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中[1]2004年在《《今文尚书》文学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分叁部分论述了《今文尚书》的文学艺术成就。 第一部分文体论，梳理了从古至今对《尚书》文体划分的材料，并论述传统六体“典、谟、诰、训、誓、命”的特点、内容，对其流变作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六体消亡转移的的分析。 第二部分艺术论，从叙事技巧、论证方法、篇章结构、氛围营造、人物形象、修辞技巧、文章风格、读者与文本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今文尚文》在散文艺术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 第叁部分影响论，探讨了《今文尚书》对编年体例、记言体、纪传体史书的影响，对诸子散文、政论文议论方法的开启，对记言体、官方文书以及历代文风的影响。 本论文综合应用了经学史、文学史、古代汉语、古代文论、文学概论、音韵学、文献学、文字学的相关知识，对今文尚书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
卢一飞[2]2005年在《今文《尚书》文学性研究》文中认为千百年来,今文《尚书》的研究基本上都徘徊在经学、语言学和史学领域,虽然已经有学者论及今文《尚书》的文学性,但还缺乏系统性。通过深入研究今文《尚书》的传世文本内容,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今文《尚书》的文学价值。总的来说,今文《尚书》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后世文章繁盛,文体众多,今文《尚书》产生于先秦,还没有文体的概念,但是已经出现了记言体、记事体、政论文以及类似于本纪、地理志的文章体式;其次,散文的创作手法很多,越到后世越丰富,而今文《尚书》已在散文的篇章结构、描写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好的创作实践;第叁,语言是创作的物质材料,语言的丰富与否及运用语言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文章的表达效果,今文《尚书》的语言已具备较多的文学语言元素,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使语言充满张力和活力。从这叁个方面来看,今文《尚书》的文本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同时也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本文的写作采用文体学、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成果,运用分析、比较等研究方法,把今文《尚书》文学性的研究与文体学、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今文《尚书》研究的新领域,使这部最早的史家之作除了经学、史学和语言学的价值外,在文学价值方面也能得到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
王媛[3]2008年在《《今文尚书》文本结构研究》文中提出《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母体性质的经典。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尚书》史书性质与经学意义的强调与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的文学价值。本文认为,《尚书》的文学性与其史书性质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地构建了《尚书》的典型结构模式,而这正是《尚书》文学成就的集中体现。本文对《尚书》文学成就的研究,是以正确理解《尚书》泛文学特征为前提,在对其作为记言史书的本质属性与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结合对《尚书》文本的细读而逐步展开的。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现代《尚书》研究的总体状况与文学研究状况进行考察,总结《尚书》文学成就的特殊性,与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尚书》也具有鲜明的泛文学特征。这一点决定了在探讨《尚书》文学成就时,必须突破狭隘的纯文学视角,在重新认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第一章是对《尚书》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主要包括《尚书》的传承与演变两方面内容。先秦时代是《尚书》由孕育到初生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尚书》从最早的奴隶制王朝的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经过不断地积累、汇聚和结集,在周代史官的整理下初步建立起了按王朝分类的基本格局。在流传过程中,它的内容多有散失。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都在客观上对古史资料的钩稽做出了努力,特别是儒家对《尚书》的整编和创制,奠定了后世《尚书》的总体结构框架。进入汉代,《尚书》逐渐完成了由历史典籍向经世大典的转变。在流传的过程中,《尚书》的篇目内容和数量递经变迁,总体来看,《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基本上代表了先秦《尚书》的形制与面貌。第二章《尚书》篇目编次的整体特征。本章第一节,立足文本着重分析了《今文尚书》篇目编次的编年体特征,即《书》篇之间的先后次序与其内容所涉之历史年代的先后基本一致。在第二节中,主要分析了《尚书》编年体式的特殊性。