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宝库[1]2004年在《山东省种植制度的演变历史及规律》文中研究指明通过调查,获得了有关山东省资源与种植制度以及种植制度内部各成分之间的详实资料;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如下主要结果: 1.山东省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演变 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是种植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建国以来,山东省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农村用电量等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由于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明显改善为种植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2.山东省作物布局和结构的演变 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1)粮食作物比重下降,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比重上升。山东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1949年的89.97%下降到2002年的62.57%,其他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则由1949年的1.19%上升到2002年的21.73%,主要是由于蔬菜面积的迅速增加而引起的。(2)秋粮面积下降,夏粮面积变动不大。秋粮面积由1952年的7612.53千公顷降到2002年的3515.95千公顷;而2002年的夏粮面积与建国初期相比,仅下降了328.34千公顷。(3)主要粮食作物面积“二增二减”。“二增”指稻谷和玉米,分别由1949年的15.73和949.07干公顷增加到2002年的155.32和2530.07千公顷;“二减”指甘薯和大豆,分别由1949年的941.53和2000.80千公顷减少到2002年的412.56和321.97千公顷。(4)主要经济作物面积“一增一减”。“一增”指油料作物,面积由1949年的477.00千公顷增加到2002年的984.35千公顷;“一减”指麻类作物,面积由1949年的25.27千公顷减少到2002年的2.3千公顷。烤烟面积在1985年达到了最大值,之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作物布局正由自给型向温饱型、经济效益型转变;由以抗旱作物为主的结构变为以用水作物为主的结构;豆科作物面积下降、生物养地作用减弱。 3.山东省主要作物产量的变化 (1) 在粮食作物刍勺产量构成中,由以秋粮为主的格局变为夏粮和秋粮并重。1949年,夏粮仅占粮食总产量的26.72%,秋粮则高达73.28%;
陈雨海[2]1993年在《建国以来山东省种植制度演变历史及规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东省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汇集了全国主要的作物和种植方式。建国以来,山东省种植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了解山东省种植制度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对于指导全省种植制度改革,促进种植制度的协调发展,促进全省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材料与方法 (一)搜集丰富的资料为了掌握详实的资料,在整理课题组已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多次到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农学系资料室、农经系资料室、有关教
仵允锋[3]2007年在《山东省农作制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了山东省农作制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山东省农作制度升级的对策。1.山东省农作制总体特征山东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初步形成了粮食、经济、饲料等作物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分散家庭经营快速向产业化、组织化、市场化转变。农业集约度提高,粮食单产逐年攀升,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变快。2.山东省农村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建国以来,全省非农产业产值增加速度显着高于农业产值,而且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其贡献显着高于第叁产业。农村从业人口也增加,但是农村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比例上均显着下降。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保持增长态势,但山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3.山东省农业内部特征山东省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种植业在农林牧渔各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全面发展。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粮食、油料和棉花总产升降起伏,但单产稳中有升。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总产显着增加,肉类、蛋、奶总产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农业生产条件优化,山东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用量、总灌溉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均显着增加。同时保护性耕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轮作面积较少。4.不同农业区农作制度发展差异从近年的产业结构看,各农业区产业结构均为“二、叁、一”型,第二产业占优势地位。各农业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呈现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递减的梯次结构。鲁西南区、鲁南区、鲁中区和鲁西北区以农牧为主,而鲁东区以农渔为主。近几年,种植结构逐渐多样化,各地均已形成作物优势区域化布局。各农业区的生产条件仍存在显着差异。5.山东省农作制度演变规律50年来,山东省农作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需求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减少→粮食面积减少、经济作物增加→粮食自给能力下降、肉蛋奶的供应能力上升、农业劳动力减少→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农业多样化和农村多元化→城乡一体化发展。需求的拉动是农作制度发展的根本动力,农作制度发展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而政策、投入和科技是农作制度发展的保证。6.山东现代农作制发展的制约因素现代农作制运行中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和一系列的不容忽视的非持续性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巨大资源环境与经济代价,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农村商品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基本建设不配套。7.山东省农作制度发展对策提出了促进山东省农作制度升级的对策:向现代经营体制转变,实现区域农作制度信息化管理,全面促进农作制的升级升值,促进农业劳动力有序高效转移;全面改善和提高农业生态环境;强化投入和政策支撑;全面实现农作制度现代化技术支撑。
张彦台[4]2012年在《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叁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叁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中介代理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叁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中介代理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代制、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办理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办理注销“牙帖”的手续。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叁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徐勇俊[5]2015年在《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协同演变规律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水资源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用水结构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研究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挤协同演变规律对于实现区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复合系统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己成为当前水资源管理系统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首先,、论文阐述了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二者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区域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协同演变的一般规律。为定量描述区域水资源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结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叁条红线”的内容,构建了区域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协同演变模拟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先通过建立山东省用水结构信息熵模型和产业结构信息熵模型,分析了山东省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接着运用耦合协调理论建立了山东省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耦合模型,分析了山东省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性。然后,将区域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协同演变模拟模型应用于山东省,模拟和预测了山东省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协同演变路径,分析了山东省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协同演变规律。通过对影响山东省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协同演变的若干因素分析发现,山东省当前的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仍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并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设定了一系列调整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的模拟方案,通过对比各个模拟方案的运行结果,最后给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用水结构调整的优化方案,以基本实现区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最后,基于模型的模拟结果及山东省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分析,提出了促进山东省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优化的政策建议。
