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

杨光[1]2004年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态势强劲、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剧、新经济模式日渐显露、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形态,迎来了难得的契机,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影响其健康发展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些问题无不与专业建设没能按照市场性的要求运作有关。所谓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是指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受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市场原则的影响和制约的特性。“市场性”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固有的基本属性,是基于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相统一的要求而形成的。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必须同时适应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消费者市场“两个市场”的需求。强调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并非指它是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唯一属性。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及其专业建设同样具有公益性;而且,在高职教育专业产出的“商品形态”以及其生产过程体现出公益性品质。高职教育专业建设必须坚持市场性与公益性统一的原则。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是集专业开发、专业设置、专业调整、专业教学为一体的活动,其要素包括:市场分析、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实践教学体系和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市场分析是前提,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是核心,实践教学体系和基地建设是基础,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4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促进,形成了专业建设的动态系统。从市场性要求出发,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等,都必须坚持以适应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满足职业岗位要求为依据;专业的实践教学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必须更紧密地结合地方经济和行业特点,坚持“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结构,构建高职院校师资引进和培养的独特机制。只有紧紧围绕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教学模式由以学校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市场需求为中心的转型。坚持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市场性,高职院校的教育和教学改革中创造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实践经验,包括“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叁级技术能力等级”为特色的教学模式,体现全面素质教育的KAQ模式,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及对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等。认真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有助于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沈军[2]2016年在《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也是培养培训大批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专业建设作为职业院校与经济社会对接的直接纽带,是决定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提高职业院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进行高质量的专业建设。为了解决当前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定位模糊、效率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本研究从评价是导向、评价是引领、评价是动力的角度,本着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发展的精神,在系统反思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存在“背景因素关注不多、专业特质体现不足、建设过程参与不够、对学生发展引导不强”等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并提出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应坚持效率与效益对立统一、坚持全面与核心统筹兼顾、坚持程序与方法多样灵活,进而构建指向于提升专业建设效率和效益的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并进行实践运用。本研究遵循了“背景性研究?假设性研究?主体性研究?个案评析研究?原理归结”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以CIPP评价模式理论、专业周期理论、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的必要性、合理性、本体性、有效性与原理性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阐述。基于CIPP评价思想与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的契合,本研究以“两效”(效率与效益)为评价价值导向,构建了以“四核”(核心目标、核心资源、核心任务、核心发展)为主要指向,以“四度”(目标的适应度、条件的保障度、任务的有效度、发展的满意度)为关键尺度的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两效四核”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操作模式构建策略,引入CIPP评价模型关键要素,在充分吸收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指标内容操作要求的基础上,设计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全息性操作模式。该评价模式基于效率、效益和核心目标、内容等要义,覆盖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四个阶段,具有多元化评价主体、全程性评价原则、系统性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方式、严密性的评价程序等五大特点。在对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的理论基础、系统建构,以及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在实践中的案例运用进行透彻剖析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点带面归结出了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的叁大基本原理:第一,评价价值取向的两效性原理。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追求最大化的效益,力争培养出让社会、家长、学生都非常满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与技术技能人才;追求最适宜的效率,努力实现投入与产出的最佳比,找准适合自己的建设节奏;追求效益优先效率跟进,做到效益导向下的效率最大化,最终落脚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效果方面。第二,评价模式建构的全息性原理。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应对专业建设的各个要素、要素关系以及要素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从纵向上看,其评价包括专业建设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等四个完整的环节;从横向评价上看,其评价包括专业建设每个环节各个要素,尤其是核心要素。第叁,评价指标体系的共异性原理。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抓住共性与个性,既要重视、遵循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普遍性,更要充分关照、彰显职业院校专业建设的特色性和职业性。

