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矗[1]2003年在《外源性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的研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传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区位，研究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及其相关联系。现代的研究则趋于对区域内部和区际关联度的探讨。 但是，现代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关心区域经济条件和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等，针对资源配置中的来源分类所进行的研究甚少。正是忽视了这一点，因而无法对区域的分类作进一步的细化，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外向型经济特殊区域，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区域分类定义。这些特殊的经济区域，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不少学者把它归并为经济特区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则将其纳入开发区范畴加以考察，也有人从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特殊经济区域。 基于此，本论文将我国专门设立的重点吸收利用境外资源的经济区域，定义为外源性经济区域来加以研究(统一的“外源性”定义更能反映这些特殊经济区域的共性特征)，突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源性经济区域(尤其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轨迹与经验、问题，并围绕经济模式、结构、政策、体制及竞争力等重点，探讨其因应加入WTO后的发展新思路。
孙根紧[2]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叁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叁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叁,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惠丽[3]2015年在《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文化产业集群相对而言发展较慢、研究欠缺,对其研究可以借鉴传统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却不能照搬其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论文正是基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借鉴一般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集群理论,运用自组织理论、统计学、系统动力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基于文化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和文化产业链探讨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机制,寻找文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路径。论文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剖析文化产业集群结构,探析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首先,基于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分布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基于文化产业分类、文化产业集群主体和环境等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层次结构;基于文化产业知识链和文化产业集群创新主体分析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基于叁角化方法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供应链网络结构。然后实例分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和产业链结构,归纳文化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结构特点、集群知识特点和空间分布特点。最后,基于文化产业链结构分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网络集聚过程以及结构演化趋势。(2)探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形成机制。首先,指出文化产业集群不同演化阶段的演化动力。其次,基于自组织理论分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形成机理。自组织演化机制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体现为企业衍生机制、竞合机制和创新机制。企业衍生机制有利于扩大集群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促进知识溢出;竞争和合作机制通过合作促进知识溢出、通过竞争激励创新;协同机制可以从不同层面上促进产生文化产业集聚效应、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创新机制有利于集群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总之,动力机制的作用结果形成了集群演化动力,推进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3)基于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解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作用机制。首先,基于产业链理论、统计学方法筛选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影响因素,其次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正反馈作用机制确认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因素。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可以分为外源性动力因素和内生性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形成了一个具有4级的多级递阶网络结构,通过正反馈回路作用路径形成了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4)实证分析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动力机制。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以西安为核心,形成“关中综合文化产业带”、“陕北红色文化产业带”、“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带”叁大文化产业带。陕西文化产业集群处于稳定成长阶段,呈现文化资源丰富,但创新不足;政策全面,但受惠面窄;市场文化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挖掘不足;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总体协调,但区域发展严重失衡;投融资难问题逐步缓解,但依旧突出;综合型管理人才培养逐步加强,但仍然严重匮乏等一系列特征。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在企业衍生机制、竞合机制和协同发展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集群演化动力包括吸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5)探索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他组织动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及自组织动力培育不足。文化产业集群结构演化特征和演化动力决定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应注意通过文化产业链纵向协同加强他组织演化动力和横向协同强化自组织演化动力。文化产业链横向协同通过生产协同、分工协同、市场协同和资源协同降低集群内企业生产、交易成本;文化产业链纵向协同通过竞争协同、文化协同和制度协同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溢出;文化产业链网状协同通过产业协同、创新协同以及同环境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链整合、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俞建群[4]2012年在《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新发展》文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历来是我国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一道最具有特色、最彰显活力、最亮丽精彩的风景线。所谓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他国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和谐稳定,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发展战略为主纲,以区域发展规划为主线,以区域经济政策为主导,以省级地方政府为主角,坚持因地制宜,明确功能定位,加强宏观调控,发挥地方作用,深化区域合作,统筹城乡发展,由点到线、从线到面渐进式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点线面稳步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认真研究和勇于探索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学理界定入手,以中国特色区域经济新发展为主题,追溯理论渊源,回顾实践过程,借鉴国外经验,总结亮点特色,分析现状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展望发展趋势。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五项对策建议：一要健全法规,改革区域管理体制；二要优化格局,培育区域新增长极；叁要深化合作,推动区域互动发展；四要加强调控,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五要调整布局,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本文展望了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认为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紧跟科学技术创新的步伐,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从“增长极发展”延伸到“增长轴发展”、从“陆地经济区”延伸到“海洋经济区”,从“城市群发展”走向“一体化发展”、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从“普遍明显改善”走向“实现共同富裕”。
