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1]2004年在《黟县西递村外部空间构成与解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黟县西递村外部空间实态构成和空间感受的解析,深入认识西递村外部空间的形态组织规律,在理论上为徽州传统村落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研究样本,在实践中为西递村的保护与更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事实依据。论文共分为叁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对象、方法、框架等,是全文的理论准备。第二部分通过对田野调查成果及文献资料的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西递村外部空间的形态。首先,对空间界面进行拆解、分类,研究各类界面的属性及其组合模式,在物质空间的层面上展现空间组织的规律;第二,通过对村落中各类行为活动的分析,揭示人的行为在西递村外部空间中的分布规律;第叁,依据研究小组成员对西递村空间的感受、体验,分析主观认识下空间的形态特征;第四,从审美对象和审美性质的角度分析西递村外部空间美感的源泉和发生机制。这四方面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前两个方面,是从客观实态角度对空间形态的科学再现;下篇是在明确村落空间客观实态的基础上从人的感受角度对空间的主观解析。最后一部分结语是全文的结论与展望。
王益[2]2016年在《徽州传统村落安全防御与空间形态的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防御在徽州传统村落历史营建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到村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形成了村落科学的选址、空间布局与营造模式。然而,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徽州传统村落安全问题突出,空间结构、肌理等破坏严重,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十分紧迫。而探寻徽州传统村落历史营建的安全内涵和动力,理清其中的安全因素和科学防御规律,有利于提高保护传承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推广性。目前,从建筑学学科对徽州传统村落进行的研究偏重于物质空间领域的研究,而从安全防御领域对徽州传统村落进行具体研究并不多见,既有的研究偏重于单因素、单角度,较少出现交叉和系统研究,尤其是对于传统村落安全防御与空间形态两者关系的研究有待加强。因此,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对徽州传统村落安全防御与空间形态关联性进行系统研究十分必要。本文以安全防御和空间形态为基本支点,选择典型徽州传统村落为主要研究对象,引入建筑学、灾害学、水力学、火灾动力学、犯罪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运用文献梳理、田野调查、图形分析、类型归纳、比较、心理行为分析、空间句法等技术方法,系统研究徽州传统村落的安全防御和空间形态的关联性。完成的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总结如下:1)理清了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徽州传统村落历史营建中的安全因素及动力机制;2)通过现状勘查、资料查阅和历史比对,分析了徽州传统村落历史上洪灾、火灾和盗匪犯罪的发生背景、原因、类型及规律,总结了安全防御的基本思路;3)选择安全防御和空间形态两大基本支点,在相关理论、技术分析和类型归纳的基础上,分别从防洪、防火和防盗叁个层面和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尺度,具体从空间位置(选址)、空间布局(平面形态)、空间组织(空间秩序)、空间界面(空间要素)、空间形态整体特征等若干角度,分析了安全防御和空间形态的因果关系和关联性,总结了其基本模式、规律和特征。4)通过比较,得出安全防御和空间形态之间的关联必然性、特征共同性和特征差异性;通过归纳,得出两者之间的共同关联规律;通过总结,得出研究的意义所在、不足及后续拓展方向。
苏梦蓓[3]2014年在《西递村外部公共空间保护规划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升温,徽州地区的古村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徽州西递古村落在现代生活模式和旅游发展的冲击下正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包括建筑、外部空间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模式,这些改变有些是不可逆的。所以如何有效地保护历史遗留下来地物质遗产和文化遗产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对西递古村落的外部公共空间的研究是在以西递古村落为背景的前提下,独立地将外部公共空间做细致地研究以保证内容深度。文章首先介绍徽州地区的概况,以利于了解西递古村落的文化背景。其次介绍了西递古村落的发展变迁过程和村落中民宅的现状,主要对明、清时期的民宅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外部公共空间从界面的构成、价值分析和行为活动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论述,从中可以看到作为历史遗产的西递村外部公共空间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的生活需求,存在着原真性、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外部公共空间环境的矛盾等问题,依此作为研究的方向,提出保护规划的办法和原则,最终探讨了西递村外部公共空间具体的保护发展措施。在讨论保护措施时将外部公共空间分为物质化的空间环境、相关的附属设施和非遗的保护利用叁方面分别阐述,这和前文将外部空间分为界面、设施和人的活动相对应。笔者认为,古村落要保持其活力就一定需要发展,固守原态的保持是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但盲目强调发展则会破坏古村落的空间环境。所以在发展和保护中需要找到平衡点,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利发展。外部公共空间正是反映村落空间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故本文以此作为论述的重点。
