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劝世良言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良言,基督教,圣经,济公,龙潭,马来西亚,比较文学。
劝世良言论文文献综述
张兆金[1]（2018）在《洪秀全何时得到《劝世良言》?》一文中研究指出部编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3课"人物扫描"栏目中,关于洪秀全的个人经历叙述到:1843年在广州从传教士手中得到一部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笔者认为,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的时间并非1843年,而是1833年,部编教材的表述值得商榷。对此,笔者主要根据学术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简要论述如下,以求证于大方。当前学术界关于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的时间,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在1833年,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836年。~([1])但不管是哪种观点,都有一个共识,即得到此书的这一年在广州举行了科举考试(指(本文来源于《中学历史教学》期刊2018年11期）
李思清[2]（2018）在《善书、功过格与梁发《劝世良言》的文体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梁发的《劝世良言》是19世纪前期出现在中国的一种"基督教文学"(Christian Literature),也是中国近代较早的白话文学。它是在中国传统善书如劝世文、功过格等文体的基础上,通过汇编、翻译、笺释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特殊文本,在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层面都有意义。(本文来源于《斯文》期刊2018年01期）
严锡禹[3]（2018）在《梁发及其《劝世良言》》一文中研究指出米怜在马六甲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为梁发施洗,时间是1816年11月3日。梁发是一个印刷工人,因刻印圣经而结识马礼逊。1815年他应聘随米怜前往马六甲,继续从事圣经刻印工作。在此期间,他几乎与米怜朝夕相处,深受影响,遂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米怜去世后,梁发回到家乡,向家人、同胞传教。1823年,马礼逊拟回(本文来源于《天风》期刊2018年07期）
李洁非[4]（2016）在《《劝世良言》和梁发》一文中研究指出官禄与广州虽咫尺之遥,战争却未牵起它丝毫涟漪。现存洪秀全资料中,找不到与之直接相关的蛛丝马迹。不过,时代深层逻辑仍凭借一个貌似偶然的际遇,耐人寻味地显现出来。道光十六年(1836),洪火秀到广州应府试。府试,乃童生叁试的第二关,凡通过县试即县级考试者有此资格;倘过此关,则可参加由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叁关皆过,录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府试每年一次,一般在四月。(本文来源于《名作欣赏》期刊2016年28期）
侯朝阳[5]（2010）在《从《劝世良言》看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化”阐释》一文中研究指出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对圣经采取了"处境化"的阐释策略,主要表现在:为了建立起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梁发非常注重语言的转换,坚持文化调适的策略和本土化的处理方式;在宣教过程中,梁发往往针对现实处境来决定阐释的重点,将时代处境与圣经经文"融接"了起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梁发虽将一些重要观念融入其对圣经的阐释之中,但始终坚持了圣经的绝对标准和权威地位。梁发的这一"处境化"阐释策略具有深刻意义。(本文来源于《宗教学研究》期刊2010年04期）
秦岚[6]（2010）在《从《圣经》看《劝世良言》的归化与异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在对《劝世良言》和《圣经》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劝世良言》写作过程中对《圣经》思想及相关文化的归化与异化。《劝世良言》借用儒家思想、中国历史文化等阐释《圣经》相关的内容。此类归化的观点中,作者将《圣经》与中国相关背景文化相结合,从而改变了《圣经》此部分的原有思想。与此同时,梁发认可"救世主耶稣"等神的存在,认同神创造世界,并且推崇"上帝观"、"上帝救赎论"等。此部分保留了《圣经》原有的神学观,体现了《劝世良言》对《圣经》原有思想的异化。本文进一步探究《劝世良言》创作过程中对《圣经》思想的归化与异化的原因,其主要来自于梁发本人的特殊身份、学历背景、创作此书的目的等,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大众对于《圣经》思想的接受程度等等。(本文来源于《华西语文学刊》期刊2010年01期）
过客[7]（2009）在《济公劝世良言》一文中研究指出荣华富贵眼前花,傲什么?治家勤俭胜求人,奢什么?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兄弟姐妹皆同根,争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本文来源于《杂文月刊(选刊版)》期刊2009年02期）
