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叶[1]2004年在《财务困境公司的破产清算和重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这些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不但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而且给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的关注。从中国证监会2001年12月5日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以来，人们对“ST”和“PT”上市公司越来越关注，尤其关注他们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去留问题。而我国对财务困境问题研究的比较少，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事前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对公司出现的财务困境进行预测，而对事后发生财务困境公司的出路，即是进行破产清算还是重组几乎没有研究。所以本文对处于财务困境公司是进行破产清算还是重组进行研究。本文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现实指导意义。首先，选取了“ST”和“PT”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把“PT”公司作为破产清算公司，并把“ST”公司中发生重组公司作为困境重组的公司来研究，解决了人们关注ST和PT公司出路的问题。其次，首次利用用契约理论及其假设来研究困境公司破产清算和重组的问题，解决了关于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缺乏理论基础的问题。最后，利用逻辑回归分析模型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对我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并购，股权重组，资产置换提供了借鉴，并对公司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组，达到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司业绩提供指导。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一共是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叁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第一部分前言主要介绍了有关问题的提出，主要内容和结论。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了有关财务困境预测以及破产清算和重组的国内外文献。有关国外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了两方面，一方面是介绍了有关财务困境预测的模型，另一方面是介绍了有关破产程序的研究。有关国内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了财务困境预测和单独进行破产和重组的研究。第叁部分理论分析主要介绍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理论基础契约理论及其假
杨秋波[2]2008年在《上市公司破产选择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破产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难题。由于制度缺陷,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难以破产,他们要么进行重组,要么被迫退市到叁板市场上,处于生死两难的境地。新企业破产法的颁布实施,给这些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很多选择:破产与否的选择、破产时机的选择、破产程序的选择等。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选择错误,不仅会使有挽救价值的企业错失挽救良机或者被清算,也可能使无挽救价值的企业被重整,使重整成为恶意逃债之门,这些都会进一步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失效。由于上市公司破产刚刚开始实施,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准破产上市公司进行破产选择时急需理论指导,但国内学术界对此则较少有深入系统的探讨。理论的现实需求的无限扩大与理论的欠缺之间的矛盾将阻碍准破产上市公司出路的正确选择。本文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具体来讲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上市公司破产选择的理论研究,对上市公司破产时机及破产程序的选择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二是对上市公司破产选择行为及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站在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探讨准破产上市公司的破产选择问题。考虑到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研究中涉及的准破产上市公司主要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暂未涉及。本文的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共有七章。第一部分:第1章——引论。在这部分主要提出全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第2章。这部分主要探讨了上市公司破产选择的概念框架。首先对上市公司破产相关概念(破产、财务困境、退市等)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准破产上市公司,并界定准破产上市公司是指达到了启动破产程序法定条件的上市公司,属于财务困境上市公司的一种。从而为下面的理论构建搭建平台;其次对上市公司破产选择假设、选择主体、选择动机、选择效率等作了概念的界定,为下面具体的理论分析做好必要的铺垫。第叁部分:第3、4章。上市公司破产选择的理论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第一,上市公司如何进行破产时机的选择;第二,法院、上市公司及其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破产程序的选择。第3章论述破产时机的选择。破产时机的选择包括二部分:一是破产与否的选择,二是具体破产时机的选择。破产与否的选择主要指是否提起破产重整,其选择依据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文中从谈判成本、代理成本、信息问题、破产成本、上市公司自身因素等方面对破产重整与私下重组进行理论分析,并从代理成本——管理层利益与动机——选择行为这样的路径对中国上市公司是否选择破产重整进行阐述。具体破产时机的选择主要分析了两种破产时机选择方式——策略性破产与延迟破产的选择、破产时机选择影响因素及中国的现实情况。第4章论述了破产程序的选择。论文从叁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破产程序选择的理论模型与判断依据;二是破产程序选择中的现实矛盾;叁是破产程序选择中的博弈分析。笔者认为当上市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面临着破产清算、和解、重整的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企业存续抑或清算的选择。各利益主体在破产程序选择中存在着利益冲突、控制权冲突,最终抉择在于债权人的选择和法院的判决。文中构建了破产程序选择的法官决策模型,指出上市公司存续与清算的判断依据是其经济效率。但经济效率的判断存在价值评估难题,在剖析现有价值评估方法在破产重整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局限性后,笔者提出价值评估难题的解决方案,并对破产程序的选择进行博弈分析。第四部分:第5、6章。上市公司破产选择效应的实证研究。目的是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和典型案例来对上市公司进行破产选择提供建议和依据。本部分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破产程序选择效应的研究;二是破产与否的效应研究。第5章对破产程序选择的效应进行经验研究。鉴于我国进入破产法庭程序的上市公司均选择破产重整或和解,因此我们就以这些公司为样本研究其重整和和解的效率,从而来验证这种破产程序选择的结果是否带来效率增进。