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芳[1]2017年在《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型,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美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如何相处,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美两国如果冲突对抗就是世界的灾难,而合作共赢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第一章,中美关系处于发展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历史转型时期。一大批新兴国家整体崛起,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中心舞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也把中美关系推向风口浪尖。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走向合作共赢,成为两国面临的问题。适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现实的历史性选择。第二章,美国外交传统和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外交传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大多数时候美国都是在现实与理想中寻求平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外交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华政策也离不开其外交传统的影响。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美国大国霸权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点,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不能脱离大国霸权政策。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美国既把中国视为重要竞争对手,也视为利益攸关方和战略合作伙伴,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如何定位中美两国大国关系,成为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重要选择。第叁章,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对美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心,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包容、和谐的世界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积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全面崛起的战略选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推动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建立不冲突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定位,也指明了中美走向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第四章,中美大国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建设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易事。中美两国面临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中美两国也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存在着台湾问题、经贸摩擦、安全困境、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东海和南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美存在着各种分歧和争端。中美两国如何增进信任,化解矛盾,有效管控分歧,积极开展战略合作,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五章,中美大国关系走向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的所谓定律,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智慧有助于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将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的根本路径。中美两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在深化合作中扩大利益共同点。中美两国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但是,只要中美两国保持建交以来相互尊重的传统,尊重彼此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聚同化异,扩大人文交流,就能促进建立中美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张吉军[2]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杨丽红[3]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外交政策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日益加强。二战后的世界整合到冷战结束后具体化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潮流。世界历史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以及由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诸多历史发展趋势，使经济全球化成为重塑世界历史的最根本因素。 在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全球化是冷战后国际关系调整与转型最具变革力量的因素。世界经济初步开始了在全球及地区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历史进程，其深入发展的态势深刻影响着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以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变革。 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任何国家的发展在当今时代都不可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应积极主动地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确保自身利益的实现；另外，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把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结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问题越来越触动着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全球观正在形成之中。 本文旨在阐释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和新中国外交实践过程来说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外交政策选择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就此，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历史追述新中国外交在维护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两个基本出发点的推动下的实践历程，说明中国要想发展，离不世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对外开发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外交政策选择是中国在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中走向复兴的重要力量。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冷战后处于转型期的国际关系的变革性影响，说明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外交政策选择要有变革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张文彬[4]2010年在《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尽管学术界对中日复交时期两国关系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总结这一阶段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文章问世,为此,本文试图做一尝试。本文提出,虽然“民间外交理论应用于中日关系”的提法出自中国,但是日本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类来自民间的群体,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不代表官方,人数由少到多,力量由弱到强,是日本方面中日复交的动力来源和社会基础,在影响政府对华决策的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民间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改变既定的对华方针,但逐渐增加了政府对中日民间交往的干预程度。随着对华友好的民间因素的力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断增加。当中美接近的催化剂一旦出现,日本政府便迅速做出了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大选择。因此,不论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还是在全球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都不能忽视来自日本民间的,追求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这股非官方力量的存在。另外,本文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定位在民间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上,是因为民间交往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现在和将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一历史阶段民间因素发挥的独特作用尤其值得重视。