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俊凤, 解昌国[1]2015年在《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与母亲养育方式》文中指出目的:探讨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与母亲养育方式的关系,为探索如何通过改善母亲养育方式促进家庭动力学特征良性互动提供依据。方法:使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SSFD)的4个纬度以及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评定母亲养育方式的5个因子,对35例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组)和35名正常儿童(对照组)进行评估。结果:1研究组的SSFD家庭气氛和系统逻辑维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086,P<0.01;t=2.428,P<0.05);2EMBU的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因子得分低于正常对照组(t=-2.122,P<0.05),母亲偏爱因子得分高于正常组(t=2.165,P<0.05);3EMBU中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因子得分与SSFD中家庭气氛、个性化、疾病观念得分均呈显着负相关(r=-0.363,-0.449,-0.349;P<0.05),EMBU中母亲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因子与SSFD中个性化和系统逻辑呈显着正相关(r=0.475,0.398;P<0.05),EMBU中母亲拒绝、否认因子与SSFD中家庭气氛维度呈显着正相关(r=0.368,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儿童的母亲养育方式和家庭动力学特征与正常儿童存在差异,母亲低情感温暖和理解或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的养育方式与家庭动力学不良的互动模式相关。
杨红雨[2]2009年在《短期系统家庭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短期系统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与单纯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及家庭功能的疗效对照研究。方法: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为诊断标准,收集精神分裂症患者70例,同时收集其主要照顾者70例。以家庭为单位随机分成两组即:短期系统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组(家庭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药物组),入院1-3日(治疗前)及4周(治疗后),分别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评定患者精神症状,采用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Family Dynamics Questionnaire,FDQ)和家庭成员图(Family Members Grapy,FMG自编)评定患者家庭功能。结果:1.治疗前家庭组与药物组PANSS各因子分,FDQ各因子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2.家庭组PANSS和FDQ各因子治疗前后差值分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或P﹤0.05)。3.药物组PANSS和FDQ各因子治疗前、后差值分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或P﹤0.05)。4.家庭组与药物组PANSS各因子分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家庭组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二因子差值分与药物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家庭组一般精神病理因子差值分与药物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5.家庭组与药物组FDQ各因子分治疗前、后差值比较:个性化因子差值分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家庭气氛、系统逻辑、疾病观念叁因子差值分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短期系统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个性化、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方面较单纯药物治疗疗效可能无明显差别。2.短期系统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精神病理症状方面优于单纯药物治疗。3.短期系统家庭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气氛、系统逻辑、疾病观念、家庭成员表情、互动模式、彼此边界等家庭功能方面优于单纯药物治疗。
张吉营[3]2003年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学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家庭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使用系统家庭动力学问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及家庭环境量表对9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进行评估，选60名健康者的家庭作为对照组。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1、精神分裂症的家庭气氛比较沉闷，个性分化程度较低，较少使用“既…又…”思维逻辑，在疾病观念维度与对照组有差异但无显着性。2、精神分裂症的家庭亲密度较低，适应性差，缺少相应的灵活变通性，极端型家庭较多见，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多种家庭变量相关，其他家庭变量对二者有明显影响。3、在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环境中，亲密性较少，情感表达性偏低，而矛盾性突出，控制性较强。结论：从不同的层面评估，相比较而言精神分裂症的家庭存在家庭功能失调。应针对其家庭特征进行家庭干预。
