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军锋[1]2003年在《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与收益递增——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目的在于，在对内生增长理论(或者说是增长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如下问题：什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或者说什么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作为这一问题的延伸，下面这一问题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在政府的边界之内，政府做什么能够促进增长——或者说政府应该做什么去促进经济增长吗? 一个统一的框架或一条清晰的主线有助于我们很好的把握理论本身。然而，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并没有已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确切地说，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合体。从对内生增长理论本身的研究现状看，现有研究成果并没有使得原本略显凌乱的内生增长模型变得清晰和易于把握。 国内外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特点归结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的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结果，并分别对内生增长模型所侧重的某一方面：如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进行了详细述评。上述观点无疑各自抓住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侧面。然而，在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或一条清晰的主线的情况下进行理论研究，所得到结论无疑也是片面和不清晰的。 本文认为，构成内生增长理论的诸多模型之间既存在差别，又有一些共同的思想元素，以劳动分工为主线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研究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增长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其主要思想来源，就是Adam Smith、Marshall以及Allyn Young关于分工与增长的思想。Smith(1976)指出了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叁条途径：(1)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人力资本积累)；(2)节约劳动者在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时间；(3)利于“简化和节约劳动的机械”的发明(物质资本积累)。不难看出，如果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这叁条途径“翻译”成现代经济理论中的术语，那么它们分别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内生技术进步”(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内生增长理论家一致认为，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技术进步又源自何方呢?显然，这与人类的知识积累有关——迄今为止，我们可以把人类知识归为两类：源于实践的经验积累和通过学校等独立教育部门获得的理论知识。对于前者，假设经济以工业为基础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归功于工厂内部的分工；而对于后者，这可以视为社会分工的结果：家庭、学校和厂商中的研究部门显然都对其有积极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人力资本)积累或是厂商为追求利润对R&D有意识投资的结果(或无意识投资的副产品)，或是来源于干中学、学校教育和有目的培训等厂商、家庭或个人对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 内生增长理论的逻辑在于：通过分析技术进步的过程以及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来使技术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与知识或人力资本密切相联，一方面，内生增长模型中把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视为同一概念，探讨其特殊性质所能带来的收益递增；另一方面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视为取得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思路是：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之间存在正反馈。一方面，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扩大了市场范围，又有助于加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于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收益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内生增长理论展开研究:一方面，分工表现为新行业的出现及生产迁回程度的加强，分工经济是一种多样化经济;另一方面分工表现为工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同一产品，即工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分工经济是一种专业化经济。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政府、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政策、家庭和学校对R&D的直接、间接影响;而工厂内部的分工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R&D部门的贡献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作为技术进步的两种重要形式，发明和创新意味着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的引入，从而导致产品种类的增加和现有产品质量的改进。发明和创新同时意味着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以及新市场(新地区的出口市场一国际分工或新的类型的市场一例如金融市场)的出现。发明和创新的增加，一方面会引起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或某种其他类型的垄断组织会创立，另一方面，市场结构也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平衡路径。最后，研究还涉及在厂商(以及国家)之间创新能力、投入效率、产品技术、行为和战略规则之间的不平衡与多样性所导致
刘剑[2]2004年在《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认为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 ,并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 ,因而合适的政府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 ,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资。
刘剑[3]2005年在《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文中认为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它所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仅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各国经济长期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李勇坚[4]2003年在《知识与增长》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知识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主线，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模型为背景，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分析。全文共分第12部分。第2、3部分对本文分析的基础：知识的定义与知识的经济学性质以及引进知识的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后的基本内生增长模型(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分析。如果引进知识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则产生了知识的双重外在性，代表着内生增长模型发展方向的Neo-Schumpeterian增长模型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第4部分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讨论。如果单纯考虑知识的正的外在性，则所得到的内生增长模型大多均有规模效应，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末期发展了大量非规模效应增长模型，本文第5部分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Neo-Schumpeterian增长模型以垄断作为知识的生产动力，必然与市场结构相联系，本文第6部分对于市场结构与内生增长之间关系的模型进行了研究。如果将知识的外在性剥离出来，就产生了以一般目的技术(GPT)为基础的增长模型，本文第10部分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在第7、8、9、11部分还对人力资本与知识交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模型、以知识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多均衡与不确定性、知识扩散与内生增长之间关系的模型、以知识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政策含义等进行了研究。 最后，本文第12部分从发展逻辑、模型假设、方法论等多方面对以知识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简要评论。
刘剑[5]2005年在《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文中研究说明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建立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不仅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各国长期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魏婕, 任保平[6]2011年在《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新发展述评》文中认为本文在梳理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总结了近些年探讨报酬递增源泉的理论方面新进展,从中概括出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的特点。同时立足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中国增长过程中步入报酬递增的良性运行机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张筱峰, 刘剑[7]2004年在《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对规模收益递增、外溢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等的强调,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突破。内生增长理论不仅能较好地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而且其丰富的政策内涵对各国长期增长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框架、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张筱峰, 刘剑[8]2004年在《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提出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以 来 ,罗 默 、卢 卡 斯 等 经 济 学 家 在 汲 取 前 人 经 济 增 长 思 想 的 基 础 上 ,通 过 对 新 古典增 长 理论 进行 重 新思 考建 立 了内 生增 长 理论 。内 生 增长 理论 认 为,一国 长期 增 长取 决于 以 知识 或技 术 进步 、人力 资本 等 为 核 心的 内 生 变 量,并 且这 些 内 生 变量 对 政 府 政策 是 敏 感 的 ,因 而 合 适 的 政 府 政 策 在 长 期 增 长 中 发 挥着重 要 的作 用。 基 于内 生增 长 理论 ,我 国要 保持 持 续的 长期 经 济 增 长就 应 进 一 步完 善 促 进 人力 资 本 积 累与 技 术进步 的 制度 基础 ,增 加人 力 资本 、研 究与 开 发等 方面 的 投资 。