狄东海[3]2016年在《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专业设置与调整是专业建设的首要环节,体现着专业建设的定位,影响着专业布局结构。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和区域性决定了其专业布局必须以本地区社会需求为依据,紧跟、甚至要引领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专业建设定位肯定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专业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动态平衡过程。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民族地区发展方式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由过去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外推式发展方式转向重视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内生式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的剧变势必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民族地区对于高职人才的需求数量和层次结构,对人才培养质量和方向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是职业学校教学的基础,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和质量,关系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景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未来。因此研究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有助于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优势专业,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技术人才,对职业教育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研究发现,目前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的专业布局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整体上不适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民族地区高职专业建设定位于市场需求,这其中区域外部市场需求占很大比例,民族地区院校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向外地。这种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对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急需高层次技术人才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民族地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客观上挤压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的空间。改变专业建设定位,着力打造特色专业,对于民族地区留住人才,实现内生发展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在高职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特色专业建设的浪潮,本文选取贵州省民族地区叁所具有代表性的职业院校、云南省保山学院珠宝学院特色专业建设的案例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得到启发。通过田野考察发现,民族地区高职专业建设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例如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的后发性、学生就业的跨区域性以及民族性与职业性相统一等特性。目前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在特色专业建设的实践似乎有了正确的方向,然而转型的结果却不容乐观:缺乏创新,特色弱化,陷入新的同质化僵局等等问题层出不穷。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对特色专业认识偏颇;社会需求调查定位不准;论证专家结构不合理;专业申报与审批程序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没有从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实际需要出发,特色专业还是遵照传统专业建设的模式来进行。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内生发展理论,结合目前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特点及偏差,提出特色专业建设的建议。笔者认为,要想真正促进民族地区内生发展,特色专业建设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专业开设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由政府主导到多元主体互动;变滞后被动为灵活机动;督导评估方式更加开放多元。

马凯歌[4]2011年在《高等职业学院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产业尤其是第叁产业的飞速发展必然要求能够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和应用型的人才,这是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高职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特色所在。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是保证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首要和关键环节。高等职业教育是否适应社会需求,适应程度如何,最终要通过专业建设体现出来。我国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过:“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永远是稀缺资源”。因此,高职院校发展的重点方向是要找到自身的办学特色,而学校办学特色的着眼点则是在特色专业的建设上,因为学校要通过专业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简言之,建设特色专业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高职院校能够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与普通本科院校及高职院校之间取得竞争优势,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是目前特色专业建设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惑,尤其是在建设的各个环节上存在着普遍的问题。所谓特色专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建设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方面体现出特色。其中,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建设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建设方面。本文从阐述高职特色专业的理论入手,先介绍了专业建设的内涵,特色专业建设的内涵,特色专业建设的原则及理清与专业建设相关的问题。然后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为研究的个案,采用问卷和访谈的研究方法选择本院的优势特色专业展开调查。调查本校特色专业建设中的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叁个重要方面的现状。发现师资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教师的实践能力不足。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低;实践教学领域的问题是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偏低,校内实训基地尚未成规模,设备陈旧;课程体系模块中缺乏高职特色的专业课教材。并总结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提高师资素质,建设高职特色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强化实训教学环节突显专业特色,建设有高职特色的校内生产性实践基地地;树立正确的高职教材建设观,加强教材管理,突出高职特色。

左彦鹏[5]2016年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文中指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内涵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关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关系到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制约高职院校发展、影响高职教育内涵提升,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影响我国人才竞争力的提升。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为对象,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为指导,选取广东、山东、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为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调查和访谈。研究采用的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的"双师型"教师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主体,是被调查对象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认识与建议,共40个问题。访谈对象是来自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电子、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包括17个问题。本文共分五章。导论。本章首先着重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国家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因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进而作者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通过本研究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系统研究来阐释和拓展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然后作者对国内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将我国研究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历程分为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并总结了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特点;进而提出了关于我国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接着阐述了本研究的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以及方法、思路与进度。第一章从高职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特点、培养对象的特点、课程特点等方面界定其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确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并且在阐释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特征基础上,依据各类教育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文件,构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主要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及其内涵,主要有高尚的"专业道德"、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第二章,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即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模型为指导,编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现状,通过对一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实证研究,真实地显现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道德弱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理念不够先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不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服务质量不高。第叁章主要探究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低下的原因。根据第二章的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讨论了国家政策、制度、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自身等方面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缺失;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不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存在明显不足;高职院校自身原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个人原因,等等。第四章,在第叁章原因分析基础上,主要论述了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策略: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制度;校企合作培养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不断谋求自我更新与提升。