通过对这一时期影响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把握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未来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和市民社会作用的不断增大,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益突出。通过加强民间交流,提升合作水平,将成为改善周边国家间关系或区域关系的主要途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宗旨、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目标和方法、相关概念解析和论文研究的新意所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演绎和背景分析部分,为下文展开作铺垫。第一章是基本理论演绎部分。先从日本外交决策模式的分析入手,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考察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对华决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因。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亚洲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的影响。首先,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断绝了中日官方交往的渠道,但日本在承认台湾为合法中国政府的同时,仍希望保持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于是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成为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渠道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主要力量。第叁章至第五章,论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阐述各个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对形成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第叁章首先分析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四任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往来的实践情况。接下来以经济界为对象,考察民间因素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何种形式影响了日本的对华决策,起到怎样的作用。第四章主要阐述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濒临失效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认识到完全抛开政治关系而发展中日贸易的局限,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日贸易的政府参与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自民党内的松村谦叁集团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主要以非官方或民间人身份开展对华活动,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影响政府的对华决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经不可分”与“政经分离”的论战加剧,消极的对华政策不断受到挑战,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恢复中日邦交的社会基础。第五章主要分析1970年-197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中日复交过程。这一时期两国面临的国际背景与战后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中美接近等国际缓和的总体背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到巨大影响。在日本国内,经济界团体、大众舆论、在野党和松村谦叁集团形成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力量的联合行动,也对政府转变消极对华政策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第六章和第七章打破了前文历史分期的界限,转为进行专题研究。第六章主要分析日本的各类民间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特点。中日之间恢复外交关系,不同于他国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决,而是通过民间或半官半民的方式首先提升两国交往层次,待时机成熟再由民间外交转为官方外交,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这一章节里,首先考察了民间因素的主体特点,其次对各民间主体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和效果进行评估,从整体上把握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第七章对民间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式进行分析。主要分为间接影响方式和直接影响方式两种,间接影响方式又称为体制外方式,通过与中国签订经济协定、访华、在媒体发表社论等形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基础,给政府的对华决策造成一定压力,这是这一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其次还有直接影响方式,主要松村谦叁集团等自民党政治家和在野党在决策层内部通过对决策主体谏言、批判错误的对华行动等方式,对转变对华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但这一方式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语,分析民间因素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外交的发展趋势。
吴婷[5]2016年在《合作与摩擦：冷战后的中加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加拿大的互动为主要线索,考察20余年来中加合作与摩擦的原因。文章认为90年代以后,中加合作在速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政治关系一再升级,经贸金融合作的深化,教育文化关系不断拓展。这主要归因于国际-国内结构的互动,其中,国家内部行为体的经济利益偏好是促进双边合作的关键要素。行为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需求推动两国政府将经济利益至上作为双方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经济成为政治关系发展的助推器,两国关系呈现经济化的特点。但是,中加关系在深度上的发展并不尽人意,双方的合作程度有限,众多协定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双边贸易投资规模较小,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摩擦不断,固有矛盾加剧(贸易摩擦、人权争端),新的摩擦不断涌现(信息安全、能源投资、文化教育政治化)。国家结构和社会认知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关系不温不火的主要因素。前者是由国家异质而带来的客观结果,后者则是实力变化而引发的主观反应,加拿大国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负面化是近期中加关系波动的主要因素。内部的不协调导致了加拿大对华政策长期包含多种声音,而民意出现了不利于中加关系健康发展的转变,政府为了选举利益,往往会做出迎合民意的政策。目前,国际国内促进和阻碍中加关系的因素同时存在,加上结构和认知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解,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加关系将仍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深化利益链接,发挥优势互补、正确理解矛盾领域,强化机制建设、扩大信任半径,积累社会资本是巩固和深化中加关系的路径选择。
王海腾[6]2014年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对两国关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对美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外交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传媒手段的发展，国家间社会层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活动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蓬勃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新世纪以来开展对外交往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在理念上不断提升、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现在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公共外交关系，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对美公共外交则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处于重要地位，发挥尤其突出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打开交往的大门就缘起于着名的乒乓外交。建交后的八九十年代，两国不断拓展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相互交往和人员往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这些实践中开始起步、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通过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美文化交流、对美传媒外交、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脑在出访中与美国公众的互动是对美公共外交的传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魅力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设立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风生水起，其担负的公共外交使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是对美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传媒在美国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如何与美国传媒打好交道并最终服务于对美公共外交，也是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常常被忽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持续上升和在美企业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重视。