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玉峰[1]2004年在《北京市体重正常和肥胖人群体力活动状况的研究》文中提出肥胖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逐年上升趋势，肥胖与多种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Ⅱ型糖尿病、某些肿瘤发生以及相关死亡关系密切。体力活动对肥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体力活动模式研究的较少。 目的：描述比较体重正常和肥胖人群的体力活动状况，为肥胖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研究对象和方法：1998年-2000年参加“膳食和体力活动对体成分(％BF)的相对影响”课题的130人，其中，体重正常组(体脂百分比)男性18人、女性25人；肥胖组男性45人、女性42人。体力活动调查采用加速度计(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CSA)和MONICA一周体力活动问卷法。能量消耗用双标水(Doubly Labeled Water,DLW)法和根据各种体力活动计算能量消耗。％BF用单标水(Deuterium Oxide Dilution，D_2O)方法测量。 结果：(1)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时间、方式和频率均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进行业余散步的比例和时间均有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业余散步的趋势，但差异没有显着性。当平均每天业余散步的时间大于等于60分钟时，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业余散步的比例均显着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体重正常组男性做家务的比例和时间均高于肥胖组男性，体重正常组女性做家务的比例和时间均低于肥胖组女性。当平均每天做家务时间大于等于60分钟时，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做家务的比例均高于肥胖组，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体重正常组男性的交通比例和时间均低于肥胖组男性，体重正常组女性的交通时间高于肥胖组女性；体重正常组男性的工作比例和时间均低于肥胖组男性，体重正常组女性的工作时间高于肥胖组女性；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睡眠时间均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2)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轻北京市体重正常和肥胖人群体力活动状况的研究钟师赵斌教授马冠生研究员度体力活动时间均低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轻度体力活动时间;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中度体力活动时间均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中度体力活动时间;体重正常组男性参加重度体力活动的比例和时间均低于肥胖组男性，体重正常组女性参加重度体力活动的比例低于肥胖组女性，重度体力活动时间高于肥胖组女性。(3)分别用DLW方法测量的总能量消耗(TotalEne尽Expenditure，TEE)和CsA调整后的总能量消耗(predietion Total Ene汀Expenditure，尸TEE)表示: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TEE均高于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TEE，差异具有显着性(尸<0 .01)。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每公斤体重的能量消耗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每公斤体重的能量消耗，差异具有显着性(尸<0.01)。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活动记数(加速度的总和)均高于肥胖组男性和女性。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体力活动能量消耗(ActMtyEnery ExPenditure，AEE)和基础代谢能量消耗有高于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AEE和基础代谢能量消耗的趋势，但差异没有显着性。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体力活动水平(Physicial activity Level，PAL)均低于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体力活动水平，差异具有显着性(尸<0.05)。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与男性%BF关系最大的是工作日体育锻炼(p二一679)，然后依次为工作日步行购物(p二一0.619)、睡眠时间(p二一0.468)，周末步行购物(p二一0.343);与女性%BF的关系最大的是工作日步行购物(p=一0.716)，然后依次为工作日体育锻炼(p=一0.618)、周末体育锻炼(p=一0.458)、睡眠时间(p=一0.343)、骑自行车上下班(p二一0.269)、周末散步(p=一0.269)。 结论:本研究发现，在男性中，工作日体育锻炼、工作日步行购物、睡眠时间、周末步行购物的时间越高，肥胖发生的危险性越低;在女性中，工作日步行购物、工作日体育锻炼、周末体育锻炼、骑自行车上下班、睡眠时间、周末散步、周末骑自行车的时间越高，肥胖发生的危险性越低。 北京市体重正常和肥胖人群体力活动状况的研究导师赵斌教授马冠生研究员另外，还发现:虽然肥胖组的TEE和AEE高于体重正常组的丁EE和AEE，但是肥胖组男性和女性的每公斤体重的能量消耗、活动记数和PAL明显低于体重正常组男性和女性的每公斤体重的能量消耗、活动记数和PAL。说明PAL越高，肥胖发生的危险性越低。
陈绮文[2]2006年在《北京市城区成年超重/肥胖人群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按照2005年北京市国民体质监测抽样方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城7区26个监测点抽取2374名成年人(男1098人,女1272人)作为调查样本,从中筛选出1062名超重/肥胖者作为实验组,1220名体重正常者作为对照组;通过查阅文献、专家访谈和调查、问卷调查、体质测量等方法,提出并定义肥胖相关行为的概念,对相关因素背景下的人群超重肥胖状况和超重与肥胖人群的肥胖相关行为因素进行调查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人口学因素和肥胖家族史等对超重/肥胖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其对超重/肥胖状况的影响以肥胖相关行为因素为中介变量。男子、40岁后、高中以下学历、中间以下收入水平人群,肥胖相关行为因素的危险性较高,具有较高的超重/肥胖的风险。2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分为遏制肥胖行为因素和促进肥胖行为因素。遏制肥胖行为因素包括:合理饮食结构、良好饮食习惯、无或少高危饮食喜好、有指导下的经常锻炼、适当的控制体重行为、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不吸烟、少饮酒等;促进肥胖行为因素包括:不合理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高危饮食喜好、食欲好、无锻炼或锻炼水平低、私家车为主的交通方式、睡眠质量好、每天看电视2小时及以上、中重度吸烟、常饮酒等。肥胖相关行为因素间呈中低度相关关系。3超重/肥胖人群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较体重正常人群差,对高危食品喜好和食欲则相反。