具体来说先对18家被债权人提起破产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用事件研究法辅之以财务指标分析法研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效率。效率评价的依据是投资者是否通过破产重整得到了正常或超额的股票收益率,以及从长远来讲重整是否改善了企业的业绩。本文依次分析破产重整后的累积超额收益率(事件研究法)、相关财务指标在重整前后的走势(财务指标分析法)及上市公司重整后的发展(是否退市、摘帽、反复重整)来检验重整的效率。最后借助于对ST圣方破产和解的案例研究,考察了上市公司破产和解程序的效率。通过对重整与和解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借“壳”重整或借“壳”和解外,其他方式效果并不显着。国内存在大量不具有挽救价值的上市公司滥用重整,反复重整的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应该是强化破产清算在破产法的地位,避免“坏”企业借破产重组而转嫁负担。第6章对破产与否的效应进行研究。通过破产上市公司破产公告的效应研究和延迟破产的准破产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市场绩效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实证检验,对我国准破产上市公司是否选择破产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宣布破产公告,基本上不会给上市公司股价带来负面反应,反而会带来正面效应。从市场绩效来看,曾处于破产状态的准破产上市公司的市场绩效远远高于其配对样本,其处于破产状态后3年平均获得184%的收益。而从经营绩效来看,延迟破产的准破产公司在处于破产状态后3年内各项财务指标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这些公司仍然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态中,经营业绩并没有大的改善。并显着低于同时期、同规模、同行业的配对上市公司。这种矛盾的现象主要在于我国股票市场并不规范,证券市场上理性投资者的力量有限,投资者存在极大投机心理,再加上旧破产制度不适用上市公司,从而产生上市公司不会破产清算的社会预期,反而使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成为炒作的题材,使得股票市价上扬。破产公告助长了投资者的短期行为,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甚至造成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扭曲。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应该下大力气规范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引导正确的投资理念。另一方面,准破产上市公司在选择是否破产时,暂时不必要担心破产会给股价带来下跌,上市公司应该在需要破产重整时,及时主动提出破产申请,而不要随意拖延破产,从而丧失最好的拯救时机;拖延或重组对该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起不到挽救的作用。第五部分:第7章——结论与建议。本部分主要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及后续研究的建议。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如下:第一,研究内容新颖。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财务预警、产生财务困境的原因及困境后重组绩效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困境问题,较少关注困境出现后上市公司的出路选择。本文对该领域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从破产时机、破产程序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研究中国准破产上市公司破产选择行为及其效应问题,为我国准破产上市公司进行出路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第二,借鉴国外对破产策略选择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沿着代理成本——管理层利益——选择行为的路径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是否选择破产的问题。得出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使得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管理层由于控制权等因素的制约一般不愿上市公司破产从而拖延破产,使上市公司失去挽救良机的结论。本文就避免拖延破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在国内尚属较新的尝试。第叁,利用事件研究法辅之于财务指标分析法对中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除了借“壳”重整外,其他重整方式效果并不显着,并出现反复重整、最终退市的现象。因此得出国内不具挽救价值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滥用重整现象的结论,从而提出我国目前应设置适当的过滤程序进行适度“保护”,避免“坏企业借破产重整而转嫁负担”的建议。有一定政策上的贡献。第四,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借“壳”重整的效率,即,一方面分析借“壳”重整是否提升了企业本身的效率,另一方面分析借“壳”重整是否把资源配置给使用效益较高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提出借“壳”重整是一种有社会效率的重整方式。因为其把资源配置给使用效益较高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从个体效率而言,借“壳”重整对卖“壳”方来说无个体效率,因为其被置换到壳外,不但起不到挽救的作用,再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对于借“壳”方而言,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上市资格,具有个体效率。综合起来,借壳重整在目前壳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重整方式。这对目前的重整制度的实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五,对中国上市公司破产公告的市场效应进行了尝试性的检验。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宣布破产公告基本上不会给上市公司股价带来负面反应,反而带来正的效应。这种与国外不同的研究结论,为财务困境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林大庞[3]2005年在《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及其预测模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司财务困境预测的研究在国内外尤其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课题。作为经济和财务预警系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应用价值。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研究的需求日益迫切,急需通过完善的经济预测方法,建立起有效的经济预警系统。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建立,可以帮助市场经济主体降低运营风险,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保证我国资本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这一研究不断深化,而实务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强烈需求更是推动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本文从分析财务困境理论入手,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利用BP神经网络建立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进而研究财务困境理论在我国的运用。 1.第一章 对财务困境理论的起源、发展过程和基本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财务困境的基本概念、分类、形成财务困境的原因和在陷入后可以采取的措施。 2.