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琰锋[1]2003年在《社会视角：“都市村庄”都市化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都市村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大中城市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突出城市问题，在迈向建设现代化都市的进程中，处理好“都市村庄”的改造和发展问题，尤为重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社会视角展开研究，结合城市化、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试图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首先论述了国内外关于“都市村庄”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之上，从分析“都市村庄”的社会变迁及成因入手，研究了“都市村庄”在变迁中的两重要转变：角色转变和社会组织转变；然后论述了“都市村庄”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剖析其根源，提出“都市村庄”问题实质上就是村庄土地的使用问题，对“都市村庄”改造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集体、个人叁方利益，以求实现叁赢的结果；对于如何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本文引用市场经济原理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来分析市场所起到的作用，但是由于市场在某些方面的失灵，只有通过社会控制才能保障市场对利益均衡起到基础性作用。最后本文从社会控制入手，分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层面以及政府在改造中起的关键作用和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都市村庄”应该走都市化道路。为了从实践中去检验本文的理论分析，作者就西安典型都市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了在实际改造中的一些难点和障碍，得出了符合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都市村庄”都市化，社会控制必须先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是“都市村庄”都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张利果[2]2008年在《经济视角：“都市村庄”都市化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都市村庄”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大中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正确和妥善地处理好“都市村庄”问题,不但能促进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避免那些还没有出现“都市村庄”问题的城市重蹈覆辙。近年来,“都市村庄”更新改造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学术界、村民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多种角度对“都市村庄”及其改造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视角对“都市村庄”的成因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剖析了“都市村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分析了“都市村庄”的出现对城市化的影响。而后从政策的制定、改造成本的估算、资金筹措的方法及“都市村庄”的改造模式等方面入手,分析在改造过程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问题,探讨“都市村庄”改造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最后以西安刘南村的更新改造实践为例,分析了其改造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措施,对其改造方案进行了评价,吸收其有益的改造经验,提出对现存的“都市村庄”进行改造的相关措施,为其它同类型村庄改造提供帮助。
田鹏[3]2016年在《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叁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周大鸣, 陈世眀[4]2016年在《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乡村都市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虎门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变,同时,也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转型。外资、亲缘与地缘社会网络、乡村精英、传统的发明、后集体时代的土地资源等曾是虎门乡村都市化的动力机制。都市化需要处理好统筹规划发展与各村自主发展的关系,解决好产业转型升级、新莞人的城市融入、后集体时代集体遗产的延续、乡村都市化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何力, 武刘骥[5]2018年在《城中村为何有差异——区分同城差异与异城差异》文中提出城中村的差异是影响城中村改造效果的前置因素。与主要消费中心的交通距离、产业传统、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城市政府相关领导人及村干部的理念是造成同城差异的主要因素。各地政商模式、村庄内在的组织结构、城市发展的历史时机与路径依赖、央地互动的历史制度与理念、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是造成异城差异的主要因素。
韩明[6]2007年在《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视角浅析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指明城中村被视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据认为,改造城中村是城市规划研究中难度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课题之一。城中村改造的本质,是对土地增值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前,对城中村集体土地增值的来源与归属,理论界存在重大分歧,而分配现状也呈现出十分混乱的局面。必须切实防止城中村改造成为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和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过程。城市政府的决策,对城中村改造的成败具有极为深远而重要的影响。现阶段,政府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政策和实施规划审批权限时,出现的种种典型失误,暴露出政府存在的深层问题:其一是对城中村现象的产生、存在的意义认识不清,没有意识到城中村是城市自身为化解快速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压力而自组织、自适应的结果;其二是对城中村土地增值利益的来源与分配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城中村改造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没有意识到城中村改造不当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叁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包括政府在推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利动机,价值取向,决策机制,长期以来形成的忽略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思想传统的影响,以及有关审批部门的机构建设缺陷和实际工作困境。论文主要从城市规划专业与经济学角度,融合了哲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城市史等学科知识,按照总结学习、调查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的方法,试图较为全面与深入地对当前城中村改造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剖析,总结、探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本质与破解对策。论文在研究中首先回顾、总结了国内目前对城中村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城中村的土地、建设、人口等现状情况进行了多视角的调查与分析,由此总结出城中村的成因、存在的意义与改造可能带来的问题;论文分析了城中村改造所涉及的六个利益群体,指出改造的本质是对土地增值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公平与效率等视角,并引入、借鉴土地发展权等制度,展开对土地增值收益归属的辨析;随后,总结了当前城市政府在推动城中村改造及规划审批方面,因忽视土地增值利益分配这一本质问题而导致的种种决策失误和危害,并进行深入剖析;最后,从制度建设角度,初步提出政府解决城中村改造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矛盾的对策。