于东明[6]2011年在《鲁中山区乡村景观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叁农”问题不仅影响着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农村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社会向异质的多样化社会转型。如何应对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大潮中的人口流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脆弱性、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生计等,面对机遇与挑战,保持乡村景观的生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人地关系紧张、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山东省鲁中山区峨庄乡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采用实地调查与实证分析、比较与归纳、系统与整体等研究方法,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①基础研究:阐述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相关理论支撑及研究区概况;②峨庄乡村景观格局与动态:借助3S技术,利用1990、2000、2005的遥感影像及其它数据,分析不同时期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规律;③峨庄聚落景观及演变研究: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区域—村落—民居),由宏观至微观,阐释不同时期聚落景观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演变的驱动因素;④峨庄乡村生产性景观及演变研究:针对研究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生产性景观的物质载体——梯田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景观演变的时空规律及相应的影响因素;⑤居民对写生及乡村旅游业发展感知和态度研究:在对研究区乡村景观资源及其吸引力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居民对蓬勃发展的写生及乡村旅游产业的感知与态度研究,为今后写生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成果:①依据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特征,将研究区景观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它用地等六大类,在景观类型水平上选用斑块数(PN)、斑块密度(PD)、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形状指数(LSI)、聚集度(AI)等5个指标,景观水平上选用Shannon多样性指数(SHDI)、Shannon均匀度指数(SHEI)、景观形状指数(LSI)、破碎度指数(SPLIT)、聚集度指数(AI)、平均景观类型分维数指数(FRAC-MN)等6个指标,研究表明1990、2000、2005叁个时期景观格局在斑块类型及景观水平上均有变化。总体而言,林地作为景观的基质,其它景观类型镶嵌分布其中,不同时期各景观格局指数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受人为活动的影响,景观呈现破碎化;②在经历了传统的农业时代之后,峨庄的传统村落由缓慢的自然有机生长转变为一定程度的裂变、扩展,在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都表现明显。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制度政策等的相互作用是聚落景观演变的影响因素。③在传统农业的底蕴中,耕地的数量逐渐减少,农业景观形态呈现多元化,种植制度趋于简单,劳动主体的劳作时间大大缩短。退耕还林及生态旅游的发展成为农田景观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④基于传统的风景旅游资源景观评价,结果为四级旅游资源(得分78,满分100),即优良级旅游资源,具有较大的旅游开发潜力及前景;利用层次分析法,以乡村景观吸引力为评价目标,综合评价得分为7.560分(满分10分),与基于旅游资源的评价结果相一致,具有较高的景观吸引力,为发展旅游及写生创造了条件。⑤不同的居民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收入的差异等,对峨庄发展写生及乡村旅游业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及态度不同,但总体水平呈积极肯定态度。针对写生及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顾莉丽[7]2012年在《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以世界9%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随着惠农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国粮食生产情况还不容乐观。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在未来都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原因,探讨粮食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基于比较利益的粮农种粮行为选择,探索在粮农收入构成中粮食收入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为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建立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本文的导论。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界定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第二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从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历史进程入手,概括总结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显着特点：第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第二,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地域分异加剧；第叁,粮食主产区向经济滞后区域集中；第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加大。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种粮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粮食主产区萎缩的基本原因；第二,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重要原因；第叁,人地矛盾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客观原因；第四,社会需求拉动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市场动因；第五,农业科技进步为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提供了推动力。第叁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差异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其次,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别从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梯度特征,其中江苏、山东、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其它9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粮食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四川、湖北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粮食商品化程度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叁省(区),其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说明我国主要的商品粮输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极差。第四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主要面临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粮食流通体系不顺畅、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农种粮行为的工业化“效应”凸显等问题。第五章为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种粮行为实证分析。结合研究目的,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首先运用VAR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的“轻粮”行为。其次运用Logistic模型以吉林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与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对未来种粮行为进行预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相对收益的变化是影响种粮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户种粮行为具有负效应,即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土地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明显下降。