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平[1]2015年在《诗歌共时体的构建》文中提出骆一禾、海子是当代杰出诗人,他们的死结束了诗歌的1980年代。论文以骆一禾的诗论和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代诗学背景下考察其独立性和卓异品质,同时兼及骆一禾、海子诗歌的一些共性问题及其所牵涉的当代诗学问题。骆一禾是一位以诗人、诗论家和诗歌编辑的叁重身份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诗人,其诗论和诗作充满了对华夏文明新生的渴望,而兼具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诗人的精神成长体现了从一株青草到天路英雄的艰难历程,他从纯洁的少年心性,从水、植物和女性之美出发,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世界,最终完成于信仰性的“无因之爱”,从而使诗人的精神达到了“万般俱在”。在这一“天路”历程中,诗人主体的“辽阔胸怀”得以充分呈现,其诗歌世界的“壮烈风景”也得以逐一展开。海子的写作在诗歌视野、诗歌抱负上一开始受到骆一禾的引导,其原生的诗才又激励了骆一禾的诗歌写作。两位诗人在精神方面存在广泛的共源、共振和共鸣,在诗学观念上存在长期的互动,文本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呼应、互通、互文的现象。然而,两人在个人气质、精神构造、价值取向、诗歌心象、写作方法论上也存在深刻差异,其创作也因之各有属于自身的得与失,既不能彼此混同,更不可互相覆盖和代替。事实上,正是骆一禾和海子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其互动的基础和一个重要方面。骆一禾、海子的诗和诗论在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表现出独立、卓异的品质,同时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与现代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们以“拿来主义”精神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现代感性、现代技艺、语言意识和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始终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文学史观抱怀疑态度,对后现代的“去中心”“碎片化”更取坚定批判态度,而力持浪漫主义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意志,同时坚持诗歌对本土经验的表达。在古典与现代,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英雄精神与民主意识,世界视野与本土意识这些被人们普遍视为二元对立的命题上,两位诗人尤其是骆一禾都做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提供了充满辩证精神的回答,并最终圆融于“诗歌共时体”这一骆氏所发明的诗歌美学观念中。骆一禾、海子的这种思考不仅体现了其独立的反思精神,而且为当代诗歌走出上述二元对立的迷思提供了重要动力。
邵敏[2]2004年在《海子诗歌的意象谱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海子及其诗歌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划过80年代中国诗坛暗淡的天空，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作为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海子在中国诗坛和文坛都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谢冕、多多这样一些诗歌界的大家给予了他充分的肯定；文艺评论界也对海子及其诗歌创作展开了广泛研究，骆一禾、西川和燎原等人对海子及其诗歌的诠释，使我们看到近乎神化的海子，张清华、杨四平等学院派的研究又使我们对海子诗歌兼容并蓄的特点有所领悟。大师们的批评进一步确立了海子及其诗歌创作的经典地位，同时，大师们的研究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本论文是沿着前辈学者们的成果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尝试为海子及其诗歌的解读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本文从海子作品《太阳·弥塞亚》中天空、天梯和大地的结构图式入手，将海子诗歌的意象谱系分为叁大系统即天空意象系统、天梯意象系统和大地意象系统，试图探明海子诗歌意象的衍化路径，揭示其诗歌意象与诗人生命本体之间的隐喻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海子思想的哲学取向进行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诗人程蔚东喊出了“别了，舒婷北岛”，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诗坛少有的几次对权威话语的反叛声音。在海子的诗歌时代或“朦胧诗”之后，反对民间的东西，反对民族的东西，在一些人是时尚。海子的不同就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中国诗歌之内，也没有盲目崇外，只是走过中国的先秦之后，把诗的触角伸到域外，在大师那里寻找诗歌的元素，在先秦诸家和西方哲学家那里寻找心灵的安慰。因此，海子诗歌具备“神启”、“大地”、“死亡”叁种主题。这叁种主题是沟通联系和一体的，神启给他以灵性和疯狂，大地给他以沉思和归所，死亡给他以勇气和深刻。以上是一、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主要是就被“神化”的海子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考证，否认海子是“天才”的说法，试图使海子更真实、更人性，更富有时代意味与民族意味。 海子用生命求证的东西距离我们并不远，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海子的时代，诗人悲伤地找着自己心中的牧园，却一无所获。那个英雄就此倒下，却在诗中建立了一个永远的春天的神话。
