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1]2004年在《社区“道德银行”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由政府和企业单位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社会成员原有的“单位人”属性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并由此出现了社区“道德银行”这一新兴事物。“道德银行”就是指社区志愿者每次做了好事，社区便将这些好事登记在每个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储蓄卡上，作为志愿者奉献社区、服务他人的爱心记录。将来这些志愿者如需要帮助，可向道德银行支取道德储蓄，社区将安排其他志愿者为其提供服务，道德银行的参与者成了构筑新的道德体系的实践者。本人所居住的长春市朝阳区南湖社区就是该市最早设立“道德银行”的社区，因此本人对该社区“道德银行”的设立及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主要采用文献调查和个案访谈为主的研究方法，在社区“道德银行”在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通过组织者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利用及参与者个人行动的选择模式及其目的来探讨这种社区建设模式所引发的社会作用，最终通过对社区建设行动选择模式提出反思和设想。第一部分：社区道德银行现象的产生及其动因分析从单位制角度出发，政府职能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的逐渐淡出对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提出了必然性选择。社区建设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的系统工程，已经超出了过去任何单个单位、单项工作的范畴。因此，通过对社区服务产生的社会及经济背景，以及对社区内社会资本构成的分析，提出了社区道德银行现象产生的动因分析。社区建设在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在体制转型期间解决城市基层各种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社区服务建设也成为一项崭新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工作。社会资本通常指的是信任，对自身所属团体的关心、以及遵守社区规则并对那些违反者予以惩罚的意愿。社会资本的发展反映了
曲晓炜[2]2015年在《论“道德银行”在高校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高校大学生屡屡突破道德底线现象的现实呼吁和高校道德建设创新的要求促成了“道德银行”这种道德建设新方式的产生。论文以文献研究法与实地调查法的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道德银行”以“回报”作为激励手段促成公民道德行为,其兴起的理论背景是道德回报思想的古为今用,实践背景是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要求。中国“道德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参考了义务献血制度及国外的义工制度并导入银行的运作模式,从社区进一步扩展到学校。其运作机制以道德币或道德积分为善行义举的量化载体,通过登记、评议以及回报等措施得以完成。总体来看,社区开办的“道德银行”时间早,数量多,但多是“虎头蛇尾”,“名存实亡”,高校恰恰相反。论文通过对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道德银行”实地调查,认为高校“道德银行”基本上达到了管理者的目的,城南学院大学生基本认同了校方的尝试。“道德银行”组织严密,规则清晰、搭建起个人可触碰的道德践行平台、降低大学生道德行为的机会成本是高校“道德银行”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道德银行”是道德制度化实体。高校“道德银行”通过奖励或约束给个体学生以方向性引导,逐渐形成一种人人向善和行善的校园风气,加强了高校道德建设。但是“道德银行”还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没有精确的判定标准、只能激发利人利己这一基本层次的道德、偏重学生公德培育、运行过程中存在监督制约漏洞等问题。论文建议需要相关部门关心和扶持“道德银行”规范化发展、“道德银行”回报应以精神鼓励为主、其运作过程需改进,同时应确立其边界。
杨清[3]2016年在《道德成本视域下武汉社区市民公约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增长人民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伴随着的却是严重的道德滑坡的出现。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变迁的速度之快导致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国家开始不断探索全民道德建设的新良策,市民公约就是其中一项措施。市民公约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道德和精神文明宣传方式,受到了很多城市的欢迎。这一形式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起着软法之治的作用,但是其实施路径和效果却有待学者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市民文明公约的建设正处在一步步的探索过程中。城市社区是城市居民日常居住以及从事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建立社会关系的基本地域单位,它无疑是培养和提高民众公共道德的重要地域依托。本文从道德成本这一新兴的理论视角出发,选取武汉市的社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试图探索出影响社区市民公约建设的因素,并且借鉴国外的一些社区道德建设的经验,总结出社区市民公约建设的实施路径和方法。按照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论文总共分为六章,除去第一章的绪论和第二章相关概念解读以及理论研究,第叁章到第五章是具体的调查思路设计、调查数据和访谈结果分析以及调查结果的讨论,第六章则是笔者的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的提出。本文一大特点就是文章结合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城市规划学的知识,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成因以及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提出了新见解。
自龄[4]2018年在《自贡社区“道德银行”让热心奉献的居民不会白付出》文中认为龙湖远达社区是四川省自贡市沿滩新区建成的首个城市社区，成立于2011年10月，其中，老年人口1067人，占入住总人口的11%。从2015年1月起，社区成立自贡市首家社区“道德银行”。3年来，社区“道德银行”已有1000余人开户，长期活跃储户400余人，各
