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农行在南部山区积极推行《小额扶贫贷款证》试点工作取得成功(论文文献综述)
夏钰[1](2020)在《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直以来,“三农”问题都是政府从上至下关注的焦点,也是影响陕西乃至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环节,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产业还是相对较为薄弱,存在缺乏对农业支持的现象。各金融机构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服务“三农”,是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以下简称陕西农行)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金融扶贫的时代背景、研究目的以及在研究金融扶贫中的具体思路办法,介绍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金融精准扶贫的前沿理论,研究学习成果并进行评析,设计出了本文的研究解决方法及思路。第二章,理论基础,解释了“精准扶贫”“金融精准扶贫”“普惠金融”的概念,并阐述了金融扶贫相关理论。第三章,陕西省金融扶贫现状分析。详细描述了陕西省贫困经济情况及陕西农行金融扶贫的运作现状,对于农行目前采取的金融扶贫模式进行了介绍。第四章对陕西农行在开展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模式创新设计,主要提出了四种模式:政府增信扶贫模式、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模式和“分贷统还”模式,旨在帮助改进陕西农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运作现状。第六章,提出对策建议,从政府、银行、社会发展等层面对陕西农行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模式以及实施管理分别提出以下建议:一、创新服务模式,有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二、积极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三、加强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四、创新工作方式,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五、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六、加快政府担保体系建设,七、强化多方合作,发挥扶贫协同效应。目前,贫困问题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扶贫脱贫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本文对现有的国内外金融扶贫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和评述,对陕西农行金融扶贫模式的研究,及金融扶贫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为了使扶贫达到最优效果,应该加强联合企业、政府,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建立新的运作模式,并从政府、银行、社会等三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扶贫环境,降低扶贫风险,创新金融产品,强强联合,三管齐下,这样才能强化精准金融扶贫的效果,以防出现返贫现象。
闵晗[2](2020)在《中国农业银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金融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中央扶贫开发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工程。农行SY分行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行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金融扶贫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三农”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建制度、推产品、创模式,加大对SY市各县区的金融支持力度,突出抓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并创造出了一套有特色、有品质、有亮点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彰显其金融价值,展现其金融担当。本文在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了农行SY分行的五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即政府增信银政共管模式、惠农担模式、互联网金融模式、驻村帮扶和其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然后运用SWOT分析法,对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威胁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针对其发展的劣势和面临的威胁,从完善金融管理模式、发展金融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推进互联网金融扶贫、健全扶贫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对后续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发展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论文对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SY市扶贫工作的有效进行,而且对农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具有积极影响的。同时对于跟SY市具有类似情况的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常玉栋[3](2020)在《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在制约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和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中,信贷资金投入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因素。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农户金融需求被满足程度较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关注金融扶贫,信贷减贫的发展经验值得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信贷资源对农户收入是否带来影响,影响程度为多大,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在地域、环境等有较大差别的不同农村地区,其信贷资源的投入差别和发展趋势如何,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本文以农村金融发展理论、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要素分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对国内外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农户信用、农村金融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农村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等进行了文献回顾。通过分析美国、韩国、孟加拉等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及促进农户增收方面的经验,发现发达国家更多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与合作社、农户的紧密联系,强调政策性金融作用和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推进合作社专业化并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的是贫困群体,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为目标,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农户的自我“造血”能力。这些经验给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启示是,农村金融发展既要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水平,也需要关注贫困农户的各种金融需求,注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于信贷支持农户减贫的减贫效应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宏观层面,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微观层面,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百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于影响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进行了量化的分析。在宏微观分析做出了分析判断后,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案例,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和评价,从而更加准确的剖析信贷影响农户收入增长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的主要结论:第一,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上,扶贫贴息贷款的商业化运作方式难以使贫困农户获得贴息贷款的支持,小额信贷的广泛普及扩大了信贷在贫困农户中的覆盖范围,非正规金融在农村仍发挥。信贷资金的使用有偏向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信贷资金在农村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规模、结构上的双重不均衡,农村仍存在资金外流的现象。信贷资金不能在农村地区找到有效的投向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功能缺位。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对极度贫困农户的金融支持仍有许多不足。第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信贷本身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无法单独发挥作用,需要在与农户特征、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和保障农户身体健康是实现农户脱贫的重要因素。信贷对农业产业链条优化升级与创新的支持不足。第三,在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上,农户借款选择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并不关键,非贫困农户易于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支持,贫困农户更易于从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贷款金额大小与农户能否脱贫关联度不高,而贷款用途和借款经历对于农户增收影响显着。农户借款用途用于生产的,对于农户增收的正向效应显着。农户对于贷款便利性的要求不高。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对于非农业经营收入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抵消非农业经营收入的减少。这对信贷支持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实证支撑。