西渡[3]2014年在《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和骆一禾、海子的诗歌写作》文中认为意象问题是当代诗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朦胧诗在反抗主流诗歌代数式的单一象征和复写式的现实主义过程中,借鉴古典诗歌的意象处理方式和英美意象主义,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为"准意象主义"的诗写方法。"意象"也由此成了朦胧诗的看家法宝。这种意象写法是对当时主流诗歌了无意趣的A=B的口号式写法的美学反抗,但也有很强的因袭性。这种因袭不但体现在写作方法论上,而且体现在具体意象上——朦胧诗的意象以自然意象为基础,这明
西渡[4]2017年在《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意象问题是当代诗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朦胧诗在反抗主流诗歌代数式的单一象征和复写式的现实主义过程中,借鉴古典诗歌的意象处理方式和英美意象主义,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为"准意象主义"的诗写方法。"意象"也由此成了朦胧诗的看家法宝。这种意象写法是对当时主流诗歌了无意趣的A=B的口号式写法的美学反抗,但也有很强的因袭性。这种因袭不但体现在写作方法论上,而且体现在具体意象上:朦胧诗的意象以自然意象为基础,这明显是袭用旧诗意象的结果;另外,它也
刘长华[5]2012年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与梳理就是其中常谈常新的话题。且在面对这些话题时,人们基本上立足于新诗与旧诗在外在形态上的比对,即拘泥于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形式建构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是相近还是相远。近些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是学界热点,是过去话题的深度推进。“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不仅关乎中国新诗其百年心路历程的总体价值衡估,还左右着它在未来道路上的精神走向。予其以深度性的把握是必要和及时的。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研讨立足点也是蹈袭过往的。传统文化不能代表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表征着民族精神。诗、词、曲、赋等体式存有差别的文学样态,能被古典诗歌同一体系所统摄,其根本点应在于文化传统。之于中国新诗而言,也就是须从“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更要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文就拟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独特性”、“恒定性”是“民族精神”的要义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民族精神”的“源初性”生命形态是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为表里,神话、传说是管窥“民族精神”的最佳窗口。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诗存在传统,其中心任务就落在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上。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置加的民族性影响为全方位、深层次的,呈体系化的,可以从发生论、流变论、价值论、诗学论、文类(体裁)论、作家论、艺术论、影响论等层面予以一一展开考察。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蓬勃涌现,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五四”时期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林惠祥、黄石等人引介了西方神话学理论,其中就涉及到了他们对诗歌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次,“混沌”秩序与“启蒙”想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混沌”时局,同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比附神话的心理；第叁,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诗歌与神话之间的联姻是文艺现代化的内趋性诉求；最后,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庄骚”精神就是与巫楚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关联。而“庄骚”精神又是深得中国知识分子雅好的思想资源之一。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结合就是一种“用典实践”,但渗透期间的不是“用典思想”,而是拥有了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第一,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之所以称其先锋,就因为相关诗歌在内蕴气质上“反俗”,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以及融合了西方诗学；第二,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中国新诗用典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中不再是历史意识的凸显,而是与民族性、共时性的视域相联,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蕴；第叁,崇高之质兼容优雅之文。