第二章 对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做一个综述。 3.第叁章 通过对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各种建立方法和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本文使用的模型及其建立的方法。 4.第四章 建立财务困境预测模型。首先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特征和形成原因。然后为了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利用BP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了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预测模型,并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的学术观点和考虑到我国目前国情的基础上,筛选出14个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8家制造业、不同状况的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模型提前3年预测准确率分别达到88.9%。 5.第五章 在前述各章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研究,提出了财务困境理论在我国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和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具体建议。
王志伟[4]2004年在《财务困境及其与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文中认为金融学的研究对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不断转换,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初期,由于财富积累较少,金融市场呈现为买方市场,资金的供给者—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处于主导地位,金融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也表现为货币理论和政策、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等等。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财富积累的增加,金融市场也开始向普通商品市场一样成为一个买方市场(资金的需求者公司等市场参与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金融学研究重点又开始转向金融市场、财务金融、资产定价等方面。 虽然财务金融从 1950 年代以来一直是金融学研究的热点,但财务困境确是财务金融领域中相对生僻的课题。对于财务困境研究的文献倒也并非完全鲜见,笔者在正文中的文献综述中作了比较完整的整理。金融学家们在这个领域方面莫衷一是:不仅对于财务困境的定义、成因并无统一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财务困境理论。相对而言,大量的研究财务困境的学术论文集中于财务困境的预测方面,并且基本上都是使用公司的财务指标来进行估计。姑且不论财务指标本身就是财务困境的表现,用事后的表现来预测财务困境本身是否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就是财务指标往往也存在披露时间上一定的滞后性。本文独辟蹊径,从财务困境发生的内在因素出发,考虑资本结构、治理结构这两个影响公司本质特征的指标与财务困境的发生与否的内在联系。 资本结构是财务金融领域中最古老、最重要也是研究最广泛的课题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 Miller 和 Modigliani 所创立的 MM 理论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以MM 理论为研究的基础,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异彩纷呈。20 世纪 70 年代后,以产权理论、代理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核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出现,突破了 MM 定理研究框架的束缚,开拓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本文从资本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角度来分析资本结构和财务困境的内在联系,既引用了前人研究的丰富成果,又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发展了资本结构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界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可以一直追溯到 Adam Smith(1776),而 Berle 和 Means(1932)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观点。公司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英国经济学家 Bob Tricker 在 1984 年出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学界的观点也是不一而足。但是目前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在全球都成为热点。本文从治理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角度来分析治理结构和财务困境的内在联系,既引用了前人研究的丰富成果,又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发展了 I
李学芳[5]2017年在《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导致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断增加,财务困境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上市公司摆脱财务困境的途径已引起了我国政府、债权人及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通常,解决企业财务困境的方式有叁种:资产重组、破产清算或重整、债务重组。当债务人债务违约时,债权人基于回收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债务重组是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国,政治关联与银企关系作为两种特别重要的外部社会资本,能为企业带来重大的价值。已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银企关系在各个地区和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两种关系,当制度环境非常落后时,两种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企业带来利益支持企业的发展。那么,当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和银企关系能否为企业带来好处从而影响债务重组协议的达成和债务双方的债务重组决策呢?在我国这样的“关系”社会环境中,本文将研究政治关联、银企关系对债务重组的影响,分析两种关系对债务重组的作用机制,探讨哪种关系更有利于债务重组协议的达成,同时进一步探究单一关系与双重关系中哪种关系对债务重组的作用更大。本文根据企业债权人的性质将债务重组的对象分为金融类债权人与非金融类债权人,依据债权人是否申请司法途径将债务重组分为私下债务重组与法定债务重组,分别研究政治关联、银企关系对债务重组发生、重组对象选择、重组途径选择的影响。本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此处主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回顾相关的文献,并阐述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本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阐述财务困境理论、债务契约理论、债务再谈判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后面研究假设的提出及实证结果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是研究假设的提出。