张少伟[4]2013年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农村村落空间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更加严峻，国家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解决“叁农”问题，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随即展开。农业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特征，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农村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于农村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典型传统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与文化传承；二是农村被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格局及土地利用问题。而针对量大面广的普通农村在快速城镇化冲击下的建设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特别是真正可用于指导新型乡村社区空间建构模式的系统理论尚未确立。本文从中国农村的历史研究开始，梳理中国农村村落的发展轨迹，分析村落的发生机制，探讨其发展演变的动力及影响因素。剖析农村村落的复杂系统性特征，解析基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智慧，归纳其在功能组织和空间形态上的文化表达，提出传统农村空间的特征是生产与生活的融合。对城市化的概念内涵、阶段特征、动力机制和模式类型进行深入解读，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生产和生活的剥离是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基本特征。总结和反思中原地区新农村建设实践，归纳总结出“合村并城”“和村并镇”“迁村并点”和“原地保留”等整体性的中原地区农村村落的演进模式。分析中原地区农村村落的空间结构特征，调研解读传统农村公共生活的发生机制，调研分析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环境现状，对比研究农村社区生活的矛盾与需求，探讨在聚集的大背景下乡村型社区的空间模式。通过对传统乡村宅院生活实态的调研，基于对居住空间的使用现状解析和未来需求变化的推测，结合新型农村社区住宅居住生活的研究，尝试提出生产与生活剥离状态下的新型乡村住宅空间模式。
苏梦蓓, 宋学友[5]2017年在《传统村落外部公共空间类型及居民行为活动模式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递村地处黄山市黟县,为胡氏族人聚居地,村落肌理保持良好。对西递村村落外部公共空间类型和居民行为活动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递村村落外部公共空间类型主要有街巷空间、坦、村落外围空间,不同外部公共空间的界面组成存在差异;必要性活动场所分布广泛,包括田地、街巷和家庭宅院等,而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多发生在民居家门口或坦等广场空间。
汪世乐[6]2010年在《解析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聚落空间构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传统古村落的物质空间和地域文化背景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与调研测绘,对现致力于申请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安县祝家楼村展开空间构成的解析,深入认识祝家楼村聚落空间的形态及其组织规律。从对具体村落的分析研究中,找出该村落空间构成的各种要素及其形成影响因素,在理论上为传统聚落空间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研究样本,在实践中为祝家楼村未来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事实依据,也是本次研究的初衷。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对象、方法以及技术框架等,是全文的理论准备。第二部分通过对实地调研测绘成果及文献资料的分析,分四个历史阶段从客观实态的角度对聚落空间生长过程进行推演和复原研究,充分展现在各个历史时期下祝家楼村所形成的聚落形态,为后面的空间构成解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做物质铺垫;第叁部分从空间构成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对祝家楼村的聚落空间构成进行描述,随后对典型空间构成要素进行拆解、分类,并从空间生长的各种影响因素分析聚落空间形成的原因,也许一个村落的情形不足以说明传统聚落空间形成于发展过程的普遍情况,有鉴于此,文章第五章在地域文化范围内找到一个与案例存在着极大共性的古村落进行对比研究,比较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聚落空间层面、民居空间形式层面已经技术手段和装饰要素层面,从宏观、中观到微观考察聚落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从共时性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对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聚落空间构成进行解析。最后一部分结语是全文的结论。