郭达[6]2017年在《产业演进趋势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引起国际产业体系发生深刻变化,导致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伴随全球产业竞争力格局的剧烈变动,世界各国产业演进呈现出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产业转移的显着趋势,以持续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适应产业演进趋势与产业协调发展,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不仅阻碍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所要研究的问题是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在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叁个子问题。第一,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产业转移、产业竞争力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维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协调联动关系?第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演进四个维度不协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第叁,高等职业教育如何依据产业演进四个维度的规律、特征和效应与产业协调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契合产业需求的发展特色?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使高等职业教育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围绕上述问题,根据产业演进四个维度的规律、特征与效应,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发展方式、功能、竞争力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要素的规律与特征,构建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框架。在横向维度上,从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产业转移、产业竞争力四个维度出发,对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在纵向维度上,以“高等职业院校—企业”、“高职教育专业—产业演进效应”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需求”叁组协调关系作为贯穿整个研究的叁条主线。首先,明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演进的四维协调联动关系。其次,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演进四个维度不协调的具体表现。最后,阐释和剖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与机制。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结构与产业集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式与产业融合、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产业的功能与产业转移、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分别存在着协调联动关系。在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产业转移、产业竞争力四个维度下,分别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发展方式、服务产业的功能、竞争力进行调整,能够有效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针对上述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一,高等职业教育要基于产业集群变革自身结构。组建高等职业教育集团,形成多元主体结构;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形成集群化专业结构;构建以基地为主体的“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空间结构。第二,高等职业教育要适应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方式。把握校企一体化机制,推进校企一体化发展;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夯实校企一体化的基础;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创造校企一体化的核心要素。第叁,高等职业教育要服务国际产业转移,调适自身服务产业发展的功能。培育服务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功能,打造专业的绿色服务功能,构建“院校-企业-园区-城市”四维联动的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的功能模式。第四,高等职业教育要以产业竞争力为导向提升自身竞争力。高等职业教育要通过参与知识战略联盟,支撑企业战略转型;以专业对接产业链,促进相关和互补性产业发展;培育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机制;施行需求驱动发展模式四项措施,最终在产业竞争力导向下有效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谭强[7]2016年在《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研究》文中指出中高职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和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关键环节。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如何解决中高职教育课程衔接的问题,实现中高职有效衔接,是我国创新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适应经济社会行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实践中的脱节、断层或重复等现实问题在课程培养目标、课程标准建设、课程内容选择、课程教学实施、人才培养模式与评价等方面仍然突出,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步伐,它们是制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探索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进一步提高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和水平,关系着中职学校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平台搭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结构进一步完善、满足人民大众对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职业教育整体吸引力提升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而中高职课程衔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系统内部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子系统。研究中高职课程衔接子系统,必须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系统作为逻辑起点,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系统的全域视觉出发,才能符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系统要求和整体目标。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德阳市中高职课程衔接现状调查研究发现,中高职课程衔接存在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质量提高;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是我国职业教育历史政策与实践探索的诉求;影响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因数是多方面的系统的问题;解决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问题应该从职业教育系统出发,在一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系统的特征、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和现状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积极作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打破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探讨和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中高职课程衔接开发模式,进一步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者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角出发,以终身教育思想、目标课程模式、系统理论为理论支撑,遵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以软系统方法论为主要研究工具,综合应用文献计量法、调查法、比较法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采用了“提出问题---相关文献研究---明确目标---理论分析---实证调查---案例研究---归因分析---思路变革---对策研究---总结反思”的研究路线。