焦公凯, 陈一心, 陈图农, 张久平, 张宇琼[4]2012年在《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特征。方法使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SSFD)及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对71例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组)和128名正常儿童(对照组)进行评估。结果 (1)研究组的家庭气氛和系统逻辑维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287,P<0.01;t=2.987,P<0.01),两组个性化、疾病观念维度两组差异无显着性(P>0.05)。(2)研究组亲密度低于对照组(t=-3.955,P<0.01),矛盾性、独立性和控制性高于对照组(t=3.214,P<0.01;t=2.178,P<0.05;t=2.528,P<0.05)。(3)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气氛维度与家庭环境中矛盾性呈正相关(P<0.01),与亲密度、组织性呈负相关(P<0.01);个性化维度与亲密度、独立性呈负相关(P<0.01);系统逻辑维度与控制性呈正相关(P<0.01),与情感表达呈负相关(P<0.01);疾病观念维度与成功性呈正相关(P<0.01),与娱乐性呈负相关(P<0.01)。结论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特征为亲密度低、情感疏远、矛盾性和控制性高,因此,家庭气氛倾向于"敌对、沉闷",系统逻辑倾向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对立模式。
顾寿全[5]2014年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特征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联性》文中提出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特征及其父母个性、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关联性。方法：选取8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例组)及100名正常对照(对照组)进行一般情况调查表、大五人格问卷简化版、分裂型人格问卷、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调查,同时,患者的父母要求填写大五人格问卷简化版和分裂型人格问卷。比较两组一般情况、大五人格特征、分裂型人格特征、家庭教养方式、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差别；对患者人格与家庭因素及临床特征进行相关分析；以患者父母人格、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不满意程度为自变量,以患者人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1.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特征与对照组相比有显着差异,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宜人性、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显着低于对照组(P<0.05),神经质、阳性分裂型人格、瓦解人格和阴性分裂型人格显着高于对照组(P<0.001)；2.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对照组相比有显着差异,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接纳-拒绝、民主-独裁、尊重-羞辱、宽容-放纵、管教-控制、期望-苛求、父亲温情-粗暴及母亲激励-惩罚与理解-责备显着低于对照组(P<0.05)；3.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环境与对照组相比有显着差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亲密度与适应性不满程度显着高于对照组(P<0.001),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模式与对照组相比有显着差异(P<0.001)；4.患者个性特征与父母个性特征关系密切(P<0.01),如宜人性(0.577/0.572)、严谨性(0.850/0.674)、外向性(0.493/0.551)、开放性(0.616/0.663)和神经质(0.505/0.738)等都达到中度相关,阳性分裂型人格与母亲瓦解人格(r=0.408)和阴性分裂型人格(r=0.410)、瓦解人格与母亲瓦解人格(r=0.552)和阴性分裂型人格(r=0.455)、阴性分裂型人格与母亲瓦解人格(r=0.405)和父母阴性分裂型人格(0.350/0.639)等为轻中度相关。5.患者个性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个性特征与家庭教养方式有一定的关联性,绝大多数人格维度与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统计学显着相关(P<0.05),但多数相关值比较小(r<0.30),只有部分相关值达到0.30以上,如宜人性与激励-惩罚(0.333/0.320)、温情-粗暴(0.274/0.323)和管教-控制(0.359/0.336),开放性与宽容-放纵(0.299/0.314)和激励.惩罚(0.333/0.295),阳性分裂型人格与尊重-羞辱(-0.313/-0.324)和管教-控制(-0.362/-0.340),瓦解型人格与尊重-羞辱(-0.312/-0.366),阴性分裂型人格与接纳-拒绝(-0.378/-0.409)、尊重-羞辱(-0.396/-0.428)、激励-惩罚(-0.339/-0.356)、理解-责备(-0.420/-0.440)、温情-粗暴(-0.347/-0.298)和期望-苛求(-0.387/-0.413)；6.患者个性特征与家庭环境因素的相关只有统计学意义(r=-0.222～-0.280,P<0.05),相关值在0.30以下,没有实际意义；7.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特征与临床特征有关联性,患者大五人格特征与临床特征有一定的相关性(P<0.01),如宜人性与PANSS-般分(r=-0.332)、神经质与PANSS阳性分(r=0.316)轻度相关；患者分裂型人格与PANSS得分有更强的关联性(P<0.01),如阳性分裂型人格与PANSS阳性分(r=0.582)和一般分(r=0.338)、瓦解人格与PANSS一般分(r=0.301)、阴性分裂型人格与PANSS得分(r=0.373-0.442)轻中度相关。8.