李永才[5]2018年在《中国县域经济开放度与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在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进程中,县域经济也得到了伴生增长。其中,一些县(市)的经济实现了跳跃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但是,更多县(市)的经济还处于缓慢增长状态。从整体看,县域经济总量与其人口和面积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明显不相称。这种状态,给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建设带来了诸多现实矛盾和潜在问题。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县域经济增长进程中,开放是不能忽视的影响要素。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融合,对外开放更在成功实现加速增长的县域经济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希冀借助开放度的指标来考察对外开放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独特运行机理,为欠发达县(市)经济快速发展和发达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区域增长极理论、梯度与反梯度推移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区域经济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以对外开放前提下中国县域经济成功实现快速增长的诸多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县域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总结对外开放推动下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和经验,提出了县域经济开放发展的政策措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增长、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此背景下,本文在第1章从县域经济特征、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和经济开放度与增长间关系、经济开放度度量、中国经济开放问题入手,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第2章,围绕县域经济开放增长主题,进一步对区域增长极理论、梯度与反梯度推移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和介绍。上述研究成果与理论,都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第3章,就县域经济增长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对“县域经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与“经济开放度”等概念作出界定和辨析;其次,分析县域经济所具有的行政区域经济、中观经济性质,综合与本源性、非完全系统性、自主与开放性、地域与农村性、差异与特色性、低端与弱势性特征;最后,从经济、政策、文化、社会四方面入手,详细讨论对外开放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上述关于县域经济增长与开放度相关性的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对外开放在发达县(市)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在第4章对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概括县域经济增长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特征,剖析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其次,探讨县域经济增长中对外开放的发展态势;最后,综合讨论了中国县域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进一步验证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第5章以对外开放度为主要参数,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此加以实证分析。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进行的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县域经济增长与贸易开放度、资本开放度等代表经济开放度的指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即: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县域经济增长与贸易开放、资本开放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即叁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且在长期,县域经济增长对于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的影响更为显着。这些分析为县(市)通过重视和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同时支持了以扩大开放补充资金等发展要素短板进而整体提升县域经济素质的路径选择。在数量分析和现状分析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考察中国县域经济开放发展的典型模式。对2017年第17届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前20强县(市)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0个县(市)开放发展的实践展开研究,具体分析、阐明了体制机制创新、区位优势引领、突出利用域外资源、市场先发催生国际化和政府推动主导“五大模式”,提炼了中国县域经济开放发展的共同经验,即坚定不移实施以开放型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充分激发县域市场主体的巨大创造力、扎实构筑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特色产业基础、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县域平台、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于上述分析,第7章提出:县(市)应认清各自在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位置,科学判断本地经济所处的增长阶段,顺应总体布局要求和经济发展规律,明确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实施积极有为的差别化县域经济开放发展战略。关于提升中国县域经济开放发展水平的政策措施,提出大力提高吸收利用外资水平、推动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和优化升级、积极稳妥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外源性经济”与“内源性经济”协同增长、打造优良的县域经济开放发展环境、建设高效有力的县域经济开放发展保障促进机制。这些政策建议遵循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适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吸收了发达县(市)经济崛起的经验、联系了不同类型县(市)实际,对于整体提升中国县域经济开放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谢立新[6]2003年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叁个地级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地区竞争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支柱)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文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叁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叁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产业空间聚散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为重点，通过对叁市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能力的分析，试图研究和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般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叁次产业协调发展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要以城市化和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层级城镇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叁要立足地区资源赋予和区位特点，鼓励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战略联盟、股权投资、品牌延伸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努力营造地区产业竞争优势。要继续强化个体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功能，推行特许经营、专卖、品牌、虚拟经营等现代营销手段，重视区域营销和政府营销，不断强化产业组织的营销能力。四要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行业技术开发机构为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进步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企业组织特别是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增强。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五要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建立区域诚信系统、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发挥好政府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范克钧[7]2007年在《固原市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县域经济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监控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县域经济在规划制定、产业开发、经营战略重点确立和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能够协调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乡(镇)、村叁个层次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如果县域经济缺乏活力,一个地区的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本文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相关研究及已经成熟的理论成果,采取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固原市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诊断,得出了制约固原市县域经济发展因素分别是:(1)全市40%的县(区)产业结构因素负向贡献,产业结构不尽合理;(2)传统的小农意识和保守、僵化的观念以及“等靠要”的思想大量存在;(3)自然环境恶劣,软硬环境落后;(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5)数量扩张、粗放经营的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低技术水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6)全市县域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力素质的低下;(7)全市县、乡财政匮乏,收支矛盾尖锐,投资不足。(8)全市县域经济发展整体较弱,中心城市没有发挥出对县域经济应有的辐射作用。据此,提出固原市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一、根据资源优势,把县域经济和特色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走特色经济之路;二、通过因地制宜调整农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力度;叁、发挥本地现有经济基础、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完善人力资源供给机制、大力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四、推进老城改造、加快新区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实施农村城镇化;五、促进县域经济民营化;六、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七、优化创业服务环境。
