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终极现金流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自利性业绩归因,家族企业
终极现金流权论文文献综述
李定辰[1]（2019）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自利性业绩归因》一文中研究指出公司年度报告是上市家族企业披露信息的重要工具,对中小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意义重大。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控制人长期参与公司业务,相对于其他中小投资者更具有信息优势,有能力又有动机对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进行操纵。相关研究已经证实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业绩归因之间存在差异,但很少对家族企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展开讨论。本研究从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现金流权角度出发,研究其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影响。中小投资者可以根据相关研究结论对公司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为了研究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对自利性业绩归因的影响。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在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归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主要假设,使用Stata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比例较低时,利益协同效应占主导,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较低。当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提升时,壕沟防守效应加剧,会机会主义进行操纵收益。当控制权超过一定比例时,进行非财务信息操纵获得收益的成本增加,严重影响自身利益,控制权的激励效应占主导,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降低。(2)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和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在较高或者较低时会降低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3)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会增强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4)另外研究发现,上市家族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加会降低自利性业绩归因倾向,增加外部正面归因倾向。(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期刊2019-06-01）
蔡帆帆[2]（2018）在《CEO注意力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国家所有权与终极股东现金流权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并购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发展,企业并购的交易金额和数量屡创新高,并购俨然成为中国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以寻求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前因研究热情不减,但较少从企业并购决策者角度探讨企业并购行为的前因。注意力基础观提出,企业CEO的注意力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为。然而,以往研究尚未深入系统地揭示CEO注意力对企业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将结合中国背景,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揭示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对企业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它们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首先系统回顾和梳理企业并购行为、管理者注意力、国家所有权、终极股东现金流权的文献与理论,提出研究思路并建立研究的理论模型。然后,根据理论模型,本研究分别检验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对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进而,本研究引入国家所有权和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检验它们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经筛选选取2009-2013年间我国5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均会提高企业实施探索式并购的可能性,却降低实施利用式并购的可能性。第二,国家所有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第叁,国家所有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利用式并购的抑制作用,也会削弱CEO外部焦点对利用式并购的抑制作用。第四,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也会削弱CEO外部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将“探索—利用”范式用于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丰富了并购类型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揭示了管理者注意力和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并购类型选择的联合作用机制,从而发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和公司治理的研究。在管理实践上,本研究阐明:CEO注意力的合理配置将帮助企业有效地选择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此外,国有股股东和终极股东能在CEO分配注意力以推动企业实施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时起到重要监督作用。(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8-06-01）
刘静[3]（2018）在《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与股利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股利分配政策连接着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投融资活动,成为企业价值分配的最后一环。股利分配政策从内部来看是企业自身发展与法律政策相制衡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是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状态的体现。科学的股利分配政策对企业来说可以为企业的良好运作与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可以向市场传递发展良好的信号,激发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对于投资者、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迅速发展,截止到2016年底,民营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突破2000家,为市场经济带来了发展活力,优质民营企业的上市为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动力,为我国资本市场中多层次资本结构的完善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随着证券市场有关上市公司数据的公开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得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安排、企业当前发展状态以及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成为可能。但是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仍需完善,对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的缺乏导致上市公司往往通过制定有利于控股股东的股利政策对企业进行“掏空”。对股利政策的研究正发展成为当前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文以我国民营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为研究主体,在已有文献梳理与模型构建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研究:首先,对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概念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将终极控制人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绩效、投资以及股利政策的研究现状;对管理层权力进行概念界定并将衡量管理层权力的4个指标聚合为组织权力与所有权权力,探讨当前学术界对管理层权力进行的相关的研究;从企业成长差异化角度探讨其在股利分配中的作用机制,并着重理顺已有的关于运营能力、盈利能力的研究;对当前学界与各变量相关的文献进行简单评述。其次,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探讨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对股利分配政策的主效应作用机理,管理层组织权力及所有权权力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将管理层权力、企业成长差异化状态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探讨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在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与股利政策作用过程的具体调节机制。基于连续4年形成的2451组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对股利分配有正向影响;(2)管理层组织权力对股利分配有负向影响;管理层所有权权力对股利分配有正向影响;(3)管理层所有权权力与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在影响股利分配的关系中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所有权权力越高,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对股利分配的正向影响越强;(4)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对股利分配政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盈利能力与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在影响股利分配的过程中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盈利能力增强,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对股利分配的正向影响减弱。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验证了终极控股股东与管理层以及企业的成长差异化状态在股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最后,文章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适当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强化对终极控制人的制衡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8-05-25）