结合上一部分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政治关联关系、银企关系对债务重组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政治关联、银企关系对债务重组的发生、重组对象选择、重组途径选择的叁个大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样本来源、数据选取、变量的定义及模型构建。第五部分是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发生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对象选择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七部分是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途径选择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第八部分是结论部分。此处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结论及启示,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及对未来的研究展望。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最终得出结论:(1)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财务困境公司发生债务重组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在单一关系中,政治关联对债务重组发生的影响更大;同时发现双重关系比单一关系对债务重组的作用更大。(2)财务困境公司存在的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金融类债权人选择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在单一关系中,存在银企关系的财务困境公司发生债务重组时更容易与金融类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还发现存在双重关系的财务困境公司更容易与金融类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3)仅发现存在银企关系的财务困境公司发生债务重组时更容易达成私下债务重组协议。财务困境公司存在的政治关联关系、同时存在的双重关系与其私下债务重组方式的选择没有显着关系。总体看来,银企关系比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行为影响更普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处:一是以往对债务重组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政治关联与债务重组发生的关系、银企关系与私下债务重组的关系。在对重组对象与重组途径细化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发生、债权人类型选择、重组途径选择的关系。二是以往有的文献同时研究了政治关联、银企关系对债务融资、财务困境公司恢复的影响,研究了两种关系是否比只有其中一种关系的影响更大,但没有同时研究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之间的关系。本文同时研究政治关联、银企关系对债务重组的影响,并关注哪一种关系的作用更大,两种关系是否比一种关系影响更大。
高熙浓[6]2016年在《金融生态环境、财务困境与债务重组》文中认为利用负债融资的上市公司在经营不善或是投资项目不理想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当前持有的现金流量难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情形,并逐渐陷入财务困境。此时,及时而高效地解决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以避免破产给债权人和债务人带来重大利空成为当务之急。自2007年《新破产法》修订以来,重新定义了叁种法定程序:破产清算、重整和(庭上)和解。由于清算成本和税收优惠的丧失使得清算并非是最优的违约处理对策。而重整程序复杂、耗时过长、成本高昂,故在实践中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因此,和解程序在现实生活中被财务困境企业广泛地应用。和解即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根据其解决的途径又可划分为私人债务重组和法定债务重组。债务重组是债务人出现财务困难,债权人做出让步的经济行为,所以根据定义可以初步判断出财务困境与债务重组存在一定关系,即出现财务困境是进行债务重组的前提。关于财务困境的界定,国内国外研究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从财务困境的研究发展趋势来看,基于现金流量和债权人视角定义财务困境逐渐成为主流。因此,本文从现金流量难以偿还到期债务的角度来定义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用本年偿还负债支付的现金减去上年末的短期借款和上年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绝对值来定义财务困境程度。将财务困境公司的财务困境程度与财务困境公司的债务重组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讨论。同时,中国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是导致中国经济活动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债务人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是考虑地区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差距往往代表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控制程度、地方的司法环境的不同。从而能够影响地区财务困境公司解决财务困难的选择。因此,财务困境程度、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重组叁者之间存在着共生互动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债务重组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对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债权人,一类是以供应商为代表的非金融债权人。债务人与这两类债权人的债务又可看作是融资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选择进行债务重组来解决财务困境的债务人必然要选择是与金融类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还是与非金融类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不同公司的财务困境程度和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对债务人选择债务重组对象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两类债权人有不同的协调和议价能力,银行债权人由于持续监控债务契约和抵押物的存在会比其他类型的债权人更加精明,这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所以银行能够掌握债务人企业更多的信息,弥补了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银行在信息优势下能够广泛地参与公司的私人协商和债务重组。从两类债权人的重组成本来看,银行类债权人与财务困境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条件一般是豁免利息、复利、罚息、解除对应质押担保物或是延长债务期限,所以银行并没有失去获取本金的权利,所以银行进行利息减免的沉没成本较低,银行能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大,即使企业的财务困难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还本付息,银行也可以利用企业抵押的担保物,获取一定价值的赔偿。因此,本文从债务人的财务困境程度的角度出发,基于异质性债务下债权人不同的协调谈判能力,分析了债务人财务困境程度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从而选择债务重组对象产生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重组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又加入了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制度背景,研究不同的制度背景对财务困境公司债务重组对象选择的影响和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重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会有所加强或是减弱。