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姝予[1]2018年在《试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建构的影响》文中指出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是法国着名的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知识涵盖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多个领域。她将前苏联着名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主要理论成就引入文学界和学术界,并在他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互文性理论。概括而言,巴赫金对于克里斯蒂娃的意义在于推动语言研究向“意义经验”开放,将语言与所有意义相关的实践置于社会、政治、历史等领域,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其交往对话理论风靡于人文科学界。他所建立的复调小说理论、新型的历史文化学思想——狂欢化诗学与美学、文化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本文将通过分析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探究其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吸收与再创造。具体而言,文本分为四个部分,探究巴赫金对话理论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建构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他是如何通过复调和狂欢化小说的研究,深化其交往对话理论体系。第二部分主要呈现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指出其理论,主要特征是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置换,因此文本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我们应关注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本文将阐述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是如何打破西方的传统理论,为当代文艺理论开辟新的方向。第叁部分具体阐释在巴赫金理论的影响下,克里斯蒂娃如何逐渐从“词语”的对话性和双重性引申到“文本”的概念,突出文本与其他各文本之间的交汇,实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向。概而言之,克里斯蒂娃区别于巴赫金对主体的理解,她将“互主体性”转向“文本间性”,并且开拓了超出语言学之外的跨学科研究,并建立多元化的文论体系。第四部分附带补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其他来源以及阐述该理论的学术影响。本文总结指出,通过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之关联的全面梳理,我们认为: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其将形式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广义文本理论研究,并在后期逐步脱离巴赫金的影响,进一步涉略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跨学科领域,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李圣[2]2017年在《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批评话语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立足于文本,成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批评者运用巴赫金批评概念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和文学观念,对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狂欢批评和对话批评在90年代后中国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如何革新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为中国文论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的绪论首先对巴赫金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巴赫金重要的批评理论和概念。接下来,研究了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间的关系,指出巴赫金的批评理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面貌,为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论间对话提供了基础。此外,还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一章,巴赫金的复调批评。巴赫金复调理论最先引入中国,引发了作者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巴赫金重视批评者的“主体性”,强调主人公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的地位。90年代后,先锋小说革新了叙事的观念,以复调的叙事来实现文学观念的多元。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立足于文本,可以有效地解读先锋小说的“主人公”问题和叙事方式的转变。第二章,民间批评话语。90年代后,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出现,启蒙主体面临着解构的命运。陈思和以民间文学的理想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审美空间,巴赫金民间理论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为中国民间批评话语和小说诗性体裁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第叁章,后现代批评话语。巴赫金批评话语以边缘的视角和多元化立场形成了解构性质的批评话语,符合90年代后中国文学反规训的文学创作潮流。巴赫金对官方权威的戏谑化修辞,被中国批评者广泛运用于对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的解读过程中。第四章,大众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时代,巴赫金的狂欢批评话语被泛化地运用于解读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当中,被误读成为大众休闲文化的注脚。在消费社会,身体话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淡化,被个人化及欲望化替代。巴赫金的怪诞身体话语超越了个体化的视角,使中国的身体批评重返对生命感性的关注。第五章,媒体批评。传媒时代的技术革新,打开了封闭的文本,巴赫金文本理论中的文本间性思想,使媒体文本既具有间性特征又不丧失其“主体性”。巴赫金文本理论中体现的“互文性”和广场话语中的多元性成为媒介时代网络批评的关键词。媒体技术使网络批评成为了草根话语的自由言说的广场,其中的颠覆性与反抗性正契合了巴赫金广场话语对正统权威的消解。