饮食喜好和饮食习惯对肥胖状况的影响作用可能大于饮食结构。4促进健康、减肥和健美是超重/肥胖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他们多选择在免费场所,采用锻炼强度较低的项目进行锻炼,锻炼中缺乏指导。这一人群具有较高的体育锻炼参与率和锻炼水平,但是锻炼的减肥效益不理想。5大部分超重/肥胖者具有较适当的控制体重行为,体育锻炼和控制饮食是采用人次最多的控制体重措施,控制体重措施的不同组合与控制体重效果自评存在关联。控制体重行为各因素间相互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6超重/肥胖人群在交通方式、睡眠质量、坐姿活动时间、每天看电视累计时间等日常和闲暇生活行为因素和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上具有较高的危险性。7依据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划分的8种行为类型中,健康促进型人群超重/肥胖风险最低,积极锻炼、吸烟、危害健康和享乐型等人群超重/肥胖风险较高,行为类型存在性别差异。8建立了成年人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危险性综合评价标准。回代检验结果表明,本评价标准能较好反映不同BMI等级人群间行为因素的差异。肥胖相关行为因素危险性的增高是超重/肥胖形成的重要原因。
王英丽[3]2008年在《不同干预方式对北京市社区中老年超重/肥胖女性体重控制效果的研究》文中指出背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中老年人群超重/肥胖比例日趋增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肥胖不但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而且还与许多慢性疾病密切相关,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虽然它的危害很大,但在国内,中老年人群对超重/肥胖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而且在社区中专门针对于超重/月巴胖中老年人群的干预措施也很少。目的:评价及比较健康教育+有氧运动和健康教育两种干预方式的效果,选择一种更适合社区超重/肥胖中老年女性的干预方式。方法:在北京市方庄社区便利地抽取两个小区,各选取53名研究对象,通过摸小球法分为干预一组和干预二组。对干预一组进行健康教育+有氧运动干预,干预二组进行单纯的健康教育。两组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完全一样。在健康教育前获得基础资料,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健康教育共叁次课,每周一次,在干预开始的前叁周进行。第一次健康教育结束后,组织干预一组的研究对象做有氧运动,并为她们制定相应的运动处方,按要求记运动日记,并定期电话联系督促运动。干预二组则自己运动,不要求她们记运动日记,不进行电话督导。在干预进行到叁个月和六个月时各随访一次。结果:干预后叁个月,与干预前相比两组的体重指数、腰围、胆固醇、甘油叁脂、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都明显降低(P＜0.05),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则明显升高(P＜0.05),干预一组的腰臀比与干预前相比也明显降低(P＜0.05)。组间比较发现干预一组的腰围、甘油叁脂、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干预二组(P＜0.05),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则明显高于干预二组(P＜0.05)。干预后六个月,干预一组除血糖以外所有人体测量学指标、生化指标(除高密度脂蛋白)与干预前相比都明显降低(P＜0.05),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明显升高(P＜0.05);干预二组除高密度脂蛋白水平明显升高(P＜0.05)外,其他指标与干预前相比均无明显变化(P＞0.05)。组间比较发现,除了体重指数、腰臀比、血糖无明显差异外(P＞0.05),其他各指标水平(除高密度脂蛋白)干预一组均低于干预二组(P＜0.05),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则干预一组高于干预二组(P＜0.05)。分别选取干预一组干预后叁个月与六个月的前一周的运动能量消耗与干预刚开始的一个周相比,发现后两个时间段的运动能量消耗增加(P＜0.05)。结论: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其近期效果比较明显,而远期效果不理想。而健康教育+有氧运动无论其近期还是远期效果都比较显着,因此更值得在社区中推广。
朱大乔[4]2011年在《护士自身体重与其从事体重管理态度和行为之关系》文中提出[背景]肥胖在全球呈流行趋势,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英国的肥胖人群在过去的25年已经翻了一番,超重已成为成年人的一种“常态”。而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调查(NNAHS)显示：我国成人超重率在10年内(1992～2002)增加了近40%；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鉴于超重和肥胖日趋严重的流行趋势和可能的严重后果,十分有必要了解目前医务人员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和实践水平。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医务人员的健康习惯(吸烟和体育锻炼行为)会影响他们从事相应健康促进的态度和行为。那么,医务人员自身体重也很有可能与其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和实践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关联。[目的]1.了解和比较中、英两国护士发生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特点；2.了解和比较中、英两国护士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与实践水平；3.分析中、英两国护士自身体重与其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4.探寻中、英两国护士从事体重管理实践的预测因子；5.评价所用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并经过文化调适,形成相应汉化版本。[方法]借鉴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框架编制问卷,对中、英两国护士展开横断面调查。整群抽取伦敦某护理学院(n=588)和上海某叁级综合医院(n=519)护士作为研究对象。两地问卷回收率分别为71.4%(n=420)和92.7%(n=481),有效问卷分别为409份和466份。为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对41名中国护士(间隔6周)和34名英国护士(间隔2周)实测2次。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的变量有社会人口学特征、体重、运动水平、体重心理控制源、6个体重管理有关的态度评分和1个体重管理实践评分。t检验用于计量数据的比较；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用于计数数据的比较；Kappa系数用于检查护士感知体重水平与BMI体重分类的一致性。Logistic回归分析用于分析体重管理实践水平与潜在变量的关系。采用临界比(CR)进行项目分析,检验量表中各题项的鉴别度；采用内容效度指数(CVI)和主成分分析分别检验量表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采用Cronbach a系数和组内相关系数(ICC)分别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结果]1.