刘朝法[4]（2017）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上市公司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公司绩效对其自身发展和利益相关方的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运行的核心,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为我们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控制权作为公司治理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能够对公司的资源进行支配,决定着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终极控制人这一概念最早由La Porta等(1999)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沿用了这一观点,对代理问题的研究不单单以第一大股东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寻找股权控制链条最末端的终极控制人。学者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多从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二者分离的角度来分析。由于终极控制权一般会大于现金流权,终极控制人为了获取个人私利,会运用自身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影响公司绩效。有的学者从家族企业角度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的学者从民营企业角度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以沪深两市2013-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然后通过相关理论为后文的研究夯实基础,接着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接着建立回归模型,研究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终极控制人所拥有的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呈现显着正相关的关系,即现金流权越高,公司绩效越好;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因公司性质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结果,在国有企业中,二者呈微弱负相关关系,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与公司绩效呈显着负相关的关系,即两权分离程度越高,其公司绩效越差。在分样本描述性统计中发现,相比于国有最终控股上市公司,民营最终控股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两权偏离度。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研究结果从上市公司监管和对中小股东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来源于《东华大学》期刊2017-02-21）
刘丽梅[5]（2016）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例,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及其分离情况对绩效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现金流权、终极控制权分离状况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现金流权与经营绩效显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两种权利分离指标越高则公司绩效越差,反之,则越好。(本文来源于《财会通讯》期刊2016年33期）
王晓婉[6]（2016）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股价同步性》一文中研究指出证券市场的两个基本职能是信息处理和资本配置,其运行的内在机制是通过股票价格引导资本实现合理配置。Tobin(1984)认为股票价格能够有效引导资本配置是股票市场达到功能有效的必要条件。若想达到功能有效,证券市场的信息处理机制必须是健全有效的,即股价必须能及时、准确、充分、有效的反映公司的特有风险与价值。股价在时刻变动,其股价波动主要受到叁个层面信息的影响,分别是市场层面信息、行业层面信息和公司层面信息。市场信息和行业信息属于公共信息,这部分信息的获取成本很低,但是投资者据此信息不能准确判断公司的投资价值,只有当投资者获取与公司本身相关的特质信息以后,才能准确的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量和特有风险并据此做出投资判断。对于股价波动中反映出的公司层面的信息,大多数学者称为股价信息含量,也有学者称之为公司特质信息。两者具有相一致的意思,即股价中包含的特质信息越多,股价信息含量越大,股票价格越能准确、及时、有效、充分的反映公司内在价值,证券市场的运行也就越有效。"股价同步性(Synchronicity)"作为衡量股价信息含量的指标得到了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根据"信息效率观"这一主流学术观点,股价同步性越高,说明公司股价中越多的反映市场信息,较少的反映公司特质信息,股价信息含量较低。此时,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也较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衡量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我国股价同步性一直处于较高水平。那么为什么我国股价同步性处于较高水平?股价中公司特质信息的反映为何较低?如何来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的股价信息含量?这些都是值得本文深入研究的课题。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通常存在一个终极控制股东。终极控制股东经常会通过各种手段对底层公司的经营、融资、投资、股利分配乃至披露等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这将直接影响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所以,终极控制股东的意图会直接影响公司特质信息的释放、影响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最终影响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因此,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控制权理论为基础,构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股价同步性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探究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及其分离程度对股价信息含量的作用机理,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及其分离程度与股价同步性的相关关系,最终根据实证结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提出建议。本文主要分为绪论、文献回顾与评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实证检验和研究结论、研究建议与研究局限六个部分。文章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规范研究中利用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学位论文、期刊和专着,全面精准掌握股价同步性、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现状,并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构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实证分析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二者分离程度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的结论是:第一,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其按现金流权分得的公司利益越多,与公司的利益一致性程度更高,会更加自觉的提高披露信息的质量,使得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容易获得公司特质信息,从而使股价信息含量升高,股价同步性降低。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与股价同步性为负相关关系。第二,随着两权分离的程度提高,终极控制股东往往会实行"掏空"行为,利用自己的控制权利,侵犯中小股东利益,获取私人收益。此时公司会减少公司特质信息披露,信息透明度降低,股价同步性升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两权分离度与股价同步性成正相关关系。第叁,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股价同步性呈现倒"U"形关系,即终极控制股东的持股比例处于较低程度时,"管理防御效应"占主导地位,终极控制股东与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一致,他们会采取较为隐蔽的披露政策,此时股价同步性随着终极控制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但当持股比例达到某一个特定的水平之后,终极控制股东的"利益协同效应"占主导效应,他们与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并倾向于披露更多更好的公司特质信息,最终股价同步性随着终极控制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降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就研究对象来说,国内外关于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众多,但是就公司股权结构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来说,大多是研究股权集中度并且很少有人追溯到公司的终极控制权,探讨终极控制权结构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一方面,本文为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因素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在学术角度也是对股价同步性的"信息效率观"——股价是信息含量的反映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对于终极控制权结构的研究大部分文献停留在对公司内部的影响,对于公司外部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丰富了对终极控制权结构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本文利用的模型为国内外较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且设置合理的代理指标,引入比较全面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从而得到较为科学可信的结论。(本文来源于《东北财经大学》期刊2016-10-01）