旧诗学中的用典就是优雅之文的表现,不太与崇高之质交集。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却是崇高之质与优雅之文相兼容,它们以“强力”、“英雄”、“道义”为审美的同时又不以情节取胜,在语言策略上不与工具白话相类,与楚文化有着交集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关诗作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价值取向主要是建构在主体与他人、与世界、与神、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神”呈现“德性化”,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化生”神话解释了主体与世界、与自然的“同一性”,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转化成生命于现世中的“生生”；中国神话、传说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表述的是“人之神化”,相关新诗中的人性便是诗性与神性的分流；中国神话、传说中对主体自我的认同,可用“神之无所不能”予以涵盖,相关的新诗就渗透着“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对相应的西方诗学存在过滤。中国神话、传说中“游”意识的存在因而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中的“神思”精神是非本体性的；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在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透析之下表征的是“生命共感”思维；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格意志属于克制压抑型因而使得生命诗学在中国新诗中脱离了生理属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文性”的意向；祖先崇拜代一元主神崇拜是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质,中国现代神秘主义诗学因而表现出“去宗教性”。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体式类型。由于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媒介,这些体式类型得以直接或间接的继承。首先,“游仙”题材在新诗中颇为常见；第二,中国新诗中的“剧诗”看似很“新”,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渗透,它很大程度上就是“神仙道化剧”演化而来；第叁、由于“新月派”倡导人文精神,他们藉助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传达了“敬天崇道”精神意向,相应的诗歌就表现出“青词”化倾向。“共时”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个案实践。他们的实践存在差别与个性。郭沫若是在膜拜以“女娲”为原型的东方创始女神之上,体验到了诗的“创造”本质,一反前人对诗之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中找了归宿；闻一多是在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之上复活“楚辞”,他相应的诗歌就是新“楚辞”,从而于中赋予他对中国新诗的本质某种认识；朱湘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是最优美的,可以拯救人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定从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民族神话、传说是中国的“载神道”诗歌；冯至从民族神话、传说发现了中国新诗的“思”,《十四行集》中明显了留下了前期长篇叙事诗的精神痕迹；唐湜从地方的“风土故事”中构建了中国狂欢化诗学与牧歌；“寻根派”诗人则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发掘了生命的神性,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一个弱点便是漠视生命,而中国神话、传说与西方相比,尊重感性生命是它的突出特质,因而“寻根派”将民族神话、传说视为神圣生命的歌唱。中国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应诗歌的艺术影响十分明显。第一,相关的新诗和古典诗歌一样非常重视意象,这种重视并不是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而是中国神话、传说本身就含有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不少存在着叙述化的倾向,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散文化的倾向,因为中国神话是呈现出的“混沌思维”,追求“意”与“境”的统一；第叁、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一直表现出“纯诗化”的意向,但这种“纯”是建立在“不纯”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神话、传说意象本身是讲究现世之感的。