主要研究内容:一是研究基础,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历史文献梳理以及相关理论的探讨;二是理论分析,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系统的特征与结构进行分析;叁是问题表征,对四川省德阳市中高职课程衔接基本现状进行调查,对问题表征进行分析;四是个案调查研究,以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为例进行个案调查研究;五是问题归因,对四川省德阳市中高职课程衔接问题现状进行归因分析;六是理念变革,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理念变革的梳理;七是对策研究,从现代课程理论出发,根据中高职课程衔接现状与概念模型进行对比的结果,提出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原则、技术线路、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等对策研究;并重点强调了政府在中高职课程衔接中的重要作用及政策设计。主要的研究工作包含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衔接和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历史文献综述、概念模型建构、理论研究、现状调查、问题表征、归因分析、理念变革探讨、对策研究以及研究反思。通过以上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中高职课程衔接的本质应该是中高职课程结构要素之间的有机衔接,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应然状态应该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的必然状态,即应具有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和多元立交的状态。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显示,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存在很大差距。当前中高职课程衔接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缺乏有效的适应性、层次性和连续性,两者独立发展,各自为政。这些问题或者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的提升,制约了整个职业教育质量提高,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构建层次显着连贯一体的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之路。只有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选择、课程实施衔接、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系统衔接,才能有效搭建促进技术技能人才职业素养与能力不断提升的成长通道,才能进一步有效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我们必须要真正转变观念,从思想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职业教育;强化基本定位,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坚持贴近市场、贴近社会、贴近需求,才能建立符合市场和社会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第二、提高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是历史政策与实践探索的诉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说,中高职课程衔接正是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历史诉求,它贯穿了我国从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再到构建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职业教育体系全过程,体现了从构建中高职衔接体系到构建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的实践必然选择。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课程衔接是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宏伟目标的具体要求,它更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中高职课程衔接质量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探索诉求。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课程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高职衔接在课程与教学上的脱节、断层和疏离是制约实现中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影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我国很多地区都积极开展以中高职课程衔接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特别是在对当前中高职课程衔接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的课程及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实践探索成果进一步夯实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职业教育吸引力,进一步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种技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热点逐渐集中,研究队伍扩大,研究方法丰富多样,为推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第叁、影响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问题表征及问题归因。通过对四川省德阳市职业院校中高职课程衔接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在中高职课程衔接起点、衔接基础、衔接核心、衔接主体、衔接保障和升学路径等方面存在着层次断层、内容重复或者脱节等诸多问题。中高职课程衔接问题的具体表征体现在:一是课程目标:目标取向稳定性差,目标确定学科化趋向;二是课程内容:内容取向层次性差,课程管理自由化趋向;叁是课程实施:实施取向开放性差,课程教学课堂化趋向;四是课程评价:评价取向形成性差,评价模式单调化趋向。在软系统方法论指导下,通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政策制度保障支持力度、职业教育课程管理机制内外动力等维度进行归因分析,中高职课程衔接问题归因主要在于:一是理念变革滞后,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到位;二是顶层设计滞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叁是教育制度滞后,职业教育保障支持力度薄弱;四是办学定位不准,职业教育课程管理内外动力不足。第四、解决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问题的对策思路。首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中高职课程衔接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出发点,所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课程衔接应该遵循和符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坚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其次,根据目标课程模式理论,本研究认为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和规律的课程开发模式是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的基本路径。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就是首先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模式改革,打破学科课程,建立工作课程体系。课程改革不是对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的简单否定,而是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应该明确工作实践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逻辑主线,而不是知识的延伸和应用,这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主要区别。再次,应该构建层次显着连贯一体的中高职课程体系。通过制定中高职有效衔接的课程目标、建立多方联动的课程内容设置机制、制定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实施方案和建立多元参与的核心能力课程评价机制,构建层次显着连贯一体的中高职课程有效衔接体系。四是保障措施方面,应该建立政府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的合作机制。政府主导建立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国家招生考试制度与课程标准、配置合理的高层次职业教育院校、建立统一的专业目录编制机制、建立多元的课程开发参与机制。

