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翦伯赞论历史教学（论文文献综述）
张冠梓[1]（2021）在《行之以诚，持之以久——深切缅怀恩师张传玺先生》文中研究说明2021年2月27日,早上出门时看到阴沉灰蒙的天,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很快收到曙光师兄的短信,说导师张传玺先生走了。虽然不应觉得突然,毕竟先生年老体弱,又多次入住医院治疗,自然有些思想准备,但听到消息后,内心的感伤还是一下子涌了上来。回想起先生领我入学术研究之门、助我走学术研究之路的一件件事情,心中感慨和感激万千。
李勇[2]（2021）在《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吕振羽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批评为实验主义。事实上,无论在治史理念,还是在史学实践方面,郭沫若史学确实具有实验主义特征。但是,郭沫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读中国古史,终于跟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划界分野。究其根源,吕振羽是因为要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和从郭沫若那里受益的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史学而不得不涉及郭沫若。吕振羽的这一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尝试破解史料匮乏之窘,在史料学上是对实验主义的又一次突破。
方啸天[3]（2021）在《翦伯赞对《史通》中《史记》体例批判的辩证研究》文中提出翦伯赞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史记》和《史通》都做过研究。刘知几《史通》中针对《史记》诸体例提出过一系列的批评与意见,翦伯赞在《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两篇文章中对刘氏所提诸问题均有讨论,前者没有直接联系《史通》中诸批判,而是试图论证《史记》体例安排的合理性及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书写方式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重要意义;后者则试图从刘知几撰写《史通》的自身逻辑中寻找矛盾。两篇文章在论证方式上的区别可见翦伯赞对司马迁、刘知几两位史家的态度以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颇具独特个性的治史风格。这些论证及差别,背后又隐藏着一系列的塑成因素,值得从中进行深度发掘。
任虎[4]（2021）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80）》文中研究指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和唯物史观理论权威,从而改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混乱局面。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从恩格斯、摩尔根、马克思、托洛茨基等多元化唯物史观理论,发展到权威的斯大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借鉴《联共党史》的框架结构和路线（阶级）斗争、领袖中心的叙事模式,在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取得繁富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联共党史》是史学界学习苏联模式的重要方面,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依然是历史学者获取唯物史观的主要理论源泉之一。《联共党史》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本身"教条主义"和"以论代史"的理论架构,对中苏两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智宇[5]（2021）在《统编高中教科书文献史料的运用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献史料作为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学生的史料分析能力和历史解释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在高考历史试题中,主观题的命题形式以材料解析题为主。因此,研究文献史料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作为必修性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在高中生历史学习历程中具有基础地位。论文以《中外历史纲要·上》各个栏目的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以具体史料的运用为切入点,对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文献史料在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教学建议。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重难点;对于史料、文字史料、文献史料以及史料教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对于统编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的文献史料按照来源、表现形式以及存在方式进行了具体分类。第三部分:对于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的“历史纵横”、“学思之窗”、“史料阅读”以及“研究与拓展”四个栏目的文献史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四部分:从科学性、多样性、典型性、针对性、系统性五个方面对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文献史料的运用原则进行了具体论述。第五部分:立足教科书四个栏目的典型文献史料,结合课时教学案例,具体而深入地探究文献史料在教学中的运用,这是论文研究的中心内容。第六部分:综合教科书四个栏目文献史料的特点、运用原则以及具体运用的教学案例,反思和总结高中文献史料运用的教学策略。
侯旭东[6]（2020）在《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史是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提法,出自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后逐渐降级为史学的一门分支,与文化史等并立。其内涵则多歧,关注制度的颇多,针对政治现象的少,与时人理解的西方政治学关系密切。将重大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始于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受其影响,政治史转向重大事件与事件序列研究。在史学一般认识上,以事件为论述与研究对象,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源于苏联影响。此时"事件"内涵已经经过了转化与窄化。"事"从甲骨文中出现到后来成为一个常用词,含义则不断受到削减,从祭祀、战争、职事、文书、事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到仅限于"大事"。这种窄化的"大事"与"事件",通过近现代的中小学教育融入人们的头脑,沉入"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层面,暗中约束着近代以来史家的思考。研究者须突破它的限制,回到"事"字的初始义与衍生义中,对照认清史书"纪事"内容与角度上的局限,跨越现有的分类框架,重新思考研究对象与内涵。
谢辉元[7]（2021）在《良史翦伯赞》文中研究表明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历史文学等领域都有突出建树。他在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不随波逐流,为坚持真理不懈奋斗,集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史学成就和高尚的史家情操为一体,为学者所景仰,号称"良史"。翦伯赞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名家"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五四运动、
