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彦同[1]2008年在《方剂学发展史研究》文中认为笔者首先对方剂学中的几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从史学角度对方剂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把方剂学的发展史分为七个部分:即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新中国成立后等时期。笔者分别研究了每个部分的历史背景、方书、着名医家和方书对方剂学的影响及方剂学的成就等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笔者也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方剂学的发展概况,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医药文化交流特色,某一类方剂的发展历史及其它因素对方剂学的影响等内容。另外,中药与方剂具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也适当谈及了中药学的发展概况。笔者还讨论了每个时期方剂学的发展特点,最后作以总结,并且指出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即先秦两汉时期——方剂学的萌芽与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剂学注重实用,略于理论;隋唐五代时期——大部头方书的出现;宋金元时期——方剂学的全面发展;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明清两代侧重方药共同发展(尤其是明代),方剂学走向由博返约的规范和整理阶段;鸦片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方剂学在逆境中的继承、发展与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继承整理和现代化研究,方剂学的发展和研究进入新的局面。笔者通过对方剂学发展史的研究,体会到方剂学是在历代医药学家广泛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熟的,并且方剂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方剂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方剂学发展特点。因而,笔者指出方剂学的发展也要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吸纳和利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做到与时俱进,使方剂学得到不断的发展。
初杰[2]2003年在《方剂学分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方剂学分类的研究，是指方剂学教材中方剂分类的研究。方剂的分类，紧紧伴随着方剂的应用而存在。但其分类的方式、性质都在随着不断发展的历史、不断发展的学科在同步发生着变化。目前，方剂学作为从基础和临床分离出来的独立学科，“功效分类”的模式已基本成熟和固定下来，但在具体应用和划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本论文的目的就在于找出目前方剂学教材中分类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此来完善方剂学的教材建设，促进方剂学科的发展，有效地为方剂教学科研及临床服务。一、古代方剂分类的回顾古代方剂的分类主要是以不同方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习惯上有以下几种分类法，即：病症分类法；证候分类法；病因分类法；脏腑分类法；组成分类法；功能分类法；类方分类法；综合分类法等不同形式。综合以上分类，不管有多少方式，从性质上看不外乎两种：一是被动的依附性的分类，这种分类的主要特点是根据不同病症的对应治疗，严格说是病症的分类，并非方剂分类；二是主动的自主性分类，它是从方剂学科特点出发，按功效进行分类，也可说成是方剂在前病症在后的一种分类。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出众多方剂的相关规律，才能使方剂应用简化、有序化，并有利于方剂的区别应用。这种分类的出现也是方剂学科业已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前1——6版方剂学统编教材有关方剂分类的回顾纵观前6版方剂学教材，在大的分类上有18——21剂之间的区别，在这其中，出入变化比较大的有：“痈疡剂”、“表里双解剂”、“祛暑剂”，而在其下的小章节分类（二级分类）也有众多变化。如“解表剂”的二级分类就有3——9种的不同。与此相似，其它章节的二级分类每一版的变化也较活跃。在具体方剂的划分上（叁级分类）争议性较大的，如：炙甘草汤、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凉膈散、大柴胡汤、叁子养亲汤、当归六黄丸、地黄饮子等。总体上看，1、2、5版教材在分类上趋于一致；3、4、6版教材在分类上趋于一致。叁、与方剂分类相关的理论及目前方剂分类存在的问题任何分类均应遵循分类的规则，即明确分类的标准，方剂分类的标准就是功效。为了达到合理的分类，有必要明确不同功效的层次概念，做到标准统一，相互独立。在具体应用上采用“主证、君药”的对接方式，将诸多方剂进行合理统一归类。对照以上原则，目前，现有方剂学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分类标准不尽统一，分类层次不尽一致等方面。四、方剂分类的设想纵观古今方剂分类的现状，遵循方剂分类的原则。审视目前方剂分类存在的不足，文中提出“17剂分类法”，即取消“和解剂”和“治燥剂”，简化“解表剂”的二级分类，确立“表里双解剂”一级分类的地位。据此，使“功效分类”的方剂分类体系更趋于合理，更接近于完备。