何谐[8]2017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象征,展示出持有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的类型与规格。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发展,知识学习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往熟练操作的基层职业岗位需要更强的知识行动者,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知识、技能和素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映射到高等教育及其学位上表现为:高等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高等化并存,出现多种面向职业的学位制度,逐步形成以“应用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为主体架构的学位格局。我国虽然已实施面向职业领域的专业学位,但以职业岗位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却没有实施学位制度。2014年始,为搭建应用型人才接续培养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国家相继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等文件,皆提出要探索与建立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特别是专科层次学位。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而且一些高职院校早已自发性地掀起了践行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热潮。如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尝试授予的“工士学位”,还有上海、北京、珠海、厦门等地以联合办学的方式授予境外和中国香港的“副学士学位”。基于此,本研究以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为主要研究目标,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实施后,应该从法律完善、组织建设和文化—认知形成叁方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化、合法化进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是专科层次的应用型学位,它具有实践知识评价属性、实践文化属性和职业权力属性。这一点可以从学位的一般属性、职业教育文凭功能的历史演变和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推理和得到印证。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与职业资格证书不同,它是系统化、有计划、有目标的应用技术人才评价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其本质属性为理论指导,以明确的角色定位为前提,通过访谈调查、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获得各结构要素设计的支撑性依据,进而构建出基于理论样态的、完整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体而言,这一学位制度分为“学位点设置、授予标准、管理机制以及衔接机制”四个要素,得出以下结论:设置服务于区域产业和行业发展的高职学位点。众所周知,普通高等教育学位在学科目录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申报和授权,学位点设置受到严格的学科规训。然而高职学位点区别于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它面向更加灵活和动态的市场需求,因此学位点建设与评估需要机制创新。高职学位点建设要突破传统学科目录的规训,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范围内遴选达标建设的专业设立学位点,组建非政府部门的专业咨询与指导委员会,实施以产业和行业区域性需求为导向的学位点设置与评估机制。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将更快速地变革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因而高职学位点设置要在稳定和变革中取得平衡,一方面要发挥制度规约的优势,但同时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设计高职学位国家层面的统一授予标准。高职学位授予的国家标准起到最低质量保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由省级政府(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与审批各专业的区域标准。从标准体系的宏观层面将高职学位授予标准分为目标、过程、结果叁个维度。第一,高职学位授予的目标标准实质是高职学位教育目标,其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目标,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期待。高职学位的目标标准不同于科学研究专家的人才培养目标,这类岗位的人才规格指向具体的执业知识、职业技能与技术伦理,并有能力升入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毕业生。第二是过程标准维度,即高职学位教育的培养过程,应注重“目标—情境—对策”的岗位模拟实践教学法的运用,设计出以传授实践知识、培养执业核心技能、塑造具有职业道德规范和技术伦理的学位课程体系。第叁是结果标准维度,即学位考核项目及其标准,主要涉及学制、学业成绩、实习结果、毕业设计及其他的标准,关键是通过职场模拟考核学生技能形成、使用及其熟练度是否达标。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参与授权审核和授予决策的学位管理机制。当前存在两种学位管理的典型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第叁方机构专业审核与认证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主管部门审核与评估模式。我国实行国家学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管理宜采用英国模式。从授权审核的主体及其运行上,高职学位的最高授权主体是代表国家意识和权力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但其作为委托人并不直接行使该权力,仅发挥着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高职学位授权与审批的权力执行主体是省级(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由各行业、企业、专业协会和高职院校的专家代表组成的“审核与评估委员会”是审核与评定提出高职学位授予权申请的高职院校是否具备资格的专门机构。从授权标准上,应从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和培育职业人两个方面制定授权的具体标准。从学位授予工作上,在高职院校建立由相关行业的专家、一线教师(教授或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者)、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设高职学位与学士学位、职业资格的衔接融通机制。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位衔接是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学分认证与转换机制,在高职院校与应用型高校形成合作联盟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学分评估与认定办法,并着力发展与完善专业学士学位制度。高职学位与学术型学士学位的衔接是不同类型学位体系间的升学衔接,应该采用考试考核的招生选拔机制,由大学组织试题命题和考试活动等,以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和潜力的、对不同学科具有有一定认识的学生。而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应该明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关系,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维度制定各资历等级标准,以此为常模参照,实现高职学位与职业资格等级的衔接。从制度创建的实质意义上讲,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本体设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该制度投入运行后能够扩散、持久、最终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制度内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内化实质是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合法化、社会化的过程。本研究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叁条合法化途径:第一,在法律层面上,应该处理好高职学位授予权中行政属性和行业属性的关系,在现有的《学位条例》和《职业教育法》中补充制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内容。第二,在组织层面上,重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目标,各高职院校加大力度制定与完善学校章程,选拔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者。第叁,在文化—认知层面上,培育以学生和教师为制度核心主体“精益求精”的价值认同,完善互补性制度以诱致技术文化实践,打破学科文化,建构高职学位制度的技术文化,最终升华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文化。

