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亚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文学,西伯利亚,党人,贝尔格莱德,利比里亚,米洛舍维奇,知音。
亚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1]（2017）在《待发掘的宝库塞尔维亚文学经典》一文中研究指出塞尔维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也设有诸多文学奖,它们分别由文化机构、新闻媒体、着名文学家基金会或是文学艺术节等评选和颁发。这些文学奖大多是以塞尔维亚文学史上的杰出文学家命名的。颁发文学奖的主要目的,是以当代的文学审美视角,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遴选出当前最优(本文来源于《国际出版周报》期刊2017-11-06）
刘启涛[2]（2017）在《“《知音》现象”与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一文中研究指出《知音》是一份富有特色的文化生活杂志,它沿着通俗的办刊路线,打造出了一种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亚文学文体,从而营建起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议。《知音》的生产和消费,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着重从文化生产与读者接受的互动关系来分析"《知音》现象",从中了解当前社会一部分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特征。《知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那别具一格的文体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知音体"。其实,"知音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任何一种文体,它是由一套商业化的生产机制运作而成,带有着大众文化商品那种典型的"混合主义"倾向。它一方面紧紧贴近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充分运用文学修辞和情节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纪实+传奇"的制作模式。藉着这种生产模式,《知音》杂志成功地游走于新闻与文学的边缘地带,它的内容既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富有鲜明的猎奇色彩。同时,它又把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办刊理念注入其中,从而不但适应了普通读者的接受特点,而且也迎合了普遍的文化心理。正是通过这种内容模式,《知音》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也在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本文也正是通过对《知音》》的策划制作流程的深入考察,为了解"亚文学"的生产特征提供一个样本。我们认识到"《知音》现象"的发生不仅和它那独特的内容模式有关,也与其读者群的构成密不可分。为此,我们以《知音》读者群的结构特征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这个群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等。并结合了相关理论,对这一群体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阅读心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知音》的读者群也在发生相应的扩张和收缩,并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反过来,这种差异不但造成了《知音》在制作模式上的变化,而且也造成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境地。本文有意跳出以往研究那种从理论到文本的一般模式,重点参照了这几年在山东大学尝试开展的"文学生活"调查的思路与方法,重视田野调查,用一些数据和案例来说明题旨,同时又借用了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后工业理论等视角,对"《知音》现象"进行"文学/新闻社会学"的分析。本文的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是对"《知音》现象"的呈现。"《知音》现象"的形成与《知音》杂志的办刊思路、走向分不开,文中对这份杂志的办刊理念、栏目设置和内容特色等等,都做了统计分析。在这些方面,《知音》既表现出了与其同类杂志的相似性,也有着其同类杂志无可比拟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特色,才得以形成了它那数目庞大的受众群体,并获得了普通读者的认同。同时,它也引来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群体的质疑,甚至是贬斥之声。文章借助于读者问卷调查,并结合散见于各种报刊、网站上的相关议论,力图对这种矛盾的文化现象做出一些阐释。我们对"《知音》现象"的探讨,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转型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解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某些侧面。第二章探讨《知音》的内容生产和运作模式。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知音》的办刊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但它最终还是从一家普通的杂志设扩充为一个有相当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传媒集团。本章重点探讨了《知音》在生产运作上是如何一步步适应文化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作工序。我们认为《知音》是一种新生的典型的文化工业的产物,它的生产制作带有"不断拷贝"和"流水作业"的特征。在这个生产流程中,作者、编辑、主编和总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既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知音》也就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传播媒介,而是一个以牟利为指向的个性鲜明的文化生产机构。它的"内容生产"也不再是个体性的精神独创的成果,而是依照社会文化心理来"定制"的文化商品,弥漫了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文学也就被当作一种商业元素,用于这些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亚文学"形态。第叁章深入剖析"知音体"。所谓"知音体"也就是《知音》在多年的内容生产中而形成的一种特有文体,从题材选择、叙事模式到语言风格,它都是以尽可能地吸引普通读者为目标,带有着较为稳固的模式化特征。文章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揭示了"知音体"在标题设计上是如何运用特有的修辞技巧达到了夺人眼球的效果,如何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文学性策划调动了读者的胃口,如何根据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调整叙事策略,又如何将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文化理念融入到了这些不无离奇的故事情节之中。藉着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故事,来传达一种带有浓重世俗意味的人生或生活哲理,这也正是"知音体"在普通读者中间的魅力所在。我们通过对"知音体"的分析,显现出对当代通俗文化生产得失的某些思考。第四章探讨《知音》的读者群。调查表明,《知音》的读者群以18岁到45岁之间的人群的为主,他们的学历则主要集中于高中(中专)、专科和本科学历之间,并有着较为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来源。