马红治[3]2005年在《清代前中期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1644-1840）》文中研究指明中医方剂,是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临床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方剂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简到繁的成长壮大过程。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清末,各类中医药文献中所记载的中医方剂,总数已达40万张以上。中医方书的数量也很多,仅《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方书”类所记载的书籍就有1950种,可谓汗牛充栋。 清代前中期(1644-1840)是中医方剂学从方剂的经验积累上升到主动探寻配方理论,并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从方剂学发展历史上看,清代汪昂《医方集解》(1682)开始将方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类、讨论,创立了新的综合分类法,可视为方剂学的初步形成。清代前中期温病方剂的研究与创新达到了新的高度,如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人,在治疗温热病方剂的研究方面均有较大的贡献。此期临床各科经验总结方书不断涌现。如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1740)、傅山《傅青主女科》(1827)、郑梅涧的《重楼玉钥》(1838)等,均从各科不同侧面对方剂学内容有了新的补充和发展,使方剂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备。 本文选择清代前中期方剂学史为研究对象,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努力挖掘方剂学新资料,为现实临床服务。通过对清代方书的研究,可以从中发现新的方剂学资料,总结前人制方经验和思路,为现代中医临床处方提供宝贵的借鉴。二是方剂学史的研究,对于医学史研究,尤其是学术专科史研究有学术价值。因此,总结这一时期方剂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其自身的若干新特点,探讨其发展内在原因和动力,期望对于未来方剂学的发展创新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清代以前,方剂学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方剂数量达到相当规模,出现了《普济方》这样大型的方书;另一方面,医家对方论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而明代的医学发展,特别是温补学派和吴又可对温疫的认识,为清代方剂学的创新提供了直接的医学知识积累。此外,清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使得方剂学出现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新综合分类法完善了中医方剂学分类体系 分类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学科发展的标志之一。关于方剂的分类,历代医家从不同角度采用了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主要有病证分类、脏腑部位分类、病因分类、组成分类、治法分类、药目分类等。清代前中期医家如张璐、徐大椿、
赵阳[4]2009年在《方剂分类的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剂分类的历史研究从最早的简单按病类方到现代多种分类方法综合运用,方剂分类方法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方剂学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方剂学不是孤立于中医药学发展的独立学科,它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始终以中医药理论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为动力,这一点,在方剂分类的发展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当前方剂分类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方剂学史研究为主要方向,方剂分类作为其研究的部分内容而得到关注;或直接以方剂分类为专题而进行的研究,但主要局限于个别着作或某个具体分类范畴,缺乏对整个方剂学发展史,尤其是方剂分类方法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总体研究分析。本文以历代方剂分类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较典型的方剂学史发展年代为划分,结合对其中数种重要方剂分类方法的具体深入,试图多角度探讨方剂分类方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发展的历史规律。权作抛砖,为现代方剂分类研究及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借鉴。1方剂分类发展简史1.1先秦两汉时期的方剂分类先秦至两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也是方剂学理论的萌芽期,先秦时期我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急剧变革期。社会形态的改变带来了哲学、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大发展。