第六章,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向外转”,走向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文化批评谱系中,出现了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这两个重要的流脉。巴赫金的文化批评,强调文本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以“主体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王翠[3]2017年在《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诸种诗学流派的生发和更迭速度进一步加快。此起彼伏的批评理论既给批评家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也使他们在批评中审视着各种诗学流派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英国着名批评家戴维·洛奇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从事着文学批评。在几十年的批评生涯中,他先后受过几种重要文学理论流派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批评,到20世纪70年代接触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再到结构主义诗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对巴赫金诗学的研究,洛奇从不同角度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一方面,随着文学批评观的不断深化,洛奇的文学批评渐渐发展、完善和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洛奇越来越游刃有余。在对先前的批评思想不断重新审视中,他博采众长,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路径。戴维·洛奇的文学批评最初与英美“新批评”关系密切。1966年《小说的语言》是其代表性批评着作。书中,洛奇追根溯源,指出英美新批评虽然讲求文本细读,注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但偏重诗歌而轻视小说语言现象严重。洛奇对此表示质疑,指出小说家的媒介无异于诗歌的媒介,都是语言。洛奇不但从理论上阐述了小说的媒介、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还将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使原本偏重于诗歌范畴的新批评理论在小说分析中得到了恰当的运用。戴维·洛奇早期的文学批评观与批评方法,在此已可见一斑。新批评给戴维·洛奇带来了启示,但未能解决批评家所遇到的所有疑惑。阅读雅各布森使洛奇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形式问题。在雅各布森的启示下,他不但延伸了隐喻和转喻“两极”理论,还提出“钟摆”理论,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思潮钟摆式变化给予鸟瞰,用“两极”理论对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解读,指出现代主义作品主要是隐喻的,反现代主义作品则偏重于转喻。作为当代兴起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迥异的特点,其作品是一种“打破规则的艺术”,并不偏向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是“失语”状态。显然,雅各布森的诗学思想对洛奇文学批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欧洲学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洛奇开始接受结构主义诗学思潮,为新批评呈现出某种式微迹象之后的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养分。与保守派批评家不同,洛奇预见到结构主义虽然避免不了会被后起的批评流派所取代,但却不愿闭目塞聪,而是积极地接受了这一诗学,在批评实践中尝试运用。与前期批评思想不同,洛奇有选择地将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小说批评分析中,又不完全受其主宰,试着与其“并行”,这使得结构主义在洛奇那里成了一种更富有“弹性”的诗学思想。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洛奇的文学批评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发展。继结构主义之后,巴赫金诗学传至英国。虽然巴赫金诗学进入英国时已近20世纪80年代,晚于欧洲大陆近十年,但这一“新”理论却在批评家的争辩和“对话”下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活力。洛奇积极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对比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等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学文本,尝试此前未曾接触的批评方法。与以往的批评相比,洛奇运用巴赫金诗学的文学批评更显独特性,他不拘一格的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是一位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巴赫金诗学的“姗姗”到来,丰富和完善了洛奇的批评思想,使其更趋成熟。无疑,上述诗学对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洛奇的文学批评并不缺乏严整性和独立性。脱离高头讲章,用意趣盎然的语言写成的《小说的艺术》1992年问世,体现了洛奇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和重视。洛奇所持的文学批评观、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涵盖的文学史知识令人大开眼界。他不再用晦涩枯燥的学术语言阐述小说艺术的魅力,平实而生动的解读俨然使洛奇成了一位公众批评家。此外,洛奇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细致入微的梳理,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深度分析,展示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动态、共生的态势,使读者了解到洛奇有的放矢的批评论述根植于其创作实践。时至今日,批评家洛奇可谓着述等身,其文学批评历程有着诸多启示意义。“文本细读”虽有一定的局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奠定了洛奇的批评基础。在诸多后起的诗学思潮中,洛奇不盲目排斥,在积极的运用中审视所接触的理论。在反思和探索中,洛奇最终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方法。透过洛奇的文学批评历程,不但可以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不同时期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基本走向,也可以看到,批评家是如何在这些理论影响下从事着批评活动。戴维·洛奇身上显露出优秀批评家的素质:在交替更迭的文学思潮中,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时接受新的思想,在不断反思和审视中丰富自身的批评观,最终走出了别具一格的批评之路。研究洛奇的文学批评,将推动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为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及治学思路等提供富有启示性的重要参照。