精神分裂症患者个性特征受父母个性、家庭教养方式等变量的影响,其中患者的宜人性受父亲宜人性(β=0.451,△R2=0.333)、母亲宜人性(β=0.382,△R2＝0.176)、父亲严谨性(β=0.287,△R2=0.100)及母亲尊重-羞辱(β=0.194,△R2=0.037)的影响,患者的严谨性受父亲严谨性(β=0.644,△R2=0.723)、母亲严谨性(β=0.283,△R2=0.044)、父亲外向性(β0.130,△R2=0.016)及亲密度不满程度(p=-0.110,△R2=0.012)的影响,患者的外向性受母亲外向性(β=0.328,△R2=0.304)、父亲外向性(β=0.386,△R2=0.150)、父亲神经质(p=-0.289,△R2=0.074)、母亲开放性(β=0.206,△R2=0.063、母亲激励-惩罚(β=0.264,△R2=0.032)及父亲管教-控制(β=-0.210,△R2=0.033)的影响,患者的开放性受母亲开放性(β=0.450,△R2=0.439)、父亲开放性(β=0.372,△R2=0.112)及父亲接纳-拒绝(β=0.219,△R2=0.047)的影响,患者的神经质受母亲神经质(β=0.600,△R2=0.545)、母亲激励-惩罚(p=-0.239,△R2=0.048)及父亲神经质(p=0.229,△R2=0.041)的影响,患者阳性分裂型人格受母亲阳性分裂型人格(β=0.446,△R2=0.273)、母亲尊重-羞辱(p=-0.306,△R2=0.120)、母亲瓦解人格(β=0.250,△R2=0.088)及母亲阴性分裂型人格(β=0.191,△R2=0.031)的影响,患者瓦解人格受母亲瓦解人格(β0.461,△R2=0.305),母亲尊重-羞辱(β=-0.312,△R2=0.123)和母亲阴性分裂型人格(β=0.260,△R2=0.059)的影响,患者阴性分裂型人格受母亲阴性分裂型人格(β=0.495,△R2=0.048)、父亲理解-责备(β=-0.360,△R2=0.113)、母亲瓦解人格(β＝0.187,△R2=0.058)及父亲阴性分裂型人格(β＝0.164,△R2=0.021)的影响。结论：1.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在个性特征、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个性特征表现为高神经质和低宜人性、低严谨性、低开放性、低外向性和高分裂性人格倾向,家庭教养方式倾向于拒绝、独裁、羞辱和控制；2.患者个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受父母个性和家庭教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患者个性与父母个性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家庭教养方式对患者个性形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3.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与临床特征有一定的关联性,宜人性和神经质等特质可能影响精神病理特征,分裂型人格特质对精神症状的影响更显着。
杨建中, 康传媛, 赵旭东, 许秀峰[6]2002年在《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编制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方法 :用初编 30个条目的问卷施测 ,选取昆明市几家医院精神疾病患者 2 4 8例 (精神分裂症 10 0例、抑郁症 5 2例、神经症 96例 )及正常对照 97例为测评对象。结果 :通过因子分析筛选出 2 9个条目组成正式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问卷有 4个维度 ,因子分析证实了问卷的结构效度 ,整个问卷的同质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 0 .810 7,4个维度α系数为 0 .6 710～ 0 .886 5 ;4个维度的重测信度 0 .74 14～ 0 .92 72 ,总分重测相关为 0 .885 0 ,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和稳定性。不同的疾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家庭动力学比较表明该问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结论 :问卷编制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已达到预期目的
程艮[7]2006年在《依从性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抗精神病药物目前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最主要的方法。然而，约有5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依从药物治疗。在这些不依从治疗的患者中，普遍暴露出复发频繁、医疗负担沉重、生存质量不尽人意以及照顾者负担沉重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外的学者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从以往的依从性干预研究来看，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与依从性影响因素较多以及干预形式单一有关。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应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综合干预。本研究采用以动机访谈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治疗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系统干预，同时采用综合的效果评价方法，旨在进一步分析依从性干预的有效性，并为临床工作者提供措施依据。研究目的：形成适合精神科临床护士使用的依从性干预模式，观察依从性干预的短期效果。研究方法：将北京市某精神科叁级甲等医院的8个普通病房随机分为干预病房和对照病房，选取其中符合入选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35例，其中干预组17例，对照组18例。当患者的药物治疗剂量稳定后，对干预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分别实施“依从性干预+健康教育”和“健康宣教”，患者出院后第1个月、第3个月进行随访。根据概念框架，研究测量了患者的药物依从性状况、精神症状严重程度(PANSS)、自知力与治疗态度(ITAQ)、社会功能残疾程度(WHO DASⅡ)、治疗时出现的副作用(TESS)、医疗花费以及他们和家庭照顾者的生存质量(WHOQOL-BREF)。