本文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与作用进行了剖析。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于夯实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外交致力于发展国家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导向。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对如何建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颇具启示，而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国际新理念新规范的提出，文明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有所作为。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国公众的往来与沟通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公众固有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也包括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歪曲等因素。当前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两国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对美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等。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公共外交的公众导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美公共外交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明晰重点群体的重要特征，对于不同交往对象区分不同交往方式。公共外交的效能需要持续提升，对美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政治”层面的沟通，形象塑造和观念传播要贴近美国公众，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都要遵循双向性和互动性原则。此外，公共外交研究需要不断加强，对美公共外交要自觉推动软实力的提高，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介绍当代中国，都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崛起。
张仕荣[7]2006年在《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21世纪初期台湾问题在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嬗变及其展望进行比较分析。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台湾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冷战后美、日两国一直涉足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最重要的外部障碍。后冷战时期,中美日叁边关系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相互依存、相互借重、相互防范的复杂态势,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中日关系则遭遇历史、领土等问题的困扰而处于停滞状态,而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态势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独”势力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步伐逐步加快,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也成为中美日叁国安全博弈的焦点。针对当前中美日叁边架构不平衡的现实状态,中国要通过积极推动建立有利于中国国家统一的中美日安全框架来遏制台湾的“法理独立”,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中美关系,通过“区分议题”推动两国在经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促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边缘化,另一方面要理性处理中日关系,防止台湾问题衍生为中日诸多历史与现实冲突中的主要问题,有效地规避美日同盟介入台海局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要使中美日安全架构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形成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有效遏制。与此同时,要密切关注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一方面认清其形成的现实基础、战略目标、组织形式及其严重危害,另一方面认清由于美日台叁方固有的内在矛盾导致同盟内部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及其走向空洞化的基本趋势。中国要围绕台湾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内政、国防、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对日外交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根本需要。在本文中,还尝试运用了博弈论对于中美日安全关系中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初步预测。此外,中国要准确评估美日之外的国际力量对于台湾问题的影响,从而利用各种积极因素,规避各种消极因素,有力地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在本文中,实现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要分两个阶段进行。通过构建中美日安
李艳辉[8]2004年在《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在90年代的迅速发展，使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国际关系出现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这种新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中日益显现，并于90年代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特征有何根源和动力，能否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性规律？对我们寻找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轴、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有何意义？论文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辨证统一的原理，适当地吸收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合理成分，围绕中国市场化与对外开放，侧重于分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1）．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巩固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出现了“强经济—强政治”有机互动的特征（论文创新之处），使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益突出。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客观条件有两方面：一是国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经济全球化提升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经济的政治功能扩大和强化，甚至转化为具有协调和控制国家全局利益关系的政治；二是经济全球化又是在一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构成的国际社会中进行的。由于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残酷性，国家利用一切的政治手段为经济福利服务，使政治的实现人类福利增长的经济功能强化。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本质和动力机制在于政治与经济具有对利益吸取的共同性，政治与经济互为手段与目标，互为因果，以实现国家利益组合的最优化；这种互动是通过市场与国家途径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的政治反映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新的生产方式使国际社会由一个强权政治的社会逐渐进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国家利益、国家行为方式和国际关系；（2）．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不明显到９０年代的日益突出，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特征。这是“强经济—强政治”的有机互动作用于中美关系的具体外在表现。“强经济——强政治”有机互动能够作用于中美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叁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强经济—强政治” 的有机互动能够作用于中美关系起了客观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政治目标“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提升了经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经济因素在中<WP=4>美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上升由可能变为现实提供了途径和制度保障。经济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轴和稳定剂，具有了能够协调和控制中美之间全局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即 “国际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因素在中美战略关系中的地位之重要，使带着“政治面具” 的国家之间在经济关系上赋予了很多政治目的和政治意义；叁是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中国和美国彼此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而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各自的国际战略目标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却又是最大的。