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距离更为亲近,因而相关诗作一方面是有着回应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种回应与启示归落到民族性诗学建构上,就表现为：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综上所述,本文虽然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途径来印证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在文化属性上非同小可,其本质上就是从民族精神、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等视角探讨和厘清了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无；与之相伴相行的是,虽然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性的,但亦具有了一般性、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新诗存在传统,但这个传统既不在古典诗歌,也不在于中国新诗本身,而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并由此得出几个认识：第一,从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返观到了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中的“上帝”意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具有基督教意义；第叁、新诗的本体论须以中国新诗传统为背景,但两者又是有着明确区分；第四、一个创作上的启示便是中国新诗在价值取向上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民族精神。
白淑清[6]2014年在《海子诗歌意象系统研究》文中提出海子作为中国当代诗坛中一名重要的诗人，他短暂的一生为文坛留下的却是大量的财富。其诗歌不仅沿袭了中西诗歌中的意象，并建立了他独有的诗歌意象系统。本文将海子诗歌的主要意象分为叁个意象层面。第一章是大地意象层面，此意象层面主要包含土地、麦子、村庄、水等意象类型。主要表述了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一切在不断衰亡的过程，以及诗人面对回不去的精神家园的疼痛。第二章是黑夜意象层面，此意象层面包含的元素有远方、黑夜、死亡等。这一层面，笔者将之视为诗人在家园沦丧后做出的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诗人不断地走向分裂，犹如生命中的涅盘之夜。第叁章则为太阳意象层面，此意象层面包含王和王子、火以及太阳等主要意象。诗人将自己定位为“悲剧的诗歌王子”，为“崇高的王位”燃烧自己一生的过程。这叁大意象层面内在的寄托着海子对于生命存在的不断追求与探寻，这叁个层面的内在联系为：海子在发现人类精神世界的沦丧后，承担拯救的使命感使其不断地做出努力，探寻拯救的过程是艰辛和痛苦的，诗人不断地在这一过程中被割裂和自我分裂。经过这一涅盘的过程，诗人终于认定“太阳王”就是诗人毕生所要进行的努力，不计后果，倾其一生。
杨群[7]2013年在《风骚精神对海子诗歌创作的影响》文中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倾注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怀。作为中国诗歌最具影响力的风骚传统，其精神内涵和艺术成就为当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借鉴。风骚精神对海子诗歌创作的影响，从继承上说，当西方的文化精神通过中国诗人的创作显示自身的存在而中国诗人需要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印证时，便会启动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形态的原初力量进行自我调整。从反叛角度看，其创新精神可以追溯到以宋诗为代表的反传统文化原型。在这过程中，风骚传统通过后世诗歌对它的继承和反拨而获得了自身的确认。海子诗歌中风骚精神的最终失落，启发着我们从中反思古典诗歌传统在当代的传承问题。当前的诗歌写作和批评领域之所以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某种程度上是网络传媒时代言说更加自由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浮躁喧嚣的诗坛环境下，诗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过度反叛和解构，以及对诗歌话语权的焦虑。以风骚传统为代表的诗歌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失落，昭示着古典诗歌传统当代影响力的式微。因此，如何将传统中优秀的诗歌精神渗入当代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使之自觉地在诗人的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是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倾注的当代关怀和需要承担的时代使命。
方婷[8]2015年在《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意象问题都作为中西诗歌的中心问题被反复探讨,而汉语新诗自然意象的专题研究却较为少见。随着自然主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进一步诗学化,当代诗歌批评和研究也对此给予了相应的关注。但一般对自然主题的探讨都依托于生态文学理论之下,倾向于从社会学、伦理学和人类学的背景展开思考与分析,并不能充分面对诗歌内部的诗学问题、技艺问题和现代意识,缺乏深入的文本细读。本论文将自然意象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基本视点,以文史互证、比较研究和社会批评为主要方法,通过对1949年以后汉语新诗中涉及自然意象的诸多诗歌进行文本梳理和阐释,考察当代诗歌自然意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语境下的衍变轨迹,进而反思当代诗歌在面临共同的自然主题时,生发出怎样的诗学变化与新的传统。