结果：通过依从性干预，干预组患者出院1个月时以及出院3个月时的药物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x_1~2=10.091，P=0.006；x_2~2=8.800，P=0.012)；干预组患者出院时、出院1个月以及出院3个月的自知力与治疗态度明显优于对照组(F=5.832，P＜0.01)；干预组患者PANSS总分的下降程度在出院时、出院1个月以及出院3个月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F=7.752，P＜0.01)；干预组患者出院时以及出院1个月时出现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均显着轻于对照组患者(x_1~2=8.298，P=0.004；x_2~2=8.264，P=0.008)，而患者出院3个月时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着(x_3~2=3.310，P=0.226)，干预组患者在出院时、出院1个月以及出院3个月时所体验到的抗精神病药物副作用的痛苦程度均显着轻于对照组患者(x_1~2＝15.352，P＝0.000；x_2~2＝24.792，P＝0.000；x_3~2＝8.960，P＝0.007)；干预组患者出院时的临床结局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x~2＝10.808，P＝0.004)。然而，在本研究中，依从性干预未能显着地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及生存质量，也未能显着地改善家庭照顾者的生存质量；干预组患者的住院医疗花费虽高于对照组患者，但差别不显着。结论：依从性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延长随访时间来观察依从性干预的远期效果。
鲁艳[8]2013年在《生态系统理论下社会工作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介入》文中研究指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而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世界人口中的患病率约为1%。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研究证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组高致残的慢性难治性疾病，致残率达75%以上，是引起精神残疾的主要原因，约占精神残疾的80%。精神分裂症的高患病率和高致残率已严重影响我国及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精神分裂症的康复不可避免成为各领域研究的重点。在目前为止，虽然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普遍达成共识，即它是遗传因素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起主导作用，社会心理环境因素是重要的促发因素。而对于影响患者康复的因素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影响精神分裂症康复、导致精神残疾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疾病本身的因素(含疾病亚型、起病形式、临床症状、发病年龄、病程及复发次数等)、药物治疗的因素(含治疗依从性、治疗效果、症状缓解情况等)和社会心理因素(含婚姻状况、家庭经济、家庭气氛、家人态度、被照顾情况、个人应激性事件的处理能力等)。针对这些发病因素和影响病情康复的因素，很多干预模式慢慢被提出、被验证。在早期，人们相信精神分裂症会导致大脑功能的紊乱，因此多巴胺的研究开始盛行，根据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多巴胺系统过度活跃的症状，抗精神药物就此产生。虽然它是目前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手段，但研究者也发现，它只对幻听、幻想等阳性症状有部分疗效，且要求患者有很高的药物依赖性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言行、认知、社交等功能受损的阴性症状和苦笑无常、答非所问等瓦解性症状是无任何帮助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很多精神科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对患者的生活环境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心理环境因素也是影响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理论研究的指导下，新的干预模式如心理干预模式、综合康复模式、生活技能训练模式、家庭治疗模式等相继出现，作为对单一医疗模式的补充。在小范围的论证下，这些模式对于患者阴性症状的缓解是有作用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它们多集中在疗养院、精神病院等有固定场所的院内场所，很难大范围普及；其次，患者最终是要回到社区中、社会中去的，不对他生活系统中不利于康复的因素加于干预，效果难以持久；再者，影响患者康复并融入社会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的，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工作人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综合与之相关的各领域资源，大家相互配合、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社会工作最初就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诞生的，它除了本身就是资源之外，也擅长链接、整合各种资源，来帮助服务对象。残疾领域的服务是社会工作比较早涉及的领域之一，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干预方式。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干预，在国外和中国香港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但在大陆，这一块儿的服务还基本是由精神科医务人员、心理医生、物理康复师等提供的，社会工作基本还没有怎么涉及。那么，社会工作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康复和社会康复方面能否有作为呢？笔者结合自己在T镇社工中心做过的一些实务，以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在链接当地康复资源的情况下，运用个案管理、家庭治疗模式、情感支持网络构建、无障碍社区活动宣传、精神卫生知识讲座、中秋等康娱活动等方式分别对该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中存在的不利于康复的因素加以干预。结果显示，社会工作是可以介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中去的，并且对于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扩展患者的家庭支持网络和同辈群体支持网络、增强家属的支持网络、丰富患者的生活、提升患者的社交技能、小范围改善患者生活的社区环境都有一定帮助。