王海燕[8]2014年在《中国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人类疾病谱和健康保健需求的变化，推动中医药产业以其独特优势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中国西部是中医药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具有发展壮大中医药产业的天然优势。研究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欠发达地区创新产业发展路径、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现实意义重大，战略意义深远。本文围绕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主题，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分析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投入系统、研发创新系统、政策支撑系统、循环交换系统（即IRPE系统）现状，系统地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以系统论视角，创造性地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IRPE系统，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首次对西部中医药产业进行全面评价，提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系统化重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首次对西部中医药产业系统发展能力进行定量分析，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以市场为基础的渐进式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系统地对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度进行集成，构建了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提出了将中医药产业打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构想；通过重构中医药产业系统，分析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演进规律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探索宏观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内微观产业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内容和视野。
王宇辉[9]2008年在《区域经济板块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观察到的“区域块状经济”、“区域板块”以及“行政区经济”现象出发,抽象出区域经济板块的基本概念,认为区域经济板块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种常见的区域经济现象,区域经济中存在区域经济板块问题,区域经济是由区域经济板块有机构成的,它是介于区位和区域之间的一个空间层次。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区域经济板块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区域经济系统的分析框架,认为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构成要素包括区位、区域经济板块、区域叁个层次,区域经济板块是区域经济系统一个中观空间层次,它的形成与演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区域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能够体现区域经济的自组织和被组织规律。结合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重视区位和区域而忽视区域经济板块的缺陷,论文运用经济活动集聚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区域经济板块形成的机理,阐明区域经济板块在区域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功能与作用。论文重点了分析区域经济板块的演化问题,包括区域经济板块演化的科学内涵与一般意义、演化的动力机制与演化方向,借鉴地质板块构造学说的科学内涵阐述区域经济板块演化的基本模式,可以把演化的基本模式归纳为功能漂移、板块分化、板块碰撞、板块融合等四种。区域经济板块的演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培育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选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性证据,对区域经济板块演化的功能漂移、板块分化、板块碰撞、板块融合四种基本模式设想进行经验性实证研究。最后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研究区域经济板块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板块突破”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有益启示。通过对区域经济板块问题的研究,可以有助于认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性规律,为研究区域经济内生性的增长与发展提供一种具体的分析思路。
隋鹏飞[10]2017年在《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2009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复数十项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学术界关于中国区域规划以及区域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面对各个地区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区域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矛盾越来越严重等问题时,学术界关于中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原因及形成机制还存在很大分歧。各级政府在如何贯彻执行上级相关规划、政策和在如何选择本地区发展政策的路径等问题上也急需科学的指导建议。如何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传统的区位理论重点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以及空间中的不同经济要素相互作用关系等内容。多数区位理论主要关注农业、工业、商业等生产单位在不同运费约束下的空间分布差异情况,部分发展理论将空间分析引入经济发展过程分析,重点研究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在不同发展时期所起作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则从规模报酬递增,聚集经济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探讨了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提出区域间的经济增长趋同或趋异的观点。但很少有区位理论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研究,探讨叁者协调发展的空间关系。同时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较多的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子系统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对各子系统耦合程度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各影响因素对其在空间上的作用等问题研究尚未深入。因此,本论文首先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区域发展的内涵,同时指出本文研究主要以区域层面的空间格局研究为主。通过分析中国各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深入研究影响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叁个子系统的各种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相互作用,初步解释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这对于补充和完善区位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转型问题,以及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发展来看,国外文献的研究比较关注厂商和产业聚集的理论分析。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关系研究较多,但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空间布局规律的较少,特别是忽视了具体区域在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差异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国内文献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受发展观的局限,对结合生态环境约束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机理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开始利用构建耦合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并对各类地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评价。但多数文献没有深入探讨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也没有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作用,很少提出优化空间格局的科学路径和对策。现有文献在定量分析时较少考虑不同地区间变量的空间相互作用,由于忽视变量的空间作用因素会导致遗漏解释变量,从而无法发现包含空间依赖影响因素的可持续发展本质规律。因此论文在综合分析人口生态环境对经济集聚的作用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生态发展指数构建耦合协调模型,综合评价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制度因素五个方面分析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作用机制。结合所选解释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利用实证分析结果,阐释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原则和优化路径。论文在内容安排上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概括了研究内容、技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国内外研究综述。整理分析、总结并归纳国内外区域发展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不足,总结并评述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研究趋势。第叁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介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相关的基本概念,提出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区域发展内涵,指出本文以区域层面的空间格局研究为主。阐述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区域空间布局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后针对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集聚的作用理论进行创新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叁个子系统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再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规律。第五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形成机制。