徐小容[9]2016年在《以“共治”求“善治”: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逻辑》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逐步过渡到“提优增质”的新发展阶段,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为顺应这一发展变化,也应当调整姿态,通过增幅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而实现本身的“提优增质”。然而,近年来持续存在的“就业难”与“技工荒”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得社会各界开始不断审视并诘问职业教育质量及其质量管理工作。事实上,职业教育的核心工作在于职业教育教学,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核心也相应地落到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管理上。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责任和实现机制,主要以职业学校“自系统”实现的质量管理为主,但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系统”式质量管理,又往往因受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而存在“闭门造车”之嫌,以致于职业学校在教学质量管理上出现低效循环的问题。为此,推进在职教教学质量管理领域的变革,使其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治理,便成为未来职教教学质量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要实现在职教教学领域的质量治理,势必要着眼于职教教学系统本身。而受职业教育本身“跨界”性特质的影响,职业教育教学系统区别于普通教育教学系统而具半开放性,这不仅为多元、多维主体共同参与质量治理提供了契机和现实可能性,也为多元力量共同推进职教领域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沟通合作的平台。在“大职教”观视域下,推进对职教教学系统的质量治理,势必需要着手于从宏观层面的以职业学校为核心的集政府、行业企业、评估机构、社会其他力量共同参与的教育教学质量治理;中观层面以机构部门为核心的集教务处、教学委员会、督导处等构成的学校教学质量治理;微观层面的以课堂为核心的集职教教师、学生、教学指导人员等共同构成的教师教学质量治理。然而,为何要实现在职教教学质量上的治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是什么?实践中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的状况如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发展向何处?通过何种力量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如何过程性地实现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要达成何种状态?如何保障职教教学质量的治理实现?等问题便构成了本研究包括“缘何”、“是何”、“何状”、“何向”、“何人”、“何以”、“何态”和“如何”等八大问题域,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在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统一的基础上,以“公共性”向“善性”的发展为主线,逐级展开对职教教学质量的治理研究。若从研究的核心领域来看,则本研究主要着力于四大板块的研究,即“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以保证职教教学质量在“共治”中逐渐向善治发展,从而最终进入发展的“善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共治求善治”的逻辑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引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理性逻辑,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在于探讨了“公共”与“理性”的逻辑因应,并设定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经由“公共性”逻辑起点,到“善性”逻辑终点的过程性发展,通过指明指引从起点到终点的逻辑向道,以最终确立职教教学质量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以“共治”求“善治”的“善道”,从而为全文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发展线索奠定基础。第二,“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共治生善者”的主体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内外部治理主体及其作用关系,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主体形成一致力量,共同致力于职教教学质量的提升。主要研究内容在于探讨如何实现在职教教学质量共治中“善者”的生成,具体通过确立治理主体在身份上、文化上、价值上的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归属认同,进而明晰各治理主体在质量治理上的间性关系及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再而通过组构治理主体之间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上的“产学研用”共同体,并建立相应的对各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和外在行为进行规制的权责秩序、过程秩序、课程秩序和课堂教学秩序,从而确保各治理主体在内在意识层面对质量治理的认同,和外部行为层面对质量治理的行为协同,从而最终以保证“善举者”和“善治者”的过程性生成。第叁,“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共治保善于”的过程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在职教教学质量生成的整个过程中,全方位确保职教教学质量共治的有效实现,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治理过程的高效率运作。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在于沿着职业学校教学输入质量、教学过程质量和教学输出质量这一整体过程,通过充分整合内外部力量,以建构“输入共担”、“过程共理”、“输出共保”的整体共治格局,具体实现以共谋职教教学目标、共商职教教学内容、共议职教教学方法、共理职教教学过程和共评职教教学的质量,以提升各治理主体在教学质量治理上的能力,并逐步在各阶段质量目标的共同保证中,最终推进“善于”治理的实现。第四,“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共治成善态”的效果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提升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效率和效益,以确保职教教学质量共治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态中。具体内容主要围绕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在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后,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结果生成的效果治理,以推进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工作从“点”状治理,逐渐发展成一种“线”状,进而到“环”状的治理发展循环,并通过建构一种针对治理工作本身治理的“元治理”机制,以及对治理各种关系的协调协同机制,以促使职教教学质量共治能够产生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而使职教教学质量治理在良性循环发展过程中走向“善态”。总之,本研究构建了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理论框架;指明了职教教学质量的发展逻辑、明晰了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间性关系;明确了各自在职教教学质量治理上的责任、义务、作用;建构了针对职教教学系统特性的质量共治体系;以及创造了针对职教教学质量治理的“元治理”机制,这些研究从理论层面对于后续研究者认清职教教学质量管理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势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基础,从实践层面也为职教教学质量管理的改革提供参考。诚然,推进职教教学质量的共治发展之路仍艰辛,向善治发展也更漫长,但推进在职教教学质量上的共治愿景已然成雏。