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检验和文化调适除极个别题项外,中、英文版量表所包含题项的CR值均达到显着性水平(p<0.01)。(1)英文版量表1)结构效度：除节食信念量表(DBS)和感知障碍(PB)评分外,所有量表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0.0%；2)量表及其因子的Cronbach a系数：0.521-0.864。其中,50.0%(6/12)被测值的Cronbach a系数>0.80；3)量表及其因子的重测信度(间隔2周)：组内相关系数0.598-0.896。其中,83.3%(10/12)被测值的ICC>0.75。(2)中文版量表1)所有量表经文化调适后,其中文预试版的平均内容效度指数(CVI)均>0.95。2)结构效度：除DBS量表外,所有量表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0.0%；3)量表及其因子的Cronbach a系数：0.528～0.918。其中,75.0%(9/12)被测值的Cronbach a系数>0.80；4)量表及其因子的重测信度(间隔6周)：组内相关系数0.440～0.931。其中,58.3%(7/12)被测值的ICC>0.75。2.中、英护士发生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特点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BMI分类标准,中国护士超重率(BMI=25)为3.3%,肥胖率(BMI=30)为0.5%；按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的BMI分类标准,中国护士的超重(BMI=24)和肥胖率(BMI=28)略有升高,分别为6.5%和1.0%。在感知体重方面,认为自己超重者占19.9%,认为自己肥胖者占2.1%。中国护士自我感知体重水平与BMI分类的一致性较低(Kappa:0.126～0.225)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BMI分类标准,英国护士超重率(BMI=25)为25.5%,肥胖率(BMI=30)为14.3%。在感知体重方面,认为自己超重者占30.3%,认为自己肥胖者占3.4%。英国护士自我感知体重水平与BMl分类的一致性为中等(Kappa=0.424)中国护士的体重显着低于英国护士(BMI:20.59 vs.24.97,p<0.001)。3.中、英护士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与实践水平(1)两国护士对体重管理中9个障碍的感知情况中国护士认为从事体重管理的障碍,按认同程度的顺位排序为：缺乏相关操作指南等(81.3%)、缺乏知识与技能(80.3%)、相关受训不足(79.1%)、患者病情复杂(78.6%)、补助不够(74.1%)、没有时间(67.2%)、患者不感兴趣(64.6%)、侵犯患者隐私(55.2%)和语言障碍(48.3%)英国护士认为从事体重管理的障碍,按认同程度的顺位排序为：患者病情复杂(90.6%)、相关受训不足(90.5%)、患者不感兴趣(90.3%)、没有时间(85.7%)、缺乏相关操作指南等(85.3%)、缺乏知识与技能(77.4%)、侵犯患者隐私(77.4%)、语言障碍(64.6%)和补助不够(58.0%)中、英护士对同一障碍的认同程度在7个题项上存在统计学差异：除“补助不够”外,英国护士对其余障碍的认同程度均显着高于中国护士(p<0.001)(2)两国护士对7项体重管理技能的掌握情况就所有技能项目而言,中国护士自认为高水平掌握者占9.9%-18.6%,中等程度掌握者占42.7%-61.5%,低水平掌握者占19.9%-47.4%；英国护士自认为高水平掌握者占12.5%-48.9%,中等程度掌握者占35.4%-55.1%,低水平掌握者占15.7%～43.5%。英国护士对3项技能掌握程度的评分显着高于中国护士(p<0.001)(3)两国护士实施8项体重管理专业行为的情况中国护士中,25.1%会对半数以上患者提供具体饮食建议,23.0%会提供情感支持,21.8%会提供一般性建议,21.5%会提供具体运动建议,20.5%会测算BMI,最少采取的行为是测算腰围(10.1%)；英国护士中,54.0%会对半数以上患者测算BMI,51.0%会建议患者转诊,41.8%会提供情感支持,最少采取的行为亦为测算腰围(11.0%)。中国护士的体重管理实践评分明显低于英国护士(19.05 vs.22.21,p<0.001)另外,与英国护士相比,中国护士对肥胖人群持有更正性的态度(ATOP:71.14Vs.68.08,p=0.001),但对自己从事体重管理的角色认同更低(PRI:17.70 vs.19.79,p<0.001)。4.中、英护士自身体重与其从事体重管理态度和行为之关系中国护士样本中,参照中国成人BMI分类：非超重组(BMI<24)的体重-外控因子得分高于超重组(25.14 vs.22.52,p=0.006)；而超重组(BMI=24)的体重-内控因子得分高于非超重组(18.26 vs.16.62,p=0.024)；非超重组的ATOP评分高于超重护士(71.71 vs.66.44,p=0.071)。参照感知体重分类,非超重组和超重组之间仅有3个态度变量的差异处于临界值：体重-外控因子得分(25.17 vs.24.08,p=0.068)、体重-内控因子得分(17.35 vs.16.57,p=0.094)和感知障碍评分(35.13vs.33.30,p=0.057)英国护士样本中,参照BMI分类：非超重组(BMI<25)和超重组(BMI=25)之间只有体重-环境外控因子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16.83 vs.15.30,p<0.001)；两组在职业角色认同因子的差异仅处于临界值(19.94 vs.19.31,p=0.096)。参照感知体重分类：与超重组相比,非超重组有更高的体重-环境外控因子得分(16.41vs.15.36,p=0.013),更高的自我效能因子评分(34.34 vs.32.70,p=0.041),更高的职业角色认同因子得分(25.15 vs.19.20,p=0.010)和更高的感知技能评分(14.01 vs.13.14,p=0.023)5.中、英护士从事体重管理实践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国护士样本中,尚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子。英国护士样本中,女性(OR=3.47;95%CI:1-33-9.08)、社区护士(OR=3.57；95%CI：1.09-11.63)、感知技能评分(OR=1.19;95%CI:1.06-1.33)和自我效能因子得分(OR=1.11;95%CI:1.04-1.18)是从事体重管理实践的正性预测因子；体重-环境外控因子得分(OR=0.91;95%CI:0.82-1.00)和感知障碍评分(OR=0.93;95%CI:0.88-0.99)则是负性预测因子。[结论]1.量表的检验与文化调试中、英文版量表结构有效、概念清楚,可以反映预测概念；绝大多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较好；中文版量表的信、效度指标总体上优于其英文版。总体而言,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达到或超过接受水平,可用于中、英护士的调查研究。2.中、英护士发生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病学特点英国护士体重水平显着高于中国护士,但两国护士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均明显低于本国普通人群。中国护士有高估自身体重的倾向,而英国护士则有低估自身体重的倾向。中国护士自我感知体重的准确性不高。3.中、英护士从事体重管理的态度与实践水平两国护士均感到在体重管理过程中存在多种障碍,并且一致最认同“知识与技能不足”类问题是当前从事体重管理的主要障碍。两国护士对7项体重管理技能的掌握水平评价均不高。他们从事体重管理的实践水平离当前卫生目标或卫生需求的差距依旧很大。中国护士在多数体重管理技能水平和专业行为方面,显着低于英国同行。4.中、英护士体重水平与其从事体重管理态度和实践的关系中、英两国的超重护士可能更认同体重受环境等外在因素的作用。在中国护士样本中,个体体重水平与其从事体重管理态度之间的关联较弱。相比之下,体重-态度关联在英国护士样本中较为明显：自感非超重护士更可能认同自已在体重管理中的角色作用,更自信或者更相信自己从事体重管理的能力,对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水平也更高。中、英两国护士自身体重水平(BMl分类或感知体重)与其从事体重管理实践水平的关系不明显。5.中、英护士从事体重管理实践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国护士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体重)和有关态度变量与体重管理实践水平无明显关联。在英国护士样本中,女性、社区护士、有体重-外控倾向、体重管理技能水平高和自我效能高者更有可能积极从事体重管理实践；相反,感知障碍程度高者不太可能为患者提供体重管理措施。
