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星[1]2009年在《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新时期家族小说论》文中提出本文认为在新时期家族小说中,存在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文章共分3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引出新时期家族小说中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第二部分将新时期家族小说划分为叁种类型加以论述,并分析它们怎样殊途同归地走入了家族情结之中;第叁部分重点考察了家族情结产生及难以割舍的原因,并分析家族情结存在的意义。
罗新星[2]2003年在《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文中指出家族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涵盖力和表现力的题材类型之一。而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对人的关注以及关注中所注入的文化历史感方面，还是在叙事方法与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家族小说作者对于家族的个人见解和叙述姿态虽然不同，但他们笔下的家族命运却殊途同归走向了颓败、没落和消亡，有些作家甚至在极力消解它的存在。可与此同时，大多作家却又隐藏不了对于家族的热爱与希望，并且在情感上都把家族当作了认同和皈依的对象。掩盖在新时期家族小说不同形式后面的是一种内心感情的深刻矛盾，即这个时期的作家，一方面能意识到家族结构的弊端及解体的必然，一方面又无法从容洒脱地抨击和告别。这种感情矛盾纠缠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家族情结。这种家族情结也是本文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本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略介绍家族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中的流变过程，由此比较新时期家族小说与以往家族小说的不同点，并引出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 第二部分将新时期家族小说划分为叁种类型加以论述，这叁种类型分别是：社会历史的家族演绎、个体生存的家族文本、女性命运的家族书写，在分析这叁种类型的家族小说时，将具体阐释不同类型的家族小说对家族文化的描述与消解，并分析它们怎样殊途同归地走入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中。 第叁部分重点考察家族情结产生及难以割舍的原因，并揭示家族情结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产生家族情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与心理基因，二是对家族的寻找实际是对心灵家园的寻求。当家族情结流淌在文本中的时候，它也使得家族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参与了本土理性的重建，并成为抗衡西方文化压力、确立自身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家族情结存在的意义。 文章最后认为：家族情结的存在表明了一种文化建构和审美批判的立场，在今后小说的家族主题和作家对“家”的关注中，都应该更着力地去表现人类向前进步的精神历程。
叶永胜[3]2005年在《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家族观念非常深厚,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强大的支配、制约作用。虽然在20世纪这个社会转型期,家族制度被瓦解,家族组织也走向崩溃没落,但是家族情结已经扎根于民众意识深处,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成为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家族叙事继承了明清家族文学的传统,记录了家族在现代转型期所经历的由兴盛走向衰败最终崩溃解体的过程,并由此折射出民族国家的沧桑历程;通过对家族中人物命运遭际的描述,展现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的悲喜忧欢,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的嬗变历程。家族主题贯穿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家族的观照与省察。现代家族叙事的流变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关于个人、家族和民族国家的想像,反映了人们的现代化追求,并折射出一个世纪文化语境和话语主体情感体验的变动。 家族文学作为一个叙事类型具有相似的美学品格。题材特有的伦理、亲情内容,日常生活场景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文化景观,家事国史共生的浓厚历史意味,宏大繁复的组织结构,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是其共有的特征。先锋叙事在形式方面的实验探索,更是拓宽了其审美表现领域。现代知识分子对家族的矛盾心态孳生了家族叙事批判与眷恋的背反书写,体现了叙述者的“围城”意识。现代家族叙事在叙述视角和叙事功能方面也不断变化,由全知叙事转向限知叙事,由对政治文本的想像转向对文化文本的虚构。