王必好[9]2016年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重点研究创新驱动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导向,首先分析我国科技创新所处阶段及其特征变化。基于中关村创新驱动发展实践,探索建立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深圳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表明,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对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创新驱动发展实践表明,开放式创新有利于实现技术持续进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推进技术融合与协同创新。市场配置资源,将会为企业带来更高技术创新效率。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企业不同的竞争策略,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带来差异化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实现条件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既定要素投入获得最优产量水平。企业吸纳高新技术时,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效率的杠杆调节作用和要素集聚功能,吸引更多优质要素,提高要素利用水平。企业科技创新主要不足有,创新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技术水平与国际相比有较大差距,创新能力低,绩效考核评价导向发生偏离,商业模式创新滞后,协同创新明显不足。我国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投入产出绩效考核机制,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突破,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引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政策性指标、科技创新主体的基本信息指标、R&D活动人员情况以及经费支出情况、科技创新成果及R&D活动产出情况等。评价中关村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是以相应投入、产出、新技术价值以及市场规模为基础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深圳是以研发、品牌、技术服务为核心,创新活动覆盖全产业链,吸引人力资本等优质要素增加创意份额,由低成本扩张转变为技术领先优势。高技术企业是创新主体,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要素供求机制、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以及主体之间竞争机制作用下,科技创新要素价值得到体现,组合比例更加优化,实现较高技术附加值,激活科技创新活力,加速技术更新换代。研究认为,政府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培育科技创新主体的配套政策。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是首要推动力量。高效率的科技创新活动表现为经济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换、竞争力明显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要素投入比例得到改善。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坚持开放式创新,以相对较小的自主研发投入获得更多产出,获得更高技术创新效率。这是因为,开放式创新基本上都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购买成果嫁接到生产环节,要素配置成本高,产出水平受到制约,难以大幅度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科技创新要素以效率为导向充分流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技术垄断能够吸纳、集聚更多研发资源,实现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技术创新效率会随着竞争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企业之间价格竞争更加有利于厂商形成强烈的科技创新动机,形成强大创新动力。直接采用最新技术,技术创新效率获得快速提升,企业将会加大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大学在协同创新中起到知识创新作用,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一体化加速推进成果转化与应用,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大量知识创新成果一旦投入生产应用中,就能裂变、分化为多方向、宽领域的先进应用技术,推进技术扩散。技术成果会因为技术链衔接配套更加完善,减少中间试错环节,成果转化顺利实现。科研单位在协同创新中集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高效率环节,健全市场竞争的选择机制,集聚更多公共科技创新资源。专业、精准、共享式科研平台有助于推出先导性、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企业在协同创新中实现高技术价值。技术应用到加工制造环节,加速与资本、人才以及原材料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融合,实现要素边际产出递增,达到内生增长效应。政府能够深化叁者之间协同创新活动,主要是催化和放大作用,有效解决协同创新中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以及科技中长期规划、公共科教资源等公地管理问题。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缺陷,增加合作效益,激励协同创新各环节挖掘协同创新的潜力,发挥其增值功能。
王荣[10]2006年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高科技企业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科学技术特别是代表科学技术前沿的高科技日益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关键因素。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作为研究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高科技企业飞速增长；通过高科技的产业化而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起步较晚，各种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的匮乏使得高科技企业增长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有效的解决高科技企业增长中的问题，特别是知识资源匮乏的问题，从而提高增长速度，就成为高科技企业领域实践和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使用了理论应用、实践分析的方法，致力于研究高科技企业的增长及有效的提升途径。 为了对高科技企业的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从一种新的研究角度——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高科技企业的增长。文章对内生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鉴定了高科技企业的概念，对高科技产业进行了分类，并对高科技企业知识资源进行了分析；利用内生增长理论的Romer模型，建立了高科技企业的增长模型，研究了在竞争环境和开放环境下高科技企业的增长。研究得出，高科技企业知识资源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增长率，而行业人才的数量的和质量也是影响高科技企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高科技企业学习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学习能力的好坏对于企业的增长速度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学习增长模型，本文分析了企业的知识资源与行业知识相比的高低与创新的选择问题，并进一步考虑了政府政策对高科技企业增长的影响。文章应用上述结论，分析了高科技企业增长影响因素。分析了联想集团的增长过程，验证了企业知识资源大小和企业学习能力高低对高科技企业增长的作用；研究了1990-2004我国大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出和企业科技投入、我国政府科技投入、教育产出、专利授权量等近15年数据的关系，利用统计学的回归分析，侧面证明了以上因素与高科技企业增长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劳动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与收益递增——内生增长理论研究[D]. 陶军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刘剑. 人文杂志. 2004
[3]. 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J]. 刘剑.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5
[4]. 知识与增长[D]. 李勇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5]. 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J]. 刘剑.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6]. 西方经济学报酬递增理论的新发展述评[J]. 魏婕, 任保平.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7]. 内生增长理论: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J]. 张筱峰, 刘剑.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8].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张筱峰, 刘剑. 理论月刊. 2004
[9]. 创新驱动发展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D]. 王必好. 南京大学. 2016
[10].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高科技企业增长研究[D]. 王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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