刘德林[5]2018年在《青少年身体成分、体力活动、身体素质之间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青少年时期肥胖和体力活动不足是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以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身体成分和体力活动对其身体素质的影响。研究方法:本文采集702名青少年(男生349名,女生353名)身体成分、体力活动、身体素质测试结果数据。使用生物电阻抗仪(Inbody230,韩国)采集身体成分数据;体力活动采用过及体力活动问卷(PAQ-A)获得主观体力活动数据;身体素质测试参照国家体质测试标准进行测试,获得以下指标:握力、50米跑、立定跳远、耐力、坐位体前屈、纵跳、5×5米折返跑。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年龄和性别对身体成分、体力活动、身体素质的影响;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检验不同体重组别、不同体力活动水平身体素质之间的差异性;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身体成分和体力活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为保证每个因变量在方程确定时具有统计意义,回归模型中自变量满足Ⅰ类误差小于0.05且R~2大于0.05时,方可纳入回归方程。研究结果:(1)从性别来看,身体素质指标中除耐力素质外其他指标在性别之间均存在显着性差异(p<0.001);体成分中骨骼肌和体脂百分比在性别上有显着差异(p<0.001),BMI(Body Mass Index,BMI)在性别间无差异性;体力活动在性别间无差异性(2)从年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素质呈上升趋势;BMI和骨骼肌也增加;体脂百分比在女生中为上升,在男生中为下降;(3)在不同体重分组中男生13岁立定跳远、16岁50米跑和5×5米折返跑、17岁纵跳,女生14岁立定跳远、15岁50米跑正常体重非肥胖组身体素质最好,明显大于正常体重肥胖组(p<0.05)。(4)在不同体力活强度下男生11岁50米跑、16岁握力、50米跑、立定跳远、5×5米折返跑,女生11岁握力、5×5米折返跑、12岁和14岁耐力、16岁女生5×5米折返跑,不同体力活动强度之间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大强度组身体素质明显高于低强度。(5)年龄、性别、骨骼肌与身体素质有正相关关系(p<0.001),骨骼肌对身体素质具有促进作用,骨骼肌含量越高身体素质越好;年龄、性别、Fat%与50米跑、立定跳远、耐力有负向作用(p<0.001),体脂百分比越高,身体素质越差。年龄、性别、BMI对身体素质无显着相关关系;年龄、性别、PA对身体素质呈正相关(p<0.001),体力活动越大身体素质越好。(5)由于BMI与体脂百分比具有显着相关性R=0.617,不满足多重线性回归自变量条件,因此在进行多重线性分析时将BMI/体脂百分比分别与其他自变量建立方程,结果表明年龄增长的同时,骨骼肌越大、体力活动得分越高、BMI/体脂百分比越低身体素质越好。研究结论:(1)正常体重肥胖与正常体重非肥胖在力量素质、速度素质、爆发力间存在显着性差异;(2)大强度体力活动对身体素质促进作用最大;(3)骨骼肌对身体素质有正向促进作用,体脂百分比与身体素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骨骼肌和体脂百分比对身体素质有显着影响,BMI对身体素质无显着影响;(4)在年龄增长的同时,体力活动越大,骨骼肌含量越多,体脂百分比越小身体素质越好。
颜京朋[6]2017年在《城市社区老年人体育锻炼要素对生命质量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了解城市社区老年人体育锻炼行为和运动量构成要素的基本情况及特征、生命质量各维度的情况及特征。探讨体育锻炼对城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生命质量的影响。研究方法:本研究借助体育锻炼情况和健康状况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并应用卡方检验、T检验、非参数检验等分析方法对城区老年人体育锻炼行为特征、生命质量特征、体育锻炼行为和体育锻炼运动量构成要素对生命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城区老年人中半数以上有超重和肥胖问题;有意识地锻炼身体和防病治病是最主要的锻炼动机,且无显着的性别和年龄差异;自觉身体不宜参加和缺乏时间是影响参与锻炼的主要原因,且存在显着的年龄差异;仅不到1/4的老年人从不锻炼,半数以上的老年人每周锻炼(?)5次且每次锻炼时间(?)30分钟,90%以上选择中小强度锻炼;男性周锻炼次数多于女性,但差异不显着(P>0.05);男性每次锻炼时间比女性长,但差异不显着(P>0.05);男性、女性锻炼强度选择上存在显着差异,女性选择小强度锻炼的比例高于男性;周锻炼次数在年龄组间存在显着差异(P<0.01),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70-74岁>65-69岁>75-79岁>80岁及以上;每次锻炼时间在年龄组间存在显着差异(P<0.01),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70-74岁>65-69岁>75-79岁>80岁及以上;年龄组间锻炼强度的选择集中在中、小强度,无显着差异(P>0.05);不同文化程度间在周锻炼次数、每次锻炼时间上,无显着差异(P>0.05),在锻炼强度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初中及以下小强度锻炼居多,文化程度越高,中等强度锻炼的人越多;不同月均收入间周锻炼次数存在显着差异(P<0.05),1000-2000元组周锻炼次数最多,<1000元组最少,锻炼强度无显着差异(P>0.05)。(2)城区老年人中,男性PF得分显着好于女性(P<0.05),男性BP显着好于女性(P<0.01),男性RP、RE、SF得分好于女性,但差异不显着;PF得分65-69岁组最高,随年龄增加PF得分显着降低(P<0.01),其中,65-69岁组显着好于75-79岁和(?)80岁组(P<0.01),70-74岁组显着好于75-79岁(P<0.05)和(?)80岁组(P<0.01),75-79岁组显着好于(?)80岁组(P<0.01);RP得分上,65-69岁显着好于75-79岁和(?)80岁组(P<0.01),70-74岁组显着好于(?)80岁组(P<0.01);RE得分上,65-69岁组显着好于75-79岁组(P<0.05);SF得分上,65-69岁组显着好于75-79岁和(?)80岁组(P<0.01),70-74岁组显着好于75-79岁和(?)80岁组(P<0.01)。BP得分在各年龄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PF得分上,没上过学组显着低于初中和高中组(P<0.05),也显着低于大学及以上组(P<0.01),小学组显着低于大学及以上组(P<0.05);RP、SF、BP得分上,不同文化程度间无显着差异(P>0.05);PF得分上,(?)2000元组显着好于<1000元组;RP、RE、SF、BP得分上,不同月均收入组间无显着差异(P>0.05);(3)PF得分上,偶尔锻炼组、经常锻炼组显着好于从不锻炼组(P<0.05),经常锻炼组好于偶尔锻炼组,但差异不显着(P>0.05);RP得分上,从不锻炼组显着低于偶尔和经常锻炼组(P<0.01)。