叙事文本中的话语之争,文本间的仿拟等修辞策略和悲喜剧艺术手法,都提示了言说主体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准则。 关于家族性生存方式的展现是家族叙事重要的内容。20世纪叙事中,叙述家族衰落的颓败型叙事成为主要形式;另外,家族的恩怨情仇、神奇传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家族叙事中还包蕴着其它主题,如记录知识分子的心灵嬗变,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百年命运,揭示女性生存体验等等。家族叙事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揭示了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展现了人性之丰富驳杂。 现代中国家族叙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与国外家族文学比较,还有很多不足,如遵循政治性原则的功利性写作,日常生活的庸常化书写,叙事的影像化商业化,思想意蕴的平面化雷同化,情节的模式化,追求结构的史诗化等,艺术上缺少独创性。家族叙事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在主题的开掘、思想意蕴的提升、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上下功夫。作家要立足于对世界的个体化思考,创造独特的艺术世界。
常琨[4]2012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族小说的地域色彩》文中研究指明家族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人文心理等诸多领域，且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是家族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除了叙事艺术上的日臻成熟，家族的文化含量以及家园意识更是不断地被挖掘出来，引发读者的多重思考。受地缘因素的影响，家族叙事总显示出不同的地域色彩，家族与地域这两种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共同生长，记录着历史并指引着时代的风向。家族小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其叙事情感和艺术形式都随历史而进行着发展演变。面对全球化和跨世纪的紧张氛围，90年代的作家们将目光投注到家族叙事当中，以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来启发当代思考，给予了家族小说新的内涵。在对家族文化的诸多审视中，地域因素渗透其中而又表露于外，影响着家族小说的情感基调和表现方式。首先，经世累积的风土民俗和地域性格孕育出不同的家族情结，这也决定着作者对家族的叙述角度和情感走向。继而，家族中的人物关系以及情感纠葛撑起了家族叙事的主要内容和文学张力，彰显出各地域人们的思维理念和生存哲学。最后，地域环境也在作家们的写作风格、手法的形成中留下了印记，因而赋予了家族小说色彩纷呈的艺术魅力。将家族小说注入地域视角，不仅丰富了文学的维度，更打开了文化审视的空间。家族与地域都凝结着历史和民族的重量，带有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辨证特征。追溯古老的家族文化，发掘淳朴的地域色彩，一方面让我们从民族之根中汲取了信心与能量，另一方面也为个体生存找到了皈依与慰藉。但是，我们也应保持一份清醒理智，认清家族文化、地域书写存在的限度与不足，找到突围困境的方式与出路，将家族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贺颖[5]2013年在《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以“家族”题材为描述对象的家族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具涵盖力的母题形式之一。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家族小说迎来了新的创作高潮。作家们从个人和历史化的叙事角度出发，极大丰富了以《红楼梦》、《家》为代表的传统家国一体的宏大叙事方式，表达了作家对家族文化的重新思考及定位，因此对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解读日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叙事学上分析，新时期的家族小说主要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叁个方面呈现出一些全新模式和突出特点。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在继承和吸取中西方文学精粹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叙事结构的创新，既有家国同构的宏大叙事型家族小说，又不乏戏谑历史的个人化的家族小说。最为突出的有两种叙事结构：家族兴衰叙事结构和家族围城叙事结构。在叙事视角上，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开始有意摆脱全知全能的传统叙事视角，尝试限知性内视角的创新：如第一人称的限知性成人视角、儿童或畸形人物视角和“第叁人称”替代性人物视角。叙事视角的创新，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乐趣，也丰富了小说创作的空间，但小说中人物视角的混乱同样被世人所诟病。作者对叙事时空的设计方式，展现了作者对家族、历史、文化、个人、社会命运的思考态度。从《第二十幕》、《白鹿原》、《活着》等个例分析中，可以挖掘出叁种特殊的叙事时空模式：线性的叙事时空、经纬交织的网络叙事时空、环形或轮回的叙事时空。