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珊[1]2003年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随着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踏上了金融创新之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银行是金融业的支柱，而国有商业银行又是金融创新的主体。这是由我国当前的现状决定的。首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我国的金融创新必然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创新。其次，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许多困境。一是国有产权形式单一，所有权虚置而且不可转让。因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受政府保护，效率低下，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无法完全实现其法人财产权，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二是高比例的不良贷款率。截止2002年底，中、工、建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2.37％、25.52％、15.36％，由于历史包袱太重，农行的不良贷款率至今尚未公布，估计还要高出许多；叁是银行业务结构单一，垄断地位不断下降；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不但没有降低系统风险，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后，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外资银行已经开始利用其在跨国经营、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凭借其丰富的金融产品、优质的服务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与国内银行争夺优质客户群和优秀人才。因此，要了解中国的金融创新首先就必须对国有商业银行创新进行研究，这也就是本文撰写的目的之一。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许多关系尚未理顺，法规管制乏力、死板，国有商业银行创新意识较为淡薄，金融工具种类较少，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和管理也比较落后，金融竞争不规范，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开展国有商业银行创新，往往易于出现金融风险。随着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及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风险不断增大，风险管理就逐步上升为其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银行创新风险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增量风险，在巨大的存量风险已是事实的情况下，增量风险的规避重于存量风险的化解。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创新的风险进行研究，寻求防范、化解的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国有商业银行创新风险，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的主体，在文中简称为银行创新风险。本文共分四部分，对国有商业银行创新风险进行管理是本文的重点。 第一部分，银行创新的动因和现状。首先介绍了银行创新动因的一般理论——熊彼特的PC模型，还特别介绍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改革理论。强调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我国的银行创新具有自身特殊的国际背景和深层次的国内原因。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得到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银行创新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银行创新的技术条件，管理法规的缺损提供了可行性，金融风险的增加、金融竞争的加剧是其根本原因。其次，阐述了我国银行创新的现状。银行创新包括银行制度创新、银行组织结构创新和银行业务创新叁个方面，通过对其现状的描述表明我国银行创新有待进一步发展。 第：二部分，银行创新的风险性。银行创新产生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降低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加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管难度。其次，着重提出银行创新所产生的风险种类及其特点。银行创新不仅增加了原有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还产生了制度风险、经营管理风险、表外风险、过度投机风险、伙伴风险、电子风险和国际风险等一些新（fJ）X险。这些风险具有隐蔽性和累积性、突发性和加速性、扩散性和传染性的特点，这就更增加了对国有商业银行创新风险进行管理的难度。 第叁部分，我国银行创新风险管理。首先对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内涵进行论述，探讨了囚内外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依掘，表明我国目前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理论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其次，提出我国目前银行创新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风险识别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手段不合时宜；重视银行外部监管，轻视银行内部控制，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甚微；中央银行重视市场准入管理，轻视持续管理和风险管理，监管重点不突出；重视人治，轻视法治。 第四部分，我国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对策。首先借鉴国外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经验，介绍了目前国外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主要新方法：风险价值法、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法、信贷矩阵、全面风险管理模式、资产组合风险。其次，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大胆引进新的风险管理技术RAROC。详细介绍了目前国外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R八mC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第二，完善风险管理手段。必须将存款利率控制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辅助监管手段，在高科技基础上防范风阶，尤其是防患电了风险。第叁，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主要途径有以下几方面：充分认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风险管理的重视：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授权授信管理；完善内部操作规程，加强系统控制，加大督促检查的力度；完善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制度；提高经营透明度，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健全激?