施一满[5]2012年在《大学生“道德银行”建构论》文中认为如何进行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问题。社区“道德银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全新尝试。借鉴社区“道德银行”的做法,高校建立了大学生“道德银行”,并在全国各地开始盛行。大学生“道德银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与文化多元状态下,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途径、新方法。如何建构大学生“道德银行”?如何通过大学生“道德银行”来实现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升华,养成向善的道德习性?这正是本选题研究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所在。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审视,大学生“道德银行”建设本质上是对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现状的回应,是对良好首先品德行为的激励；是借助“银行”这个功利化的外在手段来推进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它的运行过程就是道德素质提升的过程。它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工具性和激励性。从“道德银行”的发展历程来看,“道德银行”从社区开始萌芽和产生,经由中小学而形成和发展,最后到以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为代表的大学生“道德银行”得以完善和创新。社会转型、时代发展和现实冲突是“道德银行”产生的动因和困境。建构大学生“道德银行”的理论支撑的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理论、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思想道德教化理论、西方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整合为构建大学生“道德银行”的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道德提升与思想升华并重的方向性准则、价值导向与实践体验融合的主导性准则、引导激励与规范养成并举的行为性准则是建构大学生“道德银行”的主体原则；以厘清理论依据、确立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开发主体功能、注重价值拓展为目标,以搭建组织框架、揭示主要方法为关键、以完善运行机制,实施绩效评估为保障是建构大学生“道德银行”的基本思路；虚实结合、层级统筹的主体方式,网络运行、道德实践的基本途径,思想教育、道德评价的主要手段是建构大学生“道德银行”的主要方法。大学生“道德银行”的组织机构有叁个层次,学校“道德银行”指导委员会是决策机关,校级“道德银行”是指挥机关,院系基层“道德银行”是执行机构。“道德储蓄”提升道德品味、“道德贷款”持续道德行为、“道德奖励”激发道德追求、“道德处罚”规范道德行为是大学生“道德银行”的主体功能。建立以“道德币”为载体的运行平台、以“道德奖励”为核心的激励机制、以“道德处罚”为核心的约束机制和以“道德利息”为核心回报机制是大学生“道德银行”有效运行的保障。通过明确绩效校验的标的、制定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规定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对大学生“道德银行”进行绩效评估。
秦风[6]2016年在《“道德银行”能否让道德之花盛开?》文中提出辩话题2015年10月,63岁的朱幼萍从四川自贡某社区"道德银行"领到了一桶食用油。据悉,在该社区,居民可以把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并量化成"道德币"存入个人"账户",而后凭"账户"内的"道德资产"来兑换奖品或换取服务。事实上,"道德银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01年,湖南长沙一社区就出现了全国第一家"道德银行"。不过,人们对"道德银行"的存在一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以行善事、做好事来换取"道德币",既增强了居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做好事、个个讲道德"的良好氛围,让道德之花盛开。也有人认为,"道德银行"太物质化、私利化,失去了原有行善事、做好事的意义,
黄明[7]2007年在《“道德银行”遭遇“老龄化”尴尬》文中提出由退休职工张文均等创办的东北首家“道德银行”成立至今已近4年了。然而,最近,当记者走访这家“道德银行”创办者之一的张文均老人时,却听到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的担忧“:虽然‘道德银行’储户众多,但年龄大都已超过50岁,而年轻人不足10人。”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蔡新颖[8]2007年在《公民道德回归的期待——“道德银行”现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道德银行"的存在符合大众对道德理想的追求,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是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大胆组合。"道德银行"的萧条也有其经济、道德和方法的原因。所以应采取不同的运行形式,完善运行机制,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道德体系。
杨冬[9]2013年在《尊重儿童 活动育人——从“道德银行”现象反思小学道德教育》文中指出事件链接:2001年11月26日,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社区推出了第一家"道德银行",它作为社区志愿者协会下属的一个载体,导入银行运作理念,以协会制度形式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者可以获得社会志愿服务回报。2003年11月5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启动仪式,宣布道德银行正式成立并运行。按照"道德银行"的评估细则,学生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和其他各类好人好事都可以获得相应的"道德币"。除了存
陈建生, 李克海[10]2002年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载体》文中认为随着市民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角色的深刻转变，社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近年来，各级党和政府号召大力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对推动社区建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一年来，各地街道社区积极探索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路
参考文献：
[1]. 社区“道德银行”现象研究[D]. 刘思. 吉林大学. 2004
[2]. 论“道德银行”在高校道德建设中的作用[D]. 曲晓炜.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3]. 道德成本视域下武汉社区市民公约建设研究[D]. 杨清.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4]. 自贡社区“道德银行”让热心奉献的居民不会白付出[N]. 自龄. 中国社会报. 2018
[5]. 大学生“道德银行”建构论[D]. 施一满. 中南大学. 2012
[6]. “道德银行”能否让道德之花盛开?[J]. 秦风. 课堂内外创新作文(高中版). 2016
[7]. “道德银行”遭遇“老龄化”尴尬[J]. 黄明. 社区. 2007
[8]. 公民道德回归的期待——“道德银行”现象分析[J]. 蔡新颖.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7
[9]. 尊重儿童 活动育人——从“道德银行”现象反思小学道德教育[J]. 杨冬. 小学时代(教育研究). 2013
[10].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载体[N]. 陈建生, 李克海. 光明日报.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