荆科[7]2016年在《台地式石碹窑洞聚落营造技术研究》文中提出传统村落的研究是我国传统民居乡土谱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我国地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传统村落随着物理环境,民俗文化的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营造特征。近年来对于乡土建筑的研究日益受到公众的重视,这些承载着宝贵科学、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是我们延续地质,保持地脉保护利用思想的源泉。本文着力于一种特殊选址和布局的古村落及其特有的建筑形式,试图为现有传统村落类型研究提供补充。作为在国内极为罕见的以天然河抛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传统村落,程家峪古村的价值可见一斑。不仅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整个村落依山势次第退台向上的选址布局营建方式也在众多的传统山地村落中独树一帜。历史上程家峪古村在历朝历代都是该地区重要的村落之一,研究发掘它的价值不仅是对村落类型及传统民居类型的重要补充,而且有助于延续该地区的历史风貌。由于区域发展的复杂历史原因,程家峪古村村民早已迁出,古村即遭废弃,村中的石碹窑洞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坍塌。村落和建筑的营造技术这些重要的历史信息面临消亡的危险。本课题针对此情况,通过查阅史料、实地调研及计算机模拟分析的方法,对程家峪古村在村落及建筑两个层面上的营造技术进行详细的分析,为程家峪古村的进一步保护研究及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本文共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从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与进展进行了阐述,明确了课题研究的内涵及方向。第二章.本章以程家峪古村的整体选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实地调研得到的资料为主,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资料为辅,先从宏观角度入手介绍程家峪古村选址特征,再从环境,风水,军事,人文四个方面解析其选址形成的原因。第叁章.本章进一步就村落内部规划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村落内部的规划有自然条件限制所造成的“自然生长”也有为了生产生活更为便捷而形成的“人为创造”。从“面”、“线”和“点”叁个层次进行阐述。第四章.本章主要从村落的整体层面分析村落的营造技术。村落的营造技术需要考虑村落排水,采光等基础设施营建和宜居环境的创造,为了更好的服务生产生活的需要,程家峪古村利用其独有的地形优势,创造出了适宜生活的村落物理环境。第五章.本章主要以单体石碹窑洞为研究对象,先介绍其概况和构造特点,之后以实地测绘得到的程家峪窑洞尺寸为依据,借助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建模,对不同结构类型的石碹窑洞进行静力分析。得出容易出现破坏的位置,可能出现的破坏形式,为后期保护加固提供依据。第六章.综合上一章的研究成果,根据程家峪古村现存石碹窑洞实例,分析推测出石碹窑洞的发展演进轨迹,理清这种特殊形式民居建筑的历史,探讨石碹窑洞这种特殊形式的传统民居价值,展望今后对其的保护方式和开发利用模式。
荣侠[8]2017年在《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文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拟对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由建筑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角度,选择同操吴语的越海民系聚居区内(吴越文化地区),苏州与徽州民居聚落、民居建筑文化为研究对象。这是基于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跨区域建筑文化异同与互动关系的研究。民居作为物质载体,受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较大,两地民居建筑文化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基因内核,另一方面受特定社会、历史与自然环境影响,存在共性与个性的对立。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文化是地域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复杂系统。本文运用模式比较法、区域比较法、比较建筑学、地图法等相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这一复杂文化体,构建两地民居建筑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框架;力图通过民居外在物化形态的异同,探究其精神形态的异同;通过归纳和凝练,系统探究两地民居建筑文化的异同与缘由,发现显性表象下的隐性关联。具体研究中本文选取两地具有典型代表的民居聚落和传统民居,探究中明以降至清末,两地传统民居的聚落形态、建筑形制、建筑风格、营造技艺、建筑艺术及其建筑材料的应用,结合明清两地社会形态、宗族制度、徽商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透过民居建筑文化的外在表象,发现其背后隐喻的文化精神内核层面的异同与变迁。认为两地民居基本形制的生成与规律,与历史、社会、宗族、家庭等因素紧密相关,并渗透着宗法、伦理价值取向、风水等共性特征。在共性文化基因之下,两地民居又衍生出不同的建筑风格特征,这属于同质精神文化在物质层面的不同表述。此外本文还对两地民居建筑聚落、民居建筑技术与装饰手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探讨了两地民居建筑不同层面文化的传递趋向。第一章,着重探讨两地地域文化的生成与互动关系。从苏州与徽州整体社会的角度,通过总结两地的历史渊源与交通形式特征,阐述两地的区位差异,追溯汉民族的形成与我国东南地区百越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称,遁寻明清之前吴越文化的转型与变迁,阐述汉民族迁徙对吴越文化圈精神气质的影响。并从历史的角度,对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与明清成熟期以后的吴徽文化进行了比较与变迁分析。第二章,侧重分析两地社会组织与民居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社会组织与形态的角度切入,分析汉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宗族社会的关系,认为苏州与徽州社会的宗族以及徽商阶层的存在,对苏州和徽州两地的民居形态造成了直接影响。