余侃华[7]2011年在《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当乡村遇上城市化,当传统遇上工业化,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愁绪,似乎注定不可避免。乡村聚落空间作为我国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预留地”,如何让乡村聚落空间以乡村的方式重生,在乡村快速转型的当下,对于我们既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西安大都市地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孕育着众多形态独特,民风古朴的乡村聚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西安周边的乡村聚落的风俗、风情、风物面临着“去域化”的境遇,传统的乡村事物也逐出现渐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聚落空间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也越来越变的与城市趋同。本文以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地域,系统地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调控机制的理论与方法,拓宽了对乡村聚落的系统认知,促进了从系统科学及人居环境科学角度研究体系的完善,为规划领域的引导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框架,冀望为实现“生态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城乡融合、文明开放”的乡村聚落空间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文大体可以分成叁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与基础研究,共两章,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以及从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概述,搭建乡村聚落研究的多维理论基础框架。第二部分为系统分析与发展启示,共叁章,该部分通过对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整体分析、动态分析与多维解构,为后续的系统设计手段提供分析基础；并通过解读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寻找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探寻适宜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自身发展路径。第叁部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共五章,该部分首先基于实证研究对象,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进行了发展历程、地域条件、城乡关系、空间形态的多维审视；其次从实践层面出发,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发展体系(价值体系、目标体系、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再次从机制构成(系统构成、要素机制和机制功能)、系统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调控方式(调控的方式手段、调控的阶段划分和调控的形态划分)叁个层面对调控机制机理进行解析；最后从发展模式途径、空间规划途径和实施保障体系叁个层面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途径进行了重构。
陈晓华[8]2008年在《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转型和城乡空间整合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这一区域发展模式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是苏南地区乡村转型以及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过程,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本文研究在于探究区域乡村转型过程、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传统城乡空间改造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苏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空间整合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全文内容由叁大部分构成一个逻辑体系。第一部分概述了国内外乡村地理学以及与论文研究有关的乡村社区变迁、城乡关系以及城乡空间规划等方面研究进展,并进行了评述,从而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的研究参照,以及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第二部分以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变迁为背景,对乡村转型过程、空间特征以及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发展和城乡空间演变的时空规律:村镇主导的分散化为特征的乡村区域发展转变为城市主导的空间集聚为特征的城乡区域发展,并逐步向城乡互动、空间融合的区域发展阶段演进。本文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的内涵,揭示了两者的发展动力与空间特征。论述了“苏南模式”下乡村工业化转型过程、空间特征以及形成机制。本文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苏南乡村工业化对苏南传统乡村地域性质与结构进行了改造,基本实现了苏南乡村经济与人口非农化的转型,促进了小城镇的复兴与繁荣。这一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分散化和均衡化,村镇主导的内发型发展是这一空间特征的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等区域发展主导因素的影响下,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苏南模式”逐渐演进到“新苏南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在区域发展中主导功能日益突出,并导致了苏南乡村发展格局的转向——内发型发展转向开放型发展,导致了乡村发展的空间转向——分散布局走向空间集聚,并表现出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的一体化发展趋向。随着乡村转型的不断深入,城乡空间将进一步的全面整合,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城乡空间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城市化进程滞后制约了城乡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整合、城市偏向发展产生的空间结构性问题突出、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日益严重,等等。第叁部分在乡村转型过程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苏南未来城乡空间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城乡空间融合。本文认为未来的苏南城乡空间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将是以大都市区或大中城市集群为中心,以组团发展的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乡村社区为主体连结广袤乡村,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逐步联成一体,形成城乡空间融合系统。本文认为城乡空间整合是城乡空间融合的路径选择,城乡空间整体规划是促进城乡空间融合的主要手段,制度创新是城乡空间融合的重要保障。提出了城乡空间整合的主要策略:重组区域都市圈空间,打造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空间组织中心;整合重点城镇发展空间,增强其城乡空间联系的纽带功能;整治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促进乡村融入城乡空间系统;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其向都市农业转型,实现城乡经济全面融合。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其一,以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变迁作为背景,系统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两次转型的过程,并对转型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为地理学研究乡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其二,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的内涵,揭示了两者的发展动力与空间特征;其叁,为苏南乡村发展和城乡空间关系演变设计了一个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并提出了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路径,为苏南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但是,乡村转型是一个多层次的涉及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本文研究仅仅从乡村经济结构与城乡空间结构视角探讨乡村转型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结构转型和生态环境结构转型等问题,还有待相关学科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于乡村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受作者专业知识的局限,以定性分析为主,还有待于今后作更多的计量分析和模型分析。另外,本文所提出的“城乡空间融合”概念,还只是一种空间状态的描述,其构成要素的空间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挖掘分析。
