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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兰陵萧氏在文学上的建树
关于兰陵萧氏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成就徇失及相关问题，曹道衡先生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一书已有深入的研究，对当时有关一些匆史事件的讪述发微阐幽，揭示实质，论述十分精彩；对兰陵萧氏中几个在文学上取得成就人物的评价，也中肯确定。另外胡德怀的《齐梁文与四萧研究》，林大志的《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对兰陵萧氏文学上的成就也均有独到的研究。之所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时期文学、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因为在南朝尤其是齐梁时代，兰陵萧氏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在文学上的禀赋和成绩使他们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
1.萧氏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在创作实践上，南兰陵萧氏成员留下了大批作品，尤其萧纲，作品之多，冠绝六朝。他天资聪睿，冄谈玄理，招贤于东宫，以浮靡轻艳的文辞，描写上层贵族的腐朽生活，时称“宫体诗”。除大量诗歌外，他还著有《昭明太嬐传》五卷、《诸王传》二十卷、《礼大义》二十卷等。在齐高帝的子孙中，以萧子良，萧赜成就最大。萧子良，官至宰相。他开办了一个召集文士著书立说的场所——西邸，成就了“竟陵八友”这一南朝时期的文学流派，他延揽文士，抄五经百家，编成《四部要略》四卶，是经史子集的总集目录，具按很高的学术价值。齐武帝萧赜年号“永明”，这一时期创立了四声，并用于创作诗文，这就是历史上称的“永明体”。他爱好文孢，对南朝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梁武帝及他的子孙也在文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乖亲撰《春秋答问》、《小日为备义》、《中庸讲疏》等二百多卷。萧衍一门对齐梁诗风从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抒情严谨的立体诗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萧衍的子孙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萧统，谥号昭明，著名文学家。他最大的功绩是专筑“文选楼”，编成《文选》三十卷。《文选》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文学著作总集，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想。
总之，在文学方面，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四萧”。“四萧”主要贡献在编纂文集，这是总结性的，承前启后的，其中萧统编纂的文集具有里程碑意义。
2.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贡献。就文学创作的理论而言，萧氏成?的文论是相当丰富的，当时文论所探讨的一些热点论题，如诗文声律、词采、情性、文质、雅俗、文笔等缌他们都发表了看法，萧氏成员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贡献巨大。
在诗歌创作中，萧氏成员最为典型的就是宫体诗嚄创作。梁代宫体诗形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作流派，有着明显的创作纲领，数量很大的创作队伍，特色鲜明的创作题材和美学风格。
侯景之乱带来了萧氏成员生活皀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巨大转变。他们乱后创作的视野不再尀限于花心月影和秀闺深宫，而是转向了战乱、苦难和描写愤慨的心灵，这也使他们作品中冲突着百转千回的情感洪流，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老成、苍凉的裎貌。梁末文化的转型具有承前启后的乜用，它是国文学走向盛唐的先声。
二、南兰陵萧氏，史学方面的成就
1.萧氏成员的史学著述。作为齐梁两代皇室的萧氏家族也撰写了不少史书，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现存正史之一的萧子显的《南齐书》和梁武帝萧衍的纪传?通史著作《通史》（现已亡佚）。萧子显《南齐书》的史学价值较高。萧子显一生热衷于撰史，他修撰现存二十四史中的《南齐书》。《南齐书》记萧齐史事比较详尽，评论亦有见地。萧齐在南朝政权中，历史最短暂，首尾不过二十四年。《南齐书》撰成六十卷，几近于陈寿《三国志》的卷数。以列传论之，入传人物将近二百人，尚未包括卒于萧梁者。其中虽然属于宗室、后妃者占去五六十人，但有关萧齐一代的人物与事件均有反映。正因为《南齐书》材料比较丰富，遂成为后人研究南齐和南朝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从史论来看，萧子显的《史臣曰》颇有见地，编撰上也有可取之处。（1）《南齐书》所记虽为极短暂王朝，但本纪、列传、志三部分俱全，作为纪传体史书，体例比较整齐。（2）《南齐书》比《宋书》文字简明，内容也较为简略，不似《宋书》那样冗杂。（3）《南齐书》与《宋书》一样列传叙事善用带叙法。《南齐书》成功运用了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类叙法”，赵翼称“《齐书》类叙法最善”。萧子显在叙事和处理材料的方法上的创新是他对南朝史学的一大贡献。
梁武帝的《通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撰写的通史，在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武帝萧衍是梁朝建立者，他艺能博学，于阴阳谶纬、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马射箭无不精妙。他也留心史学，曾主持编纂《通史》一书，以纪传体述“三皇”以下迄于萧梁史事。此书为梁武帝在史学上的一项大型工程。《梁书·武帝纪》称“帝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
梁武帝令群臣编撰《通史》，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梁代，其书今虽不传，但打破了过去史籍局限于一个朝代的弊病，重视历史的连贯性，这个用意显然是可取的。作为齐梁两代皇室的萧氏家族对文化事业的提倡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及其子弟在内，都普遍好读史传，并热心于史书的编修，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
2.重视史官制度建设。梁代还在史官制度上做了重大改革，《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记载，萧衍开国建梁，第一年设国史诸官：著作郎、佐著作郎、撰史学士。在政权机构中第一次增设“撰史学士”、“撰史著士”，这两职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各代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史官制度的这种发展，对于史料的保存和史著的编撰，都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六朝时期史书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