苏德贵,雷鹏[7]（2016）在《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过度投资——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选用2007-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和过度投资存在倒U型关系,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与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这是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和控制权的侵占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来源于《财会通讯》期刊2016年15期）
常茂松[8]（2016）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债务期限结构》一文中研究指出从终极产权的视角,以我国沪、深两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发现: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水平越高,其掠夺外部投资者的成本也就越高,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为公司提供更多较长期限的债务资金,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掠夺外部投资者,增大了公司与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导致较高的债务融资代理成本,银行等金融机构倾向于为其提供更多的短期资金来约束终极控制股东。(本文来源于《金融理论与实践》期刊2016年04期）
季瑶[9]（2015）在《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R&D投入和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国家和企业都意识到创新对于中国企业甚至是国家的存在、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家在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同时,企业每年的自主性的研发投入也在增长。国家和企业都在大举资金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那么,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究竟如何?随着研究的深入,研发绩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广大的关注。在第二类代理问题严重的中国制度下,由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导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是否会对研发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就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研发活动的影响做出了研究。研发活动是企业的核心战略之一,研发活动的效率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以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为研究视角,探讨实际控制人的监督决策效率对研发活动的影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往学者在研究R&D活动的问题时,往往是研究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R&D投入或者产出的影响,还没有学者研究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视角下,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我国处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不同,我国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严重。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企业R&D投入以及企业研发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已经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R&D投入并不意味R&D投入的配置和R&D投入绩效一定好。所以,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导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对研发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09年-2014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来检验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调节作用,首先,实证检验了R&D投入是否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在此基础上,回归分析了终极股东控制权对研发绩效是否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然后,回归分析了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对研发绩效是否产生了负向的调节作用;进而,研究了其他股东对终极控制人的制衡作用对研发绩效是否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然后又研究了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性质对研发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R&D投入会促进滞后一期的企业绩效,公司R&D投入越大,企业下期的绩效也越好；(2)终极股东控制权影响了研发活动的有效性,对研发绩效有负面影响；(3)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不利于研发活动的展开,对研发绩效有负面影响；(4)其他股东对终极控制人的制衡作用可以缓解终极控制人在研发活动中的掏空和私利行为,对研发活动有着正面的影响,有利于研发活动的开展；(5)实际控制人股份性质是非国有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本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以R&D投入总量和结构为出发点,引出研究主题,并提出研究意义,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先后回顾了叁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分别是国内外有关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R&D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及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然后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发现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视角；第叁部分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本文先后介绍了R&D投入促进企业绩效的创新理论,研发活动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并将这二个理论运用到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研发绩效的影响上,最终得到本文的五条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为第五部分的实证分析进行了样本选择、变量选取、模型构建；第五部分实证分析,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结果和建议,这部分先总结本文的研究,并分析了研究结果,然后阐述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且为上市公司和公司管理者提出相关建议。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本文有以下叁点创新。(1)虽然已有学者研究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R&D投入、R&D产出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但是,研究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R&D活动绩效的调节作用影响的还没有。很显然,高的R&D投入并不会主动带来高绩效,因此,将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R&D投入和企业绩效纳入到一个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2)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分层和分组的回归方法,更加能分辨出调节效应的类型,充分的辨别了调节变量的性质；(3)本文首次发现了从终极控制人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加强终极控制人的监督职能以促进研发绩效的开展。(本文来源于《东北财经大学》期刊2015-10-01）