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主题的单一化，人物原型的同一性，情节结构的一致性，显示出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严重化趋势，与当下文坛崇尚个人化的叙事风格相左。明确家族小说叙事形式的创新之所在，对家族小说的模式化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为推动家族小说的不断繁荣，无疑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倪红梅[6]2012年在《抗战背景下的家族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族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家族小说对家族文化的表现和对家族命运的把捉展现了家族的深刻矛盾和复杂内涵。抗战对家族小说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家族文化在抗战中既被破坏又被更新。因此,本文试图进入家族小说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语境,具体呈现抗战时期家族小说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家族小说的传统母题提供一些更加充实的内涵。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家族小说的书写语境。通过抗战对家族带来的政治经济冲击、家族小说的渊源传统、作家的文化精神和封建家庭出身身份这四个方面来剖析家族小说在抗战时期转变的原因。第二部分比较抗战时期家族小说与之前的不同面貌。在对比中,从家族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人物形象的塑造特点和作品的结构特征叁个方面看家族小说的写作特征,从整体上把握抗战背景给家族小说带来的全面影响。第叁部分着力探讨家族小说的具体文化内涵。从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互渗、道德约束和道德沦落的并行、封建文化与都市殖民文化的“双栖”叁个方面透析抗战背景下家族小说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存在,更有力地说明抗战家族小说成熟的原因所在。第四部分写抗战家族小说的审美内涵及其哲学意义,从家族小说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分别探讨其悲剧意识的审美高度,并分析其局限的深层原因。将家族小说置于抗战这个特殊环境做横截面解读,探究其文学面貌和审美价值,有利于我们对家族小说做整体观照和微观探究。家族在抗战中风雨飘摇,家族小说却在抗战中走向成熟,这为我们思考家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微妙关系提供了有利契机。家族小说以一个个鲜活的性格为我们呈现了“大观园”式的家族全貌,这些焦灼的灵魂受到沉重的现实和隐没的未来、崩溃的家族和未知的社会等合力错综影响。家族小说在抗战中被灌输了更多的文化内容和历史意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扬弃的理性思考催生了它更具内敛和成熟的魅力。
张高峰[7]2012年在《修远的天路》文中研究指明张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新时期以来，各类文体创作兼善，而尤以长篇小说实绩突出的大家之一。他始终决绝地以不妥协的道德人文理想救赎姿态，介入具体历史生存场景，反身采集萃取经验与记忆的历史想象力，并能极为可贵地于工业物欲文明侵凌下，还原民间的生命本真；诗性消解的集体消费主义顺役思潮之下，一再拒绝新的规训与迷思，反向以心灵殉道般的民族苦难担当精神，深入历史地脉叙述的褶皱，不断发掘且如化石般不无悲剧性地容留了日渐消泯的野地歧见。而跨越二十二年心灵天路记忆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更是以城乡游牧的边缘视角，自我放逐的解域化动向，行走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且自觉尝试并创新了多种文体变革，营造出“清明上河图”式庞大的人物画廊，被盛赞为汉语文学的“奇迹”。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在延续作者“融入野地”叙事一脉的同时，“生命温度”的烛照里依然珍贵地保留着鲜明而独特的“诗性关怀”，并自觉地于历史个人化的向度上，沿着“在的地形学”一路反思，聚拢起文化人类学宏阔辽深的超越视角。第一章，在的地形学：归复历史的生命游牧。随着社会世俗化的“祛魅”征程，信仰式微内在危机显形的投影日益蔓延开来，文化河床上不无凄凉的干涸着经散纬脱的家园，现代性视域内小说作为生命价值方位确认的对应结构，交集着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交锋乃至冲突的历史隐衷。“在的地形学”可以说恰当地概括并呈现出了历史时空变衍的思想探索轨迹，一种勘探生命存在的精神地形学，既是现实生活中现代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文化人类学层面的地质学观察，与生存世界的变迁经验相合。本章结合作家张炜长篇小说《曙光与暮色》与《海客谈瀛洲》两部作品的文体实验修辞效能进入历史文化场域来阐释小说写作可能性变构延伸的文体自觉。第一节，遗忘荒寒的褶皱：断层位移的空间时间化；通过分析张炜长河小说《曙色与暮光》独特的叙述时空观念，考量作者修辞转换生命境遇的“空间形式经营”，可以说空间方位一体的碎落的时间流呈现出拼贴式状态，这样的结构安排并非作者的败笔之处，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形式的“错简”之美，以求穿透生命的雕凿之力。可以说也正是张炜这种从历史混沌中抽取出来的错位形式，拼贴时空体成为了历史结构的有意味的表征，确保了思想探索的意度回旋空间。