张素玫[4]2006年在《与巴赫金对话》文中研究表明巴赫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后，就在学界形成研究和运用的热潮。复调小说理论首先成为研究的重点，并很快被中国批评界接受，成为中国批评界的理论武器。 90年代，国内的巴赫金研究全面展开，其重要学术思想都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对话、狂欢化、超语言学思想和话语理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范畴都开始被探讨，形成研究热点。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进展。巴赫金的研究者不光是文学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随着整体研究的推进，巴赫金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也开始被探讨。 新世纪以来，巴赫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对话理论的深层命题，如微型对话、潜对话等被着重分析探讨。狂欢化理论研究仍然是热点，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狂欢化中蕴含的审美性质和多层面内涵被挖掘出来，加深了人们对狂欢化理论的理解。巴赫金理论中的“外位性”思想、“他人”概念、小说体裁理论等也都受到关注和研究。 巴赫金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话、复调、狂欢等巴赫金术语已广泛渗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话语中，潜在地影响中国学者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钱中文抽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精神内核，展开了他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倡导新型的“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这种运用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研究者对待外来理论资源的“对话”态度。 巴赫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新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批评空间，也获取了一些新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理论术语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获得了生命力。严家炎、郑家建、王德威对巴赫金理论的运用各具特色，值得我们仔细地考量。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对巴赫金理论的借用也十分广泛。巴赫金理论运用的领域主要有：大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转型期现象分析。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狂欢化理论尤其受到偏爱，被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到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刘康是运用巴赫金理论分析中国转型期文化现象的典范，他把巴赫金理论定位成一种文化转型理论，颇具启发性。 反思中国的巴赫金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巴赫金理论在解决诸如反拨一元话语、应对文化转型、解困批评话语这些中国问题方面有它实际的便利。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的借用为阐发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通过对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应用状况的考察，我们认为，要达到阐发研究的有效性，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对对象作出有效合理的阐释是阐发研究的首要目标；二是对西方理论资源要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根据理解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最后还要权衡阐发对象和借用的西方理论之间是否有内在沟通的适洽性。
赖彦[5]2011年在《新闻话语对话性的文本分析与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对话性是人类活动属性的一部分,也是话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对话作为一种理论,其涵盖内容极其广泛,研究方向和角度也呈多面体和多样化,涉及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揭示语言艺术规律与审美的一种方法论。本文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框架,结合传播、叙事和批评理论,从主体、声音和互文叁个视角和分析层面,着重探讨新闻话语对话性的社会功能及其表现特征。通过文本分析,深入揭示和阐释新闻话语实践中体现这些对话性功能的意义生成运作机制和话语策略。研究表明：新闻叙事话语的建构再现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对话关系的潜在规范以及叙事主体的不同表现形式；新闻消息来源的声音归属呈现出不同语类体裁制约的显着差异和迭加对话声音的行为意向策略；社论话语的修辞疑问结构具有双声话语的暗辩对话意义潜势；新闻话语的运作充斥各种互文多声对话的意义磋商和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介入,显性或隐性地交织着断言、质疑、回应、解释、驳斥等意义生成和转换的态度与立场,展现了话语与权力的社会实践关系以及文本和结构的对话特征。研究结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活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过程,体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对话是话语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具有沟通与协调的话语社会实践功能；新闻话语的文本生产是对先前他人话语的回应和引起未来话语的反应,其文本意义的阐释则是读者与作者以及人物的对话回应。这种对话性不仅存在于文本的涵义层面,即声音、意识和情态的多元交锋,也渗透在文本的结构之中,即它的表达层面,如对话关系主体的身份建构、内在对话双声构式,他人话语的融合方式,指称意向策略以及文本之间的互动转化等。论文认为,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对话不是追求结果,不是将意见强加于他者,而是强调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和接受差异的主体间性动态过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由对抗走向对话,共建和谐话语,是新闻与传播的本质回归。