虽然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阅读需求,但是却很容易受到社会阅读风尚的左右。在传播的过程中,《知音》是通过相应的话题制作,把那些处在游离状态下的普通读者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不过,在不同时期,《知音》的读者群也有极为显着的变化。反过来,这种变化也影响了《知音》的话题制作模式。早期《知音》读者群的形成,与八十年代的阅读风气密不可分,也形成了此时它略带精英品味的内容特点。而九十年代的《知音》则迎合了当时功利性、闲适性的阅读风尚,其读者群也获得了飞速膨胀。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的阅读风尚也是今非昔比。对于《知音》等传统杂志来说,所遭遇的冲击也就在所难免。自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始,《知音》的读者群就开始了大幅萎缩。可以说,《知音》读者群的这种流变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阅读风气的转型。第五章结合前面对"《知音》现象"的分析,我们对当代"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做一总体性把握。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特征,它是以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通过相应的亚文学消费,读者不仅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也获得了情思的宣泄。另一方面,亚文学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商品,它的生产和消费天然地带有着娱乐天性。它在生产上注重感官效果和单一的符号逻辑,并以此制作出大量日常性的文化想象。因此,亚文学作品非但不能带给人们以真正的精神提升,反而会销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深度理解。其实,亚文学的这种两面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处境。(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7-05-25）
彭永涛[3]（2017）在《十二月党人对西伯利亚文学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西伯利亚文学是以西伯利亚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一种区域性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和特色,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十二月党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大量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作家在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道德、哲学观念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营造了特殊的、地区性的理性和精神氛围。通过对十二月党人作品的分析,研究促进西伯利亚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各方面因素,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探究十二月党人的美学思想在西伯利亚文学中的传承。本论文运用了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从历时角度分析了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阐述了十二月党人创作对西伯利亚文学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资料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法深化对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的文学与教育实践的研究;最后运用归纳总结法着重阐释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教育实践对西伯利亚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18世纪之前,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当地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才发生了质变。起初,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十分艰苦,这使当地的文学也带有极强的悲观主义色彩。随着十二月党人与西伯利亚人民交往的深入,西伯利亚文学的主题发生了转变,更多的作品开始关注道德主题,并且融入大量的民俗风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伯利亚文学风格的转变,即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此外,由于十二月党人革命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思想的转变,十二月党人的美学思想对西伯利亚文学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教育实践不仅仅为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不仅仅影响着文学体裁和主题的转变,而是从根本上影响着西伯利亚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文学创作。可以说,十二月党人对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其成为西比利亚文学“流放情节”中最重要的一环。(本文来源于《兰州大学》期刊2017-04-01）
郑恩波[4]（2016）在《我与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情缘》一文中研究指出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受国家公派，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生，赴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叁年。从此，阿尔巴尼亚文学便成了我的第一专业、一生挚爱(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报》期刊2016-11-30）
韩裴,吴艳秋,马绍博[5]（2016）在《《红楼梦》与保加利亚文学及文化中的怀旧、美和泪》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探寻了《红楼梦》一书蕴含的哲学、文化以及灵感源泉的叁个主要层面——怀旧、美与爱情之泪。从《红楼梦》这部煌煌巨着以及保加利亚文学(包括本文作者自己的作品)当中广撷诗性和散文性的片段,分析了这些片段之间诗意、生动的内在关联。怀旧之感是《红楼梦》和保语诗歌当中启发灵感的源泉,而且与人们面对美之事物而体验到的爱与敬畏、以及因美之易逝和爱之不完美而流下的悲伤泪水密切相关。怀旧、美与爱情之泪是任何艺术形式进行抒情表达的内在因素。(本文来源于《红楼梦学刊》期刊2016年03期）