第二节此情可待的追忆：拒绝受役的历史想象力。“追忆”的叙述视角作为有别于观念性择取场景化、在场性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有效遁逸，成为现代派先锋自觉的文体实验，可见进入历史理解思想的观念嬗变引发了文化修辞方式的变构，张炜竭力接通的正是从叙述实体到历史经验的个人化地质手记书写。《曙光与暮色》叙述方式上借助游移视点，叁条线索间合理置换内外聚焦视角，又不断通过不定内聚焦的人物视点，限知视角营造故事空白，自觉流露人物心理空间世界，真实再现历史原景，增强阅读的现实临场感。第叁节无往不复的放逐：物哀的游与返。从文体叙述结构分析《曙光与暮色》来看最为突出的，是作者祈望于远游的距离中观照生命。“游观”意识较充分地体现在南方楚文化与山东齐文化之中，而其意正是志在渺远的超越，视点游动之间，执着的也恰是屈原庄子“将往观乎四荒”、“荒乎兮远望”的求索远观精神。“游观”从更本质的内理来看，最终投入的是“返赎”归程。第四节，齐夷镜像的游动悬崖：异体混响的反讽和弦；社会文化危机的“游动悬崖”——自古至今，这反复重蹈而临的“游动的悬崖”，成为张炜展开具体历史语境现实危机批判的出发点和忧患所在。反讽修辞随着历史演变进入当下文学叙事的过程中由观照生命世界的视角进而提升为人类拒斥、否定及颠覆压抑性力量的审美感知思维方式，凸显出语言解构的锋刃。第五节恣与累间的历史肖像：多声辩难的复调修辞；为追寻一份“道德”的谱系，我们看到张炜经验世界内东夷文化意象符号的诱惑浮动，来自传统文化价值观巨大参照系的观照，越发反衬出当下知识分子内部藏污纳垢，严重不洁的弊病，张炜凭借深邃的目光书写了一份知识分子心灵萎缩的精神退化史，一份思想备忘录。正是借助张炜小说思想叙事的迷宫，我们看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借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反思去整合历史碎片镜像，进而粘合文化精神的衰败的时代裂隙，所负载起的历史批判。第二章，可逆的对话：抒情传统的现代性嬗变。《家族》与《忆阿雅》中张炜兴发感动的“诗可以兴”更多地走入了孤绝怨诽的“诗可以怨”，生命诗意的另一种纯粹，道德紧张感激烈、劲哀地沉浸在清醇家园不在的申诉和反抗之中。就张炜不惑之年的小说创作而言，内在经验世界与情感体验的交互影响，意象性抒情的过程饱含着哀痛不可承受的志思蓄愤，情感呈现的同时，也恰是给予存在定位的意义生成过程。第一节，抒情的史诗：无根化的文体救赎；双体小说的新文体长篇《家族》式实验为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张炜小说中抒情性参与叙事策略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性，势必成为张炜小说研究继续拓展的有效理论激发点，“抒情”的“史诗”自觉地成为张炜历史回声的思想企及高地。第二节，冰封的火种：大地行吟的诗与真；“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的深处,张炜许多小说自觉锤炼运用拟于自然风物的“诗性写作”，抒情性的辞赋体片段与叙事有机结合，不是彼此可以割裂的并置，而是经由“象意”指向“内观”的“自省”，在“外构”化的家族历史庞大叙述中，形成“抒情”与“叙事”的辩证对锁关系。第叁节，象意的畛域：寓言化的历史视界；作家写意性的对具象的抽象内化，常常为人所不察和忽略不究，浅显层面的理解也许就是以象传意为介质来达到乃至生成抒情的传移效用，这其间所裹挟的情绪流是较为隐蔽的，而以意象的断续时空接引来完成历史沉痛和现实隐忧的荒寒之情是张炜《忆阿雅》的一大特质。第叁章，风化的神话：野地血脉盘诘的隐喻意象。文学借用乃至回返神话当中汲取再度使被干涸的消费生活袭卷的小说复魅的元素，重新聚合转化的叙述视角揳入当下的历史语境，进而获取新的意义洞察。第一节，苦难的皈依：城堡后撤的驱魔仪式；关于人类生存苦难的叙述成为张炜小说始终难以离弃的主题之一，《橡树路》中犹如天方夜谭般被神话笼罩的“橡树路”无疑是异化生存的原欲现场，逃离心灵巨妖袭扰的“纨绔子弟”，罪感与忏悔的道德赎救促使他们投入流浪漂泊的生命游荡之中，“融入野地”成为“被逐灵魂的最后庇护所”。第二节，未逝的火诫：物欲顺驯的信仰；《荒原纪事》神话寓言缝缀其碎片化的文明表象，通过生命伦理的角度看取现代化工业肆意戕害大地，致使疮痍遍布的后果，成为一种观察形象世界的思想资源，透视当下乡土文明进程的异质力量，来破译诸多荒谬不堪的时代合法化潮流。第叁节，无望的救赎：浴火重生的高原；从东部半岛平原撤离毅然走向西部高原的行程，成为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中众多人物的向往与选择，“高原”作为地域态势的特征更多地倾斜于寄托着人文精神信仰的纯洁高地理想气质，以“高原”般的地质肌理榫入“狂欢时代”的现代性焦虑核心，聚合起与虚无对抗的生存关联域。第四章历史的中间物：后象征世界的源始生态遗民。引入“历史中间物”的概念来看待张炜小说风物形态、精神特质并作微观文化分析，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众多人物画廊系列，凝聚了张炜众多历史矛盾的“中间物”意识。第一节反向的返乡：逆行归程式流浪汉；“流浪”成为张炜作品显在的表征，“流浪汉”人物形象成为“互文性”因素的关键所在，血脉的断续成为他们的内在症喉。“逆行归程式流浪汉”，始终朝向抵达自然的内核，另一反观的中心，行吟的返乡式流浪汉的自我放逐，方才可能地展开精神家园的守望，与现时否定性的批判相观照，汇聚起野地精神漫游者的群像。第二节去昧的祛魅：欲望表征的理性危机；可以说张炜的现代性体验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辨识是声息相通的，而张炜更多的将这种灼裂的生命体验悉数融人对现代化的批评之中，张炜小说中有着野地话语与现代文明话语的激烈“交锋”。第五章游牧高原：走向解域化的生命诗学。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景观，试图恢复并记录历史面貌的叙述冲动，促使张炜熔铸了更为艰难的复杂性的非文学材料，不断胀破旧有小说体制的范式束缚，极力拓展深化了小说探索生命质地的存在境域。游牧思想成为捍卫日益边缘化的生命存在的反拨力量，拒绝“独断思想形象”妄加之名，拔出骨肉沉痛的尖刺，重新唤起审判罪孽的控诉。