李长中[6]2010年在《文学文本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源于文学文本观照方式的创新。文学文本问题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基础问题,也是本土化理论话语生成的前提,特别是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正处于传播方式电子化、信息编制数码化、交流对话网络化的空间优位的后理论时代,文学文本研究对文艺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本论文以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问题”为主线,强化文本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对文本进行动态而非静态、开放而非封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研究,深入思考本土化、民族化文本研究的特点、规律及走向；同时,通过对文本个案的扎实、细致研读,在其“裂隙”处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创造性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重新阐释一些经典文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前言就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研究方法、意义和创新点作了说明。第一章：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文本问题。分析当代文学理论失语及批评困境的根源,敞亮问题症结,突显出文本研究重要性,并从文学研究与文本问题的关系出发,综合论证文本研究的合法性及其现实意义。第二章：文学文本的存在问题。分析既有文本研究的弊端、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中,审视在不同理论视野下文本存在的主要形态、进而思考文本存在的合理形态,最后论述文本存在问题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关系。第叁章：文本文本的结构问题。分析文本结构在历时性嬗变中的两种基本形态：线性结构和空间结构,探讨结构转变的各种因素及既有的理论成果,并且着重论述空间叙述学和空间理论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两种研究对话的可能。第四章：文学文本的叙述问题。对文本叙述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当下语境的拓展,探讨先前叙述理论忽视的问题,重在以具体文本分析为参照,以叙述者、叙述声音、视角等概念为理论依据,更新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提出“自我成长式叙述者”这一原创性概念,并深入论述了概念如何语境化、实践化的问题。第五章：文学文本的接受问题。从历时性视角论述了读者身份的变化及意义；着重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读者介入文本、特别是后现代文本的方式方法、身份特征。在此提出“读者叙事”这一原创性概念。第六章：文本研究：文艺学知识创新的一种可能。本部分是对论文的总结,简明陈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从文本研究维度对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进行再反思,全面总结文本研究的性质、特点及内在机制,进而指出文本研究有着理论创新的潜在空间,为文艺学知识生产提供拓展空间。
邓丽娜[7]2004年在《对话理论下的语文阅读教学》文中指出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话题。当教育催生新的变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阅读教学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和现状的反思，阅读教学的程式化、灌输化、单一化和标准化已经受到质疑和责难，在流派纷呈，模式众多的阅读教学改革中，摆脱长期积淀的束缚，实现文科教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共同的话题，而侧重阅读的过程和方法，在阅读教学中实现学生、教师和文本之间的有效对话又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本文从对话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当今的阅读教学，在对话理论的视域下，通过对阅读教学现状的审思，探求阅读教学的发展方向，并结合阅读活动的规律和教学实践，对阅读教学的现状进行认识，以期实现阅读教学的新跨越。 从写作结构上看，本文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通过对教学弊端的总结和阅读教学改革的回顾，探求阅读教学的发展方向，指出阅读教学的过程，就是阅读对话的过程，是在教师的“对话”性指导下，学生和作者、文本、自我之间的特殊对话过程，通过这些“对话”，来实现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自我建构。其次，论述了阅读对话的价值取向，主要从阅读课程、教师职责、学生文本理解和教学文本四个角度进行阐释，这是实施有效对话的基本保证。第叁部分则是对阅读“对话”实施途径的探索，它包括消除对话误解和创建“对话场”两个方面的对话“前准备”；展开对话的具体环节，并指出在阅读对话的众多层面之中，要以学生和文本的对话为旨归；以及对评价的原则性构想，以期在阅读对话的精彩过程中实现多项的视界交融，真正充盈着“多种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情境与交流关系。”从而体现出语文学习的主体性、人文性和独特的魅力价值。最后，针对典型的阅读教学课例进行评析，同时，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阅读对话实施过程中潜存的问题。 当然，任何理论的价值功能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对话理论也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它在指引我们走出传统的封闭圈时也潜存着一些困难，这也说明教学研究的未完成性。但对话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空间和视角，最根本的转变是体现出语文教学观念的更新，帮助我们找到最本真状态的语文教学发展之路。
周启超[8]2010年在《“复调”、“对话”、“狂欢化”之后与之外——当代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新进展》文中研究表明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几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引进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化学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在引进"复调"、"对话"、"狂欢化"学说之后与之外,我们正在积极潜心于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开采,多方位地展开巴赫金学说的语境考量,多层面地思索巴赫金学说对于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之方法论上的启示,努力将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巴赫金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