邓龙刚[6]（2016）在《刘盛亚文学创作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刘盛亚是1930、4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中年早逝,创作丰收期主要在1930、40年代,代表作有《小母亲》、《夜雾》、《地狱门》、《水浒外传》、《最后命令》等小说和《卐字旗下》等散文。他的文学创作主题鲜明,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有书写战争状态下的人性,有对旧中国社会的批判,有对新中国的颂歌。1951年夏季,刘盛亚因发表小说《再生记》而受到“有组织”、“群众性”的文学批判。这场历时半年左右、进而改变刘盛亚命运的区域性文学批判,被称为“《再生记》事件”。虽然是一个区域性事件,但早于对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几乎同步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特别是引起了意识形态最高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体制下具有全国性意义,有经验也有教训。综合考察“《再生记》事件”,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1950年代的发展历程,它应是一个解释时代规约下作家矛盾处境的典型案例。新中国是刘盛亚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他创作的题材内容,从关注普通人命运、抨击专制统治、揭露不合理社会现实转换到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由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转移到赞颂翻身作主人的新人物,艺术表现则由对社会、人生的冷竣描绘转型到注重感兴、热情奔放。刘盛亚文学创作由“内”向“外”、由“冷”向“热”的转折性变化,形成了前后期迵异的创作风格:前期悲凉忧郁,后期热情明朗。这种变化是刘盛亚鲜明的情感倾向所致,是贯穿在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作家内心情感与现实生活、与描写对象的融汇契合而后爆发的扩张穿透力。无论是悲凉忧郁还是热情明朗,都契合时代特征。刘盛亚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技巧。一是人物塑造注重多重性格呈现与场面、对话运用,笔下的各色人物尤以不合理制度下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最为出色,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二是心理描写注重化用民族传统技法,人物心灵历程与情节推进、气氛渲染融为一体,剖绘人物心灵世界、肖像和言行较为精细,善于发掘、表现人的潜在意识,呈现“凡人心思”。叁是以激情叙述的方式写景状物,化景物为情思,情景一致,同时多采用诗化的语言,作品散发出既平实自然又酣畅热情的抒情气质。刘盛亚虽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鲜受关注的作家,但梳理他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他以文学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成为同时代中国作家中反思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同时,他还沿承了“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精神,悲悯芸芸众生的命运,文学创作透射出浓浓的平民意识,抵向了“文学与人一致”的境界。(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6-04-20）
彭永涛,司俊琴[7]（2016）在《十二月党人与西伯利亚文学》一文中研究指出西伯利亚文学是以西伯利亚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区域性文学,是俄罗斯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组成部分。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文学和教育实践活动为西伯利亚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对西伯利亚文学的体裁和流行主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十二月党人与西伯利亚文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来源于《陇东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2期）
扈启亮[8]（2014）在《利比里亚文学作品中的英语变体及其文化特征——以《变钱者》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语言是民族构成的要素之一,使用本地化的英语可以避免用别人的语言讲述自己故事的尴尬。本文以"利比里亚当代文学之父"穆尔的小说《变钱者》为例,分析利比里亚文学作品中英语变体的使用,探究利比里亚英语变体的诸项文化特征。(本文来源于《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期刊2014年11期）
刘丹[9]（2014）在《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西丽亚文学形象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紫颜色》是美国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讲述了14岁的黑人女主人公西丽亚从一个天真顺从,备受压迫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经济独立,思想成熟的黑人女性的心路历程。本文将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位黑人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本文来源于《青年文学家》期刊2014年18期）
张哲[10]（2013）在《维京人形象另有说法》一文中研究指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官网11月15日报道，该校现代语言和文化研究学院教授纳塔莉·范·蒂森(Natalie Van Deusen)通过研究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作品对维京人进行了全新解读。 蒂森注意到，维京时代的故事在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之前，都是通(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2013-11-20）
亚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知音》是一份富有特色的文化生活杂志,它沿着通俗的办刊路线,打造出了一种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亚文学文体,从而营建起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议。《知音》的生产和消费,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着重从文化生产与读者接受的互动关系来分析"《知音》现象",从中了解当前社会一部分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特征。《知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那别具一格的文体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知音体"。其实,"知音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任何一种文体,它是由一套商业化的生产机制运作而成,带有着大众文化商品那种典型的"混合主义"倾向。它一方面紧紧贴近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充分运用文学修辞和情节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纪实+传奇"的制作模式。藉着这种生产模式,《知音》杂志成功地游走于新闻与文学的边缘地带,它的内容既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富有鲜明的猎奇色彩。同时,它又把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办刊理念注入其中,从而不但适应了普通读者的接受特点,而且也迎合了普遍的文化心理。正是通过这种内容模式,《知音》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也在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本文也正是通过对《知音》》的策划制作流程的深入考察,为了解"亚文学"的生产特征提供一个样本。我们认识到"《知音》现象"的发生不仅和它那独特的内容模式有关,也与其读者群的构成密不可分。为此,我们以《知音》读者群的结构特征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这个群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等。