第一节，无边的异乡：思想的孤儿线；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家园陷落，亟待救赎的危急时刻，陷入无边的异乡，城市何以安慰灵魂的现代性战栗，以同样的家族相似性，已然在发现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那一刻，与后期印象派高更、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俄国存在主义舍斯托夫、法国诺贝尔奖克莱齐奥、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汇入了同一思想“家族血脉”。第二节，规训的逃逸：澄明生命喑哑之地的“差异互辩”涩声；长河小说《你在高原》极为成功的萃取了历史复杂性的色泽，语言形式的独特结构劲道而坚实地渗出与生存对称的文化张力，氏族变迁的确认，时代蓝色败坏病带来酒质的衰落，杂志遭受致命的逆折，异质混生的文体形成对娱乐圈套等等社会弊病的艰难批判。张炜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批驳，显露出基于生命意识的对“差异”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张炜小说“生命诗学”道德伦理的范畴内有着至深的让喑哑之地“差异”元素发声的吁求。第叁节，爱力的生成：单向度化生命抗辩性语境的神性复魅；张炜对于“爱欲”的深情投入，在小说中表现为超越于情欲的、兼具浓浓道德清洁性的生命灵犀的飞翼，成为记录苦难，拒绝遗忘，走出消极，摆脱生命寂寥的声韵寻找、历史对接的正是“爱力”，延续了精神家族血脉，支撑张炜苍茫的野地寻思，不停的跋涉，并且走的很远很远。结语。张炜唱出了这个时代对于生命的由衷歌赞，护持住了不息的心火，一个时代的“芳心”，不至于燃烧殆尽，他引领人们重新正视深渊的内在，而抵近深渊的内核。当新世纪在现代性驰骋逐兀，温良的土地开始去根化的欲望裸露之际，张炜通过反复行走、推敲河山的酝酿和沉潜，从二十二年的历史光阴侵蚀的精神历险中走来，恭呈了饱含心血、忧患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历史书写和哲学人类学眼光的存在变迁考量，使得他关注生命差异的游牧思想，极为触人心弦地发出了一个来自边缘化的“迟滞之音”，如同“冲积期的化石”，凝重地镌刻了来自一个个村庄里的大地哀歌。长河小说《你在高原》地质记忆里仍“在路上”重写着个体历史寻根的心灵盘旋，“父亲阴影”下个体所表征的人类“我从哪里来？”、“情归何处去？”的终极生命关怀问题成为张炜一再重复探问的不断重临的起点。也许哈姆雷特那忧郁的迟疑徘徊与堂吉诃德天真执着的浪漫理想主义始终并未远去，成为我们人类本身普遍的一种宿命，正因此个人有时往往正以它巨大的历史生存弧度投影向我们昭示出生命即将来临的某些可能性和更加险峻的危机存在，也许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会成为张炜家族血脉书写的最终完成，而有关荷尔德林“神性之夜我走遍大地”的存在敞开真义寻求却永未完成，还会萦绕着张炜那颗敏感而流浪不止的心。
刘佳佳[8]2014年在《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寓言化表达》文中指出家族小说自现代文学以来始终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创作主线,本文旨在将新时期家族小说放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史背景中去考察,传统的家族小说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去反映时代往往是一种缩影式的描写,故事讲述的年代就是作家所处的当下的社会现实,家国互喻的时代主题是宏大“民族寓言”的表达。而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变迁、作家历史观的改变和文学观念的更新,新时期作家们能够自由书写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新时期家族小说在以家喻国的家族母题上走得更远,其中相当一部分家族小说延续着对国家历史的回顾和民族命运的反思,甚至不自觉地沿袭着特殊语境下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但这种继承更多的还是形式上的一种整体历史观,就总体而言,新时期的家族小说是以民间史观而非正统史观观照历史,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隐藏在字里行间,个人性、主观化的色彩浓郁。先锋作家的家族叙事则主要关注于家族内部个人性的生存状态,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破碎性。女性作家的家族书写打破了传统男性中心立场,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去追寻母系家族的历史。本文主要将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分为叁种不同的文本表达类型分别论述,第一部分写了以《红高粱家族》《古船》《第二十幕》等为代表的民族历史的文化寓言,介绍了作为民族隐喻的历史叙事,民族寓言的文化性以及对传统家族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第二部分写了以《罂粟之家》《故乡天下黄花》《在细雨中呼喊》等先锋作家们创作的-些以“拟家族小说”为代表的浮芸众生的镜像寓言,介绍其作为个人生存的欲望叙事,家族寓言的破碎性以及这类家族小说从家族走向“众生”,从家族故事走向语言游戏。第叁部分写了以《纪实与虚构》《我们家族的女人》《羽蛇》等女性作家为家族找史的母系寓言,介绍了作为家族追寻的女性叙事,鲜明的女性立场以及母系寓言的乌托邦性。