谢明琪[9]2018年在《对话与狂欢：巴赫金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纳博科夫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双语作家之一。纳博科夫的创作与其他任何文学经典一样,从符号学的视域来看,无论是出于哪一种角度的解读,都无法穷尽其全部的意义。符号学助力文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文学文本或创作进行主题思想归纳和艺术特色提炼的研究方式,把文学文本视为可被无限阐释的艺术空间,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任务就是不断发掘文本的可阐释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对于文学文本阐释的“遮蔽”,拓展了作为典型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学文本的解读。着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同纳博科夫一样,在文本分析、艺术感知和审美感受等方面精耕细作,用力甚勤。巴赫金以对话性和狂欢化思维为核心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以开放的、对话的、具备广博历史文化视野的批评角度和研究策略,对整个符号学、当代文学评论以及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为文学经典的阐释,尤其是为像纳博科夫这样的跨文化双语作家的创作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持。本论文旨在以纳博科夫的《防守》、《劳拉的原型》、《斩首之邀》、《文学讲稿》等文本为研究对象,借由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核心和研究方法,以期揭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广泛而深刻的主体间性、对话性和狂欢化特征。纳博科夫的小说文本不仅包含了主人公自身的两种声音相互争辩的双声语,而且主人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同时,追求“审美狂喜”的纳博科夫在文本中利用各种狂欢化的文学表现手段,展现出两重性的狂欢化思维与世界感受,构建起一种开放的、对话的、多维的审美空间:作家创作文本时体会到强烈的审美愉悦,读者在接受文本时也感受到巨大的审美震颤,这种多边的审美感受和交流共同构成了一种感官层面和理性层面的“美学幸福”。本论文共分为八个部分:论文的导言部分,综合概括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与纳博科夫的创作文本及文艺思想之间在对话性与狂欢化思维等方面的相互呼应,从而点出论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学术界不同视域下的纳博科夫研究所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第二章旨在明确符号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价值以及纳博科夫研究的文化符号学阐释现状。与此同时,对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流变进行简要梳理,找出贯穿始终的理论核心,即主体间性、对话思想及狂欢化思维;第叁章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分析《防守》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博弈关系,进而阐释巴赫金审美主体间动态而多元的对话模式;第四章从对话性角度分析《劳拉的原型》文本内部和文本外围的主人公、作者、读者之间开放的对话空间;第五章从狂欢化思维角度分析《斩首之邀》的两重性特征,进而探析纳博科夫打破庸俗世界的意识追求、狂欢化的诗学品格和对彼岸世界的精神向往;第六章阐述纳博科夫贯穿文本创作的文艺思想在文本、作者、读者、文学批评等方面与巴赫金文化符号学理论的相互契合;论文的结语部分回顾纳博科夫与巴赫金这两位智者之间的语言对话和意识交锋,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后续研究的可拓展空间。综上所述,本论文用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纳博科夫创作研究,对纳博科夫和巴赫金的道德期盼、审美立场和艺术诉求进行参照和对比,揭示他们在艺术主张、审美策略方面的共通点,挖掘他们在形而上追求层面的相似之处。将巴赫金的理论建构与纳博科夫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既可以加深对于巴赫金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全面理解,又能够拓展对于纳博科夫创作文本及文艺观念的多元阐释,努力为我国的文学批评方法,探索一条值得借鉴的文学经典的文化符号学阐释途径。
宋春香[10]2008年在《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宏大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下,此文考察了狂欢与宗教(主要是多神教和基督教)丰富的渊源关系及巴赫金狂欢理论内容中的宗教性主题和宗教文化意义,并试图通过狂欢理论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个案分析,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进行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理论尝试。宗教是狂欢得以产生的基本起源,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形成体系规模的理论生发点。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若对此再加以细化考量,狂欢同宗教的渊源关系不容质疑:一方面狂欢源于多神教,一方面狂欢源于基督教。狂欢可谓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综合作用的产物,这在欧洲文化史上都有着清晰的记载。巴赫金博古通今,在其代表性的学术着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直接陈述的宗教观念是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表达的宗教理想是其重要叙事策略。诸如: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反映了鲜明的宗教意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影响,成为其理论得以产生的宗教背景;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成为其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之一;狂欢的笑和宗教禁忌、狂欢的身体和宗教美学、狂欢的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等,都通过狂欢理论的内容要素同宗教主题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张扬着宗教精神诉求,构建了文学与宗教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批驳其超离现实的虚幻性同时,肯定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内涵和对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价值。