而造成的德育效果低下；并提出高校生态德育实践的课堂模式、课外模式和文化模式，形成高校生态德育的长效机制。论文最后，笔者对全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环境伦理思想的考察[D]. 张权兵. 内蒙古大学. 2004
[2]. 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作品之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陈学谦.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3]. 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朱亮. 南京林业大学. 2013
[4]. 爱默生思想的伦理审视[D]. 高青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5]. 可持续发展伦理研究[D]. 朱步楼.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6]. 自然之思[D]. 曾建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7]. 伊安·巴伯关于技术时代的伦理思想探析[D]. 王江荔. 山西大学. 2015
[8]. 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大地伦理”思想研究[D]. 李钦. 北京邮电大学. 2016
[9].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实践思想研究[D]. 戴梅. 苏州科技学院. 2014
[10]. 高校生态德育研究[D]. 郭昭君. 上海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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