第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的效果显着。信贷支持农业产业化扶贫成功实践在于由地方政府主导、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发展农业产业。细化产业链条分工,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做好基层干部的激励引导,用好用活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政策。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农村正规金融规模,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通过政府信用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和背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农户形成有效的利益联合体,形成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从而弥补信贷资金单独发挥作用支持农村发展的诸多不足。政府政策的制定应关注改善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给市场稳定的预期,减少政府意志的补贴激励。第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强化金融对农业产业的理解程度,重视对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流、资金流的收集和数字化,建设基于完整产业链数字信息的供应链系统。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评价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赋能农业产业链,为金融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建立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创新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持。第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政府进行积极引导,强化农村合作社的功能与作用,逐步拓展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产业发展闭环。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与农户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关制度与配套措施,保障金融机构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权益。第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大力扶持贴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农业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创新政府、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农户贷款与龙头企业的利益绑定,使信贷与农业生产经营周期匹配,提升贷款的支农效率。注重农产品的品牌打造,优化产品体验,加强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品牌打造中发挥的作用,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信贷倾斜。
黄彦琳[4](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刘倩[5](2019)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微型金融效应是否受到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如果有,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以“社会资本”为逻辑起点,梳理及评述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探讨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影响微型金融效应的机理,以及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微型金融效应的关系。同时通过中和农信的案例分析,探讨和挖掘微型金融机构如何利用社会资本,而产生良好的微型金融效应。本文试图为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提供新的视角,对于创造和发展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研究了有关社会资本、贫困与反贫困,以及微型金融效应的相关理论。然后借助大量文献、书籍等相关资料,研究了国内外社会资本的研究历程与现状,发现目前研究领域尚需补充之处。接下来通过对民族地区微型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和存在问题,引入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联系及作用方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通过信任机制、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影响微型金融能够利用并创造社会资本来达到反贫困效应。但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效应的影响仍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机制设计与保障、微型金融机构目标、金融产品与非金融服务、农户金融素养等。同时民族地区存在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薄弱对微型金融发展形成制约、微型金融中农户参与权利得不到保障、忽视贫困农户自身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的影响、民族地区微型金融信息网络不健全而未发挥帮助农户分担风险的作用等问题,因此为提升民族地区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提出积极促进联保小组活动的建立,构建农户社会互动平台;重视微型金融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农户参与权利;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强化微型金融信息网络技术,增加农户发展机会的建议。
杨智[6](2016)在《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神圣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的关键时期,西部、农村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则成为难点中的难点。为了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扶贫开发成为当前贫困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指出: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本文从全面小康建设的要求出发,在梳理小康社会战略思想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力图对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为代表的西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历史、成就、经验、现状、障碍、问题及其精准扶贫、可持续脱贫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从而窥斑见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益参考。甘肃作为典型的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众多,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区域集中的特征显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多年居于全国末位,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当前,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搞好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对于提高全省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全面、科学认识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找到科学的破解路径,我们需要对有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贫困、农村、农业、农民、城乡关系等科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指引。国内外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直接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邓小平小康社会建设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汲取了如冈纳?缪尔达尔、西奥多?舒尔茨、阿玛蒂亚?森等国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学术观点,以期为科学分析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扶贫开发夯实理论基础。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如美国的“向贫困挑战”计划、巴西的“发展极”开发试验、孟加拉格莱米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等国外扶贫开发成功实践经验,为推进甘肃扶贫开发提供经验借鉴。今天的扶贫开发是过去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延伸和发展。本文在回顾甘肃自20世纪80年代“两西”建设以来的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要的扶贫开发措施及其扶贫开发取得成就和经验。在30多年的扶贫开发中,甘肃形成的“甘肃经验”以及如“甘肃精神”、“五苦精神”等精神财富,对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事业具有重大奠基意义。历经30年大规模扶贫开发,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甘肃人民在扶贫开发实践中探索出的诸多有效举措为全国扶贫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在全世界扶贫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甘肃为全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贫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和形成原因具有多元复合性特征。贫困不仅在于经济收入不足,更体现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质是整个社会现代发展滞后。我们不能就贫困来论贫困,应在“三农”问题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视野来认识农村贫困。对于甘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农村贫困在地域和人口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从区域角度看,贫困是地理资本贫困、基础设施贫困、社会服务贫困、历史基础贫困、生产能力贫困、经营管理贫困、社会治理贫困、风俗习惯贫困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小规模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影响下,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贫困农村“空心化”不断加重,其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从人口角度看,其贫困主要在于文化素质、家庭负担、身体健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发展需要也千差万别。扶贫开发虽历经多年,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本身也面临诸多内在矛盾和实施难题。扶贫与开发、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投入与需求等内在矛盾和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不够、资源整合不足等突出问题深刻制约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甘肃农村扶贫开发事业进一步发展,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我们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瞄准主要制约瓶颈,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同时,需要从发展目标、动力、环境、路径、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完善扶贫开发措施体系,在进一步增加投入的同时完善体制机制,拓展发展路径,激发内生动力。