这些变化也同样影响和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黄帝内经》提出着名的“七方”理论,为后世的方剂组方、分类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五十二病方》等先秦时期帛书医方内容,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证明了对方剂进行具体分类的运用至少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而这种简单的以病类方随后逐渐发展完善成方剂学史上应用最多,历史跨度最长的一种分类方法——病证分类法。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实际的医疗分科。《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金疮疭瘛方》、《妇人婴儿方》等,其具体内容虽不可考,但仅从书名也可表明,先秦至汉代,先人已经开始对方剂依照疾病类属的不同而分类。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确立,该书在论述伤寒、杂病两个方面同时做到了辨病与辨证的综合。中医理论对“病证"的认识因此得到深化,这就为病证分类法提供了更为系统、科学的分类依据。其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创制了大量临床疗效确切,组方理论严谨的优秀方剂,构成千年来方剂学理论研究的主体。1.2晋唐时期的方剂分类汉末(公元220年)、两晋至唐(公元907年)长达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频繁的社会动荡、政权更替,统治版图的分裂和统一,封建社会制度逐渐走向完善,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一个高峰。祖国医药学也在这历史时期完成由理论奠基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病证分类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同一本方书中综合运用病因分类、病位分类、证型分类、病科分类的现象已明确凸现出来。而不似先秦时期《五十二病方》那样的简单按病类方。剂型分类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和运用。《外台秘要》卷叁十四归类有“坐药方叁首”,“坐药”对给药途径的描述,从其方剂制方过程看,基本类似于今天的栓剂,这是历史上较早对方剂剂型归类的一个实例。1.3宋金元时期的方剂分类北、南宋统治者及朝廷对国家医药卫生行业的重视程度之高,在历代政权统治中是少见的,大量官修方书药典的问世即是其明证。病证分类法发展到此时期已臻成熟和完善,甚至如《杨氏家藏方》、《魏氏家藏方》等民间私刻方书都有对病证分类法熟练的运用。金元时期,大型方书着作较少,但医学理论、方剂学理论均成就辉煌。着名的“金元四大家”虽并未直接提出新分类方法,但其对后世方剂分类的影响甚大。其所论治法、所创方剂大量为明清兴起的治法分类所引用。《丹溪手镜》一书据《内经》“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等药性理论指导方剂分类,阐发“五味阴阳寒热”分类之法。1.4明清民国时期的方剂分类方剂病证分类法的逐渐成熟、治法理论的不断深化,为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的新方剂分类方法的出现奠定了条件。“八阵”、“十二剂”、“八法”等功效分类理论主要为明代诸医家所提出,清人汪昂总结前人经验,最终总结出以功效分类为主,结合疾病、科属等临床需要而辅设病证分类的综合分类法。组成分类法也在同时期得到丰富和完善,《小青囊》、《祖剂》等方书,均主要以方药组成之异同而类方,对组成分类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清末民初,随着西医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中西汇通的潮流在方剂分类中也有所体现,出现了以西医解剖生理体系和疾病分科等范畴分类中医方剂的现象。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西结合思路的引导下,这一运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1.5现代的方剂分类新中国成立后,方剂学科蓬勃发展,方剂分类方法的研究也得到深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叁十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科学知识的普及,媒体出版事业的繁荣,方剂分类方法也在具体运用中呈现出新的面貌。由于对历代秘方、验效方的重视,这类方书的社会需求也较高,出现了大量秘验方类方书的整理和出版热。与《肘后备急方》、《小品方》不可同日而语,这类方书的病证分类多采用中西医病名结合。相关病种划分尽量浅显易懂,较生僻的中医病名不再沿用,反映了现代方书普及的新特点。近期,还有学者尝试运用“八卦医学”理论对历代名验方进行分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方剂分类的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2叁种主要分类方法历代方书中所出现的方剂分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一经推出便世代沿用的病证分类法,也有部分方法属一家之言而未得流传者,例如叁品分类法、五味阴阳寒热分类法等。故本文选取其中叁种历史跨度较长、影响较大的病证分类法、功效分类法和综合分类法分别探讨。2.1方剂的病证分类方剂的病证分类,简言之,即以方剂所治疾病及其证侯的异同等为主要标准来对方剂进行归类的一种分类方法。从历代方书中有关病证分类的实例来看,这里的“病证”概念实际包含相当广泛,除病名证侯外,尚有病因、科别、病位等相关范畴。