刘晓雯[9]2017年在《中医心理TIP技术对2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康复作用质性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汪卫东教授将中国的导引、气功疗法与西方的催眠疗法进行融合,创建的中医心理TIP技术。在低阻抗状态下,利用TIP技术独有的提纲式作业、广安门忆溯性人格发展问卷(简称WMPI)和“再成长治疗”技术,在低阻抗状态下将患者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童年创伤以及患者至青年等不同时期成长要素的缺失或“偏移性发展”,进行人格的“再成长”治疗或矫正,从而帮助患者建立健全人格,提高患者应对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目前,中医心理TIP技术已广泛用于治疗睡眠障碍及抑郁症患者,疗效显着[1]。临床上,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合并有睡眠障碍及情绪抑郁问题,睡眠和情绪问题也是影响精神分裂症预后的重要因素。如果在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中使用中医心理TIP技术,利用中医心理TIP技术的睡眠调控技术来改善睡眠,情绪调控训练来提高患者的情绪调控能力,加之系统的人格“再成长”,改善患者错误认知,提高应对能力,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精神症状幻觉妄想能否产生治疗效果?如果产生治疗效果,在患者精神症状改变过程中,患者的内在认知及反省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精神分裂症患者幻觉妄想的心理机制是什么?西方心理治疗已在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中取得一定效果,这种新兴的本土心理治疗技术,治疗主旨“治病求本”,强调“人格成长”,在治疗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方面是否具有更大的优势是本研究的主要动机。1研究目的通过对两例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接受中医心理TIP技术治疗的临床描述和观察,比较患者治疗前后幻觉妄想等主要精神症状及心理量表复测的改变,描述并分析两例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中医心理TIP技术系统治疗后内在认知及人格水平的变化,并通过对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心理日记等文字资料的质性分析,深入描述并探讨中医心理TIP技术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中的有效性、内在机制及改变特点,为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为中医心理TIP技术用于治疗重型精神疾病、消除精神症状提供更详实的范例和经验,为该技术在综合医院心理门诊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经验与心得。也为进一步了解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做好精神分裂症的预防和治疗,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顺利回归社会提供临床探索。2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质性倾向、以个案研究为总设计策略、以参与观察、日记法等多种质性工具组合为研究方法。采取目的性抽样,选取两名无家族史精神分裂康复期患者,分别进行为期5个月(2015年11月-2016年4月)、4个月(2016年11月---2017年4月)、各自33次和34次的中医TIP心理治疗,(患者的实际治疗次数及每周的治疗频次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会有变化,本研究主要的着眼点在治疗前后的症状对比,以验证中医心理TIP治疗有无效果及发生机制)。详细并及时记录每次心理治疗的过程及每次治疗后患者再成长报告,制作成文字记录。通过对患者提纲式作业内容、每次治疗记录、患者的再成长报告等多项文字进行分析,反复阅读比较,寻找事件与症状的相关关系,将治疗过程中患者的改变与成长、患者的认知及精神症状的改变进行具体化、明晰化。并根据广安门忆溯性人格发展问卷对患者的认知及人格倾向进行治疗前后对比,对患者发生的变化进行记录描述,以人格成长要素视角,通过叙说分析法,对患者发生治疗性改变及其变化机制进行细节描记和机制阐述。分析中医心理TIP技术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幻觉妄想的作用机制,给出相应的心理学理论解释。3结果两例患者分别接受中医TIP技术治疗23次和32次治疗后,自觉症状好转,进行临床评估,发生改变如下:3. 1两名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妄想等主要精神症状减轻,自知力改善,对幻觉妄想的识别力提高,情绪控制能力增强,自我感知明显改善,人际关系改善。3.2两例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测量对比:广安门忆溯性人格发展问卷(W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MMPI)及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前后结果对比,分值差异明显,有显着临床效果。3. 3对患者的心理日记研究发现,虽然受人格基础及环境和情绪的影响,患者的主要精神症状与人格成长时有反复,但在中医TIP技术的“人格再成长”治疗下,患者的精神症状整体趋于向好,人格日趋成熟,二者分别呈现出螺旋形下降和上升的特点。3.4在对患者的心理日记研究中发现,患者对以往负性事件的认知影响治疗进程。患者徐某反复执着于“被父亲当街打骂”事件,经多次中医心理TIP治疗,给予情绪宣泄、合理认知后,患者出现了“自我沉浸”转向“自我抽离”的适应性反省,这之后出现较快速的的转变与人格成长,揭示了患者在接受治疗信息的过程中,认知领悟-内化有一个转化过程。自我反省视角的适应性转变是治疗过程中不易捕捉到的细节,这种转变在患者心理治疗中有重要作用。4结论(1)中医心理TIP技术在对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妄想症状有治疗作用。在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抗精神病类药物减量时可以有效减控精神症状复发,减少药物的副作用的发生,增强患者依从性。(2)患者对负性事件的“自我抽离”是本次质性分析中捕捉到患者出现明显成长和转变前的重要过程。在心理治疗中能否针对负性事件人为拉远心理距离,实现患者的“自我抽离”来进行心理治疗成为一种新的思路。(3)中医心理TIP技术治疗治疗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效,其原因可能与中医心理TIP治疗过程涵盖了针对“成长偏移”和“成长缺失”进行人格“再成长”的人格矫正有关。中医TIP技术通过具象思维和记忆膨胀,纠正了错误认知,消除了精神分裂症发病过程中的重要心理原因,“完善”了患者人格。人格的成长提高了患者的情绪控制能力,形成正确的防御机制,启动了心理机制的正性运行可能是患者减药过程中精神心理状况向好的机制。