蒋雨亭[2]201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绩效增长与金融监管》文中提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两个概念长期富有争议,因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一直受到学术界、企业界和政治家的关注。2007年次贷危机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多视角的认识,再次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讨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的合理范围;二是金融创新真正的动因是什么?;叁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立足于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学界对这叁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项研究的重点也是围绕着这叁个方面展开的,但是我们采取的样本有别于以往的讨论,我们立足于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核心地位。针对“金融创新过度——加强金融监管——传统金融机构萧条——放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泛滥——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向他国扩散”的怪圈,本文在激励相容和预先承诺制等经典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区间调控论。对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强度进行区间调控,限定金融创新的合理区间,明确了区间调控的逻辑路径是“轨道”金融,而非“漂流”金融。本文认为需要监管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相对比例,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和优化条件确定这一比例的最优区间是15%-25%。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还应该对不同股权结构的银行采取有所区别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这有助于破解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循环的“怪圈”。本文所使用的是结构——动因——绩效的分析框架。按照这个框架,重点讨论我国商业银行因股权结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种类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对于不同动因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金融绩效及负向绩效(风险),提出了相应的监管策略。根据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理论对金融创新动因的分析主要有叁个方面:技术推动论、利润诱导论和规避监管约束论。本文把这叁种理论综合起来,把技术推动、利润诱导和规避监管约束作为金融创新的叁种直接动因。通过中美两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史演进的分析,发现美国及中国的私营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叁种动因的推动作用都比较强;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由于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作用比较大,因而金融创新的利润诱导和规避监管约束动因相对弱化。二者不同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股权结构的不同。通过对非国有的民生银行的建模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创新贡献率对民生银行绩效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通过对银行的人力资本激励、资本组合调整和制度创新,民生银行的运行效率从2000年的52.5%提高到2013年94.1%,非国有银行的创新动力比较充足。而外部冲击、政策变化和过度监管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创新内部动力不足、金融制度创新落后于市场创新等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绩效增长和金融监管叁者匹配与协调策略,从根本上解决好叁者之间的协调性,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通过金融创新保证正向绩效增长和降低金融风险,将风险控制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
李广新[3]2013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格局产生巨大变化,经济的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表现。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赢得竞争优势,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金融在各国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经济强大的国家必然拥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后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把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作为国家崛起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推动或制约经济长久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金融体系的规模大小和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竞争优势,因此金融被称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是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现代商业银行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利用先进科技技术开展资金融通、提供货币信用中介、创造流通手段、进行各种衍生金融交易并获取最大股本价值的金融企业,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该国综合国力,进而影响到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巨大。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继续面临深度的调整和转型,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国际贸易增量持续回落,欧债危机仍然威胁着全球金融稳定。为解决复杂严峻的形势,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举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持续波动。在国内,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内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形势的不断考验。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困难,中央政府及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数据开始逐渐稳定。2012年以来,央行数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对于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它对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转变经营方式、提高市场定价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作为我国金融业的核心,如何维持健康的运行,如何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是每一家银行值得关注和长期思考的事情,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面临各种金融机构蚕食市场份额和金融市场开放变革新挑战,必须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本文的结论有：核心竞争力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所不同,同时促使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动力因素也不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与一般生产经营性企业相比,除具备企业的一般性质外,又有其明显的特殊性。综合以普拉哈拉德为代表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等学术界主流观点,并以此为指导,本文将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定义为,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指商业银行在一定的技术条件、经济体制、社会制度、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下,商业银行表现出的相对于竞争对手能够给客户带来特殊的价值的同时不易被对手模仿,使得商业银行在未来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动态、综合的内在能力,是在考虑到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禀赋资源和外界市场环境拓展现有市场、创造未来机会、在长期中赢得竞争优势的一种动态的能力。这种动态的能力能够分为叁个层次,由微观到宏观依次是：商业银行的企业竞争行为能力、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能力和商业银行的可持续竞争能力。