此外,进行债务重组的财务困境公司还可以选择进行私人债务重组或是庭上和解。不同公司的财务困境程度和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对债务人选择债务重组途径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两种途径下进行债务重组成本的异质性,将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人可承受的债务重组成本联系在一起考虑,财务困境程度越严重的上市公司,越难以承受高额的解决成本。因此,本文分析了债务人财务困境程度对公司的债务重组途径产生的影响,同时,又加入了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制度背景,研究不同的制度背景对财务困境公司债务重组途径的影响。通过财务困境程度、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重组发生、债权人选择和债务重组途径选择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重组发生、金融类债权人选择和私下债务重组途径选择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重组发生、金融类债权人选择和私下债务重组途径选择具有显着负相关关系;在加入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制度背景因素后,结果表明,财务困境公司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同确实会对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重组发生、债权人选择和债务重组途径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作用,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的债务人的财务困境程度与债务重组发生、金融类债权人选择和私下债务重组途径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削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叁点:一是与以往文献界定财务困境的方法不同,本文从财务困境的理论定义出发,从现金流量角度入手,重新定义了财务困境程度。二是以往文献大多研究债务重组的盈余管理效应,本文却主要研究债务重组与财务困境的直接关系,丰富了财务困境经验研究。叁是本文对以前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增量贡献,细分化债务重组,对债务重组对象和途径选择进行研究,丰富了债务重组经验研究。通过研究财务困境程度和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重组发生、债权人选择和债务重组途径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财务困境公司根据自身的财务困境程度和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特点,选择更容易达成协议的债权人和债务重组途径,从而节约财务困境的解决时间和成本,有利于财务困境公司更快摆脱当前的财务困境状况,维持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朱蕾[7]2014年在《基于财务视角的金城股份破产重整效应分析》文中认为上市公司集中了我国的优质资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更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然而,生产经营不善、管理制度不健全、资产负债率高、偿债能力差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减缓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问题日益突出。破产重整为解决上市公司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且可行的方法。目前我国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都采用破产重整的方式来自救,但是重整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并且大多数重整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并未迎来期待中的发展拐点,而是在短暂的风光之后,再次陷入困境。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施效果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成为破产重整具有争议的关键性因素。破产重整是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内容,也一直是各国证券市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国学者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无论从重整次数上看,还是从交易金额上看,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重整方式也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ST公司选择进行重整,试图通过整合自身资源,来改善并提高业绩。但重整是否可以促进ST公司股东财富的增加,是否可以改善ST公司的财务状况,目前理论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破产重整的实施效果涉及股东、重组方、债权人、债务人、政府甚至是社会公众的利益。成功的破产重整不仅仅使上市公司达到保壳的目的,更应该使破产重整的各参与方达到利益的均衡。那么,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各个利益相关者是如何保护自身利益,同时又为达成自身目的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们的重整效应如何,是否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均衡,值得一探究竟。破产重整的实施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饮鸩止渴”还是“起死回生、脱胎换骨”?对于各参与方而言是“投资有道”还是“血本无归”?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上市公司和各参与方在选择是否进行破产重整时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及其各参与方的破产重整效应进行研究,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对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我国上市公司之一的金城股份,通过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金城股份重整前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效应进行详尽分析。同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把定性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破产重整财务效应的研究构建了一个规范性框架。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提出论文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其次,从破产程序的选择、破产成本和破产与代理问题叁个方面介绍国外研究现状；按照时间顺序将国内关于破产重整的文献进行综述。再次,介绍了文章的结构安排,并列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破产重整效应理论基础。首先,对交易成本理论作了简单描述。其次,对信号传递理论做了必要说明。本部分为全文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是金城股份破产重整内容。首先,从公司概况和公司重大事件两个方面介绍了金城股份破产重整的背景。其次,详尽分析了金城股份破产重整的动机,认为主要原因是保留上市资格、优化资本结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最后,从股权重整、业务重整和债务重整叁个方面列示金城股份的破产重整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金城股份破产重整案风险较大、控制权两度易主和政府大力支持等特点。