经常锻炼组低于偶尔锻炼组,但差异不显着(P>0.05);RE得分上,不同锻炼行为组别间无显着差异(P>0.05);SF得分上,从不锻炼组显着低于偶尔和经常锻炼组(P<0.05),偶尔锻炼组要好于经常锻炼组,但差异不显着(P>0.05);BP得分上,从不锻炼组要显着低于偶尔锻炼组(P<0.01),偶尔锻炼组高于经常锻炼组,但差异不显着(P>0.05);PF得分上,从不锻炼组显着低于周锻炼3次及以上组(P<0.01),周锻炼1-2次组显着低于5-7次组(P<0.05),周锻炼3-4次低于5-7次组,但差异不显着(P>0.05),周锻炼5-7次组PF得分最高;RP得分上,周锻炼5-7次组得分最高,显着高于从不锻炼组(P<0.01);RE得分上,周锻炼(?)8次组得分最高,各组间差异都不显着(P>0.05);SF得分上,周锻炼5-7次组得分最高,并显着高于从不锻炼组(P<0.01),其他各组间的差异不显着(P>0.05);BP得分上,周锻炼(?)8次组得分最高,从不锻炼组显着低于5-7次(P<0.05)和(?)8次组(P<0.01);PF得分上,从不锻炼组显着低于其他组(P<0.01),每次锻炼1h-1.5h组得分最高,其他各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RP得分上,每次锻炼1h-1.5h组得分最高,每次锻炼<15min组显着低于1h-1.5h组(P<0.01),1h-1.5h组显着好于0.5h-1h(P<0.01),其他各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RE得分上,每次锻炼1h-1.5h组得分最高,其他各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SF得分上,每次锻炼1h-1.5h组得分最高,每次锻炼<15min组和15min-0.5h组显着低于1h-1.5h组(P<0.05);BP得分上,每次锻炼1h-1.5h组得分最高,每次锻炼1.5h组显着高于<15min组(P<0.05),其他各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结论:(1)城区老年人锻炼大多为增强体质和防病治病,身体状况是影响参与锻炼的主要原因。多数每周锻炼5次以上,每次锻炼30分钟以上的居多。男性、女性在周锻炼次数和锻炼时间上相似。体重正常和中等月均收入的锻炼次数较多,75岁以上每周锻炼次数和锻炼时间明显减少。大多数老年人选择中等以下强度锻炼,女性更倾向于小强度锻炼,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中等强度锻炼。(2)男性PF和BP明显好于女性,初中及以上的PF要明显比小学及以下好,收入越高PF越好。75岁以上PF、RP和SF明显变差。RE从70岁开始明显变差,75-79岁时,RE达到低谷,80岁后逐渐好转。(3)锻炼的PF、RP和SF明显好于不锻炼,以每次锻炼1-1.5h的为最好。偶尔锻炼的BP明显好于不锻炼。周锻炼3次以上的PF较好。周锻炼5-7次的RP和SF最好。周锻炼次数越多,SF和BP越好。
杜松明[7]2008年在《北京市8-10岁儿童代谢综合征流行情况及与ghrelin等神经体液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糖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的多种危险因素在个体内聚集的状态,包括肥胖、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高血压。随着全球范围内儿童少年肥胖发病率的逐年增长,儿童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和由此引起的死亡率在低年龄提前出现。儿童少年代谢综合征中危险因素互相协同,可以延续到成年期,是成年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社会心理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使个体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降低,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我国儿童代谢综合征的流行病学研究较少,尚未进行儿童代谢综合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以及代谢综合征与神经体液因素的关系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对儿童代谢综合征患病情况的调查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及时了解并监测我国儿童少年的健康状况以及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情况,为我国的儿童代谢综合征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探讨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为揭示神经体液因素在代谢综合征病理生理过程的作用提供流行病学理论依据,初步探讨神经体液因素对代谢综合征的预测作用。研究对象与方法本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两个城区中随机抽取20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的叁年级、四年级8-10岁学生中分别随机抽取25人,共1000名为研究对象。所有调查对象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调查青春发育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收入;并测定血清叁酰甘油(triglycericle,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用酶联免疫方法测定血清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采用以下标准判定儿童代谢综合征,具有一下5项中的3项异常者判定为代谢综合征:腹型肥胖(中心性肥胖),腰围≥年龄别-性别的第75百分位数;高血压: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年龄别-性别的第90百分位数;高TG血症:血清TG水平≥100 mg/dl;低HDL-C血症:血清HDL-C水平,男≤45mg/dl,女≤50 mg/dl;空腹血糖受损:空腹血糖≥110 mg/dl。高胰岛素血症:血清胰岛素水平>15μU/ml;胰岛素抵抗:HOMA-IR指数>2。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清TG水平、空腹血清HDL-C水平、空腹血糖水平,用t检验和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方法分析进行组间及组间多重比较,控制性别、年龄的影响。血清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水平及HOMA-IR指数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用非参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组间不同。用CMH(Cochran-Mantel-Haenzsel)方法进行组间率的比较。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不同父母文化程度、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发生腹型肥胖、高血压率、高TG血症率、低HDL-C患病率、代谢综合征患病率的危险(OR值),控制性别、年龄、青春期发育的影响。血清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水平及HOMA-IR指数按第25百分位数、第50百分位数、第75百分位数值,分为4个水平,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四分位数时腹型肥胖、高血压、高TG血症、低HDL-C血症及代谢综合征的危险(OR值),控制性别、年龄、青春期发育的影响。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腰围、血压、TG、HDL-C、空腹血糖、瘦素、ghrelin、脂联素、HOMA-IR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在载荷矩阵,用最大方差旋转(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以累积贡献率大于70%来确定共因子的个数,或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共因子。