石培玲[9]2010年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20世纪前期的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必须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从现代化思想史的意义上看,毛泽东与梁漱溟之于20世纪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将农村社会的变革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和基础工程,为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野和方法。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与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在认识中国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对现代化趋势的认同和“中国化”取向是一致的,这使他们在各自不同理论视阈和实践环境中,共同关注到了农村——这一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场域,提出了关于农村社会向现代转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设计。在现代化与中国特殊性的互动框架内,毛泽东主要从政治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农村变革的意义和目标的,而梁漱溟的着眼点则是从乡村开始建构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文化社会,这样就构成了他们在农村现代化问题上的既交汇融通又碰撞、冲突的思考,但这种冲突不是革命与改良的对立,而是中国乡村向现代转型的两幅既相似又互补的图景展现。后发展国家如何迈入现代化的行列至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不仅从方法论上超越了近代以来“全盘西化”、“中体西用”及其它种种过犹不及的思维模式,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打开了崭新的思想通路,而且他们所提出的农村怎样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论述也为当下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基于上述的问题域,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思想做出比较研究：第1章导论文章首先从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想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对毛泽东与梁漱溟进行比较研究的立足点：(1)他们是现代化运动中的杰出的思想家,其理论和实践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而且具有世界意义；(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和梁漱溟所寻求的中国传统与现代性价值的融通,他们的努力都凸显了现代化的“中国化”取向；(3)他们共同关注农村并以解决农村问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梳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以及研究意义。第2章主要从思想方法上对毛泽东和梁漱溟将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切入点的背景和独特性进行比较分析。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化选择中,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现代化设计既是对世界现代化趋势的认同,又是对中国自己的社会变革之路的探索：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梁氏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相结合来创造人类的新文明。从共同的“中国化”的取向和现代化的整体性视野出发,他们都将农村的社会改造看作是造就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基石。不过,由于各自设定的坐标体系各不相同,因而在乡村变革的目标追求和具体方式上,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显而易见。第3章阐述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乡村政治——社会结构变革的思想,这是重建乡村社会的基础。主要从国家权力未能企及的村级政治——社会的建构为入手点,通过对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乡村治理思想的比较分析,梳理出他们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对于近代贫弱的乡村而言,农民唯有组织起来,重建新的基层政治——社会结构,实现力量的整合才可能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乡村民主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是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共识。不过,由于世界观的差异,他们关于乡村整合的前提、凝聚农民的因子和最终的结果迥然不同。第4章比较分析了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这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与梁漱溟都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振兴、农民生活改善,为之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以及变革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的思考表达了他对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渴望；梁漱溟提出的以农村和农业为本,以农业促兴工业的一系列设想也触及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可是,在工业化的历史趋势下,如何协调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们都曾出现过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但他们的思考与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视点。第5章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人文基础。在推进乡村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精神世界的重构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和梁漱溟共同意识到,没有农民的精神解放和道德观念的提升,就不可能造就农村社会转型的思想条件。但是,现代价值怎样与传统道德交互融通,这既是梁氏现代化方案中的矛盾症结所在,也是毛泽东的现代化理想在实践受挫的原因之一。合理评估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在农村人文精神建设中的价值无疑是重要的。第6章主要对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思想的现代性价值进行评析。通过对当下国内外学界关于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争的梳理与回应,提出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变革思想(包括其中出现的失误)是基于传统农业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考量,而不是对现代化趋势的排拒。不过,梁漱溟的经济发展构想中具有极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他的乡村建设方案不合时宜、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农村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关系上主要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克服了民粹主义的偏狭误区,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后发型国家的现代性与特殊国情的融通问题。结语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毛泽东与梁漱溟对农村为起点的现代化之路的探索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这是中国能够超越各种现代化模式而确立自身优势的思想底蕴所在。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为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启示：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孙海军[10]2015年在《西北典型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及规划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密集区快速发育,典型大城市区在我国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并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关键动力;然而,国内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在城乡空间匹配机理、数理关系、调适技术等方面,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系统,难以满足大城市区城乡快速发展的理论需要与现实诉求,进而制约了城乡一体化规划方法体系的架构,影响了西北地区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鉴于此,论文融贯城乡规划学、景观生态学与空间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以西安大城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空间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与总结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特征、匹配程度与空间关系;进而,在分析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与目标诉求的基础上,提炼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适宜性空间模式,架构与之匹配的规划方法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城乡空间一体化与大城市区城乡空间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与耦合分析结果表明,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空间模式优化、规划内容与规划方法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由城乡空间关系理论、区域空间模式理论、城乡空间模式理论组合而成的基础理论体系与国内外典型大城市区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启示共同构成了大城市区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研究基础。