第四部分是金城股份破产重整效应。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财务视角,从债权人、股东、重组方以及公司自身四个方面,对破产重整各参与方的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从破产行为的选择、正面效应和反面效应叁个方面对债权人破产重整效应进行分析,认为破产重整是债权人为了挽回一定程度的损失之下的无奈之举。其次,对股东的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于股东而言,破产重整避免了颗粒无收的结果,甚至会因为重整的顺利完成而获得资本溢价,特别是对于原始的大股东,在看似亏本的情况下,实则收获颇丰。再次,对重组方的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在证券市场监管日趋严苛的情况下,重组方“借壳上市”目的虽然不易实现,但是仍然可从中牟利。最后,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对金城股份破产重整的绩效进行分析,认为破产重整的实施并未能全面改善其现状,公司未来要长久健康发展,还需今后妥善的经营与管理。第五部分是金城股份破产重整启示。结合金城股份破产重整案的特点,从加强融资监管、完善退市机制、弱化政府干预等叁个方面提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效率的建议。
张宗军[8]2013年在《中国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演绎了一个典型的V字型轨迹。194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后,在政治运动和社会动员的强大推动下,民营保险大量退出市场,外资保险陆续撤离中国。短时间内倒转了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外国资本控制、民族资本抗争”的历史,实现了保险业务由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专营的局面。从1959年开始,国内保险业务全面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仅留一名号而已,并无实际业务经营,中国的保险市场主体全部退出市场。以1980年恢复保险业经营为新起点,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我国保险市场主体开始不断增加。尤其是自1996年实施产寿险分业经营以来,保险业市场改革和公司改制的步伐大大加快,保险市场的开放力度空前提高。大量中资保险公司纷纷成立,大批外资保险公司也陆续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原保险公司的数量从1995年的9家猛增到了2012年的130家,17年内增加了14倍；传统国有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市场结构从寡头垄断走向了垄断竞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进入与退出既是利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所以,在发达的保险市场,市场的进入与退出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随着市场主体大量、突击性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竞争手段层出不穷,各种违规行为也屡见不鲜,各种经营风险也频频爆发。这些问题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上得到了切实的反映,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则最终导致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但我国从1980年至今只有两家保险公司被监管机构短暂接管后恢复了经营,至今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完全退出市场。然而,我国保险市场只进不出的局面并不代表我国保险业风险很小。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的保险市场还不成熟,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还未完全健全,保险市场退出的相关机制还未建立；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保险市场的风险在不断的积聚,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还未形成,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堪忧,保险监管制度的完善任重而道远。因而,保险公司市场退出在我国是一个目前立而未破的难题。本文以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市场行为与法律规范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和构建一个适应我国保险市场状况的保险公司退出机制。本文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保险公司市场退出体系建设中所涉及到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分析,包括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相关概念的定义、分类的界定、特殊性的分析、遵循原则的规定及退出的壁垒与退出的路径等内容。通过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观察我们发现,保险公司从市场退出有两种主要的渠道：在行政干预和市场运作都无法解决公司财务危机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破产退出,使其既失去法律资格又失去行为能力；而在政府支持和市场引导下可以挽救公司财务困境的状况下,最佳的选择则是并购退出,使其在失去法律资格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保持经营活动,而不至于引发保险行业和社会的震动。因此,论文第二部分在分析了保险公司破产诱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保险周期、承保周期与保险公司风险形成直到破产退出的传导模型,并选择适当的经济指标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协整检验,形成了一个四大周期与保险公司破产之间的理论框架。第叁部分对保险公司并购的理论基础——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了分析,并以我国主要财产保险公司和寿险公司为对象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保险公司的并购存在理论依据和市场基础。第四部分是从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立法、监管、保障等方面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四个发达保险市场进行了比较,为我国制度的设计提供参考和启发。第五部分是从法律法规、监管操作、辅助建设叁个层面,从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预警、挽救、终止和保障四个环节,构建了一个与我国保险市场状况相适应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并对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的建设内容进行了分析。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建设这一既贫瘠又迫切的研究领域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创新空间：在宏观上首次构建了一个四大周期理论与保险公司破产退出之间的理论框架,既可以为保险公司的经营提供警示,又可以为逆周期监管提供依据；在微观上对我国主要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检验,为以后我国保险公司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引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尽量避免保险公司破产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在制度构建上设计了一个叁个层面、四个环节的框架,基本上涵盖了保险公司市场退出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当然,新的研究领域带来的机遇与困难并存：限于数据的有限性,实证检验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鉴于各国法律法规比较繁多复杂,加之对众多语言的掌握有限,还不能更加完整、清晰地对其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操作进行比较；每一个机制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论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篇研究报告都不能尽善尽美地解决全部的问题。