严锡禹[8]（2006）在《梁发及其《劝世良言》》一文中研究指出两百年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拉开了由西方传教士主宰的基督教(指新教,下同)在中国传播的大幕,这块大幕,直到马礼逊入华142年后,即1949年方告结束。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的142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完全是由西方传教士承担的。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在传教士的前后左右,还有不少帮助他们的中国人,而这些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可以推测,远道而(本文来源于《“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期刊2006-11-01）
侯朝阳[9]（2006）在《《劝世良言》与《圣经》》一文中研究指出《劝世良言》是中国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代表作,作为一部“中国化”的《圣经》,它源于《圣经》却又不同于《圣经》。以加达默尔的诠释学为理论基础,基于诠释学给定的文学概念,即所有语言流传物、所有精神科学都参与了文学的存在方式、都具有文学的形式,本文首先讨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文学形式的联系与区别,进而以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对《圣经》的阐释为主线,分别探讨了梁发对《圣经》的具体阐释,阐释的特点及其原因,最后揭示了梁发阐释活动的实质和意义。全文分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引言部分首先从选题的缘由谈起,简要探讨了《劝世良言》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圣经》流传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确定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对《劝世良言》的探源性研究。正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考察了《劝世良言》作者梁发与《圣经》的接触史;其次,着手于《劝世良言》文本本身,纵览了《劝世良言》各卷的主要内容和文体形式;再次,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探讨了《劝世良言》与《圣经》的联系与区别,前者包括《劝世良言》对《圣经》的直接引用、“暗含—引用”和模仿,后者主要体现在论述中心、“误读”、传统的渗入和文体这四个方面。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劝世良言》和《圣经》在重要观念方面的内在联系。上帝观方面,主要考察了梁发对上帝之命名、存在、属性和“叁位一体”等问题的认识;罪性论方面,梁发是从“原罪说”出发来论证人的堕落的根源及其种种恶果的;关于救赎问题,梁发操持的是上帝救恩与人的自由意志并重的比“预定论”更为积极的救赎观;最后,梁发对永生、死后审判和天国等问题的阐释,将末世与此世、彼岸与此岸联结了起来。第叁部分探究了《劝世良言》中梁发对《圣经》阐释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梁发对《圣经》的阐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伦理化”特征和极强的护教倾向;与(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06-05-01）
陈新洲,皮曙初[10]（2001）在《应该管管良心问题了》一文中研究指出“农家众乡邻，端坐听我言，劝世五字经，长歌当聊天……”这是一首在湖北英山县广泛流传的《劝世良言五字歌》。它教人们互帮互助，尊老爱幼，树立良好风尚，反对歪风邪气。丰富多彩的新“劝世良言”如今在英山(本文来源于《新华每日电讯》期刊2001-01-17）
劝世良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梁发的《劝世良言》是19世纪前期出现在中国的一种"基督教文学"(Christian Literature),也是中国近代较早的白话文学。它是在中国传统善书如劝世文、功过格等文体的基础上,通过汇编、翻译、笺释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特殊文本,在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层面都有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劝世良言论文参考文献
[1].张兆金.洪秀全何时得到《劝世良言》?[J].中学历史教学.2018
[2].李思清.善书、功过格与梁发《劝世良言》的文体问题[J].斯文.2018
[3].严锡禹.梁发及其《劝世良言》[J].天风.2018
[4].李洁非.《劝世良言》和梁发[J].名作欣赏.2016
[5].侯朝阳.从《劝世良言》看圣经在中国的“处境化”阐释[J].宗教学研究.2010
[6].秦岚.从《圣经》看《劝世良言》的归化与异化[J].华西语文学刊.2010
[7].过客.济公劝世良言[J].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
[8].严锡禹.梁发及其《劝世良言》[C].“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9].侯朝阳.《劝世良言》与《圣经》[D].河南大学.2006
[10].陈新洲,皮曙初.应该管管良心问题了[N].新华每日电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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