陈天航[10]（2014）在《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Berle和Means首先发现了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并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代理问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存在着股权集中的现象,由于股东获取的是剩余收益,因而股权集中使得大股东更加关注企业的各项指标,特别是利润指标,他们会加强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以期杜绝或者抑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避免公司价值遭受损失,以上原因导致很多人把股权集中视为解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最有效方法。然而,股权集中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当控股股东拥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之后,他们又可能为了牟取个人利益而肆意操纵其权利去侵占公司的资源或者谋取其它中小股东无法获得的收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会收到侵占。因此,公司治理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而是控股股东与其他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此后,La Porta等人首次研究了有关终极控制权的问题,世界上很多大公司存在终极控制人,他们经常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和超权股等方式使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产生分离,这进一步加剧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家族控制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但是国有上市公司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原国有企业通过改造而来,我们无法将其具体落实到个人或者家族,它们只是国家股权的委托人而已,所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会导致国有企业无法对经理人实施有效的监督,更多的监督工作可能由中小股东来承担,由于监督不足,作为企业实际掌权者的经理人可能会为了攫取不正当的自身利益而做出不恰当的经营决策。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时,经理人进行利益攫取的动机和能力会更强,因为他们只需要承担更小的风险,却可以掌控更大的权利。因此,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同样突出。在市场经济时代,充分、有效地信息交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财务报告是公司向外界披露信息的最主要和最常规手段,财务报告信息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公司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以及一些重大事项信息,它在维系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关系,稳定和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是向现在的及潜在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进行经济决策的会计信息。”这种定义将有用性放在首位,即财务报告的作用在于其是否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财务报告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在于其是否有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会计信息必须能被投资者所接受和信任才能具有价值,如若不然,公司花费大量精力编制财务报表,并且要聘请审计师来进行审计,这些工作将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财务信息必须具有信息含量才能体现出价值,那么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呢?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股权集中的情况,那么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出发,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是否会对会计盈余信息含量产生影响呢?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特征,以20%作为控制的标准选择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国有上市公司是否具有盈余信息含量?终极控股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对盈余信息含量具有怎样的影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盈余信息含量具有怎样的影响?其他股权制衡是否会对控股股东起到约束作用,股权制衡度对盈余信息含量具有怎样的影响?根据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本文的几个假设。为验证这些假设,本文以2009～2012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具有盈余信息含量,股价的变动与未期望盈余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现金流权与盈余信息含量正相关,现金流权越大,盈余信息含量越高；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加剧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使盈余信息含量下降；最后,股权制衡与盈余信息含量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大股东间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使经营状况下降,或者是由于国有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其他大股东实际掌权,其他私人股东实际担当控制人的角色所导致的。因此,加强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提高市场信心,优化国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减少控制层级应该是一条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盈余信息含量的途径。(本文来源于《东北财经大学》期刊2014-10-01）
终极现金流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2009年以来,我国并购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发展,企业并购的交易金额和数量屡创新高,并购俨然成为中国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以寻求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前因研究热情不减,但较少从企业并购决策者角度探讨企业并购行为的前因。注意力基础观提出,企业CEO的注意力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为。然而,以往研究尚未深入系统地揭示CEO注意力对企业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将结合中国背景,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揭示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对企业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等公司治理因素对它们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首先系统回顾和梳理企业并购行为、管理者注意力、国家所有权、终极股东现金流权的文献与理论,提出研究思路并建立研究的理论模型。然后,根据理论模型,本研究分别检验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对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的影响。进而,本研究引入国家所有权和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作为调节变量,分别检验它们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经筛选选取2009-2013年间我国5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CEO未来焦点和外部焦点均会提高企业实施探索式并购的可能性,却降低实施利用式并购的可能性。第二,国家所有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第叁,国家所有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利用式并购的抑制作用,也会削弱CEO外部焦点对利用式并购的抑制作用。第四,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会削弱CEO未来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也会削弱CEO外部焦点对探索式并购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将“探索—利用”范式用于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丰富了并购类型的研究。本研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揭示了管理者注意力和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并购类型选择的联合作用机制,从而发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和公司治理的研究。在管理实践上,本研究阐明:CEO注意力的合理配置将帮助企业有效地选择探索式并购和利用式并购。此外,国有股股东和终极股东能在CEO分配注意力以推动企业实施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时起到重要监督作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终极现金流权论文参考文献
[1].李定辰.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自利性业绩归因[D].山西大学.2019
[2].蔡帆帆.CEO注意力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国家所有权与终极股东现金流权的调节作用[D].浙江大学.2018
[3].刘静.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与股利政策[D].山东大学.2018
[4].刘朝法.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D].东华大学.2017
[5].刘丽梅.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J].财会通讯.2016
[6].王晓婉.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股价同步性[D].东北财经大学.2016
[7].苏德贵,雷鹏.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过度投资——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2016
[8].常茂松.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债务期限结构[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
[9].季瑶.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R&D投入和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5
[10].陈天航.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D].东北财经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