段小燕[7](2016)在《中国农村金融联结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农户融资难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农户融资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单个农户融资额度小、居住地分散、农业自然风险形成的特质性成本及风险;二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以及有限执行成本,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失灵;三是由于产权制度缺陷、法律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农户缺乏银行能够接受的抵押品,无法通过提供有效抵押品来解决农村信贷市场的失灵问题;四是农村金融市场借贷以非生产性为主,与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生产性借贷为主相悖。其中以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为主要原因,是破解农户融资难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条件下,如何借助信贷交易模式的创新,建立可行的授信管理机制和负债履约机制以防范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是解决农户融资难题的突破口。从国外成功的经验以及国内的一些实践来看,金融联结是破解以上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金融联结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以扩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本文主要研究以互联性交易为基础的金融联结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与农户经常打交道的本土化组织,借助本土化组织以一定的途径将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化、农户组织化,降低金融机构与农户的高交易成本;利用本土化组织在当地拥有的特有信息以及农产品生产、销售的交易信息,有效解决农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互联性金融联结保障资金流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同时,根据农业生产项目进行抵押担保机制创新,并实现相关联结主体的信用捆绑,提升农户的信用,达到向农户扩展信贷服务的目的。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并总结现有金融联结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金融联结解决农户融资问题的关键性问题:(1)在理论方面,金融联结的信用机理是怎样形成的?金融联结如何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联结能否缓解农户缺乏有效抵押品问题?金融联结能否突破传统信贷模式,进而扩大对农户的信贷服务?(2)实践中,农村金融联结的可行性模式有哪些?具体的运行机制如何?应用效果如何?在当前法律制度和信用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如何进行各项履约机制的安排以有效控制信贷风险?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对金融联结的机理、金融联结的模式、金融联结模式的稳定性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金融联结的参与主体、金融联结效果、金融联结风险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农村金融联结在保证正规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性的前提下,提供了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一个新思路,当前比较可行的农村金融联结模式为基于“产业合作+信用合作”基础上的互联性交易联结。这类金融联结借助与借款人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紧密接触,便于实施横向监督;银行通过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交易信息、联结资金流的控制实现对乡村中介的低成本监督,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恶意赖帐等问题;借助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增加农户的期望收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抵押担保机制的创新,实现抵押替代;以见物不见钱的方式保障信贷资金专款专用,以团体贷款的模式增加了农户的可保证收入,解决了农户信贷的非生产性及特质性成本问题。(2)互联性交易金融联结模式的形成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农业生产项目的盈利性、乡村中介的经营规模、农产品的异质性、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乡村中介与农户的合作关系、政府的扶持力度。农业生产项目的盈利性越强、乡村中介的经营规模越大、农产品的异质性越高、双方专用性资产投入越多、乡村中介与农户的合作程度越高、政府的扶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形成金融联结。(3)当前我国农村金融联结主要有针对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和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两大类联结模式。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结主要围绕农业供应链相关主体,将其纳入金融联结,以市场和政府的力量推动金融联结的形成;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联结以政府力量为主导推动金融联结的形成。两类联结模式都依托农业生产项目,注重农户还款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针对贫困农户的金融联结,农户能力的提升推动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转化,并保障稀缺的信贷资金传递到贫困农户,深入到扶贫体制的核心问题。(4)提高农户的金融联结行为与联结效果要充分考虑农户的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并提高农户对联结中介组织服务功能的认可度。因为对以专业合作社为联结中介的联结模式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与联结行为正相关;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评价与农户联结行为呈反向关系;农户的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社会资本以及对专业合作社的评价与联结行为及联结效果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户对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认可则是金融联结成功的关键所在。(5)互联性交易联结可有效降低农业信贷风险。具体表现为:以产业化发展并引入保险机制降低农业产业特有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对农户、核心联结组织的授信准入、信用捆绑等授信管理机制实现贷前的有效甄别;以真实交易、抵押创新机制及利益保障机制形成良好的负债履约机制;以联结资金流的控制、物权质押风险控制、强化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有效降低银行的操作风险,实现有效的贷前和贷后管理。(6)农村金融联结模式的根本保障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的新阶段,农业特有的风险和盈利问题愈加明显,依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村金融联结,单靠政府或农户难以应对,从农业的弱质性和政府职能出发,一方面政府应在政策支持、制度建设方面为金融联结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必要的财政投入奠定农业信贷资金风险管理的物质基础,将财政资金以利息补贴、担保补贴、保费补贴等形式注入金融联结,与农户、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金融联结的各类风险。
柳颖[8](2015)在《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囿于农牧民的理念、能力等多重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沿袭了一种消极型“救济式”、“输血式”的工作模式。这种扶贫模式固然保障了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不受威胁,但难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甚至会陷入贫困循环、贫困“依赖”的怪圈。21世纪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现代积极型反贫困理论和政策范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反贫困议题进入了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实施与推进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视为反贫困的主战场,使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毋庸讳言,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制度设计处于“新老问题交织、内外矛盾重重”的交困境地,已经无法推动下一步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正常运行。基于此,参照国外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土实践,研究、设计并推行具有适用性的新型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积极福利是当前社会福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视角之一,这一理论兴起于对以物质救助和生活维持为核心的消极福利理念的批判和反思。其所提出的“投资性福利”、“工作福利”着眼于对福利政策客体个人能力的开发与重塑,从而构建了一种具有积极性和现代性的政策视角。积极福利的理论内涵对于急于摆脱传统制度的负面效应,走出制度建设困境的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适用性。在反贫困议题中,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主体、客体和方式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是多元、协作、整合的福利政策实施主体维度;瞄准、精确、补缺的福利政策实施客体维度;赋权、增能、就业的福利政策实施方式维度。