基于对核心竞争力相关理论研究和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理解,本文用波特的价值链这一分析工具,建立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内、外部价值链,从价值链的角度深入探讨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在对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涵义、特征和影响要素准确识别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战略型、安全型、组织型和创新型4个准则层和9个指标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初步的排序,即在本文的评价体系下,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经过叁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步入国际大型银行之列,但是规模、利润以及网点数量的增长无法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在机制、服务上优于竞争者,更无法说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具备了核心竞争力,相反,部分银行在某些方面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当前的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前一阶段的体制改革向下一阶段的机制改革转化。1、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有效的差异化战略降低金融风险、减少资源浪费,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危机,以提高银行的利润水平,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更多的细分市场的客户,从而最终为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首先要大力推动业务战略的差异化,各国有银行要立足自身目标市场和客户,充分发掘特色业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围绕核心强项业务探索开展新业务,降低核心产品的可替代性和可模仿性,在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通过高附加值、高市场契合度、高品质的差异化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培育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其次要加强市场差异化战略,盲目扩大机构数量已经不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各家国有银行要准确把握市场布局的战略定位,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将优先的资源集中于熟悉的市场、联动性强的领域上。在国际业务方面,要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统筹规划能力,重点服务企业“走出去”战略。最后,要加强组织结构的集约化管理,通过高效的营运支持,提高差异化竞争水平。要在加强垂直化的条线管理的同时增强部门和条线间的横向协同配合,围绕核心竞争力加大资源投入,推进业务产品创新。2、打造先进的风险文化,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软实力。努力形成集中垂直的全面风险管理体制,确立以“叁道防线”为主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制。通过强化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计量能力,提升风险选择能力,打造风险安排能力,夯实组合管理能力,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3、完善有效制衡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经过数十年的股份制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基本实现向现代化银行转变的第一步,在下一阶段,要强化公司治理,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营运管理的稳健性。首先,完善对股东行为的制衡机制,防止股权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的大股东控制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到股权分散容易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要加强对主要股东行为的约束,规范股东权利义务。同时,要加强对最高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摈弃过度注重短期效益的理念,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加快完善与风险挂钩的薪酬体系和延期支付机制、支点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4、明确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目标,有效构建银行家的生成、评价机制；加强对客户、市场进行细分的分析研究能力,明确精准的客户和市场目标定位,不断进行改进业务流程和运作体系的工作；加大科技投入,推行组织和服务系统的创新；进一步强化组织的沟通和学习,疏通信息流通的渠道,充分尊重员工的反馈意见,大力培养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参与意识。5、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市场前瞻性,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发展的经营理念,在外部经营和服务、内部管理等方面充分融入科技因素；从自身的市场需求和战略需求出发,根据市场上客户群体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科技创新战略并逐步推进实施；通过对业务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科技人员的业务培训,建立一支新型的复合人才队伍,确保业务与技术的协调一致,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充分依靠现代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建立起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尽量压缩管理环节,提高业务流程的反应速度和金融服务质量。本文创新之处如下：1、本文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摈弃了以往核心竞争力研究泛而繁的研究方式,通过文献研究,梳理理论界对核心竞争力的定义,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创新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定义上规范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即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下,商业银行能够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供给客户某些特殊的价值的同时不易被对手模仿,使得商业银行在未来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动态、综合的内在能力,是在考虑到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禀赋资源和外界市场环境拓展现有市场、创造未来机会、在长期中赢得竞争优势的一种动态的能力。2、以更严谨的理论为基础对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分析,具体以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价值链,基于商业银行内、外部价值链的深入研究,对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为后续构建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建立基础。3、基于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定义和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的分析,在4个准则层和9个指标层的基础上,初步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合理设计调查问卷,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5家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进行排序,定量地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相对强弱。由于个人学术研究能力、写作时间和占有的参考文献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今后的研究中改进：1、目前,学术届对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尚处于“战国”时代,较缺乏对核心竞争力理论系统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同时产业经济学各分支理论本身就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如何从规范的产业经济学角度系统的认识核心竞争力具有较大难度。2、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须对我国银行业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处于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市场环境中,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也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对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李国庆[4]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徐建方[5]2007年在《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客观地评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状况，分析影响竞争力强弱的主要因素，有的放矢地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提升竞争力提供有益建议，对我国我银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着全局性的意义。