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概述巴赫金狂欢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狂欢与宗教关系的历史渊源追溯、宗教与巴赫金思想体系的建构问题、国内外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本论文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的范围界定,进一步厘清狂欢理论中基本概念的客观含义,进一步明确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对象、论证方法、研究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说明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巴赫金狂欢理论同宗教的联系有着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的依据。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在巴赫金的着作中,以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论证方法、以民间立场为研究原则、以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叁个关键词为基本范畴、以宗教层、文化层、文学层为具体的分析结构,从而体现出一种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特征。关于巴赫金的研究现状问题,东西方各不相同。巴赫金研究在其故乡最突出的研究特色就是——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明显地走着一条“本土化”的研究路线。比如,探讨狂欢同古罗斯之笑的关系、研究狂欢同中世纪的历史渊源、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等。在西方不仅首次发现了巴赫金,而且对巴赫金的研究更多的是迎合当时文论思潮的话语解读,表现为解读视角与20世纪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某种契合及其相关焦点问题的论争。西方的巴赫金研究明显不同于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二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并不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而是在还未充分理解巴赫金概念及其内涵之前,就已经强化了诠释其理论的“拓展与挑战”的学术情绪。在我国,巴赫金研究与俄国的“本土化”路线和西方的“他者化”路线截然不同,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可以说已经大致走出搜集整理的初级研究阶段,向着渊源探索、文化寻根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更高研究阶段迈进。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的宗教人格及其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从微观角度把握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和“非宗教的宗教追求”。巴赫金关注狂欢与宗教并不偶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环境因素。主观在于本身的基督徒身份和世界观,客观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氛围,巴赫金学术研讨兴趣起初就是围绕着宗教哲学来展开的。若从巴赫金的宗教身份来考证的话,巴赫金本人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终身信仰宗教。可以说,巴赫金的一生,凝结了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童年,巴赫金就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熏陶。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是绝对创作不出具有宗教内涵的理论的。巴赫金是一位拥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人生和研究理论中,不时闪现宗教的真知灼见。早期,巴赫金关于主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就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巴赫金同本国宗教思想家的对话与交流,更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第叁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渊源和学理基础。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的论述中,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借鉴和影响上,都有着深刻的学理基础。这主要是对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的承接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侧重论述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哲学基础。一方面,就对话理论来讲,从哲学的高度而言,对话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是与独白相对立并存的两种言语方式;不管巴赫金的“他人”与“我”具有怎样的基督教人格论意义,也不管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彰显怎样的自由精神,仅是巴赫金的这种对话理想,就已经承继了宗教话语“我/你”关系的阐释问题。当伊凡诺夫从酒神迷狂状态中总结出了“我”和“你”关系在超越个体经验的集体无意识中所具有的“绝对平等”性质时,巴赫金在对话基础上的兼收并蓄,完全使得狂欢-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共存成为对话后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对话这个层面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始终以对话哲学为基础,不断延伸深化,形成同上帝的长久对话取向。另一方面,就酒神理论来讲,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基础来源之一。从始作俑者角度讲,德国的尼采和俄罗斯的维·伊凡诺夫是其直接影响者。若从酒神理论对巴赫金的影响来讲,巴赫金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宗教的生死哲学观,而远非酒神的短暂狂欢。一段源于神话的故事,在经尼采和伊万诺夫的形而上升华诠释后,强烈地影响了巴赫金的理论起点和价值取向。尼采的酒神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比亲密的“对话关系”:一方面巴赫金从神话世界中索取理论资源,通过话语的置换,用“狂欢”取代了“酒神”,将尼采倡导的酒神精神发展成自己独特的狂欢精神;另一方面巴赫金又在遵循酒神理论精髓的同时,在阐释语境、宗教态度、精神所指上,与尼采存在明显的不同,并最终将尼采“梦与醉”的审美艺术理想转换为走向“两种生活”的宗教精神诉求,实现了一种“从神到人的超越之路”。在俄罗斯本土,伊凡诺夫有关酒神理论的宗教阐释视角,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某些论说。显然,俄罗斯本土文化的亲和性与地域沟通的便利性,无疑强化了巴赫金对酒神理论的深层次解读和理解,而对酒神理论的接受就更加偏重于宗教层面。