阐述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和制度因素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作用机理。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解释各个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第六部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阐明优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需要遵循的原则;结合四大区域板块各自特征提出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路径和对策建议。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通过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规律和新影响因素的总结和讨论,分析未来发展方向。指出论文的不足和未来研究趋势。围绕论文重点内容得出了以下叁方面结论,第一,关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方面的结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发展相对较好,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适中,好于东部,但低于东北和西部地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最高,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最差,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东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虽低于东部地区但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最高,同其他叁个地区差距十分明显。东北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略好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发展较差。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演变在时间上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地域差异明显。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整体水平方面,我国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相对最差。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要略好一些,东部和东北地区水平大致相当,发展较好。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出现明显的层次性,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的顺序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距显着。在总体差异的构成中,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的差距贡献率,且区域内差距具有递减趋势。区域间的差距发展趋势也呈递减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区域内差距和区域间差距双重作用共同形成总差距的递减趋势。中国的区域发展呈现可持续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非常显着的空间自相关现象,说明中国区域发展存在空间集聚情况。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错位明显。生态环境与经济空间错位度最大,但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生态环境与社会空间错位度居中,也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社会与经济空间错位度最小,保持相对稳定趋势。第二,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因素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对各类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因素分析,得出自然因素是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物质保障与约束条件,人文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区域发展战略是对区域发展格局自发变化的重要外力干预,制度因素则是形成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组织保障和支撑力量。通过截面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得出空间回归模型优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又优于空间滞后模型。在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时,不能忽视各个影响因素的空间依赖性对模型的影响。对于空间误差模型,从各影响因素指标的显着水平看,海拔高度、降雨量、人口分布、历史文化、民族分布、参与全球化程度和环境管理分权制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非常显着。通过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不能仅靠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结果做最终结论,还要考虑影响因素的间接效应。从总效应来看,达到显着水平的解释变量有气温、城市化率、历史文化、市场化、产业聚集、科技创新、产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环境管理分权制度。第叁,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优化的结论。遵循相关优化原则,结合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自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特征,实施各有侧重的优化路径,并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等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引领,促进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在总结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叁项对策:加快构建促进区域发展的法律体系;调整并完善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完善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建设。论文做出如下创新:第一,区域发展理论上的创新。在传统经济学区位论的基础上,着重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视角,界定区域发展的内涵应包含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将传统区域发展理论重点分析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拓展为分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加强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及其叁个子系统的协同耦合度分析,在传统的经济集聚分析中加入人口分布和环境等新因素的分析。从而对区域、区域发展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认识突破了经济学的局限,以学科之间交叉的新视角来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第二,将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创新。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是个十分复杂且不确定因素多、不易量化的难点,以往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一般多采用定性判断和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评价。本文在分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中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结合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轨迹的时间演化特征分析,从自然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因素等方面全面分析判断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基于影响因素的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形成机制,并有重点的选择变量采用新的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定量分析评价。不仅找出了影响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显着的核心重点因素,还验证了定性分析结论,为更好地认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框架。第叁,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经济学空间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区域发展“区域问题的生态化转向”、“经济发展的空间转向”、“社会发展人本转向”等趋势的出现,综合集成的技术手段不断出现,尤其是对大尺度空间集成图像的表现单靠经济学方法手段难以为继。本文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经济学空间计量方法进行解析空间格局,如利用ARCGIS软件所做图像直观反映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各子系统发展和区域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利用新的空间面板数据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提高了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通过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更准确的反映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好的解释了各个指标的实际作用。同时也更好的解释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本文仅是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相关内容做了初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还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深化研究:第一,调整完善区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完善反映生态环境的指标,进一步识别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内在机制,提高指标体系反映区域发展的客观程度。第二,更新或延长研究时段,尤其是加强对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动态预测。第叁,进一步细化研究空间范围,缩小空间单元尺度,在省域空间单元基础上转向以县域空间尺度作为研究单元,以更准确反映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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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西部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海燕. 天津大学. 2014
[9]. 区域经济板块问题研究[D]. 王宇辉. 兰州大学. 2008
[10]. 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D]. 隋鹏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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