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粮食补贴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粮食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农资价格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相对收益的变化对其种粮行为均有重要影响。通过预测得出：当粮食主产区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到1/5时,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只有1/10左右,说明在这一“时刻”,农民不再关心土地的收益甚至会发生弃耕行为。第六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进行回顾、梳理和评价,提出调整与优化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围绕生产要素、生产主体和产品市场从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生产经营、收入支持、风险抗御、加工转化和市场调控等方面搭建起了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现阶段,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无论在政策内涵上,抑或是在外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仍存在政策补贴标准偏低,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执行成本较高；政策功能不强,支持体系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利于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问题。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远稳定发展,构建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必须建立稳定而长效的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转变政策支持方式。第七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预期。要实现粮食主产区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科学确定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定位,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目标,明确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强化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要素基础,不断加强自然基础要素,增加人工投入要素,提升效率要素等。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部分。在对论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经济利益及其行为相互影响关系,从多视角探讨粮食主产区变迁问题。从综合经济实力、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商品化程度等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以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意义和收入意义越来越淡化,粮食主产区农民会演化成较严重的“轻粮”行为为背景,探讨未来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看,这是基于新的视角关于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研究的理论探索。从实践意义看,本论文对巩固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亚荣[8]2004年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土地既是自然资源，又是社会财富；既是土地管理的对象，又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更是物权的重要客体。土地的归属和利用既关系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又涉及农业生产和农地利用效率的问题。因此，农地制度的优良与否，其制度绩效如何，对我国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和公民财产权利保护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研究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创新为主题，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作了历史描述，对其发展变化规律作了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对现时我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的原理和影响因素作了详细分析，进而为我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设计了具体的制度安排，配备了周详的配套改革措施，使我国农地使用制度创新具备了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章绪论明确了本研究的主题，并对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方法、思路与结构、创新与不足等作了简要说明。着重指出，农地使用制度变迁符合制度变迁原理，现时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加入WTO等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生产和保护农地权益，需要在现代物权理论指导下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创新。 第二章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分析。首先介绍了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回到“叁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生过程，并进一步论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接着详细描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类、各种责任制的实施程序及其具体内容，分析了各种责任制的关系，指出各种责任制之间存在转化、替代的发展过程；论述了联产承包法律关系，指出联产承包中农户对外还没有取得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联产承包的客体是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复合客体，土地承包还依附于联产承包之中，联产承包的内容包括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等权利和完成一定的产量、派统购任务等义务，土地使用权还没独立出来；分析了联产承包下均包土地的原因，指出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均包土地符合公平原则；进而详细论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绩效，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发展农业生产、改造集体经济等产生了巨大作用，也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第叁章对从联产承包到土地承包经营的演变及土地承包经营的演变、完善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分析了土地承包经营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不同之处，指出两者在主体、客体和内容叁方面都有了很大不同，随着承包客体变为单一的土地、承包的内容逐步简化和农户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联产承包法律关系转变为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关系，联产承包制度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演变;接着分析了早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发包权的上提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虚化，均分土地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零碎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质也造成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一步演变，一方面突出表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进程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化、长期化、流转度的扩展等使其逐渐向物权转变，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土地承包经营走向市场化、规模化的各种尝试，“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股份合作制等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作了有益的探索;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走向完善，表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使土地承包经营走上法制化轨道，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进程得以完成，为土地承包经营规定了详细的发包方式、发包程序、明确了双方的权矛lj和义务等方面。 第四章对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行了经济学和法学分析，总结了农地制度变迁的规律。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农地所有制度，包括国有制、农地私有制和族田等公有土地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了各种不同类型类型所有制之间的变化情况;接着回顾了我国历史上农地使用制度，包括奴耕、佣耕、自耕、佃耕等土地使用方式，分析了各种不同类型使用方式的变化情况;接着分析农地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原因，指出农地制度变迁符合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传统农地所有制变迁主要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原因在于由于技术、人地关系、生产要素、价格等方面的变化，产生了在原制度下无法内化的矛!」润，只有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将这些利润内化，而农地使用方式的变迁也是由于各种农地使用方式之间的成本不一样，高成本的农地使用方式逐渐被低成本的农地使用方式取代;解放后的农地所有制的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了制度供给者的目标，而联产承包为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得到了上下的一致同意，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制度绩效;同时从法学角度分析了农地制度变迁，指出农地制度变迁与身份和特权逐步脱钩、’与土地逐步财产化和商品化、与土地权利体系的逐步发达是一致的;最后总结了农地制度变迁的启示，指出当前农地制度改革要和农业生产、土地利用与土地权利保护相一致。 