建立三者平衡循环且良性互动的渠道,最终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当然,任何一项复杂制度的更新或重构都需要对其所处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领域进行全面客观的研判,前者提供依据,而后者提供经验。因此,本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历程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下制度发展的空间特征、政策理念嬗变和建设轨迹。研究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对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运行现状与内在矛盾进行有针对性的剖析,进而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主体责任、客体瞄准和方式选择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政府做为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缺位,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以及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吸收并借鉴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具有相似情境和问题的国际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建立具有适用性的反贫困制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巴西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印度在瞄准客体上体现了针对性和选择性,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反贫困资源投放方式却使土着居民形成福利依赖。上述国家在解决各自少数族群的贫困问题时,所采用的理念与政策思路较为典型的体现了积极型和消极型两种反贫困模式,所以福利效应截然相反,这就给予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重构以思考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定位了反贫困的战略模式,为民族地区农村提供了反贫困的方案与步骤。即通过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均衡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重构目标瞄准机制,实现反贫困客体对象精准;激发反贫困对象增能与就业,促使反贫困方式由普惠向补缺转变。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施路径。包括通过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来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通过资金瞄准、项目瞄准及过程瞄准来实现反贫困目标客体精准;通过提高农牧民健康素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发展特色农牧产业和自主创业以及完善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来促进反贫困方式转变。
高杨[9](2014)在《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财政扶贫资金一直采用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扶贫项目的实际决策与控制权掌握在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手中,这种扶贫机制使得一方面亟待被扶持的贫困农户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表达,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难以实现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的有效监督。在此背景下,借鉴国际和国内民间组织信贷扶贫模式,2006年以来,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1(以下全文除标题外简称为“互助社”),并在几年内得以快速发展。然而,由于该项目目前仍处在试点阶段,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伴有乱象杂呈,引发纷纷公议。诚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互助社,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在实践中必然呈现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它们只有在发展中才有可能逐步规范。本文首先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互助社理论框架,借鉴国外类似公益性小额信贷运作的成功经验,回顾中国互助社试点运行七年来的经验和成效;然后,以山东省作为样本研究区域,运用问卷调查法、PROBIT计量模型、动态博弈分析等方法对互助社的总体情况及具体的筹资、管理、运营、风险监管、贫困瞄准五个方面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内容与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互助社是在特定贫困区域,为缓解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金融产品不足、农户生产资金缺乏,特别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突出矛盾,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公益性小贷机构。它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组织性质、产权治理结构、资金来源、内控能力、分配机制方面都有本质不同。同时,就金融服务、社区性、合作性而言,互助社与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明显相似性,但二者的定位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从社会资本相关理论出发,发现社会资本对于互助社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影响,既体现在正式的制度层面,也体现在社会规范、民间准则、文化习俗等非正式规则层面。从合作金融相关理论出发,通过讨论认定了互助社属于合作金融的范畴,同时亦为小贷机构的一种特殊形式。筹资、管理、运营、风险监管、贫困瞄准运作机制构成了互助社运行机制的基本环节和主要内容,这五方面彼此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2)国外小额信贷典型模式的成功实践可为中国互助社运行机制的优化提供重要的经验。即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互助社的运行机制应体现出准确的市场定位、灵活的产品设计、市场化的利率、科学的风险控制,才有可能实现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和对贫困人口的有效覆盖。通过对互助社在中国试点七年来的实践回顾,可以发现从互助社的早期探索到初步试点,直到目前的大规模推广,无论是从覆盖范围还是从发展速度来看,在中国财政扶贫史上的确是都是前所未有的。但通过分析互助社的特点、优势以及作用,不难发现正是由于互助社较符合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底层金融服务缺失的需求特征,才使得这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总结我国互助社实践经验的启示,即应当:①遵循民主原则的治理理念;②倾向目标群体的治理路径;③强调产权意识的治理原则;④发展灵活多样的治理手段;⑤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监管。同时应避免的机构的产权不清、政府的过度干预和低利率的产品设计。(3)山东省的总体经济状况、贫困人口分布和互助社发展规范性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较适宜作为中国互助社的样本研究区域。分析发现山东省境内的互助社发展状况总体呈现以下特点:总体发展迅速但区域间规模差异大;益贫效果良好且发展空间广阔;农户名义参与水平高,但贫困户实际参与水平低;财政拨付逐年递增且居主导地位,但与贫困人口分布不匹配;试点村的经济水平差异显着,试点村与互助社数量比例趋于稳定。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社员和管理人员对于互助社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对互助社信息透明度也较为满意,但在资金供给、决策形成和利率设置等方面互助社仍无法满足社员自身发展的需求。(4)由于处在试点阶段,互助社的筹资机制在全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具体对山东省互助社筹资机制进行分析,发现筹资各主体地位较为明确,财政拨款占主导地位且趋于稳定,社会捐助资金占比较低。尽管部分互助社也已经开始尝试创新融资模式,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联结,省级财政部门也不断在进行以奖代补的增资和调资,但由于法律框架内互助社不允许吸储,目前大部分互助资金来源仍然渠道仍较为单一,资金总量有限,且对外界的资金依赖性较大。要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可通过“商业银行+财政+民间资金”模式,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大扶贫”格局;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考虑将农发行作为互助社的扶助银行,为其提供农业政策性贷款流动性融资支持,以及资金存放和结算的优惠支持。从山东省互助社的产权界定方式来看,目前主要有股份合作、共同共有、与专业合作社合营三种形式,界定方式都较为明晰。由此强化了产权主体的行为特征及组织绩效,也印证了社会资本力量立足于农村社区时产生的强大约束性;然而互助社在产权的转移和出让方面界定模糊,甚至互助资金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双重持有,互助社与村两委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在影响着互助社民主管理的有效实现。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转轨经济条件下,保留互助资金的集体所有的产权结构是较为可取的方案,但同时应当强化股权制度设计,方有可能实现互助社的福利最大化。(5)从山东省互助社的外部管理框架来看,民政部门和扶贫部门对互助社的双重管理如何进行职责划分与权力实现,互助社的法律身份何时可得确立、互助社分级制度如何普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互助社的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内部规制欠完善、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和激励机制缺失、信息化管理难以推广。政府应从加强外部制度供给、实行“社财乡管、管而不代”的托管模式、通过内培外引激发互助社内生动力几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6)从借款状况来看,目前山东省互助社的借款额度普遍难以满足农户需求,借款占用费率参差不一,部分互助社的费率设计难以体现对贫困户的有效瞄准,借款用途的限制致使农民面临的消费压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互助社与专业合作社联合运营可以同时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也具有一定风险性。通过对还款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互助社的资金周转效率与还款方式密切相关,但还款方式的选择除了考虑资金效率也应当考虑其实际可操作性;目前互助社的还款率普遍较高,但理应注意到潜在的拖欠风险;小组联保作为国际公认的小额信贷典型技术手段,其在中国互助社运营中的环境适应性值得质疑,也不利于从根本上维护农户尊严;互助社的收益结余分配基本规范,但政府强行取消社员农户入股分红这一做法是否值得支持仍存在讨论空间,因为互助社是合作金融性质的组织,其组织成员既是所有者和管理者,又是客户,持有股份的确理应是互助社成员身份的重要标志,也是成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当然,过于强调股份和分红的作用,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针对以上问题,可以考虑的优化途径有:拓宽借款用途、探索和推广“资金互助+专业合作”模式、设置阶梯借款占用费率、淡化联保、灵活担保和设置借款期限。