研究结果1北京市8-10岁儿童代谢综合征流行情况8岁、9岁和10岁儿童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分别为14.4%、15.8%和16.5%,男生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为16.4%,女生为15.4%;腹型肥胖率分别为37.1%、37.0%和28.9%,高血压率分别为18.2%、21.0%和25.7%,高TG血症率分别为26.5%、34.0%和34.7%,低HDL-C血症率分别为31.1%、25.7%和24.3%。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儿童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分别为2.1%、16.5%和46.7%,腹型肥胖率分别为1.7%、48.8%和95.5%,高血压率分别为14.0%、23.3%和42.1%,高TG血症率分别为21.0%、39.0%和58.3%,低HDL-C血症率分别为19.3%、30.5%和38.8%。低体重儿童中没有发现腹型肥胖和代谢综合征、有1例患高血压、1例患高TG血症、1例患低HDL-C血症。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及技校”、“中专、大专”及“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儿童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依次为11.6%、19.0%、19.0%和23.7%,腹型肥胖率为24.9%、32.4%、39.8%和36.0%,高血压率分别为17.5%、23.6%、24.9%和25.9%,高TG血症率分别为30.2%、34.0%、33.2%和37.4%,低HDL-C血症率分别为24.9%、28.4%、24.8%和25.2%;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及技校”、“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儿童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依次为10.7%、22.4%、20.4%和16.4%,腹型肥胖率为20.9%、36.6%、37.3%和36.4%,高血压率为19.8%、20.6%、29.2%和18.6%,高TG血症率分别为27.3%、37.8%、36.6%和28.6%,低HDL-C血症率分别为25.7%、32.6%、24.0%和20.0%。家庭经济收入为≤1999元/月、2000-3999元/月、4000-5999元/月和≥6000元/月的儿童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为17.4%、17.9%、20.3%和17.9%,腹型肥胖率依次为33.9%、40.7%、46.6%和33.9%,高血压率为22.9%、23.3%、25.5%和18.8%,高TG血症率分别为33.9%、29.5%、37.6%和36.6%,低HDL-C血症率分别为30.3%、23.5%、26.2%和20.5%。只有1人是空腹血糖受损。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儿童的空腹血糖水平逐渐升高;随着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增加空腹血糖水平没有变化。代谢综合征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腹型肥胖+高TG血症+低HDL-C血症”和“腹型肥胖+高血压+高TG血症”。调查对象中有63.4%发现至少有1项代谢异常,至少有2项代谢异常的有36.9%,至少有3项异常的有17.7%,至少有4项代谢异常的有4.0%,没有发现5项异常儿童;超重儿童中有86.0%发现至少有1项异常,49.4%至少有2项异常,21.3%至少有3项异常,有4.9%有4项异常;肥胖儿童中有99.6%发现至少有1项异常,79.8%至少有2项异常,48.8%至少有3项异常,有12.0%有4项异常。2北京市8-10岁儿童代谢综合征与血清ghrelin等神经体液关系的研究随着血清ghrelin水平的增高,腰围、舒张压、血清TG水平、HOMA-IR值、腹型肥胖率、高血压率、高TG血症率、低HDL-C血症率、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逐渐降低,血清HDL-C水平逐渐增高。与第1四分位数相比,ghrelin第4四分位数时代谢综合征患病的危险减少了60%(OR值=0.4)。随着血清瘦素水平的增高,腰围、收缩压、舒张压、血清TG水平、空腹血糖水平、HOMA-IR值、腹型肥胖率、高血压率、高TG血症率、低HDL-C血症率、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逐渐增高,血清HDL-C水平逐渐降低。与第1和第2四分位数相比,瘦素第4四分位数时代谢综合征患病的危险增加到24.5倍(OR值=24.5),第3四分位数时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增加到7.6倍(OR值=7.6)。随着血清脂联素水平的增高,腰围、收缩压、舒张压、血清TG水平、HOMA-IR值、腹型肥胖率、高血压率、高TG血症率、低HDL-C血症率、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逐渐降低,血清HDL-C水平逐渐增高。与脂联素第1四分位数相比,脂联素第4四分位数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减少了70%(OR值=0.3),脂联素四分位数Q3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减少了50%。(OR值=0.5)。随着血清胰岛素水平和HOMA-IR指数的增高,腰围、收缩压、舒张压、血清TG水平、空腹血糖水平、腹型肥胖率、高血压率、高TG血症率、低HDL-C血症率、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逐渐增高,血清HDL-C水平逐渐降低。与第1四分位数相比,胰岛素、HOMA-IR第4四分位数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增加到11倍(OR值=11.0),第3四分位数时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增加到3倍(OR值=3.0)。血清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水平,HOMA-IR与代谢综合征代谢异常成分的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HOMA-IR分别与腰围、收缩压、舒张压、TG、HDL-C、空腹血糖相关,关联的程度不同,但大致有这样的规律:瘦素＞胰岛素和HOMA-IR＞脂联素＞ghrelin。瘦素与胰岛素、HOMA-IR、脂联素、ghrelin有较强的关联,脂联素和ghrelin没有表现出相关。因子分析显示,第一公因子的变量主要由瘦素、腰围、胰岛素、TG、HDL-C、脂联素组成,第二公因子的变量主要由瘦素、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组成,第叁公因子的变量主要由瘦素、腰围、胰岛素、空腹血糖组成,第四公因子的变量主要由瘦素、ghrelin组成。结论·北京市8-10岁儿童中约16%已经患有代谢综合征,已经出现腹型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主要危险因素。儿童超重和肥胖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儿童代谢综合征受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Ghrelin、瘦素、脂联素、胰岛素与代谢综合征及其代谢异常有不同程度的关联。低ghrelin水平、高瘦素水平、低脂联素水平可能预测儿童代谢综合征发生的危险;·胰岛素抵抗在儿童代谢综合征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环节;高瘦素血症可能是代谢综合征的另一潜在因素,是肥胖和其他代谢异常之间的桥梁,可能是儿童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理。