经济上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上的差异与分歧使中美之间“强经济—强政治”的有机互动比其它国家关系更鲜明和突出（论文创新之处）。在这叁个因素中，关键和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化和对外开放；（3）．从长远的、根本的发展趋势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与对外开放，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将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这是从经济决定政治的长期、本源的意义上而言的。虽然在特定时期特定问题领域里，政治具有反作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过程和整体趋势看，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在90年代的中美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际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民主化将进一步影响中美之间的利益结构变化，扩大双方在经济、地区安全、全球性问题等领域的共同利益，缩小和软化彼此在地缘政治与传统军事安全上的分歧、缓和意识形态冲突，使合作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4）．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愈加鲜明，这充分地证明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深，经济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就越大，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就越鲜明；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低，经济因素对其对外关系的影响就越小，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就越不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从长期和本源的意义上，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必须是在开放的国际社会中，即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
刘雨辰[9]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认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闫德华[10]2015年在《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文中指出2010年11月大选后缅甸发生了重大转型,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外交成为缅甸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大选后的缅甸新政府的外交非常活跃。国际社会对缅甸的转型也抱有期待,西方国家、缅甸周边国家、中国都积极与缅甸发展关系,期待与缅甸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以适应缅甸转型带来的诸多变化。缅甸的转型还在继续,缅甸的外交变化也在进行。本论文试图分析归纳2011年以来缅甸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与2011年前的缅甸外交结合,分析归纳缅甸外交的相关因素与问题；对2015年缅甸大选后的外交走势中的相关因素与问题进行分析。缅甸自独立以来长期奉行中立主义外交以期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发展的核心利益。缅甸中立主义外交有一些阶段性特征,如不结盟中立主义、闭关锁国的中立主义、平衡外交的中立主义等,但缅甸中立主义外交的核心是一贯存在的。中立主义外交将缅甸定位于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国家,自主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主地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新政府组建以来,缅甸外交转型开始了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中立主义,积极、平衡、中立,成为缅甸外交的特征；缅甸希望以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型带动外交活动空间的拓展,以积极、平衡的中立外交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健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重大跨越发展；促进缅甸国际形象和地位的提升。从缅甸外交的历史与2011年以来的现实来观察,缅甸外交有叁个重要部分,即缅甸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与中国的外交。每个部分在缅甸外交中的功能作用不同：与西方国家关系决定着缅甸所能够拓展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周边国家关系是缅甸外交的平台,在这一平台缅甸展示地区重要国家的形象发挥地区重要国家的作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具体问题：与中国外交是缅甸外交的基本依托,在这一依托的基础上缅甸能够更好地发展与其他两个部分的外交。缅甸外交转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平衡、积极地促进叁个部分的外交整体上有重大提升,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中自1988年以来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民主”与制裁)形成的一组矛盾,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有所缓和,西方国家与缅甸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部分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但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横亘在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间的根本性障碍。这一组矛盾的焦点是对缅甸政治转型的评判：缅甸认为缅甸已经实现并完成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完全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积极、全面地与缅甸发展关系；而美国则认为缅甸的“民主化”还远为完成,以制裁保持对缅甸的压力。这一组矛盾的实质是两国对缅甸转型认识的差距,缅甸希望以转型促进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全面发展国家间正常化关系,而美国等则希望以缅甸的转型为契机推动缅甸政权发生变化、完全成为其战略布局中的棋子。围绕缅甸新的大选问题,美国与缅甸关系自2014年5月以来有所降温。周边国家印度、泰国和东盟组织在2011年以来与缅甸关系的发展有叁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上相互支持如东盟支持缅甸提前承担轮值主席国,二是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如印度和泰国在缅甸的特区建设项目的推进,叁是边境治理的加强如缅甸与泰国、印度在边境综合安全和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新的合作举措。周边国家与缅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叁个层面：一是印度、泰国等与缅甸民主派包括昂山素季保持联系,在缅甸“民主化”问题上,印度、泰国的态度虽然与美国有别但也积极关注缅甸的民主化问题；二是国际环境与局势的变化,如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国际金融等经济局势、美国的压力等都会对周边国家与缅甸发展关系产生影响；叁是国内局势,如泰国政局2014年的变化就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中国与缅甸在2011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都积极巩固、提升相互关系以适应缅甸转型后的外交局势；在经济上两国重视推进重大项目的合作,中缅油气管道在2013年建成并试运营,但有的重大项目出现了波折如密松水电站等遭搁置、莱比塘铜矿项目一度停滞、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受挫；两国边境治理合作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军队间和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中国与缅甸关系的发展面临缅甸外交新格局、缅甸国内政治环境的压力与挑战,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以增强沟通来保持相互关系的稳健发展。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缅甸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缅甸的国家政治转型还在进行,缅甸的外交转型也还在进行,包括2015年大选对缅甸外交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D]. 成芳. 吉林大学. 2017
[2]. 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D]. 张吉军. 兰州大学. 2014
[3].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外交政策选择[D]. 杨丽红. 山西大学. 2003
[4]. 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D]. 张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5]. 合作与摩擦：冷战后的中加关系研究[D]. 吴婷. 暨南大学. 2016
[6].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D].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7].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D]. 张仕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8]. 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D]. 李艳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10]. 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D]. 闫德华. 云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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