因此,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应对、学术界与实务界的通力合作、监管机构与社会的大力支持,才能建立一个合理、完善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以优化保险产业组织结构、维护保险行业市场秩序、增强保险公司国际竞争力、缓解消费群体心理恐慌、保证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章之旺[9]2008年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考察。首先基于现金流量和债权人视角定义债务违约为财务困境,选取2002-2004年间首次出现债务违约的97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方面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研究发现,虽然企业在经历财务困境之后经营业绩较之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有所增长,但这种经营业绩上的增长并未带来权益市场价值的提高,相反,经行业调整之后权益的市场价值却平均下降了14.3%,即投资者对经历财务困境的企业估价降低,平均承担了14.3%的财务困境成本。基于财务困境的形成及解决机制分析,本文构建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从公司特征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两方面考察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作者将公司特征因素分为资产特征、债务特征、产品特征和成长性四个方面。资产特征包括资产流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担保价值和资产规模四个指标。债务特征包括债务融资能力和债务结构之复杂程度。产品特征则指产品/服务的独特性。公司治理因素则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激励叁个方面。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资产流动性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财务困境企业所处行业的经济状况越好,其资产流动性越强,财务困境成本越低;(2)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财务困境成本越高;(3)资产担保价值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当财务困境企业拥有更高的存货和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时,其资产的担保价值更大,财务困境成本更低;(4)成长性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拥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在遭遇财务困境时,其持续经营价值受到的损害更大,财务困境成本更高;(5)法人股、流通股比例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国家股比例与财务困境成本正相关;(6)股权集中度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股权越集中,财务困境成本越低;(7)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困境成本负相关。本文对预期财务困境成本、财务政策与违约概率之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不同的企业因其资产特征、债务特征、公司治理特征存在差异,在陷入财务困境(发生债务违约)时各自承担的财务困境成本高低不等。因此,在财务正常状态下,当企业的预期财务困境成本较高时,该企业将倾向于保持较高的资产流动性水平,且/或采取较为保守的债务政策(即选择低负债率);当企业的预期财务困境成本较低时,该企业倾向于保持较低的资产流动性水平,且/或采取较为积极的债务政策(即选择高负债率)。显而易见,前一类财务政策对应的债务违约概率应较低,而后一类财务政策对应的债务违约概率应较高。同时,作者基于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权衡理论,构建了一个简要的单期理论模型描述预期财务困境成本与债务违约概率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显示,预期财务困境成本愈高,债务违约概率愈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预期财务困境成本与违约概率之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作者选择显着影响财务困境成本高低的七个公司特征变量作为预期财务困境成本的替代变量,以考察预期财务困境成本在债务违约预测模型中的信息含量。单变量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在财务困境前1-2年,多数预期财务困境成本的替代变量具有显着的债务违约预测能力,即在债务违约预测模型中具有相对信息含量。多变量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预期财务困境成本类变量在债务违约预测模型中均具有显着的增量信息含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投资者对经历财务困境的企业估价降低,平均承担了14.3%的财务困境成本。因此,投资者应努力关注对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及自身的投资风险,避免投资损失;(2)公司特征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均会影响到财务困境成本的高低,因此监管部门应对具有不同公司特征和不同公司治理背景的企业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监管效率;(3)现有财务困境预测文献中的会计比率类、现金流量类、市场收益类、市场收益方差类等四类预测变量只是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渐趋恶化的事后特征,与财务困境的发生并无内在联系,即不构成事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也是多年来财务困境预测研究未能在预测变量的选择上达成一致(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挖掘事前信息构建预测变量成为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的新领域,在此背景下预期财务困境成本类信息被引入预测变量,能够有效提高债务违约预测精确度,丰富了债务违约预测理论与方法。总体说来,本研究的改进与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债务违约定义财务困境。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对财务困境的定义基本上分为叁类:其一,将ST公司界定为财务困境企业;其二,基于资产的流动性(例如流动比率)定义财务困境;其叁,基于“价值创造观”界定企业的财务状况。作者认为,从财务困境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基于现金流量和债权人视角定义财务困境渐成主流,加之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债务违约,因此,本研究基于债务违约定义财务困境,进而研究中国上市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2)基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度量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本文基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视角率先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问题。所谓“经营业绩观”是指从企业自身考虑,度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损失;“权益价值观”则是指从投资者角度考虑,度量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损失。