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炳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增长问题，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不能逾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拉美国家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拉美化”问题；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地区在高速发展期过后，受高福利支出和高工资政策影响，债务负担加重，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日本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日本化”（Japanification）问题。这两种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其发展进程将极大的影响国际经济格局。最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国际经济出现一种近似“均等化”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发布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经济增长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经济一度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实际上，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亿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国内债券市场方面，美日两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总额的近60%。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大概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低技术产业到高技术产业转移，从生产部门到研发部门转移等几个阶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7-2001年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受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探讨人类的增长与地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的论题，对各国的发展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日本化”问题的深层次担心是，发达国家是否遇到了增长极限难题。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与创新将在长时间内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终的工业大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取代日本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三、“均等化”进程中的中国对策
“均等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家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世界经济格局更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过程。
均等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判断指标：经济总规模，世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是均等化进程的例证也是目标；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国际经济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和最终发展目标。
（一）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在“均等化”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的领土面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有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高储蓄率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有利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人均财富的“均等化”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欧洲联合制华的可能性增大，贸易冲突加剧。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在八十年代，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条件，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汲取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化”教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这既有转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够完善，制度缺失带来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处理好几大关系：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生发展，避免各种社会危机的发生。培育中产阶层，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的行为，规避“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机制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吸引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处理好工业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结合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继续农业经营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业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相结合，争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领国际分工链条的产业链高端，加快中国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加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延伸。建设多层次产业体系，维护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三）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预防“日本化”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众多领域全面领先，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科技。我国应该继续向先进经济体的管理与经验学习，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借鉴，吸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制度建设不力的教训。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东方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保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谦逊的态度，是与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问题教训，避免在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作用；避免过于依赖模仿和学习能力，要重视创新发展；预防工资刚性和福利制度刚性问题制约经济的活力；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注意公共债务管理，预防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导致政府政策转换余地缩小；保护和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稳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四）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民收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举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伴随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因社会问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今的国际经济是各国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生，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现阶段，需制定从国富到民强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资，实现一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着消费的上升，和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资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国际经济的“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国防体系，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积累可观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努力在各个多边组织中，和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关贸总协定和WTO组织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IMF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正致力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份额和话语权。这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应该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新开辟的国际经济磋商机制内发挥作用。G20会议以其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正成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的重要组织。在这个框架之内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也更难以就全球性挑战达成一致。
加强文化理念的沟通。和谐的国际经济也必然伴随和谐的国际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注意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宣传自身优秀文化，吸纳国外重要文明成果。建立起和谐的国际经济意识形态，维护国际主流价值观和商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