自然意象作为本论文的中心概念,有其产生的诗学根基和思想渊源,且意象作为诗歌理论的重要范畴经历了由古典玄学思想向西方意象诗学回流的过程。讨论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的问题,不仅在于当代诗人如何描写自然,更重要的是诗人借由自然形象传达了怎样的幽微之意,且同一时期不同诗人在处理同一自然意象时形成了怎样的差异和文化选择,自然意象裹挟着的现代经验和意识的发生,以及对古典山水传统的重新认识。对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的意识形态思维、抒情方式、语言修辞、现代感知和批判意识等问题的探讨,也成为本文的行文线索。基于此,本论文根据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中心诗学问题的转移,以文本为依据分别从意识形态隐喻、伦理象征、诗艺变奏和风景诗学四个方面对自然意象的衍变进行考察,理解其间的缘由与得失。第一章以1949至1976年诗歌自然意象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对这一时期的主流政治写作和潜在写作中自然意象的意识形态隐喻作了分类探析。主流自然意象主要显现为意识形态隐喻的政治与国家属性,而潜在写作中自然意象主要凸显为苦难境遇的象征和怀疑、抗争精神。尤其牛汉和穆旦的诗歌,在诗歌勇气和批判意识上具有先觉意识。第二章围绕80年代前期的诗歌,尤其是“今天派”诗人笔下的自然意象进行史料分析和文本考察,发现“今天派”诗人倡导的人道主义诗歌精神主要是以诗歌中“自然与人”的主题回归为切入口,将自然与民主问题进行捆绑,自然意象主要显现为伦理维度的重建、意象的人格化象征和抒情主体分化的特点,其中顾城晚期诗歌和多多诗歌在自然意象知觉化和技艺创造上作了主动变革。第叁章以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诗歌流派中的自然意象为考察视点,着重从语言策略和诗歌技艺角度对口语诗、新乡土诗和西部诗的自然意象进行了深入的细读分析。这叁个诗歌流派的代表性在于,它们包含着自然语象、传统乡愁、田园记忆、地方经验等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主题在当代诗歌中现代转型的问题。其中吕德安、韩东、海子、昌耀、沈苇等人的写作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可能的思考。第四章将“风景”作为新的认识装置对新世纪至今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的现代感知和批判意识进行探讨。这一章既是对全文视野的拓展,也是文体上的进一步创造。笔者以雷平阳、杨键、高春林、陈先发诗歌为例探讨了具有忧患意识和挽歌色彩的自然意象情感向度的不同,以孙文波、桑克、泉子诗歌为例分析了具有观看和语言反省意识的自然意象文化向度的区分,以哑石、雷武铃、蒋浩、李森的诗歌为例将具有纯粹风景感知倾向的自然意象作了进一步设想。总之,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衍变中隐现着一条逐步破除政治意识形态隐喻,确立自然与人的现代关系和现代意识的线索。自然意象内蕴的流转植根于密压之下政治批判意识的形成,人道主义诗歌精神的重启,古典山水精神的反思,以及现代风景感知的确立。它不仅关乎诗歌中的自然主题,也关涉到诗歌的抒情主体、语言策略、认识装置等多个方面。其中不少文本,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诗歌,以自觉的诗学实践为汉语新诗注入了新的诗歌元素和视野,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发意义。
王凌云[9]2017年在《中国当代新诗植物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植物意象是诗歌中的常见意象。通过对植物意象的书写,诗歌不仅保存着“人与自然”相遇的原初经验,而且对“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着反思性的理解;不仅使我们发现了植物的感性或形式之美,而且在植物中看到了我们自身“灵魂”的隐喻。因此,对诗歌中的植物意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对人类具体生命经验和深层意识结构进行探究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语言的潜能、对人类理解力和想象力的边界进行测度的可靠方式,同时还是对文学史或诗歌史进行有效梳理的一条线索。本文试图对“中国当代新诗中的植物意象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从对当代新诗作品的细读出发,以“植物意象”这一问题为中心,分列出若干“子问题”,对问题可能延展到的若干领域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并且,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试图将“植物诗学”的整体论述,与对诗歌文本细节的分析联系起来。就研究方法来说,本文主要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按照“植物意象”包含的四层意蕴,也就是“知觉”层、“语言-修辞”层、“经验-场景”层和“象征-观念”层,对若干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借鉴了名物学、精神分析、神话学和广义现象学的某些方法和“漂移说”理论,对植物意象的意义生成方式进行阐释。本文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在“绪论”部分,本文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当代新诗中的植物意象问题”;然后,梳理了对“诗歌中的植物”进行研究的叁条路径,即“名物学—博物学”路径、“诗学—文学批评”路径和“经学—神话学—哲学”路径,并依据这叁条路径对以往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随后,对本文的基本概念、主要方法和章节结构进行了解说。