本文首先从分析商业银行与一般经济企业的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入手，导出了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含义，将影响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各种因素概括为四类：现实竞争力要素、潜在竞争力要素、持久竞争力要素和环境竞争力要素。然后本文围绕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四类构成要素这条比较分析主线，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与国外知名的两家大型银行进行比较，并根据全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基本结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同国外的现代化商业银行相比较在竞争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于两各方面：一是银行业自身内部素质，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模式和能力较差、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动力不足、人力资源状况欠佳、营销管理僵化等；另一方面银行业所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表现为某些外部环境和制度安排不尽人意。最后本文从优化外部环境，为国有商业银行提升竞争力创造良好前提条件和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素质，增强银行竞争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苏阳[6]2014年在《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其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在收支结构方面的综合反映，也是决定其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前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体现出组织内部资本积累的成效和水平，较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保障银行资产安全，降低流动性风险，进而维持信用体系稳定。实际上，受制于政策、市场、客户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目前该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因此，运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盈利模式转型升级的角度探索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为“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要业务形式、以分业监管为主要监管模式”。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尚未建立，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银行业市场化机制建设提速，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也将终结。同时，以余额宝、活期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也将加快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审视自身的金融创新能力、调整业务发展战略。此外，我们看到，自2010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发布第叁版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III）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资本监管约束①，亟需调整战略，应对全新监管要求。金融环境的变化启示我们，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信贷业务主导的盈利模式必须转型。长期以来，宏观层面受到高储蓄和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中观层面受到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制约；政策层面受到利率管制及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限制，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盈利模式存在“两个主体”的现状：一是利差收入占主营业务的主体，二是批发业务占利差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中间业务发展滞后，呈现叁方面特点：第一，中间业务品种较少、附加值低、创新力不足；第二，重规模、轻效益、缺乏统一规范，中间业务创收能力低；第叁，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低，服务手段科技化水平有待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型。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问题的理论框架，构建了用于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现状进行分析，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特点、成因、转型的障碍及驱动因素等维度展开研究。之后，以美国、德国、瑞士和香港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为研究对象，对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然后，本文以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2005年-2012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11.0作为分析工具，运用面板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间存在较为显着的相关性，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标准的多元化盈利模式与商业银行综合盈利能力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来看，比起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综合盈利能力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因而今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战略调整上可向非利息收入业务倾斜；第叁，与传统存贷业务相比，开展中间业务为代表的非利息业务对营业利润的提升更为有效，且这种趋势在加剧，这也为我们倡导的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业务主导向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数据支撑。第四，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税前人均利润、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贷存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九个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提取及合成，该合成指标可以测查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资金流动性管理、未来成长能力、资产质量管理、股本扩张能力、成本管理水平、资本获利水平等若干方面的能力，通过运用此指标体系对15家样本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的排名，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落后于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此指标体系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跟踪监测自身的综合盈利能力，从而及时调整业务重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在转型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一个目标，四个维度”。一个目标即：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增长的粗放型高风险模式向利差模式与中间业务均衡发展的多元化集约型盈利模式转型。而四个维度即：以维持当前净利息水平为基础，以拓展非利息收入为着力点，以增强创新研发水平为驱动，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为保障。以期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战略发展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一定的角度和思路。
孔春丽[7]2016年在《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我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与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东南亚家族模式、东欧转型模式均存在着差异,其中,政府参与是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不过,我国的政府参与与西方的政府干预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政府参与包括政治关联和行政任命两种方式。目前,我国上市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基本上以行政指派为主,缺乏市场竞聘机制。本研究从政府参与的视角探析了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报告》、《中国上市银行年报分析》等公开数据,以及对大量治理数据的调查,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检验方法,检验了政府参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揭示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独立董事、信息披露、社会责任履行等治理功能的微观机理,发现了政府参与下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改进方向。本研究的创新点包括如下叁个方面：第一,发现政府参与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着双向效应。