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群[1]2004年在《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集中探讨了东汉时期关中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代表人物杨震的政治活动以及弘农杨氏在两汉时期的发展状况。 本文通过考证，可知杨氏与弘农的结合当始于与汉宣帝前后的杨敞、杨恽父子，并深入探讨了杨氏与弘农地望紧密结合的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的杨震是弘农杨氏发展成为一流高门大族的关键性人物。杨震精通儒学，有“关西孔子”之称，在和帝时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中他得以走上仕途，他虽有正直的士人气节和整饬吏治的抱负，但在朝廷宦官集团的排斥下，难有作为，终以自杀作为最后的抗争。杨震之死，使他成为后世士人的楷模，而且为杨氏家族成为东汉中后期天下名门打下了基础。 通过对杨震及其后人政治活动的探讨，我们可以认为，深厚的儒学修养是杨氏得以子孙相继高居政治要津的关键因素；正身行事、保持名节，是弘农杨氏得以在东汉中后期政治上延续不绝的保证。另一方面，族大宗强、婚姻素对，这些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赖以保持其政治与社会影响的因素，在东汉并不是成为全国性名门的必要条件，而注重个人修养与士人气节才是世家大族代表人物政治地位上升的最重要因素。 但是，在东汉政权灭亡之际，弘农杨氏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他们与以曹操为首的新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最终成为东汉政权的殉葬品，从而丧失家族发展的机会。西晋代魏以后，杨骏等人虽以外戚身份得以在短时期内干预西晋政局，却只不过是弘农杨氏汉代地位影响下在历史中的回光返照。
胡舒依[2]2012年在《汉魏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繁盛,在经学入仕的社会风气和家业相继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很多家族累世研经进而累世为官,同时这些世家大族也出现了文学家族化和家族文学化的现象,声名显赫的如弘农杨氏、扶风马氏、窦氏、班氏家族,沛郡桓氏、汝南应氏、袁氏、博陵崔氏、江夏黄氏等等,奠定了汉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学繁盛的基石。弘农杨氏作为叁辅地区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其成员既有朝政权臣,又有骁勇武将；既有学富五车之士,也有文采斐然之人,在汉魏时期影响颇深。范晔《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记载：“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又赞曰：“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叁惑。赐亦无讳,彪承匪忒。”本文将以弘农杨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和家族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所处时代、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的分析,总结出杨氏家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以此窥探出其家族文学发展的走向。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阐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价值,梳理当前的研究情况。第二章：杨氏家族的家世家风与地域时代背景。介绍杨氏家族的家世渊源、在汉魏的发展状况,分析杨氏家族繁盛的时代背景,分析杨氏家族家学家风形成的原因,为下文做铺垫。介绍弘农华阴的地理区域与历史沿革,了解区域文化以及叁辅地区文化对杨氏家族精神与文学方面的影响。第叁章：杨氏家族文学作品个案研究。根据现有古籍资料搜集杨氏家族成员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文章的阅读分析总结出杨氏家族文学在题材、表现手法、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特点。第四章：杨氏家族文学作品整体风貌及其嬗变。总结出杨氏家族文学创作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的共同点。以杨修为代表分析杨氏家族文学在汉魏之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窥探中国文学发展的走势。
孟子勋[3]2012年在《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弘农杨氏是唐代重要的士族之一。其族姓源于姬姓，产生于周代，定型于战国。其家族诞生于西汉中叶，东汉成为天下望族，至曹魏渐衰。南北朝时期，家族复兴，成为全国具有影响的士族家族。隋代弘农杨氏家族势力冠绝当代，至唐有了新的发展，家族成员拜相十一人，登科近九十人，仕宦率高且中品官占其家族仕宦的主要部分；家族不惟与皇族通婚，与当世显族亦有姻亲。其家族文学取向由对儒学的持守至对文学的兼顾，家族成员对艺术的追求表现为多样化、多领域，家风忠孝悌俭、家教谨严。唐代弘农杨氏家族着述颇丰，数量上多于前代，范围上广于前代；文学创作方面，弘农杨氏有诗文近六百篇，诗人近一百五十人，其作品或以别集闻世，或以总集流传，或以单篇、断句为人所称道，享誉当时、后世诗文坛者数十人。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弘农杨氏家族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不断提高，家族文学交往的对象不断扩大，交往空间发生转移，家族内部成员文学交往日益增多。