通过对《书》篇实际作成时间进行考察发现,其与《尚书》在整体结构上的编年次序并不一致,《尚书》的编年体形式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对《书》篇进行纂辑时赋予它的一种新的体例。第叁章《尚书》文本结构的两种基本模式。本章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外在于《书》篇而存在的编年体形式。通过对《书》篇中时间要素的存在形式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尚书》记言本质对其文本结构的内在规定性,《尚书》整体结构上体现出来的编年特征,并不能说明它就是一部严格的编年体着作,而只是在篇目编次中具有一定的编年体意味。第二节,主要分析了《尚书》以记言为主体内容诸篇的结构特征。通过对《书》篇中记叙部分基本形式的分析,确定其在构建《书》篇结构中的特殊作用,总结《尚书》记言的基本结构单元。在此基础上,对《书》篇的两种基本结构范式进行归纳与概括。第四章《尚书》中叙事文本的结构特征。《今文尚书》中还有四篇以记叙为主要内容的《书》篇,即《尧典》、《禹贡》、《金縢》和《顾命》。本章先在第一节对这四篇作品中记叙部分的结构分别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在第二节梳理和总结它们在记叙结构上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记叙部分在《书》篇中的地位、《书》篇中记叙与记言部分的结构关系、记叙的人称以及记叙部分的语言特征等四个方面。第五章《尚书》记言部分的结构特征。这一章是对《书》篇中的记言部分进行专门分析。第一节着重分析《书》篇中记言与记叙部分的不同形式特征,说明二者是构建《书》篇双重结构的重要方面。第二节说明《书》篇双重结构的内部实际上包括两个基本层次,表层是史官记叙,内核是篇中记言,前者是《尚书》记言的基本形式,后者是《书》篇内容的表意核心,二者在内容、职能与语言形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又相互协调相互统一,共同生成《尚书》文本的典型结构样式。第叁节总结《书》篇中记言部分的结构类型,首先从讲话人数的角度,将言论划分为独白式与对话式;再从对白式言论中论述形式的差异,划分为化解式与建设式;从对话关系的角度,将对话式记言划分为问对式与普通式。此外,对以记叙为主要内容的《书》篇中记言部分的结构特征,也进行相应的分析。
吴志刚[4]2018年在《今文《尚书》誓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今文《尚书》誓体的生成历程、文体形态及其文体学意义作了综合探讨与深刻把握。除绪论与结语外,各章节旨要如次。第一章《论今文<尚书>誓体的生成》围绕性质、体例与功能叁个方面,对誓体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考索。首先,确认了“誓”自其初便体现出的鲜明的“政教性”特质,并明晰了“誓”在祭祀活动与军礼仪式之间的特殊身份,深化了对早期社会“祭政合一”形态的认识。其次,辨析了“史体”与“文体”之别及其与史官“记言”“记事”职掌之间的紧密关联,确认“誓体”为“誓辞”部分;其主体体例由揭露敌方的罪行、申说已方的合法性、下达行军的纪律和奖惩要求叁部分构成,且具有稳定性。复次,揭示了誓体功能演化的叁阶段,其原初功能为“整设师旅,进退师徒”;随后誓体功能发生分化,但可统合为“顺书以造士”;在《尚书》完成编纂之后,其功能凸显为“书体”功能,誓体成为敷显仁义的义府。第二章《论今文<尚书>誓体的文体形态》以语言体式、结构体式与功能演化之关系为中心,对稳定之文体形态及其变迁之文体形态作了考察。就稳定之文体形态而言,其一,为了实现誓体原初提振士气之功能,誓体具有节奏感充沛的句式特征,尤以四言为主导句式。其二,为实现誓体原初说服之功能,誓体凸显了以逻辑关系为主的内结构,遵循“何为—为何—如何”这一进路。就变迁之文体形态而言,一是作为言语教育的模版,瞽以口传方式记忆与教学,对其语言体式施加了影响,主要表现为韵律的强化。二是作为历史教育之知识载体,其伴随着史官职能的完善而实现了文本化。叁是为实现历史教育之功能,外结构部分的完善与历史意识的生长相伴随。四是为实现书体功能,对论理部分进行了集合束式的处理并加以义理阐释。第叁章《论今文<尚书>誓体的文体学意义》围绕辨体与定体的视角对誓体的文体学意义进行了发覆。首先,誓体体例的文体学意义。其一,“誓”之体例所具有的丰富的层次性,乃是其与“诰”“命”等连言的内在原因。其二,《胤征》所代表之“征”体可归之于“誓”体,不过其未列“正体”而归为“摄体”,原因不仅在于无其名,还在于其主体体例与誓体稍有区别。其次,誓体句式特征的文体学意义。其一,从句式特征角度对《泰誓》的真伪进行了判定,并辅以用韵特征侧面论证《泰誓》只能出于后世模拟而非前代遗留。其二,对以《诗经》《尚书》为代表的早期诗文之关系进行了重探,表明就四言句式而言,早期诗文概念的分野很可能是因为现实功用的不同而发生的。
张丽[5]2016年在《以《周书》诸篇为例浅谈今文《尚书》的文学性》文中提出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可以采用更加科学的方法,从而得出更加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焦点不尽相同,评价也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基于众多学者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它不仅是一部"纯然的古代史料",也是一部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的"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尽管它的语言显得"古奥艰涩",但是细品之就会发现它确是一部集文、史、哲学为一体的文学汇编。本篇文章将以
卢一飞[6]2007年在《今文《尚书》中的修辞手法》文中研究说明今文《尚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它的创作受到时代的局限,比较质朴,较少文采。但《尚书》中存在着许多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比如比喻、排比、对偶、引用等,使《尚书》这部古史着作也显出一定的文学色彩。