从今天的方剂学科迅速发展壮大回溯到我国现存最早方书《五十二病方》,病证分类法做为最早出现并运用至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分类方法,其在方剂分类历史上占极大比重。通过对先秦、两汉、晋元、明清民国及现代5个主要历史时期相关史料的分析讨论,初步勾画出病证分类法发展历史:方剂病证分类法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经过晋唐时期的发展,至宋已臻完善。在现代医学的影响下,当今的方剂病证分类呈现出综合运用中西医疾病分类体系归类中医方剂的新面貌。2.2方剂的功效分类此分类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指导理论的提出也是建立在中医药学理论较为丰富的前提下,“十种”理论为其嚆矢。通过对“十种”、“十剂”相关理论沿革的分析和明清“八阵”、“医门八法”的研究,发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在该分类法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与之对比,病证分类法虽较早出现,却鲜见其分类之理论,只能依附于医学理论及临床的发展而相应调整。是否具有专门的理论指导,也是这两种分类方法的一个显着区别。该法是与方剂自身属性特点结合较为紧密的分类方法,为方剂学科研究所推崇。2.3方剂的综合分类方剂的综合分类主要包括叁大类,一是以病证分类为主辅以剂型分类,二是以功效分类为主而辅以其他分类方法者,叁是病证分类与功效分类并重的综合分类法。现代方剂学研究一般多指以功效为主者,代表作为《医方集解》。明清以前的综合分类法主要是以病证为主辅助以剂型等分类。明清以后,以功效分类为主而结合病证分类的新综合分类法逐渐完善。从方剂学自身角度看,后者明显优于前者,但由于编撰目的、使用对象的不同,两种分类法在随后均得到沿用。而从《医方集解》的问世到现代的《方剂学》教材的基本面貌来看,可以说,以功效分类为主综合分类法的问世奠定了现代方剂学科的雏形。近年来,众多大型方书编撰所运用的病证与功效分类并重的综合分类法,为方剂学科分类方剂提供新了的参考。讨论本文讨论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七方”理论的讨论,认为“七方”不属于方剂分类范畴。第二部分,通过对历代方书中主要运用方剂分类方法的分析研究,得出方剂分类方法的出现和丰富以中医理论、临床及方剂学的不断发展为内在动力。继之对其中病证分类法、功效分类法、综合分类法的历史总结,认为综合分类法是目前较主流和更为系统科学的分类方法。对方剂学科的教材编写体例,提出以下个人建议:以功效分类统全书之方,其次,再对全书所有方剂以病证分类,而以附录的形式载于书后,使全书方剂得到两种不同分类方法的双重划分。如是,便利于方剂学教学及加强与临床应用的联系。总之,本文对方剂分类发展的历史研究,主要运用医史学、文献学方法,搜集先秦至今主要代表性方书着作,依照主要历史年代和相关重要分类方法的不同划分,通过对其中分类方法的分析、归纳、提炼等,初步勾画出方剂分类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其内在历史规律。但愿这些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为以后的方剂分类及方剂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赵艳[5]2006年在《明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公元1368年～1644年）》文中指出方剂是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集中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是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病特点。方剂学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某些成就与特点。 自古至今,人们对方剂的整理、发掘及创制都情有独钟。但或许因为方剂与方剂学的实用性太强,以致于人们反而忽略了对方剂和方剂学自身发展历史及方剂衍化情况的理性回顾。为此,深入发掘整理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剂资料,理清方剂学学科发展的层次脉络,探求方剂学学术演变的自身特点,找寻方剂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重视,为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科技进步,中外交流与频繁的战争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医学、药物学的进步以及金元时期方剂学取得的成就促进了明代方剂学在深度、广度上的继续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明代方剂学发展为切入点,对此时期的方剂学成就与特点予以研究。 本文主体分为7个部分,即:方剂学分类体系的初步成熟、方剂命名的多样化、方剂组方配伍理论的新发展、通治方的发展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各类特色新方的创制、明代制剂学的发展与方剂剂型的新特点、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此外,本文对明代方剂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试图从外史与内史两个方面对明代方剂学的成就与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开展中医方剂学史研究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 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 从方剂学分类体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证)统方的方剂归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但不能完成对日益增多的方剂的归合;《伤寒明理论》在中药“十剂”的基础上提出了方剂“制方之体”的概念,隐含了方剂类别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对方剂进行归类;宋金元时期部分医家开始注重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方剂的分类,但从知识系统化来看,方剂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属于临床各科或病证。 