(7)在厘清互助社对扶贫对象的界定和识别、分析贫困户扶持政策、扶持效果及效果差强人意原因的基础上,利用从山东省泗水县17个互助社得到的533份问卷,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微观层面影响贫困户借款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决策者性别、决策者文化程度、家庭供养比、家庭现金和银行存款、决策者对借款相关流程的了解程度、决策者对互助社财务信息公开程度的满意状况六个因素对于贫困户对互助社借款意愿影响显着;同时,通过访谈得知贫困户借款不积极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没有好的产业可以发展,获得资金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固然可贵,但同时他们更需要投资的机会与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建立健全贫困户有效识别机制、给予贫困户充分的产业引导和扶持、设计特惠于贫困户的互助社制度、推广扶贫小额保险等方面入手予以改进。(8)通过分析山东省互助社面对的主要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外部和内部风险监管的组织结构和行为,发现互助社的外部风险监管缺乏具有专业技能的监管人员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再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框架对互助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存在于二者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呈现出一种与客观效果相悖的激励陷阱。优化外部风险监管的具体途径有:改进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强化外部监督审计、根据风险贷款比例(PAR)完善风险准备金备付制度等。对于内部风险监管机制的完善,可考虑加强对内部风险监管人员的能力建设、完善互助社内部风险监管规制和根据PAR来具体制定基层互助社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等这些方法。因此,对互助社内部风险监管和外部风险监管,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特点,明确不同的监管职责,建立协调一致的监管体系,发挥对互助资助组织指导、服务、监督和纠偏的作用,实现应有的监管效果。(9)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一个成功案例--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王家泉村互助社和一个失败案例--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青云社进行个案分析。发现前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具有乡村精英在管理方面给予的强大支持,并能够很好地处理互助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且通过与正规金融机构合作扩大了互助资金规模,满足了贫困村村民不断增长的借款需求。但是,也必须看到,并非所有试点村都适合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互助社合并运营,只有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主业差异性足够明显、社员规模足够大、核心成员管理能力足够强大时这种合并运营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青云社的失败证明尽管联体型互助社在方便管理、降低运行成本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确实存在一定优势,但由于抛弃了社会资本优势,这种组织模式在组建机制、民主管理、风险控制、服务质量、贫困瞄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或者隐患。
严青[10](2014)在《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几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少,但多是从供给的角度考虑问题,即通过提高利率等办法以覆盖成本的角度,而对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需求,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方面鲜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本论文则重点探讨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三个问题,一是农户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问题,包括农户可承受的最高贷款利率和小额信贷机构可承受的最低贷款利率两个方面,二是为防范小额信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问题,三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选择问题。通过这些研究,最终目的是一方面求得中国农户的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则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高农民收入则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户小额信贷从开始的各地试点到现在的全面推广,在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小额信贷可以为“三农”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帮助低收入农民改善生活状况,有利于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仍然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户“贷款难”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从需求角度看,农户对金融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从满足需求的难易程度角度分析,贷款需求是首要的需求。就供给而言,尽管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小额信贷供给机构多元化和供给渠道多样化局面,但是,供给总量有限,信贷满足率较低,小额信贷服务仍然极不充分。小额信贷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问题影响到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这些问题应该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具体地说:(1)在中国有大量的、潜在的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但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即大量存在的或潜在的信贷需求不能成为有效需求。而影响农户信贷需求意愿的外生限制条件主要有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贷款类型等。其中贷款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对农户小额信贷活动的规模、形式与作用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与舆论中,往往被低估了。此外,农户信贷需求对贷款类型亦高度敏感,现行以抵押、担保为主的贷款模式并不适合农户信贷。(2)小额信贷交易成本高,成为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以高利率来维持小额信贷可持续观点的理由,但经过本文的实证研究认为,由于在现有的农村收入水平条件下盈亏平衡利率远远超出了农户的可承受能力,从而影响了小额信贷的发展,因此从根本上降低交易成本才是农村小额信贷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3)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制约了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建立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农户小额信贷交易成本(主要是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使小额信贷在放贷机构和农户均可承受的利率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双赢”的根本目的。(4)从中国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说,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不能盲目照搬某个国家现成的成功经验,而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设计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现行阶段要求的小额信贷有效模式,即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总体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是准公益性制度主义,也就是在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基础上,加上必要的政策扶持,是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市场化的小额信贷模式。(5)从中国小额信贷运行机制说,针对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的机构网点偏少、资金来源不足、贷款面窄、经营成本和风险高、保障和扶持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应构建一种“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的中国农户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全文共八章,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和逻辑、主要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和研究回顾。主要明确农户小额信贷的涵义,简介农户小额信贷相关理论依据,同时综述国内外关于小额信贷的研究现状。第三章是国外小额信贷实践及启示。主要回顾国外小额信贷发展史、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给中国小额信贷更好发展以借鉴。国外小额信贷实践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小额信贷应扩大到尽量多的中低收入群体,且一定要注重风险控制;小额信贷利率的确定既要考虑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亦要考虑客户的可承受性;小额信贷的发展要循序渐进,且对小额信贷的监管必不可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国家的金融改革对小额信贷的发展十分重要,必要的扶持不可少。第四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主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历程,分析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原因,评估其成效。得出以下基本观点:中国的农户小额信贷从开始引进到现在的全面试行推广,有了长足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发展的金融需求;农户小额信贷在资金来源、风险防范、利率、政策扶持和监管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金融机构不能贷、不敢贷、不愿贷,农户无法贷现象仍很突出。