第二,侧重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背景基础,这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和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为代表,尤其是从宏观角度叙述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背景。诸如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正教传统,割舍不掉的基督教文化渊源,宗教哲学复兴的“白银时代”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要素及其宗教主题。通过狂欢的“笑”论与宗教冲突问题、狂欢的身体与宗教亲和问题、狂欢的形象与宗教圣贤的问题、狂欢的戏仿与宗教文本问题四个方面内容来论述狂欢理论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其间,笑是狂欢同宗教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狂欢之“笑”与渎神游戏唇齿相依,狂欢之“笑”与宗教禁忌互动共生,狂欢之“笑”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由此巴赫金极力批驳那些将诙谐与宗教相对立的观念,提倡二者的亲和与关联。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由于同宗教的亲和关系,狂欢的身体是走出了禁欲的樊篱,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认知,拥有了一种宗教文化内涵,一种“宗教价值”和一种宗教美学蕴涵。在狂欢理论的阐释中,巴赫金史无前例地将小丑、傻瓜和骗子列入文学形象体系之中,并且认为这些形象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同时,巴赫金又赋予“小丑”和“傻瓜”一种神秘的内涵。这同古老神话中的文化英雄——造物主,及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都有着亲缘关系,并在巴赫金所言及的颠覆、“贬低化”、“加冕和脱冕”和“他者”的视野中,获得了独特的宗教性内涵,拥有着宗教圣贤的文化原型。若从正统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话,狂欢化文学无疑是“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的勇敢挑战。但是,若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的话,这不为人正视的“小丑”和“傻瓜”,恰是由宗教中的“文化英雄”和“圣愚”原型演化而来。因为,无论是“文化英雄”,还是“圣愚”现象,都绝非为单一的“敌基督教的”文化,反而是一种亲基督教的文化。在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的论述中,巴赫金强调了“梅尼普体和狂欢化”对宗教文本创作的影响、“基督文学”中的“狂欢化”因素和“拉丁语诙谐文学”与“神圣的戏仿”的密切关系,更为直接地表述了狂欢同宗教文学创作之间的文化联系。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神诉求问题。不可否认,“理想世界是宗教和文学的永恒主题”。作为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理的安慰。在狂欢理论中,从表面看,巴赫金对狂欢活动中的物质存在大加描摹,但从深层次讲,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看似对立的二元论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在狂欢中寻找人终极的归宿,在颠覆中期盼人的精神解放,凸显一种宗教精神诉求。第六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的宗教反馈问题。巴赫金狂欢理论宗教性维度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它同宗教传统、宗教观念的关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狂欢理论也拓展了人们对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的理解,甚至使“狂欢”本身成为带有某种宗教意味的元素,以至于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不时地反馈着由“狂欢”带来的新鲜视点。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狂欢化文学创作和对狂欢理论进行宗教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俄国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和法国文学的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狂欢理论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且为如上文学作品宗教层面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可资运用的话语资源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远远超出文艺学和哲学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宗教史研究的学理层面,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宗教史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深深影响了宗教史中的狂欢研究和笑研究,诸如儒思·蔻斯、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等,就将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同基督教相联系,同宗教史相沟通,在充分认识到狂欢的宗教价值的同时,进行了有益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宗教史研究呈现出较之从前截然不同的理论风貌。总之,狂欢与宗教的关系复杂而暧昧,其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日益成为学人予以褒奖的论题。而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问题,狂欢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亲和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巴赫金的宗教观问题和生命哲学问题,也将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通中,在当代学者的阐释中获得新的内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狂欢在宗教方面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巴赫金狂欢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宗教视角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学术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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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 宋春香.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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