明代除继承前代的方剂分类法外,出现了按剂型及组成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张介宾创立的“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发展了功用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致力于从方剂本身内部性质对方剂分类进行研究。同时,部分
蒋辉[6]2017年在《方剂分类理论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对方剂分类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研究其存在的各种问题,丰富与完善方剂分类理论,意在为研究方剂学科的基本理论提供方法与路径,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方法:选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各朝代具有代表性的方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科学学、诠释学、中医基本理论研究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搜罗、整理方剂分类的相关文献资料,归纳与阐释方剂分类的沿革、种类、思路、存疑等。结果:(1)方剂分类的概念,在古代文献中无明确记载,现代文献中可以找到其定义。对于各种分类方法,所有文献均未提及其概念,更没有文献提及方剂分类理论的定义。(2)梳理方剂分类理论的沿革。先秦时期有病证分类的《五十二病方》,秦汉时期有六经分类的《伤寒论》、病证分类的《金匮要略》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病证分类的《集验方》、《小品方》等,隋唐时期有病证分类的《诸病源候论》、综合分类的《备急千金要方》等,宋元时期有初现叁焦分类的《博济方》、病证分类的《是斋百一选方》等,明清时期有类方分类的《祖剂》、六经分类的《伤寒附翼》等,近现代时期有按脏腑部位和临床各科分类的《验方新编》、笔画分类的《古今医方集成》等。(3)方剂分类的发展。通过对历朝历代方剂的分类进行系统整理,可以发现方剂的分类经过了由稚嫩到成熟,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立,由依赖性到自立性的变化过程,并且由此可以看出方剂学的成长经过。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叁点(1)结合古、今文献可概括为:方剂分类指人们对方剂进行划分及归纳整合,使其系统化、规范化的一种认识方剂的方法。方剂分类理论指研究方剂分类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由内涵、外延、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2)对于方剂分类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病证分类法、病因分类法,脏腑分类法等均为被动性的分类,其主要特点为方药从属于病证、脏腑、临床各科等,病证在前,方剂在后,其为方剂分类的不够成熟阶段。此时,方剂还没有从临床学科分化出来。而以病证分类为主和以法统方为主的综合分类是主动性分类,其主要特点为方药在前,病证在后,是方剂分类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方剂从临床和药物学科分化出来,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一门独立学科。(3)每一种方剂分类有其产生的思路,一种思路反映一个历史阶段或某些医家对方剂的认识,寻找一种体现方剂分类自身特点的思路,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客观上推动了方剂学科的独立。这些思路对方剂分类方式的形成有指导作用,对探求方剂分类的本质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杨永超[7]2012年在《多元分析在中医方剂分类中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方剂特征信息的数量化,对方剂中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等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其数量的变化规律,从而客观地了解方剂中中药间的组方规律,探索和完善数值分析技术在方剂分类方面研究,为方剂分类提供循证途径；为方剂分类的客观化、标准化提供研究基础。方法：通过对古今方剂的整理,建立了入选本研究方剂的规范标准,最终从《中医方剂大辞典》中筛选出与方剂学国家规划教材第七版中组成、功用、主治、方源等均相同的145首方剂,通过对方剂特征信息的数量化,对方剂中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等因素进行多变量统计分析,同时对分析技术应用的拓性问题进行探索讨论,对方剂特征信息的数量化和采集设计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与讨论：采用以上方法对方剂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基本符合历代方剂学家的分类,符合率为74.48%。