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1]2016年在《黄宗羲诗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黄宗羲在学术界历来以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等身份着称,相较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其文学思想零散而不成系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总结黄宗羲零散的文学材料尤其是诗学材料,进行系统全面地观照,是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对黄宗羲诗学进行系统化梳理,对先前研究成果中不足及空白点进行补充,并注意当时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从特殊时代大背景下出发研究黄宗羲的诗学思想,是本文的创新所在。本论文主要研究黄宗羲诗学的思想性,并以其诗歌佐证。关于黄宗羲诗学的思想性主要分为一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明代诗坛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并提出新的论点。第二,性情论,对传统的性情进行分类、分层,并从时代背景出发,倡导为国为民的“万古之性情”。第叁,对古代诗学思想进行重新阐释,黄宗羲同样以时代为立足点,扩大了传统诗学思想的内涵,并修正了其中不适合性情抒发的地方,使这些传统诗学思想从“诗教”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为“万古之性情”的抒发铺平了道路。第四,关于“诗史”问题。黄宗羲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观点,希望能用诗歌将时代巨变真实的记录下来,记录人们的反抗斗争和清统治者的残酷暴行来补充这段很可能被后世过分美化的特殊历史。最后,以理论联系实际,研究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进一步证明黄宗羲诗学思想的价值,尤其是“性情论”的价值。
温德朝[2]2017年在《黄宗羲诗学“性情论”诠释》文中认为从清代叁百年学术思想史的大背景考察,清初诗学"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遗民大儒黄宗羲对清初儒家诗学思想体系重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思想家的远见卓识认真总结明代中后期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得失成败,批判地继承了宋明诸儒关于"性情"命题的理论成果,探索建构了以"性情论"为主体的诗学思想体系。本文通过"体、用"——性情的本体价值,"真、伪"——性情的存在形态,"正、变"——性情的时代内涵,"雅、俗"——性情的知识基础等矛盾对立的命题分析,深入诠释黄宗羲诗学思想的性情内涵及其诗学史意义。
张敏杰[3]2007年在《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文中指出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项念东[4]2004年在《黄宗羲诗学性情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在清代诗学乃至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他通过考察明中后叶以来诗学的得失成败，并批判地吸取宋明诸儒关于“性情”命题的理论成果，建构其独特的诗学本体论——“诗以道性情”。他对诗之本体“性情”的思考更独辟蹊径，即按照“性情”的产生和融养(发生论)、“性情”的内在价值(价值论)以及“性情”的表现(表现论)这一思路来展开。应该说，梨洲以“性情”为核心的诗学思想，为“诗以道性情”命题在古典诗歌美学领域的真正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项念东[5]2006年在《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哲学色彩》文中研究指明在明清之交的诗论家中,除王夫之而外应数黄宗羲的诗学思想哲学意味最浓,其开阔的诗学思考视野和多方面、多角度的诗学批评实践引发并深化了他对“诗以道性情”命题所指向的诗歌艺术本质的探讨,这一致思路向明显具有超越一般性的艺术评论而深入诗学本体论考察的性质。同时,系统清理理学学术史的哲学思维训练不仅增强了其诗学思考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辨性,也为其诗学探讨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本文就黄宗羲诗学思考的契入视角、理论核心及方法论叁个方面所体现的哲学色彩略作阐述,以尝试探求其诗、哲两重学术背景的内在勾连。
项念东, 汪丹莉[6]2008年在《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叁重价值向度》文中指出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叁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史洪川[7]2005年在《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项念东[8]2008年在《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叁重价值向度》文中认为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素来不乏以"性情"论诗的个案,然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对"诗以道性情"说的阐释却多有独得之见。他以"性情"为诗之本体,并衡之以"真"、"广"、"深"这叁重基本价值向度,不仅对诗学情感之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关系问题有新理解,也在诗人情感表现的当下性、时代感与历史文化思考这叁者间构设了一种理论张力。而这,对于今天进一步讨论中国诗学抒情传统、反思中国诗学情感论等问题显有其现实意义。
孟新东[9]2018年在《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叁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叁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叁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叁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着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叁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叁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着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叁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叁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
崔霞[10]2016年在《黄宗羲明文选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宗羲是明清之际通经、博史、善文的学术巨匠,其所编明文选本有叁:《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读》。本论文即立足于此叁选本,从古典文献学与文学批评理论两方面综合研究了其编纂情况、版本信息及散文理论等问题,对黄宗羲明文选本进行了较全面的审视与观照。《明文案》、《明文海》及《明文授读》是黄宗羲在世易时移、学风浮泛的社会背景下为保存有明一代文学文献,力排万难,费时数十年编纂而成。编纂者的资料贮备、学养能力、编纂眼光及着述宏愿等促成了叁选本在康熙年间相继成编,选本的具体收录作者、篇目卷数、文章内容、体例编排等既有差异又彼此关联。其中,初编本《明文案》重在求真,增益本《明文海》旨在求全,而精编本《明文授读》则意在选优拔萃,叁选本刻印流传情况不一,现存版本状况也各异。本文考察了不同选本的具体存佚情况,并针对《明文案》实际卷数、稿本散佚去向及潜窃疑案,《明文海》“晚年未定之本”说及原书卷数、抽毁情况等问题,还有《明文授读》的编者权、相关评语及序言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分析,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黄宗羲明文选本的特殊文化意义。黄宗羲明文选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散文理论,主要见于以理论形态存在形诸文字的显性文论和贯彻于编选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文论。通过对叁选本中作家作品的收录取舍、体例安排、褒贬评议等,黄宗羲昭示出自己对明代散文的文学功能、创作体式、承袭流变等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如“文道合一”、“情至为宗”的文体论;文如其人、宗经务学的作家论;本之“六经”、确立正宗,叙述有法、讲究韵致,反对模拟、主张独创的创作论;经世务用、风格多样、既不因文废人亦不因人废文的作品论等。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明确提出了明文“叁盛”说,认为八股文是造成明代散文凋敝的主因之一,而散见于《明文海》、《明文授读》中的数百条评语则具体入微地展现了他对明文的各种审美趣味和理论观点,如对前后七子的批判、对唐宋派的推崇、对公安派的肯定等散文观在选本中彰显无遗。可以说,叁大明文选本既是黄宗羲散文主张的理论标举,又是其散文理论的实际贯彻。通过其编纂,黄宗羲的散文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凝聚和提升,同时选本也反证、映射着他的文学理念。叁大明文选本收文齐全、架构恢弘、理论精深,在明代众多文集中卓然特立而出,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诗学思想研究[D]. 刘畅.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黄宗羲诗学“性情论”诠释[J]. 温德朝. 中国美学研究. 2017
[3].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J]. 张敏杰.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4]. 黄宗羲诗学性情论研究[D]. 项念东. 安徽师范大学. 2004
[5]. 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哲学色彩[J]. 项念东. 文艺理论研究. 2006
[6].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叁重价值向度[J]. 项念东, 汪丹莉. 兰州学刊. 2008
[7].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J]. 史洪川. 殷都学刊. 2005
[8].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叁重价值向度[J]. 项念东. 中国韵文学刊. 2008
[9].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D]. 孟新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10]. 黄宗羲明文选本研究[D]. 崔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