第四部分力图结合新时期社会文化现实综合考察新时期家族小说不同寓言化呈现的原因,结论部分明确新时期家族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它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什么以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薛熹祯（Sul, Hee, Jung）[9]2014年在《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鲁迅和张恨水为论述核心,希望通过对两人经历、作品的比较与阐释,来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阵营和通俗文学阵营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尝试探讨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救国救亡、改良社会的探索。论文共有6个章节,分别从鲁迅与张恨水的个人经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女性形象、作品所具有的乡土情结以及作品的叙事结构等问题出发,将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鲁迅与通俗文学创作大家——张恨水作一个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第一章与第二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鲁迅和张恨水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初步论述了两人在文学创作中在其所在文学阵营中的共性与个性和不同的创作意图,并尝试探讨形成这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可能原因。第叁章在前文论述两者创作观念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鲁迅与张恨水文学作品的结构、语言和行文风格,从而分析形成雅俗文学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而重新考察两种文学作品对社会的不同影响。第四章则集中论述了两者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其笔下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种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所谓“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及其笔下的人物放在一起分析,尝试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接受启蒙,反对传统与传统丧失,落入虚无,从而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不同作用。第五章集中论述鲁迅与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对乡土社会的描述,区分了鲁迅与张恨水对农村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乡土情结,并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重新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农民的个性及文化人格变化的不同态度,从而进一步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启蒙的方式和影响。第六章以鲁迅和张恨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核心,阐述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解放核心的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是如何体现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中的。而这两种不同的体现,恰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协调的问题,这种不协调在新文学中造成了女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通俗文学中则变成了对传统的依依不舍。然而,毕竟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尽管两种文学采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试图探索解决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甚至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两种发展模式——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文学对启蒙和传统的态度有着天然的差异,通俗文学缅怀传统,对新社会疑窦重重,而新文学则倾向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变革中的新社会充满着期待,这些差异在不同作家的文本中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青睐,受到广泛关注,并直接造成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中影响巨大的雅俗之辨。