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现品[1]2003年在《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文中认为本论文宗旨在于从叙述内容与叙述方式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随着文化语境而变革、承传的细切过程，试图藉此探明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国小说是如何观照和书写民国历史的，以及它们究竟何以要如此观照及书写民国历史；并力图从当代小说的创作实践出发，按照编年体的方式，主要将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分为六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民国叙事都有其独特的风貌，表现着不同的民国画面和历史观念，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浩繁的叙事话语系统。 导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第一章 革命星空的覆盖与存留(1949-1966) 新中国的创立，确认了民国时代的基调与中心，并决定了当时作家书写民国时代的目的，而“史传”、“诗骚”的小说传统则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资源，十七年小说最终建立了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承的形象化历史图象，并借助超空间隐形叙述制造出历史客观化的阅读效果，从而使民国时代覆盖在革命的星空下。其中独特个人记忆、感性生活形态的存留保证了小说的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 第二章 英雄话语的纯粹与迷失(1967-1976)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倾斜带来了小说向“样板戏模式”看齐，为塑造完美高大的英雄人物，小说剔除了一切有碍主题表达的杂质：民国时代含混复杂的社会状况、人生应有的无法言传的况味、个人的生理情感需要，由此形成了特定的英雄话语。这种纯粹的英雄话语由于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而打破了“仿真”局面，造成了叙事目的的全面失效，同时也使民国时代的内在精神彻底迷失。 第叁章 反思之光的烛照与遮蔽(1977-1984) 新时期小说的最初涌动是以对“文革”的反拨姿态出现的，这种倚重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拨，在控诉、批判“文革”的同时怀念、美化革命战争时代，根本不可能重新审视与书写民国时代充满复杂性与差异性的历史，而只使作家的反思之光烛照到某些历史现象，至于民国时代的内在生动、“文革”发生的真正原因则处于遮蔽状态。但这种局部反思毕竟撕开了怀疑的裂口，为后来的超政治的全面反思和民国叙事的整体刷新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第四章模式消解的极致与限度（198d991）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历史行程的延展性与几度的迂回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促使新一代作家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打破阶级界线、释放个人欲望、强调偶然不测，并用种种形式探索来显示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创作了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但解构的偏执，使他们的历史言说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最终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 第五章大众视点的扫描与着色（199＊） 市场规则的运作消除了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看到并表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但大众视点的运用也使90年代中期的民国叙事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这是对民国时代的另一种着色功能，与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民国叙事殊途同归。 第六章个体存在的展示与传递（199毛002）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结 语 遗憾与期盼 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儿年来一直未中断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并在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向批评家们敞开了极富诱惑力的探索空间。但由于作家的思想限度，未能将民国时代的政治、民族纷争充分村料化，从而根本错失了建立起一个自己对民国历史的独特理解的审美艺术空间。致使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想象、叙述和书写还远未达到审美独创性的高度。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也是我们产生更高期盼的基点。 本论文设法透过中国当代小说表面和内在的民国历史书写动机和不同的叙事面貌，以揭示出其背后制约历史话语形成的权力与文化机制，并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与历史两者关系在中国当代不同时段的微妙变化，从而进一步说明中国当代小说对于历史话语的诉求，在不同程度上昭示的均是 2对于现实的诉求。这一课题对
邹曲[2]2017年在《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为研究对象,结合二十世纪各个不同阶段的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状况,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探讨和分析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阐明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方面的突破与拓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包括六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步入新世纪该如何书写战争?并且通过对抗战题材小说研究状况、叙事状况的概述,指出关于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研究目前还不全面系统,有必要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就其叙事模式方面做一次尝试性的探讨和总结。第一章说明了“抗战小说”、“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的概念,为下文的阐述做好必要的说明和铺垫。第二章阐述了二十世纪“十四年”、“十七年”、“新历史时期”叁个阶段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的状况,指出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断地变化,探讨了每个阶段变化的各个因素。第叁章总体概述了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状况,指出这时期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是注重民族意识提升,重塑英雄人物,展开宏大的史诗性叙事,展开大型战争情境描述;打破二元对立,从多个视角来描摹抗战,关注民间立场,把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缝隙挖掘出来,体现全民抗战的历史事实;重视对战争中“人性”的描摹和思考,从人性的角度来反思战争,理解战争,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别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这四个方面具体详细地分析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与以往二十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异同,凸显当中每一个叙事元素较以往不同的特点和审美效果,再次得出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拓展和突破的结论。结语部分总括了全文的论述内容,在此基础上肯定了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叙事的拓展和突破,同时也指出新世纪以来一部分抗战题材小说或者以此为文本的影视剧违背了书写历史文学的原则,打破了“写史和想象”之间应有的平衡,脱离历史真实,使“想象”完全丧失了艺术的意蕴;还指出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仍需要提升对世界和平的呼唤和折射人道主义光辉的书写模式。
李亚[3]2008年在《叶兆言小说艺术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叶兆言对于题材的选择及其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总是执着地将一切人物与故事置入一个清晰的、由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通过事件、情节的展开,显示故事本身的“历史意义”,即:历史时刻“在场”;另一方面,他总是让一群困居于庸常生活的“市井细民”(平民)担当这一历史场景的“主角”,展现他们污浊不堪的人生景观,从而揭示“历史”深处的灰暗真相。这种异乎寻常的叙事策略,既造就了叶兆言小说文本独特的题材特征,又标明了小说家试图以市井细民的世俗生活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态。在我看来,如果说对于历史的痴迷确乎标明了叶兆言作为小说家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那么对于历史与普通人(及其日常人生形式)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才是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书写的真正原因。这种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日常”人生形态的书写,与其说是叶兆言小说的“文本形式”,毋宁说是这位小说家本人所特有的、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文学思维”形式。叶兆言酷爱讲故事,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小说的故事形式具有叁大特征:其一、“世俗化”的故事形态;其二、“细节化”的场景刻画;其叁、“多元化”的情节结构。叶兆言的小说,每每淡化、甚至放弃故事的情节传达功能,专注于场面、细节的刻画,以凸现人物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叶兆言的小说,极为重视场景的刻画,他每每通过场景的刻画补偿对于事件(情节)的不足,这也显示了他小说故事的一贯特征,即:情节粗疏、场面精致。从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广泛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平叙手法,此外,他还尝试运用了西方现代元小说的结构方式。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小说家,叶兆言始终将笔触瞄准20世纪中国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体系,即:以城市中下层平民和知识者为主体的“市民”群像。“活着就好”不但是他们的生命哲学,更是他们的践行准则,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仅仅指向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作为“新潮”作家的同路人,叶兆言对于小说语言的立场似乎远没有马原们激烈,他绕过了盛行一时的“狂欢化”语言风尚,非但如此,他有意从日常口语的“俗白”寻找借鉴,从古典诗文的“典雅”汲取营养,创立了自己的文体风格,即:俗其外、雅其内,俗中见雅、化俗为雅。
参考文献：
[1]. 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试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民国叙事[D]. 任现品.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叙事模式研究[D]. 邹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7
[3]. 叶兆言小说艺术论[D]. 李亚. 扬州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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