但其中有一些个别与传统分类不一致的方剂,同时也有一些是以往归属不一致的方剂,说明中医方剂的组方从数量变化的视角看,还是有其规律的。采用因素分析对方证和方药的特征因素的数据结构和维度分析,均未见有明显的主成分和主因子,说明方证和方药的特征信息是重要和不可压缩替代的,且它们之间没有重迭表述。结论：通过对大量方剂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规范化研究,建立数据库,运用数值分析的途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中医临床基本方剂的分类因素进行挖掘并进行医理的专业评估,研究中医临床基本方剂分类客观化、规范化的途径是有其可行性的。本研究对145首方剂中所含中药性味、归经、功效等因素进行数量化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使用数值分析技术对方剂,从其数量变化反映出的规律进行了分类,以其达到客观化、规范化,旨在分类途径上有所创新。结果具有对尚未明确分类方剂的分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中医方剂分类的循证路径具有参考意义。
沙珊珊[8]2017年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中医祛湿法术语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医逐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也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中医药国际传播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中医翻译起着沟通双方的桥梁作用,中医翻译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医提供对外医疗服务过程中,临床诊疗术语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现阶段研究中对中医基本名词术语的研究较多,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相关英译研究内容相对不足。在此背景下,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英译研究十分必要。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对比各版本中医祛湿法术语英译,提供基于各版本的中医祛湿法术语参考译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双语教材《方剂学》(Chinese medical formulae)中祛湿法术语所在语篇的翻译原则和策略,以期为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和中医英语教材建设添砖加瓦。研究方法:本研究以中医内治法术语下祛湿法术语为研究对象,根据理、法、方、药体系中"法随证立、方从法出"的原则,将所研究的祛湿法术语按照方剂学祛湿剂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然后从目前权威性强、认可度高的六个版本中医术语英译国际、国内标准、辞典/词典中找出对应祛湿法术语英译,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以术语翻译的准确性、系统性等原则为考量依据,从语义、词法结构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准确把握术语含义、理清逻辑关系,对比分析术语在各版本中的英译特点,总结翻译方法,提供参考译本。在完成术语英译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以双语教材《方剂学》(Chinese Medical Formulae)中祛湿剂小结的英译版本为研究对象,梳理出英译中的问题,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根据双语教材的文本特点、交际目的和读者特征,以另外两本中医英语教材为英译参考,分析祛湿剂小结的英译,总结双语教材《方剂学》(Chinese Medical Formulae)中祛湿法术语所在语篇的翻译方法,探讨中医术语在语篇中的英译及中医教材的英译原则和策略。研究结果:第一,中医术语英译方面,名词委版《中医药学名词》中祛湿法下术语共18个,按方剂学祛湿剂分类体系可分为芳化类、清热类、利水类、温化类、祛风类5类。通过对每一类术语进行分析发现,祛湿法术语中词主要有名词和动词两类,较为特殊的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的情况,如"芳香"、"苦"、"温"、"淡"指代相关性味的药物,英译时应明确译出其指代含义。动词是术语英译的关键,术语中动词数量和种类都较多,18个术语中共出现了 13个不同动词,总计30次,其中主要的动词有化、利、除、祛等,应结合其特殊性与系统性确定其英译。通过词法和语义确定术语的逻辑可分为并列、凭借、目的叁类,英译分别为and、with、to。第二,语篇英译方面,《方剂学》(Chinese Medical Formulae)双语教材中祛湿剂章节小结的翻译存在语用性和语言性两方面翻译失误。研究结论:第一,从研究对象看,首次对中医治法术语中一类术语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不仅研究了中医术语翻译,还研究了术语翻译的应用,即术语所在语篇的翻译,深化了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第二,从术语英译看,应深刻挖掘术语内涵,在理清术语含义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翻译,从词法结构与语义逻辑两方面把握术语整体英译结构形式,同时准确区分动词内涵,选择对应的动词英译并保持系统性和同一性。