最后,基于城乡空间匹配原理提出的城乡空间匹配程度分析与评价技术、城乡一体化适宜性空间模式提炼技术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框架构建技术,并有效地应用于不同的城乡空间层次。(2)空间特征与问题审视。从系统空间层面看,2012年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达到63.19%,处于快速发展的基本统筹阶段;城乡空间加速融合,但经济发展、社会关联、空间整合与生活水平等内容层的实现程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次,从类型空间层面看,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生态空间连通度低、整体性差,生态斑块数量持续上升与蔓延度普遍较低导致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高;生产空间表现为城市、城郊、乡村的人口分布份额与产业分布份额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叁大地域的人口分布与产业分布的空间不匹配性变化规律具有一致性,均呈现的“V”型变化特征;城乡生活空间的匹配程度尚可,城乡生活水平匹配性较好。同时发现,城乡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匹配程度与系统空间中各内容层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好的吻合性。再次,基于上述研究与相关的定量研究发现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特征;与此同时,城乡空间形态、城乡空间结构、城乡用地布局与城乡空间绩效四个方面也反映出城乡地域特色与城乡差异的空间特征。最后,长期的地域差距导致城乡空间发展失衡与城乡空间联系薄弱两大问题。(3)影响因子与动力机制。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格局主要是政策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推动、关键空间支撑、社会发展协同四种动力综合累积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环境优化机制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动力;经济发展推动机制是城乡实体基于市场机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作用;设施建设支撑机制是城乡空间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空间演变最直接、最具明显效果的动力机制;而社会发展协同机制是最具“软实力”作用以及持续性能的动力机制。鉴于此,论文在科学评价动力因子动力属性、未来成长性及作用程度的基础上,应用系统设计与优化思想,建构了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空间演化的综合机制模型。(4)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提炼与优化。首先,论文架构了由生态空间体系、生产空间体系、生活空间体系、网络空间体系组成的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空间发展的指标体系,为提炼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提供了目标指向。其次,基于“机制—行为—过程—格局”链式循环系统,探讨了生态格局构建行为、城乡产业发展行为、基础设施建设行为以及聚落体系优化行为引起的类型空间响应。再次,按照“识别-推演-匹配-修正”的技术路线,论文提炼与推导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即在西安大城市区城乡地域范围内,以主城区为核心,以与城市区域紧密相连的城镇与新农村社区为自由单元,以城镇极化轴带连接,形成的一种动态性空间结构调控与空间协调形式,是紧凑-效率型、公平-福利型、动态-平衡型叁种类型模式的复合体,体现着“城市极化引领、乡村田园共生、城乡有机协同、生态网络辉映”的理想空间范式,同时也是西安大城市区特定时空范畴的产物,并非城乡空间的终极形态。最后,根据产业因素及发展机制差异,进一步提炼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交通主导型、生态主导型、科教主导型、复合功能主导型等七类功能片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5)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空间规划方法。首先,论文认为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方法是指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编制、实施与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实施手段、行为方式及行动准则。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方法的选择及其体系的架构受到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规划方法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向的影响。其次,由动态的规划编制方法、实时的规划实施方法和高效的规划管理方法组成的体系是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地域性空间规划方法体系。其中,基于不同的空间类型、空间尺度及发展阶段的规划编制方法是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的基础。最后,规划方法运用应注重方法的地域匹配与综合应用。(6)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策略。从规划技术导则制订、规划编制体系优化、空间规划管理创新与支撑保障体系构建四个方面提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策略。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尝试提出城乡空间匹配原理,并基于该原理及其相关空间分析与评价技术构建了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研究的总体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一体化研究的理论体系。2.基于城乡空间匹配原理,运用群组层次分析法(AHP)对西安大都市区城乡系统空间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城乡空间匹配分析与评价技术对城乡类型空间的匹配程度及空间特征进行测度、分析与评价。3.探索性地提炼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适宜性空间模式,并根据产业因素与发展机制进行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功能区划,提炼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交通主导型、生态主导型、科教主导型与复合功能主导型七个类型片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在此基础上,架构了由动态的规划编制方法、实时的规划实施方法和高效的规划管理方法组成的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地域性空间规划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 社会视角：“都市村庄”都市化发展问题研究[D]. 杨琰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3
[2]. 经济视角：“都市村庄”都市化发展问题研究[D]. 张利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3].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J]. 田鹏.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 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J]. 周大鸣, 陈世眀. 社会发展研究. 2016
[5]. 城中村为何有差异——区分同城差异与异城差异[J]. 何力, 武刘骥. 学术月刊. 2018
[6]. 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视角浅析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与对策[D]. 韩明. 清华大学. 2007
[7]. 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余侃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8]. 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D]. 陈晓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9].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D]. 石培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10]. 西北典型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及规划方法研究[D]. 孙海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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