本文选取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阵营中两位文学巨擘——鲁迅和张恨水,从文学文本出发,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现代和传统视域下的雅俗之争,从而尝试探索解读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赵庆超[10]2010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文中认为在大众传媒不断扩展文学传播途径的当下时代里,关于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走向的思考在不断加深。学界中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相伴而生的是“文学性”泛化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文学性”向其他学科蔓延的理论背景下,以传统印刷媒介为依凭的文学作品在与其他媒介的共存中将如何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成为富有意义的话题。带着对这一话题的思考,论文重点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梳理和廓清这一时间段关于电影改编的一些问题和规律,厘定文学性元素在向电影这一艺术领域拓展中多样化的转换和创新样态,从而为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和电影的良性发展寻求理论支撑点。为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论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主题学、文化学、叙事学、符号学、修辞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从主题思想、审美艺术和个案分析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进行深层分析研究,力图通过对电影改编的历史轨迹、转换规律和创新原则的揭示来反思、考辨特定时段内文学史与电影史之间的互文关系,丰富和深化对文学性泛化现象的理性认识。论文分为绪论、改编的文化主题学研究、叙事结构学研究、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和结语五个主要部分。绪论部分梳理考辨电影改编研究的相关问题,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提升空间,从而明确论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意义。主要从课题研究的缘起、现状、范围和涉及的理论方法等角度展开阐释论述,表明研究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下文的具体论述做出充分准备。上篇部分重点揭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文化主题层面上的转换创新样态和思想流变规律。在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精神上呈现出多元化的主题诉求指向,形成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风格的审美表征,电影改编受文学蓝本的思想意蕴、时代语境的价值催生、创作主体的艺术品味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文化精神层面的演进流变中呈现出复杂的表现样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包裹在印刷媒介中的文学精神内涵,并有效地促进文艺精神的传播途径和扩充文学性的表达视阈。同样,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不同范畴,相异的媒介特质决定二者之间的主题内涵在改编过程中可能发生种种变异现象,特别在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具有深度批判指向和形而上超越的文学主题常常在改编时被平面化和去本质化,淹没于专注解构颠覆的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思潮中,正确处理这种不良的改编倾向,及时匡正其负面化的影响,需要创作者认真平衡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与产业链中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艺术精神良性拓展的运行机制。中篇部分重点探寻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在审美表达层面上的艺术流变现象和深层转换原则。文艺作品的改编在主题精神层面上多是相互勾连的,更应该注意把握的是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审美表现元素的艺术转换与创新。虽然文学采用文字线性叙述的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电影以声、光、画综合作用的镜头话语揭示主题内涵,但二者在艺术表现上均采用相似的叙事元素、符号元素和修辞元素来完成艺术包装,伴随着文艺创作在新时期的特定时空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电影改编在艺术转换与创新层面上也取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成就,使得文学性元素与电影性元素在转换中逐渐实现充分的融合。但由于部分改编者盲视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使用同类艺术手段上的差异性,一些审美元素在改编中被生硬搬演,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利于在文学创作与电影生产之间进行圆熟的艺术对接,正视这种改编硬伤,做到艺术转换上的扬长避短,需要改编者借鉴他人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对审美元素的仔细甄别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创新。