第五章是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实证分析。本章立足农户视角,通过对广东省茂名市农户借贷情况的调查,对农户的经济行为和信贷需求特征进行分析,并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需求与来自放贷机构的外生限制条件的关系进行分析,分别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收支平衡法测算了农户信贷利率承受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农户信贷需求旺盛,但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受贷款利率过高、抵押担保条件和期限过短的影响。第六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供给实证分析。本章立足小额信贷机构视角,利用对广东省茂名市农村信用社的调查统计数据,首先介绍农户小额信贷供给现状及与农户信贷需求的匹配情况,并分析农户小额信贷的财务收入和交易成本,进而运用盈亏平衡利率模型测算小额信贷机构可承受最低贷款利率,并通过对盈亏平衡利率与实际执行利率、农户心理承受利率进行比较,分析影响农户小额信贷利率的各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供给与农户信贷需求存在不匹配;农户小额信贷在目前的现状下要达到可持续,需要的盈亏平衡利率极高,大大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能力;造成利率偏高的核心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营运成本率和信贷风险成本率偏高问题。第七章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与农户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本章通过回顾国内外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研究和实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建设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观点和设计框架,并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实证分析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滞后制约了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建立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农户小额信贷交易成本,使小额信贷在放贷机构和农户双方均可承受的利率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双赢”的根本目的。第八章是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有效模式选择。主要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户小额信贷模式的设想。主要观点包括:(1)在总体思路上提出建立一种能同时实现农户脱贫致富和小额信贷机构生存发展的可持续“双赢”目标的有效模式的观点。(2)在基本原则上提出“广覆盖、普受惠”、“有偿性、可持续”、“低成本、共发展”、“重激励、有保障”、“强监管、保稳健”等观点。(3)在发展模式上提出选择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市场化和准公益性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模式。(4)在运行模式上提出“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5)在运行机制上分述了农户小额信贷市场准入及监管、贷款运作、市场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模式。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本论文作者直接或参与调查的广东省茂名市农户和农村信用社的数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小额信贷需求方可承受的最高利率和供给方可接受的最低贷款利率问题,得出现行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实际执行利率高于农户预期,而低于小额信贷机构预期,因而应该探寻农户小额信贷供需双方可接受的合理的均衡利率区间的结论,从而既不同意目前比较流行的农户可承受贷款高利率的观点,也不同意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在贷款低利率下实现可持续的观点。(2)将本论文作者参与创建的广东省茂名市标准化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引入农户小额信贷研究中,以求更有效解决农户小额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小额信贷的营运成本和风险成本,实现我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该系统与现有信用信息系统的区别与优点在于:它是以“户”(农户)、而不是以“人”(个人)为单位,以统一的农户征信数据元为标准,采用批量导入与手工录入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农户信用的自动评价。(3)根据中国“三农”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现状,本论文首次提出了构建一种界于福利主义和商业性制度主义之间的、准公益性和准市场化相结合的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模式的观点,并细述了其运作机制,即多元化组织体系+多渠道资金来源+农户征信体系+利率适中的小额信贷+信贷保险+政策扶持+审慎监管。文章的不足之处可能有:要想全面地系统地把中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搞清楚,需要大量的调研和广泛的资料收集,但由于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取我国全面系统的资料与相关数据,因而本文仅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实证分析了传统农业地区农户小额信贷问题,样本有一定局限性,因而也就难以通过完全的量化分析来对农户小额信贷利率进行研究。
二、宁夏农行在南部山区积极推行《小额扶贫贷款证》试点工作取得成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夏农行在南部山区积极推行《小额扶贫贷款证》试点工作取得成功(论文提纲范文)
(1)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析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精准扶贫 |
2.1.2 金融服务精准扶贫 |
2.1.3 普惠金融 |
2.2 相关理论 |
2.2.1 农业信贷补贴论 |
2.2.2 农村金融市场论 |
2.2.3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
第三章 陕西省农行精准扶贫模式现状 |
3.1 陕西省贫困现状 |
3.1.1 陕西省贫困情况 |
3.1.2 陕西省金融机构概况 |
3.1.3 陕西农行助力金融扶贫概况 |
3.2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现状 |
3.2.1 存贷款余额差距过大 |
3.2.2 个人扶贫贷款构成单一 |
3.3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种类 |
3.3.1 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模式 |
3.3.2 信贷资金奖励模式 |
3.3.3 银企合作模式 |
3.3.4 陕西省农业银行服务“三农”三种典型模式比较 |
3.3.5 永寿县“温氏养殖”典型案例分析 |
3.4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的特点 |
3.4.1 贷款客户信用良好,放贷风险基本可控 |
3.4.2 提升品牌形象,巩固农行主流地位 |
3.4.3 结合当地特色,支持重点产业 |
3.4.4 不断完善服务渠道网络 |
第四章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
4.1 陕西省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模式存在问题 |
4.1.1 扶贫贷款发放效率低 |
4.1.2 农贷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
4.1.3 扶贫信贷风险大 |
4.1.4 信贷人员工作效率不高 |
4.2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4.2.1 辖区底子不清,摸底工作不到位 |
4.2.2 政府增信落地有欠账 |
4.2.3 信贷政策不灵活 |
4.2.4 贫困户信用意识薄弱 |
4.2.5 业务创新能力不强 |
4.2.6 贫困人口居住分散、贫困程度不一 |
4.2.7 信贷人员跟不上发展步伐 |
第五章 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创新设计 |
5.1 政府增信扶贫 |
5.2 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 |
5.3 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模式 |
5.4 “分贷统还”模式 |
第六章 陕西省农业银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实施对策建议 |
6.1 创新服务模式,有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
6.2 积极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
6.3 加强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 |
6.4 创新工作方式,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
6.5 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
6.6 加快政府担保体系建设 |
6.7 强化多方合作,发挥扶贫协同效应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2)中国农业银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调查访谈法 |
1.3.3 案例分析法 |
1.3.4 SWOT分析法 |
1.4 研究内容 |
1.5 创新之处 |
2 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理论基础 |
2.1 小额贷款扶贫相关理论 |
2.1.1 金融抑制理论 |
2.1.2 金融排斥理论 |
2.1.3 金融约束理论 |
2.2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2.2.1 农业信贷补贴理论 |
2.2.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2.3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
2.3 金融创新理论 |
3 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类型的分析 |
3.1 SY市和农行SY分行基本情况 |
3.1.1 SY市概况 |
3.1.2 农行SY分行概况 |
3.2 政府增信银政共管模式 |
3.2.1 概念 |
3.2.2 该模式下主要产品 |
3.3 惠农担模式 |
3.3.1 惠农担-粮食贷 |
3.3.2 惠农担-生猪贷 |
3.3.3 惠农担-柑橘贷 |
3.4 互联网金融模式 |
3.4.1 惠农e贷 |
3.4.2 惠农e付 |
3.4.3 惠农e商 |
3.5 驻村帮扶 |
3.6 其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
4 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SWOT分析 |
4.1 优势 |
4.1.1 品牌效应强 |
4.1.2 扶贫贷款投放力强 |
4.1.3 对当地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大 |
4.1.4 敢于产品创新 |
4.2 劣势 |
4.2.1 金融服务覆盖不高 |
4.2.2 持续创新动力不足 |
4.2.3 扶贫队伍年龄偏大 |
4.2.4 逆向选择现象严重 |
4.3 机遇 |
4.3.1 政策扶持 |
4.3.2 当地市场发展动能强劲 |