第叁,从双语教材中术语英译看,首先,语篇中术语英译存在同一个术语在语篇中翻译不一致的问题。应保持在同一语篇或文本中术语的英译的一致。其次,双语教材中术语英译存在多样化的问题,因此,双语教材中术语英译要尽量做到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再次,双语教材中有些术语英译在借鉴术语英译词典、标准等时时存在生搬硬套的问题。应结合语境对术语英译进行适当调整,凸显语境下术语英译的准确性。最后,双语教材的英译时语言表达上的问题最为突出。中式英语表达是最常见的问题。句子逻辑关系不清晰,缺乏必要的衔接。英译的语法错误较多。因此中医双语教材应在英语语言上下功夫。创新点:第一,扩大了中医术语翻译研究对象的范围。本研究以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治法术语中祛湿法术语为研究对象,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第二,尝试了可用于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的分类方式。与以往术语翻译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词法、词形结构分类,本研究从中医角度进行分类,将治法中的祛湿法术语与方剂中的祛湿剂方药结合起来。第叁,深化了中医术语翻译研究的内容。本研究在对比分析各版本祛湿法术语英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在语篇中祛湿法术语英译原则和策略,是对以往止于术语翻译本身研究的推进。第四,探讨了翻译理论对中医翻译的指导。本研究运用翻译目的论指导中医术语和中医双语教材的翻译,梳理目的论的来龙去脉,领会该理论的精髓,力图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探讨祛湿法术语及其在双语教材相关语篇中的英译原则和策略。局限性:第一,研究对象的遴选。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祛湿法术语)选自名词委版《中医药学名词》中内治法下祛湿法术语,由于治法术语本身含义抽象概括,术语分类界限模糊,术语分类标准并不是唯一。因此,仅以一本词典作为祛湿法术语的遴选标准会存在术语收录不全面等问题。第二,术语英译版本的选择。本研究的英译分析是基于世中联版、WHO版、李照国版、魏乃杰版、方廷钰版、李永安版六个英译版本。这六个英译版本具有较强权威性和代表性,但仍不能涵盖目前祛湿法术语的所有英译,这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第叁,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在撰写本论文过程中,尽管本人研读了大量的文献,对研究进行反复论证和修改,但由于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分析及结论还需权威专家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
黄鑫[9]2005年在《近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1840-1949）》文中认为方剂学是研究治法与方剂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学科,是连接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方剂学史即研究方剂学发展历史的学科,包括方剂的产生、演变、组方理论的进步、剂型的发展、剂量的变迁等个多方面。本文拟对方剂学的断代史进行研究。 中医方剂学史的研究和其他被投入较多关注的中医学术专科史研究相比,较为薄弱。近年来,出于临床和科研发展的需要,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力度也有相对加强的趋势。对方剂学断代史的研究可以补充和完善医学史研究上的某些空缺,因而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本文选择近代方剂学史为研究对象,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对近代方剂学的发展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本研究旨在从史料中挖掘出近代方剂学发展的线索,考察影响近代方剂学发展的内在和外部因素,探讨方剂学发展的规律,对方剂学发展过程中的事物或事件做出客观的评价,为当今方剂学的研究提供借鉴。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二个方面,一是努力挖掘方剂学新资料,归纳、总结前人的临床经验和制方思路,为现代中医的临床应用与发展提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二是方剂学史的研究,对于医学史研究,特别是学术专科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益于对方剂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力等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笔者阅读了近代社会背景的相关着作,学习了近代中医学各科的一些知识,对方剂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认识。笔者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二楼独本书库和四楼古籍书库中查阅了近代方剂学教材和讲义类书籍;着名的方书类着作以及相关的论着;有代表性的中药学着作;名家的医案和医话等。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近代的方剂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主体分为6章,分别为:近代历史背景下的中医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制新方;科技进步促进剂型改革;时代的发展催化方书的出版;方剂学学科的初步建设;西医学传入后对方剂学的影响。本文重在探讨近代方剂学在发展的