徽州比之苏州的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其一表现为人均占有耕地的不足,其二表现为耕地质量的不足,进而催生了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崛起,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苏州促进了多元化社会架构,瓦解了宗族社会,在徽州则是固化了宗族社会体系。两地宏观社会组织的差异是导致民居建筑物质具象形态差异的重要诱因。第叁章,由苏州与徽州民居聚落环境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两地民居聚落选址皆以“水系”为魂,然苏州民居聚落、村落沿水道呈“网状分布”,而徽州民居聚落则是沿江河呈“线状分布”;在经济生活中两地聚落的功能也有显着差异,苏州以商品经济为主导成为地缘型村落,具有商品的生产与转销职能,而徽州则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谓之血缘型村落,更多履行商品的转运职能。民居聚落布局形态方面,苏州比徽州山区要丰富,发展出了鱼骨形空间、均匀化空间布局和阶梯状空间叁种方式,而的徽州只有块状布局和塔形两种。两地聚落选址、分布与类型的差异,映射着两地聚落自然环境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第四章,通过实地调研两地典型民居,对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形制、平面布局、组合变化规律以及建筑空间意境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两地主体居民,在上千年的礼制、孝道、尊卑伦理等共同精神观念的浸润下,两地民居建筑的形态差异及其保持的鲜明个性。认为苏州与徽州地势、地貌环境与人口数量之间矛盾的差异、以及两地社会对于传统宗族与家庭之间认知关系的不同,是造成两地基本形制差异的重要因素。第五章,对两地民居典型的风格、形式特征进行分析比较。由宏观的民居外部空间形态到中观的建筑色彩,直至微观的典型构件特点,如对马头墙、门楼式样的分析与比较,发现两地民居形式特征的隐喻的文化差异。两地民居建筑形式上的共性与个性,反映在中国传统礼制制度中,体现出以孝道和尊卑有序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两地民居建筑有着相同的元素,但两地民居有依据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衍生出地域化的亚种,丰富了两地民居建筑的风格与典型特征。第六章,对苏州与徽州传统民居建筑的大木架及其营造工艺进行研究。依据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与徽州工匠营造技艺体系,由两地民居的大木作为切入点,研究两者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异同,认为由于两地地域与社会形态的先天性差异,导致了后天方面两地民居自大木作及营造技艺在发展、形态的不同步,徽州相比苏州民居的构件与技法,古法痕迹更多。纵然苏州徽商在明清时期执掌商业资本牛耳,对两地整体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形态的塑造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但在两地民居营造文化交流中,终未促成大规模、跨地域、呈系统的营造技艺交流。第七章,对两地民居中的“木雕、砖雕、石雕与民居装饰艺术”进行比较分析。传统民居中的装饰艺术最为直观与显性的映射于民居文化,苏州与徽州的建筑材料、色彩、结构、形制乃至气质都极为类似,但这种“形似”却包含着对“神似”的对立。深入的剖析苏州与徽州地区典型民居的装饰题材、艺术特征、工艺特征,进而分析两地间社会意识、习俗与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两地民居“叁雕艺术”选用的题材与表现手法来看,两地民居表现出崇尚儒家文化、道德说教以及趋吉避凶的共性,但在苏州民居的装饰题材更侧重于人文与风雅属性,而徽州民居更强调伦理纲常与耕读意识。建筑色彩皆崇尚平实与朴素,粉墙黛瓦与灰色清水砖,构成了两地民居“黑白灰”的主色调。第八章,基于建筑类型学与传播学理论,探讨当今社会环境下,两地民居建筑文化如何创新、传播与传承问题。从建筑文化本体角度,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是两个体系完备、形式健全的文化体系,也是开放与包容的文化体系。创新既要立足于本地域文化,自觉地无意识的去发展原有形态,使得传播的主干内容和信息不至流失和扭曲,又要放眼整个社会化大发展形式,兼容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对立统一,不被民居建筑的固有具体形态所障目,同时传承民居建筑显性与隐性的文化属性。传承和传播的内容,是本质与核心问题;并认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需要主动融合新思想、新材料、新技术,促使民居建筑文化的对思想观念、审美心理和创作手法形成新模式,创新完善建筑功能类型和建筑形式。苏州民居建筑在较为灵活的高级文化领域辐射徽州民居,如民居形式特征、装饰艺术及其技艺,而徽州民居建筑则在较为保守的初级文化形态影响苏州民居,主要体现在民居的干阑式结构和穿斗式木构方面。总之,民居建筑文化是人与社会环境、地理环境等各种作用力互动的外在表现,这不仅体现在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对于其他地域民居建筑同样具有普遍性研究意义。两地民居聚落所处区位环境的差异,表现出的不同力度的中原王朝文化向心力,即两地具体的社会形态结构、原住民的心理文化素质、社会价值观的取向差异,徽州民居文化与中原文化属于传承关系,而苏州民居文化与中原文化更类似于一种辐射关系,两地文化的流动方向以徽州向苏州为主。这些综合因素的互动关系,使得两地民居建筑在民俗性格、文化特征、建筑形制、装饰艺术等方面出现了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