走向多样化的审美表现风格带给改编者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推动文学和电影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下篇以典型案例分析的研究继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现象的认识。选取《香魂塘边的香油坊》到《香魂女》、《寻枪记》到《寻枪》、小说《高兴》到电影《高兴》叁个分别凸显现实主义元素、现代主义元素和后现代主义元素的改编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以求形成以点带面、深层整合的研究效果。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在每一次改编行为中都应注意把韵味深远的主题情感与个性独异的艺术建构相结合,使二者在深层整合的基础上既能延续和深化原作的文学生命力,又能彰显电影作品的审美风味,竭力实现审美传播与经济回收的双赢。所以不管凸显何种色彩的文化和审美元素,都应自觉遵循艺术转换的基本规律,契合文本所寄身的媒介的特质,凸显创作者的主体性精神,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彰显时代精神做出应有的努力。由通过对这叁个案例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因精心设计而取得的成功经验,还是因改编失误而获取的沉痛教训,都能够给具有类似风格的改编行为带来丰富的启示,因此由点到类地反思两种艺术文本在艺术链接中的生命契合点和审美表现偏差,对充实完善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结语部分针对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电影改编所面临的新的尴尬处境,认为当前的电影改编行为仍有进一步完善和加深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疏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不能真正促进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反而会使得作品有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的可能,因此需要对电影改编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以求生产出更多的艺术精品。全面而理性的电影改编研究有进一步深入进行的必要,编导们需要认真反省和协调改编行为的外部语境与内部元素、人文关怀与娱乐消费、艺术实践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将能真正实现文学性元素在电影创作中的深层拓展,以鲜活的艺术汁液滋养着电影艺术的茁壮成长。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没有泛泛而谈改编理论和改编现象,而是对新时期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文学和电影之间的艺术对接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梳理,在寻找和揭示艺术转换规律的过程中,竭力为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生存空间的开创清理认识误区,建立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新时期家族小说论[J]. 罗新星. 中国文学研究. 2009
[2]. 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D]. 罗新星.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3]. 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D]. 叶永胜.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族小说的地域色彩[D]. 常琨.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5]. 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D]. 贺颖. 湖南科技大学. 2013
[6]. 抗战背景下的家族小说研究[D]. 倪红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7]. 修远的天路[D]. 张高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8]. 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寓言化表达[D]. 刘佳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9]. 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D]. 薛熹祯（Sul, Hee, Jung）. 北京大学. 2014
[10].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D]. 赵庆超.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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