张永林[10]2015年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将行业(企业)的技术设计为学校的专业课程,是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计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该核心问题产生于如下逻辑:职业教育是技术教育,技术是专业课程的核心构成。专业课程的技术并非科学知识的应用,而是来自行业(企业)。需要从构成要素、价值取向、方法论、设计过程、设计结果五方面研究内容入手,探索如何实现技术的校企跨界,最终生成专业课程方案。产业技术是解决课程设计核心问题的中介变量,起到沟通职业活动领域与学习活动领域的桥梁作用,成为贯穿专业课程设计过程始终的基本脉络。沿此脉络,将研究内容划分两部分——课程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模型研究。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技术分析法,对产业技术的深入分析,将其开发为专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从知识本性、认识者本性以及二者的互动来分析课程设计的构成要素;“课程设计”的词源学分析,总结出从抽象到具象再到抽象的方法论;运用康德分界的思想,探索主体与客体之间分界、循环、融合,以克服以往课程设计中主客体分离的弊端;运用结构再生产理论,尝试解释产业技术结构、认知结构和课程结构的同源性和再生产。研究结果显示,将产业技术设计为学校专业课程的过程中,回归技术世界、技术与人性相结合、“设计导向”思想是课程设计的价值取向;建构者的结构主义是课程设计总的方法论;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组织课程内容是课程设计的基本步骤;课程的整体设计、课程标准、课程资源是课程设计的叁大结果。以上研究内容和结论,统合在理论基础和理论模型两大体系中,合起来构成了基于产业技术课程设计的完备形式。同时,列举几门专业课程设计实例,验证研究结论。基于产业技术的课程设计是一条新路,它不同于学科课程设计、岗位能力分析的课程设计、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设计,充分考虑了技术知识、技术技能型人才、技术知识与技术技能型人才互动,基本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让技术成为专业课程的核心构成,进而凸显出职业教育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D]. 杨光.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职业院校专业建设CIPP评价模式实践研究[D]. 沈军. 西南大学. 2016

[3]. 民族地区高职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研究[D]. 狄东海. 西南大学. 2016

[4]. 高等职业学院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D]. 马凯歌.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5].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D]. 左彦鹏.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6]. 产业演进趋势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郭达. 天津大学. 2017

[7]. 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研究[D]. 谭强. 西南大学. 2016

[8].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构建研究[D]. 何谐. 西南大学. 2017

[9]. 以“共治”求“善治”: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逻辑[D]. 徐小容. 西南大学. 2016

[10].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计研究[D]. 张永林. 天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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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建设市场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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