并结合了相关理论,对这一群体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阅读心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知音》的读者群也在发生相应的扩张和收缩,并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反过来,这种差异不但造成了《知音》在制作模式上的变化,而且也造成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境地。本文有意跳出以往研究那种从理论到文本的一般模式,重点参照了这几年在山东大学尝试开展的"文学生活"调查的思路与方法,重视田野调查,用一些数据和案例来说明题旨,同时又借用了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后工业理论等视角,对"《知音》现象"进行"文学/新闻社会学"的分析。本文的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是对"《知音》现象"的呈现。"《知音》现象"的形成与《知音》杂志的办刊思路、走向分不开,文中对这份杂志的办刊理念、栏目设置和内容特色等等,都做了统计分析。在这些方面,《知音》既表现出了与其同类杂志的相似性,也有着其同类杂志无可比拟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特色,才得以形成了它那数目庞大的受众群体,并获得了普通读者的认同。同时,它也引来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群体的质疑,甚至是贬斥之声。文章借助于读者问卷调查,并结合散见于各种报刊、网站上的相关议论,力图对这种矛盾的文化现象做出一些阐释。我们对"《知音》现象"的探讨,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转型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解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某些侧面。第二章探讨《知音》的内容生产和运作模式。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知音》的办刊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但它最终还是从一家普通的杂志设扩充为一个有相当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传媒集团。本章重点探讨了《知音》在生产运作上是如何一步步适应文化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作工序。我们认为《知音》是一种新生的典型的文化工业的产物,它的生产制作带有"不断拷贝"和"流水作业"的特征。在这个生产流程中,作者、编辑、主编和总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既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知音》也就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传播媒介,而是一个以牟利为指向的个性鲜明的文化生产机构。它的"内容生产"也不再是个体性的精神独创的成果,而是依照社会文化心理来"定制"的文化商品,弥漫了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文学也就被当作一种商业元素,用于这些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亚文学"形态。第叁章深入剖析"知音体"。所谓"知音体"也就是《知音》在多年的内容生产中而形成的一种特有文体,从题材选择、叙事模式到语言风格,它都是以尽可能地吸引普通读者为目标,带有着较为稳固的模式化特征。文章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揭示了"知音体"在标题设计上是如何运用特有的修辞技巧达到了夺人眼球的效果,如何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文学性策划调动了读者的胃口,如何根据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调整叙事策略,又如何将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文化理念融入到了这些不无离奇的故事情节之中。藉着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故事,来传达一种带有浓重世俗意味的人生或生活哲理,这也正是"知音体"在普通读者中间的魅力所在。我们通过对"知音体"的分析,显现出对当代通俗文化生产得失的某些思考。第四章探讨《知音》的读者群。调查表明,《知音》的读者群以18岁到45岁之间的人群的为主,他们的学历则主要集中于高中(中专)、专科和本科学历之间,并有着较为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来源。虽然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阅读需求,但是却很容易受到社会阅读风尚的左右。在传播的过程中,《知音》是通过相应的话题制作,把那些处在游离状态下的普通读者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不过,在不同时期,《知音》的读者群也有极为显着的变化。反过来,这种变化也影响了《知音》的话题制作模式。早期《知音》读者群的形成,与八十年代的阅读风气密不可分,也形成了此时它略带精英品味的内容特点。而九十年代的《知音》则迎合了当时功利性、闲适性的阅读风尚,其读者群也获得了飞速膨胀。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的阅读风尚也是今非昔比。对于《知音》等传统杂志来说,所遭遇的冲击也就在所难免。自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始,《知音》的读者群就开始了大幅萎缩。可以说,《知音》读者群的这种流变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阅读风气的转型。第五章结合前面对"《知音》现象"的分析,我们对当代"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做一总体性把握。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特征,它是以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通过相应的亚文学消费,读者不仅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也获得了情思的宣泄。另一方面,亚文学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商品,它的生产和消费天然地带有着娱乐天性。它在生产上注重感官效果和单一的符号逻辑,并以此制作出大量日常性的文化想象。因此,亚文学作品非但不能带给人们以真正的精神提升,反而会销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深度理解。其实,亚文学的这种两面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处境。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亚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1]..待发掘的宝库塞尔维亚文学经典[N].国际出版周报.2017
[2].刘启涛.“《知音》现象”与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D].山东大学.2017
[3].彭永涛.十二月党人对西伯利亚文学的影响[D].兰州大学.2017
[4].郑恩波.我与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情缘[N].中国文化报.2016
[5].韩裴,吴艳秋,马绍博.《红楼梦》与保加利亚文学及文化中的怀旧、美和泪[J].红楼梦学刊.2016
[6].邓龙刚.刘盛亚文学创作研究[D].西南大学.2016
[7].彭永涛,司俊琴.十二月党人与西伯利亚文学[J].陇东学院学报.2016
[8].扈启亮.利比里亚文学作品中的英语变体及其文化特征——以《变钱者》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
[9].刘丹.女性独立人格的成长——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西丽亚文学形象解读[J].青年文学家.2014
[10].张哲.维京人形象另有说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