张晓鹏[8]（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指出“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许玉宽[9]（2020）在《附录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着要目》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9月～2020年8月）一论文（一）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白国红、刘国忠:《〈春秋〉始于隐公新解——以清华简〈系年〉为切入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鲍永军:《忆良师益友杨翼骧先生——仓修良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第1期。操宇晴:《浅论元代回回史家察罕的史识与撰述》,《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常建华:《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常征江:《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察应坤[10]（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二、翦伯赞论历史教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翦伯赞论历史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1）行之以诚，持之以久——深切缅怀恩师张传玺先生（论文提纲范文）
| 殚精竭虑，潜心治学，追求学问的本真 |
| 终生追念，撰述不止，一切源于用情至深 |
| 以春风风人，以夏雨雨人，桃李人间茂万丛 |
（2）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吕振羽批判郭沫若古史研究有实验主义特征 |
| 二 吕振羽因批判胡适和秋泽修二而批评郭沫若 |
| 三 吕振羽的批评在史料学上实现了对实验主义的再突破 |
（3）翦伯赞对《史通》中《史记》体例批判的辩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史通》对《史记》体例的 批判与近代学界探讨 |
| (一)《史通》对《史记》体例的批判 |
| (二)近代学界的不断探讨 |
| 二、翦伯赞有关《史通》所提诸问题的论证 |
| (一)《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中的论证 |
| (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中的论证 |
| (三)两篇文章论证的商榷与注意 |
| 三、论证背后的塑成因素 |
| 四、结语 |
（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80）（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流行与混乱 |
| 二、“顶峰”与“模范” |
| 三、翻译与传播 |
| 四、“典范的作用” |
| 1.框架结构。 |
| 2.叙事模式。 |
| 结语 |
（5）统编高中教科书文献史料的运用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文献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 (二)文献史料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重要价值 |
| (三)文献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功能 |
| (四)文献史料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地位 |
| (五)文献史料在高考命题中的重要地位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难点 |
| 四、概念界定:史料、文字史料、文献史料、史料教学 |
| (一)史料的概念 |
| (二)文字史料的概念 |
| (三)文献史料的概念 |
| (四)史料教学的概念 |
| 第二章 文献史料的分类 |
| 一、依照文献史料的来源分类 |
| 二、依照文献史料的表现形式分类 |
| (一)原始文字史料 |
| (二)撰述史料 |
| (三)文艺史料 |
| 三、依照文献史料的存在方式分类 |
| 第三章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文献史料的类型 |
| 一、 “历史纵横”栏目中的文献史料 |
| 二、 “学思之窗”栏目中的文献史料 |
| 三、 “史料阅读”栏目中的文献史料 |
| 四、 “研究与拓展”栏目中的文献史料 |
| 第四章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文献史料的运用原则 |
| 一、科学性原则 |
| 二、多样性原则 |
| 三、典型性原则 |
| 四、针对性原则 |
| 五、系统性原则 |
| 第五章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文献史料的具体运用 |
| 一、 “历史纵横”栏目中文献史料的具体运用 |
| (一) “历史纵横”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 |
| (二) “历史纵横”在习题中的运用 |
| 二、 “学思之窗”栏目中文献史料的具体运用 |
| (一)教师指导学生运用“学思之窗”进行预习 |
| (二) “学思之窗”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 |
| 三、 “史料阅读”栏目中文献史料的具体运用 |
| (一) “史料阅读”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 |
| (二) “史料阅读”在习题中的运用 |
| 四、 “研究与拓展”栏目中文献史料的具体应用 |
| (一) “研究与拓展”在教学设计中的运用 |
| (二) “研究与拓展”在习题设计中的运用 |
| 第六章 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文献史料的运用策略 |
| 一、教科书内外史料相结合 |
| 二、论从史出 |
| 三、史料与问题结合 |
| (一)正确运用教科书中的问题 |
| (二)补充问题,充分挖掘文献史料的价值 |
| 四、合理处理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 |
| 1、合理处理文献史料 |
| 2、合理处理文艺史料 |
| 五、通过文献史料的运用渗透情感教育 |
| 六、要注重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何为“政治史” |
| 二、“事”与“事件”来历考 |
| 三、“事件”何以成为史学分析对象？ |
| 四、结论 |
（7）良史翦伯赞（论文提纲范文）
| 理论与史料相融 |
| 通史与专史兼擅 |
| 史学与文学合一 |
| 历史与现实贯通 |
（8）“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附录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着要目（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论文 |
| (一)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
| (二)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 |
| 二 着作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翦伯赞论历史教学（论文参考文献）
- [1]行之以诚，持之以久——深切缅怀恩师张传玺先生[J]. 张冠梓. 社会科学论坛, 2021(06)
- [2]民国时期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原因及史料学意义[J]. 李勇.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3]翦伯赞对《史通》中《史记》体例批判的辩证研究[J]. 方啸天.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1(09)
- [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80）[J]. 任虎. 人文杂志, 2021(06)
- [5]统编高中教科书文献史料的运用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D]. 王智宇.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6]政治史与事件史在中国：一个初步反思[J]. 侯旭东. 清华社会科学, 2020(02)
- [7]良史翦伯赞[J]. 谢辉元. 历史评论, 2021(02)
- [8]“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9]附录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着要目[J]. 许玉宽.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0(02)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