4.3.3 农村金融需求增强 |
4.3.4 新技术的应用 |
4.4 威胁 |
4.4.1 金融同业竞争激烈 |
4.4.2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
4.4.3 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的影响 |
4.4.4 金融环境欠佳 |
4.5 SWOT分析结论 |
5 农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发展建议 |
5.1 完善金融管理模式 |
5.1.1 提高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瞄准精度 |
5.1.2 加大金融扶贫贷款投放力度 |
5.1.3 延伸金融服务网络 |
5.1.4 优化信贷政策 |
5.2 积极发展金融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
5.2.1 土地流转贷款扶贫模式 |
5.2.2 两权抵押贷款扶贫模式 |
5.2.3 产业扶贫模式 |
5.2.4 旅游扶贫模式 |
5.3 深化推进互联网金融扶贫 |
5.3.1 打造更具特色和优势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 |
5.3.2 积极发挥线上扶贫商城作用 |
5.3.3 加强与电商企业合作 |
5.4 健全扶贫人才队伍和内部机制建设 |
5.4.1 建设高效扶贫团队 |
5.4.2 加强相关人员培训管理 |
5.4.3 完善正向激励机制 |
5.4.4 搭建容错纠错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结构与数据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逻辑与结构 |
三、数据来源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研究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简要评述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四、国外研究简要评述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贫困 |
二、反贫困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
四、金融扶贫与信贷减贫 |
五、龙头企业 |
六、兼业农户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三、要素分配理论 |
四、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五、信贷配给理论 |
第三章 信贷减贫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发达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一、美国的减贫方式 |
二、韩国的减贫方式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减贫经验 |
一、孟加拉的减贫经验 |
二、小额信贷2.0模式 |
第三节 其他国家信贷减贫经验 |
一、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减贫经验 |
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减贫经验 |
第四节 经验总结与评价 |
第四章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进程、成效及问题 |
第一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基础环境 |
一、信贷减贫的外部环境变迁 |
二、信贷减贫的政策环境变迁 |
第二节 我国信贷减贫的历史实践 |
一、扶贫贴息贷款的实施 |
二、扶贫小额贷款的实施 |
第三节 当前我国的信贷减贫实践 |
一、信贷减贫的政策体系 |
二、信贷减贫的资金支持体系 |
三、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形式 |
第四节 当前信贷在农村地区的投入情况 |
一、涉农信贷资金分布 |
二、从农村存贷款余额分析资金流出 |
三、信贷资金在扶贫中的作用 |
第五节 新金融形式的补充 |
一、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布局 |
二、农村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必要性 |
三、金融科技的作用 |
四、农业供应链金融顺势发展 |
第六节 我国信贷减贫效应的总结与评价 |
第五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弹性分析 |
第一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间接作用机制 |
一、模型构建 |
二、模型分析 |
三、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户收入关系 |
第二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直接作用机制 |
一、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二、非正规金融直接作用分析 |
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作用机制的关系分析 |
四、信贷发挥作用的配合机制分析 |
第三节 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弹性分析 |
一、思路和方法 |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数据基本情况 |
一、数据来源与概况 |
二、所使用的调查问卷说明 |
三、数据描述性分析 |
第二节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及信贷减贫方式分析 |
一、理论分析 |
二、变量选取 |
三、模型选择 |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农户收入与信贷的关联分析 |
一、概述 |
二、变量统计特征 |
三、模型选择 |
四、模型估计结果 |
第四节 主要结论 |
第七章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第一节 菏泽牡丹产业发展案例 |
一、菏泽牡丹产业介绍 |
二、信贷对菏泽牡丹产业的作用分析 |
三、信贷支持牡丹产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第二节 龙头企业与贫困县携手并进的“镇平模式” |
一、合作背景 |
二、关于“产业+资本”项目运作模式 |
三、以信贷为纽带的收益模式 |
四、正在实施的“想念农场”模式 |
第三节 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评价 |
一、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不足 |
二、信贷支持产业化扶贫的成功经验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减贫作用 |
二、信贷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低 |
三、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四、信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的减贫效果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厘清信贷与政府的边界 |
二、加强信贷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深度 |
三、加强农村组织与配套设施对信贷的支持 |
四、以市场化为基础强化信贷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1.4.1 论文逻辑 |
1.4.2 研究方法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3.2.1 国家分配论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3.4 本章小结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4.2.2 贷款贴息 |
4.2.3 专项资金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4.4 本章小结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5.5 本章小结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6.1.6 指数的计算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6.1.8 指数评价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6.2.2 模型的设定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2.6 稳健性检验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6.5 实证结论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8.3.1 发展概况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8.4.1 发展概况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8.5.1 发展概况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5)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社会资本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
(一)改善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
(二)提供就业机会 |
(三)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 |
(四)降低金融风险 |
(五)提升贫困群体福利 |
二、关于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研究 |
三、关于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影响的研究 |
四、文献综合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历史研究法 |
(三)实地调查法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微型金融 |
二、社会资本 |
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的内在机理分析 |
一、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 |
二、社会资本能提升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 |
(一)微型金融中的社会资本 |
(二)微型金融中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
(三)社会资本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渠道 |
三、微型金融能创造反贫困的社会资本 |
(一)微型金融创造社会资本的机制 |
(二)微型金融创造社会资本的渠道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微型金融发展基本概况 |
一、民族地区微型金融机构整体概况 |
二、民族地区微型金融发展现状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微型金融产品与服务及其反贫困效应的表现 |
一、充分的创新型小额信贷 |
二、微型金融扶贫模式多元化 |
三、完善的征信体系 |
四、互联网大数据管理平台及电商发展 |
五、微型金融保险市场有所改善 |
第三节 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影响 |
一、社会资本的类抵押品职能帮助贫困户增加贷款可得性 |
二、通过联保贷款,促进农户小额贷款不良余额、不良率“双降” |
三、利用约束效应和激励效应,提高项目成功率 |
四、促进借贷者之间的合作,增进了社会和谐 |
第三章 制约因素和问题研究 |
第一节 制约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因素 |
一、机制设计与保障 |
二、微型金融机构目标 |
三、金融产品与非金融服务 |
四、农户金融素养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微型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薄弱对微型金融发展形成制约 |