第五章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指出目前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蒋慕东[9]2006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豆是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原产于中国的作物，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蛋白质、植物油脂来源之一，孙中山先生说：“以大豆代肉类是中国人所发明。”大豆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豆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最佳农作物，大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氮肥最重要的来源。我们祖先发明了豆腐、豆芽、酱、酱油、豆豉、豆腐乳等很多大豆制品，还发现大豆的药用和饲用价值。民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大豆为叁百五十余种工业品之原料；近年来，科学家不断发现大豆新的用途，大豆油替代柴油，既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大豆蛋白纤维服装穿着舒适又保健还可降解；大豆肽、大豆异黄胴、大豆皂甙等新型生物制品在医药保健领域应用前景广泛。随着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会发现大豆越来越多新用途。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一百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大豆单产增长了两倍，远超过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单产增长总体水平，这是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的一段跨跃式发展时期。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科研体制化、制度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支撑体系的不同。传统农业是以经验为支撑的，农业技术研究都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选择的效率低、周期长，精确度和可靠性都不高。尽管有部分知识分子研究农业技术并撰写农书以传播先进技术，总体而言，其技术研究是个体化的，受研究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水平的高低影响很大，局限性非常明显。农业技术传播口传身授，速度慢、范围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挥作用更慢。而现代农业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体制化、制度化的科研为支撑，有专门的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人员，并有相应的经费支持，研发、教育、推广叁位一体，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史无前例地提高了大豆生产与利用水平，与以往传统农业时期的大豆技术进步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科技是二十世纪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现在位居世界第四，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邵士官[10]2012年在《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小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是县级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城市在以扩大内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大中城市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而小城市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期。诚然,我国小城市发展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面临诸多阻滞因素,其中的矛盾与症结亟待破解。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小城市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定位于城市理论体系中较为薄弱的小城市研究,通过系统阐述,廓清小城市的内涵,破解小城市发展的桎梏,提高对小城市的科学认识,对于推进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城市发展的研究需要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本文一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小城市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小城市与城镇体系各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入手,提出了从小城市的确定内涵、清晰标准、完整形态等方面认识小城市的新观念。第二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小城市发展的现状,已经形成的特点,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成因,把握小城发展的总体情况。第叁个方面,深入总结梳理、借鉴国外小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从这叁个方面入手,并以山东省小城市发展为重点案例分析,同时搜集运用全国小城市发展的有关数据、信息、案例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夯实了小城市发展的研究基础。我国小城市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小城市大多在秦汉以降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经过了建国以后六十多年的发展,为何至今还处于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值得我们深思。本文首先运用理论做指导,深入剖析小城市的发展、走势、机理,同时在大量调查研究、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影响和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性主要阻滞因素,即城市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人口的相对封闭和停滞,影响城市的发展；对城市选择的历史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产业这个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小城市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本文又深入探讨了影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外部阻滞性主要因素,即国家对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始终滞后；小城市发展的规划指导普遍缺乏；小城市的规范和高质量建设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法律的约束；小城市的管理还处于较低水平,有的小城市管理甚至还处于尚未起步阶段。这八大内生外生性阻滞因素的相互交织,形成了阻碍小城市发展的道道樊篱,导致小城市发展的动力不足,甚至畸形发展。研究应当在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正确途径。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城市发展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知识,着眼于当前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外生八大主要阻滞性因素,构建了消解当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主要阻滞因素的路径和机制,即以优化特色产业、推进城市治理、形成市民社会,叁者有机结合来消解八.大阻滞因素。小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制约小城市的阻滞性因素消除以后,小城市如何取得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关系着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社会能否尽快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和振兴。因此,本文着眼于今后叁十年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尽快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小城市的发展,创造性的在小城市的空间功能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和户籍、土地、创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实践性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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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D]. 张彦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5]. 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用水结构与国民经济协同演变规律研究[D]. 徐勇俊. 合肥工业大学. 2015
[6]. 鲁中山区乡村景观演变研究[D]. 于东明. 山东农业大学. 2011
[7].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顾莉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8].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研究[D]. 梁亚荣.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9]. 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D]. 蒋慕东.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10]. 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D]. 邵士官.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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