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人知着于当时后世者众多，杨炯诗歌题材广泛，可分七类，诗中充满了沉沦下僚却力争上层而不得之苦闷，其思想上表现为悲怀伤己与昂扬奋进的矛盾，透露出杨炯复杂的内心世界；文分四类，除赋有真情实感的流露，其他多为溢美之辞。杨凭、杨凝、杨凌文学活动频繁，对其文学水平的提高具有推动意义；叁杨诗文分类不同，但多表现个人哀愁忧思、不得通其道的苦闷。杨巨源诗分八类，就其诗歌形式而言，长于近体，工于排律；就其思想意蕴因内容分类不同而不同。杨夔诗分七类、文分四类，其诗似与世事联系不密，多写僧道禅院，却掩不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其文多是对末世朽政的批露和执政者的讽谏。总的来说，唐代弘农杨氏家族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其家族文学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弘农杨氏家族的文学实绩对唐代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唐代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彩霞[4]2011年在《两汉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弘农杨氏是两汉时期着名的世家大族,其家族通家累世习儒传经,因儒学成就兴家,并达到四世叁公的高峰地位,是一个典型的以文致显的家族。杨氏尊儒崇经,以忠君为国和清白家世而显名,是正统儒家文化精神的切实承载者与实践者。同时,也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传世。本论文考、论结合,全面考察了两汉时期杨氏家族的经学、文学和文化传承状况。前两章主要考论弘农杨氏家族的世系传承及家族发展历史,揭示其家族以儒学为核心的家风和家学特征以及杨氏家族奏章所体现的儒学实质。在汉代儒学兴盛的文化氛围中,杨氏家族顺应时代潮流,累世习经,笃行儒教,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保持了家族的稳定和兴盛;而以杨恽、杨修为代表的杨氏,因常常表现对皇权的不驯与蔑视,而被皇权打击,致使家族衰落。后两章专门论述杨氏文学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两个代表:西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表现了对皇权的极度怨怒和挑衅,更多地体现出道家思想因素,显示了专制政权下儒学与道学,士人与执政者的逐渐疏离,在艺术上则突破了前人“怨而不怒”的写作传统,显示了特有的个性。杨修《答临淄侯笺》中突破了其家族的家学传统,展现了其独立的文学观,促成了立言在建安文人价值观中由余事到主导的转变,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其辞赋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彭天仪[5]2012年在《东汉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时期,可惜在秦汉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东汉中后期,整个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本文以安帝时期位居叁公之列,最终却因反对朝中内宠专权而被逼自尽的太尉杨震为中心,来考察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本文首先从弘农杨氏家族的发展入手,这一家族从军功贵族到士族的转化,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杨恽。杨恽仕途上的悲剧,也形成了弘农杨氏家族一种“消极入仕”的家族性群体心理,这也成为杨震五十始仕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儒家入仕理念的驱动和对国家、民生的社会责任感,杨震终于在母亲去世后,于晚暮之年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其次,笔者分析了安帝时期后党和帝党的构成与斗争。帝党与后党的斗争贯穿安帝一朝,并持续影响着安顺之际的政局,其本质是对皇权的争夺。而杨震的仕宦生涯,与帝党、后党之间势力的兴衰消长有着紧密的联系。以邓太后去世为界,可将杨震的仕宦生涯分做前后两期,前期杨震辗转迁任,赢得了清廉公正、选贤任能的美誉；而后期则是持续与内宠势力做着坚决的抗争。最后,杨震五次上疏劝谏安帝远离内宠,不仅未被安帝接受,反而身遭嫉恨,最终被陷害免官。杨震通过自尽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升华,成为反抗强权、刚正不阿的典范人物。他以一死促进了清浊流的分化,激励着士人勇于同权贵抗争,对安顺之后的东汉政局、社会及其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弘农杨氏一跃成为当时大族,并开始迈向门阀士族化的道路。这一家族的发展史,成为汉代家族发展史的标本示范。总之,皇权的“未固定”性,是导致皇权不断流转于外戚、宦官之手的重要原因。皇权与士权的矛盾对立,是导致这种偏转始终存在的根本原因。杨震清廉公正、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政治操守,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静[6]2014年在《东汉隐士家庭关系研究》文中提出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的隐逸现象,较之先秦来说十分引人注目。东汉的隐士首次以群体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史书中对东汉隐士的家庭关系也描述得更多。隐士的隐逸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现象,这种关系在维持与发展期间呈现出动态发展的形态。本文从叁个部分对东汉隐士的家庭关系进行讨论。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东汉时期的隐逸现象。东汉时期的隐逸主要发生在两汉之际与东汉中后期,这时期的隐逸有先隐后仕、先仕后隐、终身不仕等类型。