车晓敏[9]2015年在《徽州传统民居建筑内部空间形态更新研究》文中认为徽州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发展受到政策保护、居民变迁、经济提升的影响,在快速发展的民居更新过程中呈现出诸多问题。一方面,居民生活需求与保护政策矛盾突出,居民无序改建的情况严重,使得部分传统民居历史资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居民生活方式与传统民居环境矛盾突出,建筑破损、陈旧导致房间闲置现象增加,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历史风貌正在加速消亡。如何在众多矛盾中适宜的发展,就成为徽州传统民居建筑空间更新面临的主要困境,而对于以延续历史文化价值为目的的传统民居空间更新发展研究亟待丰富。在此背景下,进行徽州传统民居建筑空间形态更新的研究,合理地从中汲取可传承的技术精华,更新需祛除的建筑糟粕,对于完善徽州传统民居内部空间的更新方法,明确传统民居的更新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以徽州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测试,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当前徽州传统民居空间的现状特征,归纳现有民居更新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建筑功能需求无法满足、建筑内部居住环境较差、建筑构件破损腐蚀严重。其次,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出发,分析徽州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原型、发展过程和更新的影响因素,归纳影响其更新发展的症结所在并指出更新设计策略方向: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徽州传统民居别具一格的空间形态,建筑功能、室内环境、建筑构件方面的使用及现状需求又迫切推动民居的更新,而在保护政策影响下的“空间形态更新”受到限制。因此,在保护政策范围内,最大程度满足居民需求、针对性的提出更新方法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最后,以徽州传统民居空间现状为基础,结合居民具体需求和保护政策要点,以最大程度满足居民需求、平衡需求与政策为目的,有针对性的从功能布局、室内环境和建筑构件方面提出空间形态的更新发展策略:空间重组与功能置换、室内通风强化与自然采光优化、构件修复与维护,并结合具体更新策略,以安徽省黟县西递村民居为例进行实践分析,论证结论明确空间形态更新方向。本文从徽州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现状入手,总结了空间形态在功能、环境、结构叁方面的更新方法,确定了徽州传统民居空间更新的技术路线,期望对丰富和完善传统民居研究理论和推进地域性民居建筑的更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王韡[10]2005年在《徽州传统聚落生成环境研究》文中指出当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传统聚落及其耐以生存的土壤,正在经历着时代前进和环境的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民间聚落的物质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无法再生的财富,并积极采取各种手段予以保育的同时,当今社会对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与保护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人们远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普遍的认识,也就是说,研究代表民间聚落中物质和精神的且正在逐渐消失的活态文化及其空间,已经成为我们保护传统聚落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徽州聚落研究的对象,通常是以村落形态、空间结构、建筑形式、环境景观、阴阳风水等为主题展开的,主要体现在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之上。本文以哲学、社会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及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徽州聚落中的宗族权力和“风水”说为出发点,通过对徽州聚落变迁、徽州聚落文化特征、族权空间,以及“风水”与族权关系等方面的剖析,较为系统地分析并揭示徽州民间聚落物质形态背后的成因和机制,并阐述了聚落空间与“风水”空间在聚落形态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这是一笔保贵的凝聚在徽州聚落形态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分为六个章节。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从徽州的社会历史变迁出发,重新认识徽州聚落的演变历程。第二章以历史文献和相关的研究为基础,对徽州的聚落文化特征予以阐述和总结。第叁章通过对中国传统权力架构的分析,系统地分析了徽州聚落中的族权空间和要素。第四章论证了“风水”空间与族权空间的内在同一性,提出徽州“风水”聚落空间的意义就在于建立起徽州聚落的运行机制——“秩序”。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语章节,通过对徽州聚落的评估和问题的分析,提出改善徽州聚落保护与开发中的策略,并呼吁对聚落文化的多样性保护。
参考文献：
[1]. 黟县西递村外部空间构成与解析[D]. 陈晓东. 东南大学. 2004
[2]. 徽州传统村落安全防御与空间形态的关联性研究[D]. 王益. 合肥工业大学. 2016
[3]. 西递村外部公共空间保护规划研究[D]. 苏梦蓓.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4].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农村村落空间模式研究[D]. 张少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5]. 传统村落外部公共空间类型及居民行为活动模式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村为例[J]. 苏梦蓓, 宋学友. 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 2017
[6]. 解析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聚落空间构成[D]. 汪世乐.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7]. 台地式石碹窑洞聚落营造技术研究[D]. 荆科. 太原理工大学. 2016
[8]. 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民居建筑文化比较研究[D]. 荣侠. 苏州大学. 2017
[9]. 徽州传统民居建筑内部空间形态更新研究[D]. 车晓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10]. 徽州传统聚落生成环境研究[D]. 王韡. 同济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