在第一章中,本文对“中国诗歌中植物意象的古今之变”进行了分析。古今诗人们书写的植物种类及其出现频率有非常显着的区分,他们在书写这些植物时的语言特征、修辞策略、精神气质以及背后预设的诗学理念的分歧更是巨大。这一章试图探究中国当代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呈现植物意象时书写方式的差别,同时探讨其历史成因,并揭示出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古今诗学理念和文明精神的差异。在第二章中,本文探讨了中国当代新诗中的“树”意象。这一章对“树”的诗学讨论分为五个步骤:首先,我们探讨“作为灵魂形象的树”;其次,是“作为原初场景的树林”;第叁,我们讨论“诸种不同的树”,包括“观念性的树”和“经验性的树”;然后,我们讨论了“树的各个部分”,包括“根”、“枝”、“叶”和“果”;最后,分析由诗歌所见证的“树”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这一章的分析着眼于“意象的诗学逻辑”,试图对意象的谱系、意象所携带的隐喻和象征观念、以及意象的变形方式等进行探究,从灵魂形态学和深层意识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诗歌中与“树”相连的生命经验。在第叁章中,本文探讨了中国当代新诗中的“草”意象。这一章首先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草”之意象作了简略的梳理;然后,分析了中国当代新诗中从“草原书写”过渡到“草丛书写”的转变过程;随后,依据若干当代新诗作品,对作为“生命”之象征的“草”的各种形态进行了分析;最后,是对“荒草”这一意象中所凝结的文明、个体和历史经验的解说。这一章后面还附有一节专题讨论,对“竹”与“藤”这两种意象在当代新诗中的书写方式进行了分析。在第四章中,本文探讨了中国当代新诗中的“花”意象。这一章首先对“花”的四重象征涵义进行了分析,并从文明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桃花”意象的演变进行了追忆。随后,本文在古今中西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了“德性之花”与“爱欲之花”这两种典型的象征方式之间的张力。中国当代新诗对“花”的书写,有一个从“象征性”向“日常性”转换的大体轮廓;同时,当代诗人们对“花园”意象的各个层面也进行了深度开掘。这一章指出,诗歌中的“花”之意象的演变,与德性、爱欲和女性在历史中的命运息息相关。第五章是对中国当代新诗中的“作物”意象的讨论。这一章结合文本细读,对“粮食”、“庄稼地”、“蔬菜”与“瓜果”等意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当代新诗在对“作物”的书写上呈现出来的多向通道;然后,通过对中国当代“农事诗”中的作物意象的分析,探讨了当代“农事诗”写作的前景与趋势。这一章指出,诗歌对“日常之物”的关注必定会落实在对“作物”的关注上,只有这样的写作才真实、具体和可信。在“结语”中,我们对此前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并展望了“植物诗学”的多重可能性。我们提出,当代的“植物诗学”需要摆脱古典的“德性诗学”主导模式,走向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诗歌书写方式。对植物意象的研究,是通往诗歌内核和奥秘的一条通道。本研究的意图,并不只是对中国当代新诗中那些书写植物意象的作品进行分析,而且是在尝试通过细致和耐心的阅读,恢复我们对植物生命的感知与同情,激活我们对汉语自身微妙性的敏感,进而重塑我们生命经验的完整性。
郭瑾[10]2009年在《生命，会走路的梦》文中研究指明海子是一位有绝代才华而早逝的诗人,他独特的诗歌语言是一种英雄式的书写,具有不可重复性。本论文试用西方新批评理论对海子诗歌进行形式分析,从语言、词汇节奏入手,细读文本,从而对其诗歌内容、主题进行透视,来破解天才诗人海子的独特语言,发掘其魅力的根本所在。第一章从海子的生命写作入手,诗人用生命书写诗歌,一生的追求都在建造中国的大诗理想上,这种独特性决定论文研究从此着手,进而开启对其带有生命灵性的语言的新批评式解读。第二章对海子诗歌从词汇、节奏、特别的诗歌命名叁个角度来解析,将他清新、诡秘和浑厚的独创词汇进行归类整合,同时对诗的节奏、整体结构和主题命名进行新批评细读分析,从而探究诗歌诸多要素如何在矛盾冲突中形成和谐统一的具有张力的整体结构。第叁章是对海子诗歌语言进行分析,将其大致特点概括为能解释的和不可说的,有温度的诗性智慧和坚实的语言形式,在此分类基础上进行语言的新批评细读,解开海子生命语言的密码。
参考文献：
[1]. 诗歌共时体的构建[D]. 陈国平. 清华大学. 2015
[2]. 海子诗歌的意象谱系及相关问题研究[D]. 邵敏. 安徽大学. 2004
[3]. 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和骆一禾、海子的诗歌写作[J]. 西渡. 江南(江南诗). 2014
[4]. 当代诗歌中的意象问题[J]. 西渡. 扬子江评论. 2017
[5].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D].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6]. 海子诗歌意象系统研究[D]. 白淑清.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7]. 风骚精神对海子诗歌创作的影响[D]. 杨群.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8]. 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研究[D]. 方婷. 云南大学. 2015
[9]. 中国当代新诗植物意象研究[D]. 王凌云. 云南大学. 2017
[10]. 生命，会走路的梦[D]. 郭瑾. 河北大学. 2009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海子论文; 骆一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神话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朦胧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