(3)基于公司特征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双重视角构建了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的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研究散见于有关财务学文献,且呈现二个特点:其一,仅聚焦于个别公司特征因素,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其二,未能关注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基于公司特征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双重视角构建了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全面、系统地探究了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并对之加以实证检验。(4)将预期财务困境成本引入债务违约预测模型。常见的财务困境预测变量包括会计比率类、现金流量类、市场收益类、市场收益方差类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只是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渐趋恶化的事后特征,与财务困境的发生并无内在联系,即不构成事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挖掘事前信息构建预测模型成为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在分析预期财务困境成本、财务政策与债务违约概率之间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将预期财务困境成本信息引入债务违约预测模型,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
常立华[10]2007年在《企业财务危机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内部条件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始终处于风险之中。随着全球化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破产与失败在世界范围内正呈结构性增加的态势。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原因造成的财务危机和企业失败、破产频繁发生，造成了大量的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但是目前能够解释财务危机原因且具说服力的规范性理论很少，关于财务危机预警问题的各种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依据。究其根源，目前对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解释还停留在表层上的因素分析、原因归类、过程描述上，没有从企业财务危机形成与演化的微观机理上进行深入的探究。因此，深入研究企业财务危机的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综合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非线性复杂科学、管理学、预警管理理论、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系统建模、仿真等工程方法，特别强调了系统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本文不基于已有的财务危机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而是从构建企业基本价值流模型入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影响企业基本价值流变化的各种价值力的作用点、作用途径、作用大小和传导过程；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科学原理探讨企业财务危机的内在机理，以JX钢管公司为例对财务危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仿真；最后提炼企业财务危机的一般解释，研究基于财务危机机理的预警管理原理。企业财务危机的机理可表述为：企业作为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它无时不承受企业内外的各种各样的正向、负向价值力的作用，正向力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增强企业的财务鲁棒性，负向力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削弱企业的财务鲁棒性，这些价值力相互交织、耦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发展方向；由于企业的非线性，企业内在地存在财务临界点，在这一点上，企业的财务鲁棒性与企业外界的负向“合力”相等，一旦超过这个点，企业将进入财务危机，并由于正反馈而陷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中，非实质性大规模重组难以摆脱；企业财务危机不是单向的，企业财务危机恶化的终极结果是企业破产、清算，但正向价值力(特别是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改变企业财务状况的发展方向，使企业跳出恶性循环而呈现相对可逆的性质，这为企业财务危机的有限可控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也内在地决定了对企业财务危机的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由于大多数企业财务危机是慢性财务危机，其根源在于企业自身存在系统缺陷，因此财务危机的预警管理应坚持“内因为重”的原则；同时，由于财务危机的恶性后果及摆脱的艰难，人们对待财务危机应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财务危机预警管理。这就是财务危机的多因素耦合观。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包括：①企业基本价值流模型，包括模型假设、模型结构、数学模型等。企业基本价值流模型系统描述了企业价值流过程，成为进一步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为模拟企业价值流过程、预测企业财务危机和支持决策等提供了重要工具。②企业财务危机的机理，包括企业财务危机的系统模型、各种价值力的传导模型、企业的财务鲁棒性和财务危机发生的临界条件、企业价值流仿真模型和仿真结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企业财务预警管理具有指导作用，特别是结合企业参考模型的系统仿真，有可能为企业的战略决策、计划制定、预测预报、风险管理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③财务危机的一般解释，包括成因、特性，以及“多因素耦合”观。④基于企业财务危机机理的预警管理原理，包括财务比率对企业财务危机的预测能力、财务危机预警信息的生成与发布、面向企业内部的财务预警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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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破产选择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杨秋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3].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及其预测模型研究[D]. 林大庞. 昆明理工大学. 2005
[4]. 财务困境及其与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D]. 王志伟. 复旦大学. 2004
[5]. 政治关联、银企关系与债务重组研究[D]. 李学芳.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6]. 金融生态环境、财务困境与债务重组[D]. 高熙浓.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7]. 基于财务视角的金城股份破产重整效应分析[D]. 朱蕾. 长江大学. 2014
[8]. 中国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研究[D]. 张宗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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