金政国[8]2010年在《延边地区汉族青少年肥胖分布特点及其与血压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延边地区汉族青少年肥胖及血压分布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方法：①选取2008-2009年延边地区安图县四所高中的毕业生体格检查资料,共调查1696人汉族学生,其中调查资料、体检资料填写完整的为1 658人。被纳入的研究对象均对调查内容知情同意。②采用统一设计的肥胖流行病学调查表,由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饮食习惯、体力活动、吸烟史、饮酒史、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等。③体格检查：全部受检者在清晨空腹安静状态下进行体格测量,由统一的仪器和检查者来完成,内容包括身高(Height, HT)、体重(Weight, WT)、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臀围(Hip circumference, Hip)及血压等。体格指标均依据《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进行测量。身高与体重,分别精确到1 cm和0.1 kg。血压测量：采用汞柱式标准血压计测量血压,连续测量2次血压,且取2次血压测量的平均值。分别计算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腰围臀围比值(Waist hip ratio, WHR)及腰围身高比值(Waist height ratio, WHtR)作为本此研究中的评价肥胖的指标。超重及肥胖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oking Group on Obesity in China, WGOC)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BMI超重、肥胖筛查分类标准”,以BMI≥24 kg/m2为超重和≥28 kg／m2为肥胖。血压依据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诊断标准,以SBP/DBP≥130/85mmHg为血压偏高；血压分型：单纯收缩期血压偏高(Isolated systolic hypertension, ISH)、单纯舒张期血压偏高(Isolated diastolic hypertension, IDH)、收缩期合并舒张期血压偏高(systolic combined diastolic hypertension,SDH)。④计量资料行t及ANOVA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x2检验。BMI与体格指标及血压间相关性采用偏相关分析；BMI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以超重及肥胖为因变量,以性别、体重、臀围、WHtR、血压偏高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BACKWARD法选择变量,以α=0.05为入选变量的显着性水准,α=0.10为删除变量的显着性水准。结果：进入本次结果分析的总例数为1658名,其中男性771人(占46.50%),女性887人(占53.50%)。①男生BMI (kg/m2)的P85和P95百分位点分别为23.67及26.21,女生分别为22.67及24.98；男生SBP (mmHg)的P85及P95百分位点分别为125.00及130.00,DBP (mmHg)分别为80.00及85.00,女生SBP的P85及P95百分位点分别为120.00及120.10,DBP分别为80.00及85.00。②男生的身高(173.59±5.25)、体重(63.81±9.20)、BMI(21.15±2.72)、腰围(72.01±9.26)、臀围(92.87±6.68)的平均值均高于女生的身高(161.11±4.97)、体重(53.09±7.24)、BMI(20.44±2.50)、腰围(66.24±8.32)、臀围(89.95±6.27)平均值,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男生的SBP(115.53±9.96)和DBP(75.77±6.76)平均值明显高于女生的SBP(107.27±10.07)和DBP(71.83±6.95)平均值,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③男生的体重、腰围、臀围、WHR和WHtR等体格指标均随BMI升高呈升高趋势,其升高趋势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和WHtR等体格指标随BMI升高呈升高趋势,其升高趋势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男女学生的SBP和DBP均随BMI升高呈升高趋势,其升高趋势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④男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1.2%和7.1%,肥胖检出率分别为2.3%和1.4%,超重及肥胖合计检出率分别为13.5%和8.6%,超重及合计检出率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男生血压偏高、ISH、IDH及SDH检出率分别为20.8%、9.2%、8.9%和2.6%,女生分别为7.8%、2.8%、4.2%和0.8%,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⑤男生超重、肥胖组的ISH、SDH及血压偏高检出率均显着高于体重正常组,且均随肥胖程度加重呈增高的趋势(P＜0.01)；女生超重、肥胖组的IDH、SDH及血压偏高检出率均显着高于体重正常组,且均随肥胖程度加重呈增高的趋势(P＜0.05或P＜0.01)。⑥BMI与体重、腰围、臀围、WHR、WHtR、SBP、DBP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893(体重)、0.548(腰围)、0.584(臀围)、0.555(WHtR)、0.214(SBP)、0.142(DBP),均P＜0.01；BMI与WHR之间具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偏相关系数为0.056(P＜0.05)。⑦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区青少年肥胖与性别、体重、WHtR及血压偏高密切相关,其OR值分别81.052、1.520、6.457及1.985。结论：①本地区青少年BMI平均水平显着低于WGOC标准,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接近一般富裕乡村汉族。超重及肥胖检出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接近大中城市汉族,高于其他少数民族。②本地区青少年血压异常流行程度接近城市水平,且出现明显的性别差异。③超重和肥胖组的ISH(男生)、IDH(女生)、SDH及血压偏高检出率均显着高于体重正常组,且均随肥胖程度加重呈增高的趋势。④BMI与体重、腰围、臀围、WHR、WHtR、SBP、DBP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⑤本地区青少年超重及肥胖与性别(女生)、体重(高体重)、WHtR(腹型肥胖)及血压偏高密切相关。