一方面,政治关联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另一方面,行政任命不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因此,如何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构建我国上市银行新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上市银行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监事会治理、独立董事治理、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履行均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正向促进效应,而行政任命对上述治理功能均存在着反向的阻碍效应。第二,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的行政任命严重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改进和完善,因此,高管层的任命应以银行内部推举为主,发挥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功能,同时尽快启动外部市场,发挥职业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资金市场、控制权市场、以及独立董事市场对高管层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目前,在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行长、独立董事的任命基本上以行政指派为主,缺乏竞聘机制,不符合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同时,职业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市场均未产生有效的作用,对银行高管人员未能给予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可见,外部市场治理是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第叁,以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治理目标。本研究发现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独立董事、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中一些独特的现象,应作为公司治理改进的方向。董事长和行长的两职合一反而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监事会人员的规模无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行长的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存在着显着的激励效应；独立董事人员在治理功能的发挥上存在着冗余。
谢瑾[8]201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中间业务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经济经过快速发展之后正式进入结构转型升级、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的“新常态”后,加快中间业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推进经营转型、保持盈利持续增长的重要方向之一。基于此背景,本文通过锁定研究对象,对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这一微观经营群体的中间业务创新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与市场和客户直接发生交易关系的基层机构,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国有商业银行基层机构,有助于我们考察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微观问题。借鉴学术界关于经济组织属性的理解,本文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的属性进行了辨析,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一方面具有“市场属性”,而且这种属性越来越成为其资源配置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具有“体制属性”,这是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相适应的。结合对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属性的认识,本文探讨了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下,基层经营机构存在的授权经营、“一把手负责制”、计划导向等特征,并通过构建简单的决策模型,具体分析了风险、成本、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中间业务创新的影响。继而,本文将理论探讨的结论与现实情况进行结合,从区域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经营能力、内部考核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杭州分行为样本,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发现中间业务任务比例、主要负责人经营能力、主要负责人任职年限、贷款规模与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中间业务创新收入占比存在显着相关性,这与本文对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特殊属性及决策机制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主要负责人年龄、管理跨度、存款规模、市场竞争等因素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构中间业务创新收入占比不存在显着相关性。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对中间业务创新这一行为进行考察,从中也得到一些有助于拓宽对该选题理解的结论,但同时由于笔者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中仍存在诸如样本选择仍相对较窄的不足,这些有待于笔者在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刘先[9]2016年在《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行业有效的配置了稀缺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行业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而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基础,却又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商业银行体系理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一类特殊的企业,自从其诞生以来就伴随着风险。因此,商业银行自成立后就每时每刻离不开发现风险,经营风险,规避风险,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及商业银行本身就在不断的寻求改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本文系统分析和比较了内地商业银行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系统,其中主要涉及到中国内地的商业银行与香港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形成机理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体系框架、法制环境、外部监管体制及内部控制体制等方面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的比较研究等。试图将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先进理论运用到内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领域,重点通过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对两地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以及探索两地所表现出来的对风险的不同应对状况和两地之间风险控制框架异同,找出其中的特殊性和关联性。本文就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及香港地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的改良,从内部预防与操作体系及外部环境两方面提出若干设想。对于商业银行发达国家（地区）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批判的吸收,结合我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有我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和管理模型；建立起良好的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模型,完善我国内地商业银行目前的信用评级制度,为风险管理提供客观公正的企业信用资料；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外部环境,完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数据库,建立起我国内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型,以数据库为基础检验风险管理模型的有效性；加快我国内地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的进程,加速金融法律相关研究；重视社会及商业银行内部的信用文化建立,重视内地商业银行的内部信用制度创新。