靳立[7]2013年在《试论修辞格形成机制在今文《尚书》中的运用》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集,篇章文字之间存在大量的修辞手法,运用娴熟灵活,而且种类繁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从修辞格形成机制理论的角度分析今文《尚书》中出现的比喻、夸张、对偶等多样辞格,可以清晰描绘各种辞格在殷商时期存在的状态和运用的状况,帮助再现当时的语言面貌和语用风格,还可以为探索分析今文《尚书》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因、生活文化动因、语言动因等提供参考。
李霞[8]2009年在《今文《尚书》修辞格研究》文中认为《尚书》难读,为古今所共识。历代语言学家对《尚书》的研究多注重文字训诂及语法释义,以读懂读通为主要目的。然而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尚书》的语言极具艺术魅力,在修辞技巧的运用上已达到了一定高度,它注意议论的感情化和说理的形象性,通过比喻、对偶、排比、引用等多种修辞格的使用,使抒情、叙事、议论、形象塑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本文从修辞格角度出发,对今文《尚书》语言进行深入分析,拓宽了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的思路;并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修辞格形成的理据,从源头上解决修辞格形成的机制;为修辞格史的研究提供历时语料和理论参考。本文对今文《尚书》中的修辞格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出今文《尚书》中修辞格共十六种。从修辞格本身的特定结构出发,本文将今文《尚书》中这十六类修辞格分为四类进行研究:第一类为“描述类修辞格”,重点分析今文《尚书》中的比喻、夸张和摹拟这叁种修辞格;第二类为“换代类修辞格”,主要研究今文《尚书》中的借代、委婉和引用叁种修辞格;第叁类为“引导类修辞格”,这类修辞格占今文《尚书》修辞格的一半比重,主要有对偶、对比、排比、反复、回环、顶真、设问、错综这八种修辞格;第四类为“变形类修辞格”,研究分析了今文《尚书》中反问和互文这两种修辞格。在对今文《尚书》所有修辞格充分描写的基础上,本文还对今文《尚书》修辞格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探讨,主要从上古社会的发展状态、传统的哲学思维、人类最初的认知因素以及语言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今文《尚书》修辞格的形成机制。
李薇[9]2008年在《公文视角下的今文《尚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公文作品集。它显示出了我国早期公文、公文写作的发展脉络和轮廓,初步确定与统一了当时常用公文的体式或类别,为自秦代开始的公文拟制全面规范化、制度化开辟了道路。本文以今文《尚书》为研究对象,从公文视角对其所载篇章进行系统研究。文章在概述部分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综述,简要交待了《尚书》的流传史以及今、古文《尚书》之争等问题。对《尚书》在中国公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阐述。文章随后对今文《尚书》文体划分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本文所遵循的划分方式,即把今文《尚书》所载公文按照“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划分,在对“六体”进行简要辨析的基础上,将所载篇章按“六体”归类。文章的核心部分,是结合具体篇章对“六体”公文的总体写作特点以及各自的使用环境、语言特点、结构特点、文体风格的研究。公文体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演化的发展过程,在公文视角下研究今文《尚书》,并按“六体”为篇章分类,力图做到尊重文本、尊重历史、客观细致,目的在于向世人展示我国早期公文、公文写作由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的过程,进一步完善对文种发展以及对各类公文写作手法的研究,从而从整体上丰富对《尚书》的研究内容。
王殿鹏[10]2011年在《今文《尚书》“百姓”一词考释》文中提出"百姓"一词在先秦就产生了,其词义在历时的演变中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尚书》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资料,而"百姓"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现以今文本为考释底本,调查了"百姓"一词的使用情况,试图讨论复音词"百姓"的实际所指及语义特点的不同。
参考文献：
[1]. 《今文尚书》文学艺术研究[D]. 陈良中. 安徽大学. 2004
[2]. 今文《尚书》文学性研究[D]. 卢一飞. 扬州大学. 2005
[3]. 《今文尚书》文本结构研究[D]. 王媛.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4]. 今文《尚书》誓体研究[D]. 吴志刚. 浙江大学. 2018
[5]. 以《周书》诸篇为例浅谈今文《尚书》的文学性[J]. 张丽. 山海经. 2016
[6]. 今文《尚书》中的修辞手法[J]. 卢一飞. 皖西学院学报. 2007
[7]. 试论修辞格形成机制在今文《尚书》中的运用[J]. 靳立.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 2013
[8]. 今文《尚书》修辞格研究[D]. 李霞. 扬州大学. 2009
[9]. 公文视角下的今文《尚书》研究[D]. 李薇. 长春理工大学. 2008
[10]. 今文《尚书》“百姓”一词考释[J]. 王殿鹏. 青年文学家.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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