张斓[9]2010年在《中国城市社区人群健康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的逐步转变,健康的概念也从“没有病就是健康”向“健康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识逐步从负向到正向,也从单一地关注健康状况扩大到关注健康影响因素以及由于健康不佳导致的各种损失。但是,与此同时,现有的健康评估却仍然集中在对死亡或疾病资料的描述上。因此,作为我国公共卫生部门基本职责之一的健康监测与评估需要一套能够与现行健康概念相一致的健康评估指标体系,用于充分了解影响人群键康的自然、社会、行为等因素以及相应的人群健康状况、特征和变动趋势,明确社区人群中存在的健康问题,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予以指导,达到创造一个适应所有人健康成长的健康环境的目的。目的1.构建一套统一、规范、可行的社区人群健康评估指标体系。2.将此指标体系在北京市朝阳区试用,评估朝阳区人群的健康水平并提出建议。3.检验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叁阶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第一步,通过文献综述和政府相关文件分析及专家访谈,根据现有人群健康/疾病状况、健康影响因素及健康结果指标的种类及特点,构建人群健康指标的初步框架；第二步,通过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对该框架内的指标进行分析和筛选,确定人群健康评估的指标体系；第叁步,使用该指标体系对北京市朝阳区人群的健康进行试评估,找出该地区人群健康的主要问题并分析潜在的影响因素,为健康促进和健康干预行动提出建议。结果1.本研究初步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群健康评估体系的框架和指标草案。包括：健康影响因素、健康/疾病状况以及健康健康/疾病后果叁个层面下的26个可测量指标。2.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内遴选了27位专家进行两轮专家咨询,专家的平均从业年限为24.11±6.73年。两轮咨询的专家应答率分别为96.30%和88.89%,提出额外修改意见率分别为46.15%(12/26)和25.00%(6/24),两轮反馈时间分别为5.38±4.77天和6.91+5.05天,反馈时间经t检验(t=0.293,p>0.05)无统计学差异。两轮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207(χR2=182.6,p<0.05)和0.357(χR2=260.7,p<0.05),经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显着性,且第二轮大于第一轮,说明专家意见逐步趋于一致。3.经过两轮专家咨询,本研究最终建立的中国城市人群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3个,分别为：健康影响因素、健康/疾病状况、健康/疾病后果；二级指标9个,分别为：环境因素、个人行为因素、医疗资源及服务、发病/患病率、死亡率、潜在寿命损失年、人均医疗费用、年因病(伤)缺勤天数、其它健康指标。叁级指标27个,分别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生活饮用水抽样监测合格率、食品卫生抽样监测合格率、家庭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人口率、人均住房面积、吸烟率、饮酒率、超重和肥胖率、锻炼率、慢性病知晓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政府预算卫生费用、病毒性肝炎发病率、肺结核发病率、高血压患病率、糖尿病患病率、恶性肿瘤患病率、精神疾病患病率、粗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伤害死亡率、平均期望寿命、自评健康良好率。可测量的指标总共30个(含27个叁级指标和3个二级指标)。4.使用本研究确立的指标体系对北京市朝阳区人群进行健康评估,得出如下结果：第一,健康影响因素方面,朝阳区人口规模增长快、素质高、结构老龄化；城市资源和环境面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严峻挑战；居民吸烟、饮酒、身体活动不足等行为危险因素发生率高；第二,健康/疾病状况方面,区内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发病率有缓慢上升趋势;居民死亡率基本稳定,主要死因以慢性病为主,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形势严峻；居民期望寿命稳步提高,但主要死因对期望寿命影响明显。第叁,健康/疾病后果方面,慢性病与伤害是造成朝阳区居民寿命损失的主要原因。5.本研究确立的中国人群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应用中,较易和容易获得数据的指标个数为25个(83.33%)(容易获得数据的指标19个,分别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生活饮用水抽样监测合格率、食品卫生抽样监测合格率、家庭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人口率、人均住房面积、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政府预算卫生费用、病毒性肝炎发病率、肺结核发病率、高血压患病率、粗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伤害死亡率、平均期望寿命、潜在寿命损失年,占总指标数的63.33%。较易获得数据的指标6个,分别为：吸烟率、饮酒率、超重和肥胖率、锻炼率、慢性病知晓率、糖尿病患病率,占总指标数的20.00%)。说明本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较好。结论本研究具有文献研究基础扎实、遴选专家代表性好、采取多种咨询方法提高专家应答率的优点。通过本研究确立的中国城市社区人群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可操作性较好。使用该体系对北京市朝阳区人群进行健康评估,评估结果全面,涉及健康影响因素、健康/疾病状况和健康/疾病后果等方面,数据详寒,为朝阳区公共卫生及其它健康相关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也为中国城市社区的人群健康评估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较好的指标体系。
郭娴[10]2014年在《中年人运动中心血管风险预警及运动改善风险和心肺耐力的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横断面调查50-59岁人群运动中心血管风险,探讨相关预警指标。观察规律跑步运动对风险的改善和不同运动负荷对心肺耐力的改善效果,为该人群安全科学健身提供指导。研究一方法：问卷筛选出247名受试者,测试递增负荷实验和安静状态形态学、生理生化、超声和运动后恢复指标,分析心电血压正常和异常人群相关指标的变化,并分析异常心电血压指标与安静指标关系。结果：31名和38名受试者分别出现持续和一过性异常。可用于预警运动中持续心血管风险的指标包括PA、臀围、BMI、SBP、ABI、CIMT、TC、HDL-C、CK、AST、Mb、HRV、运动后HRR,可用于预警运动中一过性心血管风险的指标包括HDL-C、HRV和运动后HRRl。研究二方法：研究一中66名受试者分为正常组(C组)、异常组(Y组)和异常后恢复组(YH组),进行叁个月50%-60%V02max强度每周300min的跑步运动,测试干预前后相关指标变化。结果：干预后Y组和YH组受试者异常发生率均有下降,Y组和YH组的心肌酶均显着性下降；干预后两组的完成运动负荷显着提高,心血管机能、形态学指标、血脂和自主神经功能明显改善。研究叁方法：95名男性分为对照组(C组),太极拳组(T组),小量跑步组(LR组),大量跑步组(HR组)。T组进行每周400min陈氏太极锻炼；LR组和HR组分别进行50%-60%V02max强度每周150min和300min跑步锻炼。叁个月干预前后分别测试受试者的V02max.心肺功能和超声相关指标。结果：T组、LR和HR组的V02max分别提高了8.2%、17.1%和22.2%。太极拳和跑步运动都可降低安静心率、改善脂代谢,提高肺通气。叁种运动都可显着提高SV、EDV,但是T组和HR组的Tei指数降低比LR更明显。结论：1.递增运动中有一过性心电血压异常,应结合运动后心肌酶进一步观察运动中心血管风险。50-59岁人群可在常规体检基础上测试PA、HRV、CIMT口运动后HRR预警运动中心血管风险。2.叁个月中等强度跑步可降低运动中心血管风险,提高安全运动上限。3.太极拳和跑步运动都可提高50-59岁男性的CRF,跑步运动提高更显着。4.太极拳和跑步运动改善健康效果无明显差异,太极拳和大量跑步运动比小量跑步运动改善心功能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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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年人运动中心血管风险预警及运动改善风险和心肺耐力的效果研究[D]. 郭娴. 北京体育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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