张学波[10]2010年在《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发展日益全球化,各国金融业不仅要和本国的竞争对手竞争,还面临着来自国际上的金融企业的竞争,这使得金融业的竞争更趋激烈,迫使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增强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相继放松金融管制,为金融创新的发展营造宽松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金融创新的作用由此而更加突出。一方面,作为金融竞争的利器和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金融对经济的推动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金融运行的波动性不断加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增加。在监管缺位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终于爆发,金融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银行体系遭遇重创,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受到严重影响。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不断出现,新的金融技术大量应用,新的金融组织不断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与之相应的新的金融制度不断出台；银行业务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银行机构之间与银行机构之间以及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银行监管所处的环境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为持续地保持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需要顺应金融创新环境的新趋势和新动向,需要把握金融创新的特点,需要全面衡量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影响而与时俱进。在金融创新环境下,在保持银行业持续金融创新以提高竞争力的前提下,通过银行监管以防范和化解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鼓励金融创新以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以及金融创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同时促进银行业迅速、健康发展,就成为21世纪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所指的金融创新环境泛指对金融创新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客观条件和因素,主要包括：国际、国内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宏观经济政策,法制环境,银行业发展态势,科学技术进步等。金融创新环境具体包括了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具体来说,经济环境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经济机构和经济全球化；金融环境包括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货币政策；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科技文化和社会规范等诸方面。当前,金融创新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业务相互渗透和机构相互连结的现象不断增多,金融创新日益深入发展,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不断加深。出于发展需要,银行业需要金融创新以增加盈利和规避风险,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银行体系不稳定更需要科学地有效的银行监管。基于产权理论的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模型的研究表明,金融创新、银行监管、金融发展叁维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叁者之间适当地平衡有利于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的相互协调和共生发展。在不断变化的金融创新环境下,更加需要深入地探究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遵循金融创新风险与银行监管相互协调的原则,统筹考虑金融创新风险对银行业运营的影响,将创新风险置于银行监管的管控范围之内。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既要重视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风险、转移风险和丰富消费者选择的积极作用,坚持以金融创新解决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也要重视金融创新放大风险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消极方面,通过科学的银行监管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以动态性的银行监管应对和促进金融创新。通过深入研究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问题,提出了银行监管因应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挑战的监管对策,即：促进和鼓励金融创新与加强和完善银行监管并举,坚持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发展,坚持金融创新前提是风险可控,坚持银行监管创新以促进和推动金融创新的发展。通过深入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首先,研究目标导向新颖,切中时弊。通过将银行监管研究置于金融创新环境下,结合对国际金融危机从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方面的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协调、并进和共生的发展思路。其次,科学界定了金融创新环境的概念：金融创新环境指对金融创新产生影响的各种客观条件和因素如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也包括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的改变和影响。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助于为研究目标设立新的视角,对金融创新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做全面辩证地分析,对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再次,在研究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的博弈关系时,通过构建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的动态博弈关系图,并且引入了银行监管覆盖能力指标来分析银行监管的发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动态博弈、层层递进的交互作用关系以及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趋势。这种做法既使传统的“斗争”和“互补’分析框架得以丰富和扩展,又使得对这一博弈关系的分析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在进行两者博弈分析时缺乏严整的分析框架的缺憾。第四,把罗默等人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加以拓展应用,基于产权理论构建了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模型,分析了基于产权的金融创新、银行监管、金融发展叁维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互动作用机制。借鉴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方面的教训,分析叁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试图以监管促创新和创新促发展的思路求解金融创新与银行监管的博弈难点问题。同时,对佩尔兹曼规制模型结合了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特点加以扩展应用,进行银行监管的均衡分析,说明金融市场中存在满足金融创新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银行监管的均衡状态。第五,提出了金融创新环境下符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银行监管对策,即：建立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和安全网,加强逆周期监管；在推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汲取国际金融危机因金融创新过度和监管缺失所产生的深刻教训。针对金融创新发展的动态性,需要以动态性银行监管即持续的银行监管创新以应对和促进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研究[D]. 凌珊.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2]. 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绩效增长与金融监管[D]. 蒋雨亭.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3]. 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D]. 李广新.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4].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5]. 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研究[D]. 徐建方. 暨南大学. 2007
[6]. 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D]. 苏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7]. 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D]. 孔春丽. 云南大学. 2016
[8]. 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中间业务创新研究[D]. 谢瑾. 浙江大学. 2015
[9]. 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D]. 刘先. 辽宁大学. 2016
[10]. 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银行监管问题研究[D]. 张学波. 东华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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