东汉的隐逸形态一方面表现为隐士以群体面貌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隐士的生活趋于日常化,对隐士家庭的关注也大大增强。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以上几项内容有较为清晰的概述。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东汉隐士的家庭关系。一方面讨论了东汉隐士的家庭结构及家庭伦理思想、家庭关系中出现的和睦与龃龉。东汉隐士的隐逸不仅对其家庭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家庭对隐士本身的仕、隐选择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东汉隐士的家庭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通过分析史料,理清东汉隐士家庭关系及其表现与发展的主要脉络。第叁部分为具体的案例分析,选取东汉弘农杨氏家族作为研究样本。对杨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有一个概括认识,剖析隐逸现象出现在杨氏家族发展过程中的原因与影响,进一步指出隐逸在其家庭关系维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通过以上叁个部分,基本描述了东汉隐士群体的家庭关系,认识到东汉的隐士与家庭之间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郑国周[7]2012年在《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讨论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隋代杨坚家族、杨素家族作为弘农杨氏后裔,学界对其身份虽个别存疑,但未有铁证之前,应以正史为据。由于杨坚等人应该参与了诏令奏疏等写作过程,因此,除有明确记录或证据的外,本文模糊处理,将这类作品依然纳入其署名人杨坚、杨广等人予以统计和讨论。弘农杨氏世居弘农华阴。其先于汉代因军功起家,后家族逐渐转型,弃武从文,接受儒学。东汉杨震服膺儒教,位高权重,同时注重家学家风,弘农杨氏一度兴盛,成为豪族,后世杨氏多称杨震之后。魏晋时杨氏衰落,其中一支在乱世中再次转型,希望武力强宗,失败,灭族。南北朝时北方弘农杨氏以杨播家族、杨坚家族、杨素家族为代表,文武并重,先后崛起,成为关陇集团的典型。最终杨坚夺得天下,弘农杨氏达到其发展高峰。总的来看,南北朝前,弘农杨氏虽重视文教,强调家学,但鲜有着述,文学创作更是不足。弘农杨氏家族的发展受关陇地域文化影响,受胡族文化影响,文武兼具,文质并重,这种趋向也影响到其文学观念与文化政策,从而影响隋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文学地位上升,众多豪族纷纷进入文坛,参与文学创作,形成了典型的家族文学。皇室家族也不例外,而且成为这一时期的显着特征,即皇室文学十分盛行,并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在这种思潮下,到南北朝,本鲜有着述的弘农杨氏也开始接受文学,参与文学创作。进入隋朝,随着政治上的成功,作为皇族,弘农杨氏众多成员酷好文艺,参与文学创作,二十余人有作品四百余篇传世,成为隋代名副其实的第一文学家族。其中以杨广杨素、杨坚、萧后等为代表,文学成就最高；杨广甚至成为隋代后期文坛领袖。杨广、杨素等倡导和推动诗歌律化及新体诗创作与实践,对唐代诗国高潮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唐代边塞诗与杨广、杨素等人的隋代边塞诗有直接继承关系,而唐宋诗词经常化用和借鉴弘农杨氏诗句及诗歌意象,表明他们对后世文学尤其诗歌的影响直接而巨大。但是由于杨广、杨素等历来多被贬损,以致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的成就与地位长时间不被承认,这是需要改变的。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坛关系密切,隋代文学群体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依附于皇室成员。作为政治势力,弘农杨氏家族成员在各自身边集结了众多文人,形成规模不等的文学群体,其中以隋文帝杨坚御用文学群体,太子杨勇东宫文学群体,晋王杨广江都文学群体及其嗣位后的宫廷文学群体为代表。这些文学群体几乎囊括了有隋一代重要作家。一方面,这些文学侍从为弘农杨氏政权服务,一方面诗文唱和,形成特殊的文学生态。南北朝之际,文学中心在江左,在经过“永明体”、“宫体诗”的实践及众多文人的共同努力,声律、技巧等得到极大发展。在南北交流中,北方文学开始了“南朝化”的过程。随着隋代的统一,加快了南北文学的交流与交融。弘农杨氏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皇室,他们通过文学改革与文学倡导,影响文学的演进与走向；同时,通过对依附于自己周围而形成的文学群体的控制与影响,进而影响整个文坛的发展。隋唐佛学对时代政治、社会及文学等影响巨大而深远,而隋代弘农杨氏家族多为虔诚的佛徒,作为皇室,其宗教信仰、文化政策、叁教策略等对宗教的发展同样影响极大。杨广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深受佛家文化影响,并在其文学中有明显体现,因此,他成为隋代政治、文学与佛教间的特殊桥梁,也成为理解和把握叁者关系的一把钥匙。以文学的视角看,杨广受到家族、政治及佛教发展等因素影响,成为一名虔诚而理性的佛徒,对以智顗为首的佛家十分敬重,并接受其思想熏陶,因此,杨广有大量诗文与佛教有关,其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充分体现了其佛家情结。这表明文学与政治、宗教等关系微妙而特殊,因而呈现出立体的生态特色。
何德章, 马力群[8]2005年在《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文中研究说明一、军功贵族及其衰落魏晋而后,弘农杨氏或伪托弘农杨氏者,几乎均将首推东汉时代的杨震。《后汉书·杨震传》叙述杨氏源起说: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特征,老病不到,卒于家。