刘芳[10]2011年在《乌梅丸及其加减类方的方证规律研究》文中提出本课题以乌梅丸加减经验方群的古今临床运用信息为研究对象,在“方证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各信息特点选择频数统计、关联分析和两步聚类的统计学方法对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挖掘。从“病、证、症”多角度研究分析该方的临床运用规律,并通过对方群进行分类所得的内部子集的特征描述,探讨以药物因素、症状因素和“药-症”因素进行方剂分类的数理研究方法。课题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作为古代文献来源,共收集16首古方,CNKI数据库中的期刊文献作为现代文献来源,共搜集206篇文献,354条病案,参考《中华本草》、《中药别名大辞典》、《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医证候鉴别诊断》、《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等制定相关标准化文本。研究包括传统统计分析方法考察古今乌梅丸运用的方证规律和采用关联和聚类分析探讨现代乌梅丸运用的方-证规律及子集结构特征。频数分析研究发现,古方核心配伍为“鸟梅+黄连”,高频加味用药有吴茱萸、麦芽、神曲、肉桂等,原方药物中黄连、附子、桂枝剂量配比较大；现代用方范围明显扩展,其用药剂量偏大,核心配伍为“乌梅+附子”,高频加味药为肉桂、白芍、甘草、吴茱萸等,原方药物中人参、当归剂量配比较大。古方所主疾病以泄泻、痢疾、蛔厥为主,现代扩展治疗头痛、胃痛、眩晕、崩漏等,主治症状在古方基础(大便溏泻、手足厥冷、脘腹疼痛、食欲不振、心中烦躁、呕恶、口干渴)上扩展见疲乏、消瘦、腹满、头晕等症。研究还发现本方的现代运用治证涉及的舌脉主要有舌红或舌淡白及舌瘀暗,舌苔白或滑腻；弦脉和细脉,或沉弱及数的特点。古今病证病机较为一致,多为寒热夹杂或虚寒证。关联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乌梅丸在现代应用中常见药物组合主要有“附子+干姜”、“附子+人参”、“附子+细辛”、“当归+桂枝”及“附子+乌梅+干姜”、“附子+乌梅+人参”、“附子十乌梅+细辛”、“当归+乌梅+桂枝”等、治疗症状主要组合有“口苦+食欲不振”、“口干渴+食欲不振”、“心烦+手足厥冷”、“呕吐+手足厥冷”及“呕吐+恶心+手足厥冷”、“大便溏+口干渴+口苦”、“手足厥冷+脉弦+心烦”等；“药-症”组合主要有“桂枝+小便不利”、“桂枝+恶寒”、“细辛+脉弦”及“肉挂+干姜+脐腹痛”、“甘草+当归+疲乏”等。表明现代该方运用中常用“温里涩肠止利”、“温阳益气生津”、“祛寒敛阴止痛”等配伍药法,主治证涉及“胆热脾弱,肝郁蕴热”等病机。两步聚类结果显示：药物聚类结果得到方群的主要子集主要有“桂枝+蜀椒+黄柏+细辛+干姜”、“桂枝+黄柏+蜀椒”、“蜀椒+黄连+细辛+甘草”等,提示现代乌梅丸加味运用以原方药为核心的特点,以寒热并用为基本结构,有偏寒或热、暖下清中、温养气血不同方向上的药法配伍等特点；症状聚类结果中得到各子集的常见症状组合主要有“舌红+复泻”、“脉弦+心烦+于足厥冷+口干渴”、“脉弦+手足厥冷+心烦+脉滑”等,提示乌梅丸主治里热证和里虚寒证的特点,并涉及到虚实与病位的病机侧重；“药-症”聚类结果中得到“脉细+疲乏+桂枝+腹泻”、“桂枝+蜀椒+疲乏+脉细+食欲不振+腹泻”等关联组合。以上两部分结果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该方随症加减的运用规律,共同反映了该方临床运用过程中以原方药为主进行加减的加减方群特征。本文还通过对比分析各种聚类结果,探讨了以聚类软件分析方剂多维信息的经验与不足。本文通过对乌梅丸古今临证运用信息的整理,借助现代统计方法挖掘该方临证运用规律,为该方的临床运用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并以“方证相关”为指导从方法学上对方剂的分类研究进行了探讨,为方剂的分类提供一种可能的研究途径。
参考文献：
[1]. 方剂学发展史研究[D]. 康彦同.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8
[2]. 方剂学分类的研究[D]. 初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3
[3]. 清代前中期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1644-1840）[D]. 马红治. 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5
[4]. 方剂分类的历史研究[D]. 赵阳.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9
[5]. 明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公元1368年～1644年）[D]. 赵艳.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6
[6]. 方剂分类理论的研究[D]. 蒋辉.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7
[7]. 多元分析在中医方剂分类中应用研究[D]. 杨永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2
[8]. 翻译目的论指导下中医祛湿法术语英译研究[D]. 沙珊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9]. 近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1840-1949）[D]. 黄鑫. 中国中医研究院. 2005
[10]. 乌梅丸及其加减类方的方证规律研究[D]. 刘芳.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