也与停药后疗效持久与低阻抗状态下运用了多种思维模式及想象技术,强化了具有治疗意义的信息有关。(4)从两位患者的提纲式作业中所提及的“负性事件”与治疗后的心理日记所提及的同一件事对比,没有发现明显情节出入,但在用词上,治疗前负性词汇较多。人格倾向都展现为胆怯、依恋和偏执的特点。发病前都遭遇了强力的精神刺激。临床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年龄多在35岁之后,徐某发病时间为15岁,通过对徐某的家庭环境分析,提示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可能会提早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年龄。(5)中医心理TIP治疗技术产生目前适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处于康复期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具有一定自知力,能够坚持心理治疗并完成提纲式作业和再成长报告(心理日记)。(6)质性研究工具的配伍使用,能挖掘心理治疗过程中重要却易被忽略的信息,从而将个案价值最大化。
赵云[10]2016年在《冷执行任务下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信号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疾病中较为严重的一种,病因未明和症状复杂导致其诊断困难。目前,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神科医生的临床经验以及国内外的疾病分类手册(CCMD-3和DSM-IV-TR等),至今未有一种确切的客观的诊断标准。随着电生理学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脑电信号分析辅助精神分裂症诊断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热点。脑电信号是非线性的、复杂的信号,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其特征分析,故本文采用非线性动力学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电信号,寻找有效表征精神分裂症的非线性特征,以期建立精神分裂症诊断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理至今尚未清楚,但研究表明精神分类症有多种认知障碍,而执行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认知障碍。执行功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冷执行功能(Cool Executive Function)和热执行功能(Hot Executive Function)。其中,冷执行功能主要涉及反应抑制、注意和个体执行任务的有效性、灵活性,体现被试对任务的规划处理能力。冷执行功能不涉及情绪唤醒的内容,较为客观,故本文选择冷执行能力任务作为实验刺激。本文分别对17名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对应的17名健康正常志愿者在叁种冷执行任务(连线测验A、连线测验B和河内塔)状态下采集的多导联各波段脑电信号进行非线性动力学分析,计算其C0复杂度、分形维数和近似熵等非线性特征,分析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脑电信号之间的差异,进而采用统计学分析和支持向量机分类器(SVM)验证其效果。结果显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信号更不规则、更复杂,在冷执行任务,特别是连线测试B任务下,近似熵与分形维数能够较好地揭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脑电信号非线性动力学特征之间的差异,而C0复杂度的表征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通过选择合适的非线性动力学算法分析患者在冷执行任务状态下的脑电信号能够较好地、客观地揭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抽象的认知功能障碍,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客观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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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期系统家庭治疗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D]. 杨红雨. 山西医科大学. 2009
[3].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动力学研究[D]. 张吉营. 昆明医学院. 2003
[4]. 儿童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特征研究[J]. 焦公凯, 陈一心, 陈图农, 张久平, 张宇琼. 精神医学杂志. 2012
[5].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特征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联性[D]. 顾寿全. 南京医科大学. 2014
[6].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J]. 杨建中, 康传媛, 赵旭东, 许秀峰.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2
[7]. 依从性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影响[D]. 程艮.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6
[8]. 生态系统理论下社会工作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介入[D]. 鲁艳.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9]. 中医心理TIP技术对2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康复作用质性研究[D]. 刘晓雯.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7
[10]. 冷执行任务下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信号非线性动力学分析[D]. 赵云. 新乡医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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