佘沛章[9]2015年在《龙亢桓氏与东汉政治》文中指出龙亢桓氏家族是东汉经学世家与累世公卿大族的突出代表。在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桓氏家族由崛起发展至兴盛,再到式微与转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盛衰过程。纵观桓氏家族,其发展轨迹与东汉皇权政治的演进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龙亢桓氏家族的文化方面,尚且缺乏对龙亢桓氏与东汉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和东汉政治研究,从政治的角度探究了龙亢桓氏帝师家族的发展规律,重点论述了龙亢桓氏与东汉皇权政治的关系,以期对经学世家与东汉政治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全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绪论包括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本文相关概念和定义,以及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正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论述了龙亢桓氏的兴起与东汉前期政治,重点论述了桓荣、欧阳《尚书》学派与东汉皇权政治的互动关系。第二章探究了桓焉与东汉中期的政治关系,重点论述了桓焉参与的太子废保事件,以及“引叁公、尚书入省事”建言。第叁章主要探究了龙亢桓氏的发展新况与原因。第四章通过将龙亢桓氏与弘农杨氏进行比较,以期对龙亢桓氏及其与东汉政治的紧密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指出龙亢桓氏是东汉皇权政治发展的附庸,其兴衰与东汉皇权政治的演进息息相关。
杨振梅[10]2006年在《东汉经学世家述论》文中指出东汉时期由于东汉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逐步形成了颇具时代和文化特色的经学世家。本文拟从东汉经学世家的产生、产生的原因、东汉经学世家的私学教育、东汉经学世家在东汉前中期的政治活动以及东汉经学世家在东汉后期的分流等不同方面,展现东汉经学世家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东汉政治、社会、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东汉经学世家的产生与经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的兴盛发展密切相关。在东汉经学传授提倡“家法”,并由此逐渐形成“家学”,累世传经,同时汉代提倡通经取仕,这样经学世家与入仕结合,由累世经学而至累世公卿,最终形成了经学世家。尽管如此,东汉经学世家却分为不同类型,以他们家族为官情况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叁种类型:一类是累世传经,但不能累世为官的经学世家,二是虽然累世为官,但并不显赫的经学世家;叁是既累世传经,又累世公卿的经学世家。总结这叁类经学世家可以概括出东汉经学世家的两个特点:其一是累世传经,并形成了独特的家学传统;其二是通经取仕,并大都世代为官。 东汉经学世家的形成取决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政治方面主要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崇经好儒”,提倡经学,使得经学在东汉继续发展,为东汉经学世家的形成做了政治铺垫,另一方面,东汉选官制度实行通经取仕,这为东汉经学世家的形成做了制度方面的准备。文化方面,经学在东汉继续繁荣发展,并且与政治日益紧密结合,这成为经学世家形成的文化主线。 东汉经学世家的私学教育是经学世家对东汉文化的一大贡献。自春秋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以后,私学的发展自此开始。到了东汉,由于经学在汉代尤其是东汉的繁盛,以及汉代提倡通经仕的政策,再加上官学发展的限制,私学以其自身的优势在汉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东汉,私学的类型分为家学、官僚士大夫私学以及授经为业的经学等。而官僚士大夫私学是东汉私学的主要模式。这其中东汉经学世家弘农杨氏的杨震在华山脚下的私学讲授是官僚士大夫私学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 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D]. 马力群. 武汉大学. 2004
[2]. 汉魏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D]. 胡舒依. 西北大学. 2012
[3]. 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D]. 孟子勋. 陕西理工学院. 2012
[4]. 两汉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D]. 田彩霞. 四川师范大学. 2011
[5]. 东汉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D]. 彭天仪.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东汉隐士家庭关系研究[D]. 史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7]. 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研究[D]. 郑国周. 浙江大学. 2012
[8]. 两汉时代的弘农杨氏[J]. 何德章, 马力群.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2005
[9]. 龙亢桓氏与东汉政治[D]. 佘沛章.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10]. 东汉经学世家述论[D]. 杨振梅. 曲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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