二、微型金融中农户参与权利得不到保障 |
三、忽视贫困农户自身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的影响 |
四、民族地区微型金融信息网络不健全 |
第四章 中和农信案例研究 |
第一节 经营模式及理念 |
一、制定最低可持续利率,设计灵活的适合信贷模式 |
二、通过信贷寿险,增加安全保障 |
三、本土化管理,体现民族自治政策 |
四、信息技术与理念,扩大社会关系 |
五、基于民族地区农户需求,免费提供多元化的非金融服务 |
第二节 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的反贫困效应 |
第三节 中和农信成功经验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民族地区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 |
二、社会资本提升了民族地区微型金融的反贫困效应 |
三、微型金融和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研究须关注如何创造社会资本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积极促进联保小组活动的建立,构建农户社会互动平台 |
二、重视微型金融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农户参与权利 |
三、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实现自主发展 |
四、强化微型金融信息网络技术,增加农户发展机会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
(一)国外贫困问题研究 |
(二)国内学者贫困问题研究 |
(三)甘肃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节 有关小康社会的基本概念 |
一、小康社会 |
二、全面小康 |
三、农村小康 |
第二节 有关贫困的基本概念 |
一、贫困 |
二、贫困线 |
三、反贫困 |
四、扶贫开发 |
第二章 研究视角: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
第一节 小康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社会理想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目标的理论探索 |
一、毛泽东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 |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实践对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进农村温饱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总体小康 |
三、统筹城乡发展阶段稳步进军全面小康 |
第四节 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解析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立的依据 |
二、中共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
三、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
第五节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 |
一、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大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
三、农村社会发展滞后 |
四、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 |
五、特困地区农村按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困难 |
第六节 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行性 |
第三章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理论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思想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思想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农村建设和城乡关系思想 |
一、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重要思想 |
二、列宁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思想 |
第三节 毛泽东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 |
一、农村建设思想 |
二、城乡关系思想 |
第四章 理论发展:新时期“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与精准扶贫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农村建设思想的发展 |
一、邓小平农村改革和建设思想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农村建设的发展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建设的推进 |
一、科学发展观概述 |
二、科学发展观对于农村建设的理论指导意义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以来“三农”问题新战略 |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二、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 |
三、深化农村改革 |
四、强化农业农村生态治理 |
五、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
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战略 |
一、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
三、新型城镇化是统筹协调的城镇化 |
四、新型城镇化是环境美好的城镇化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战略 |
一、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 |
二、实施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三、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 |
第五章 国际借鉴:国外反贫困的经验借鉴与思考 |
第一节 开发式扶贫 |
一、政府制定和实施反贫困特别计划 |
二、区域开发战略 |
三、小额信用贷款 |
四、人力资源开发和促进就业 |
五、注重发挥扶贫对象的主体性 |
第二节 保障式扶贫 |
一、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和法制化管理 |
二、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 |
三、注重培育贫困群体的自立能力 |
四、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
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
第六章 实践基础:甘肃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措施与经验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村反贫困政策历史回溯 |
一、经济体制改革和“两西”建设阶段(1978~1985年) |
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1993年) |
三、全面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
四、大扶贫阶段(2001以后) |
第二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措施归类 |
一、投入扶贫开发资金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三、产业培育 |
四、移民搬迁 |
五、劳务输出 |
六、能力提升 |
七、金融扶贫 |
八、组织化扶贫 |
九、社会帮扶 |
第三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措施的效果分析 |
一、贫困程度显着减轻 |
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 |
三、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
四、精神面貌逐步改变 |
第四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 |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
二、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作用 |
三、集中力量破解制约瓶颈 |
四、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
五、注重精神财富的积累 |
第七章 现实分析(一):甘肃农村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贫困现状及特征 |
一、贫困的区域性特征 |
二、贫困的人口性特征 |
第二节 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
一、生产方式制约 |
二、自然条件制约 |
三、历史基础制约 |
四、体制机制制约 |
五、主导产业制约 |
六、人口因素制约 |
第八章 现实分析(二):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内在矛盾与有利条件 |
第一节 甘肃农村反贫困的内在矛盾分析 |
一、扶贫与开发的矛盾 |
二、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
三、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
四、投入与需求的矛盾 |
五、上层设计与底层实际的矛盾 |
六、扶民与扶县的矛盾 |
七、扶村与扶人的矛盾 |
八、放权与治村的矛盾 |
九、教育与就业的矛盾 |
十、发展与稳定的矛盾 |
第二节 现行反贫困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农内扶贫,产业延伸能力不足 |
二、政府主演,社会力量参与不够 |
三、以情识扶,扶贫精确程度不高 |
四、就贫扶贫,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
五、利益多元,协调整合扶贫不够 |
六、观念落后,思想教育扶贫滞后 |
第三节 甘肃扶贫开发面临的有利条件与历史机遇 |
一、地理区位条件 |
二、自然资源条件 |
三、文化资源优势 |
四、发展基础条件 |
五、政策叠加机遇 |
第九章 研究整合:甘肃农村反贫困与全面小康建设的对策思考 |
第一节 瞄准小康目标,找准脱贫关键 |
一、瞄准小康目标,明确任务责任 |
二、找准关键问题,破解主要难题 |
第二节 调动积极因素,增强脱贫动力 |
一、广开帮扶渠道,整合投入力量 |
二、完善参与机制,发挥主体作用 |
三、深化土地改革,推进现代发展 |
四、发展合作组织,壮大集体经济 |
五、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脱贫意志 |
六、强化教育培训,开发人力资源 |
七、加强城镇建设,带动乡村发展 |
第三节 改善发展环境,夯实脱贫基础 |
一、建设基础设施,提升硬件环境 |
二、加强组织建设,改善领导环境 |
三、加强民主法治,改善治理环境 |
四、加强生态建设,改善发展环境 |
第四节 广开增收渠道,拓展脱贫路径 |
一、培育特色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二、完善农村金融,增强金融支撑 |
三、壮大劳务经济,增加工资收入 |
第五节 完善帮扶机制,增强脱贫保障 |
一、增强项目弹性,契合实际需求 |
二、完善后续保障,促进持续发展 |
三、完善民生保障,兜底特困群体 |
四、关注特殊群体,促进发展公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中国农村金融联结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概念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1.2.1 金融联结 |
1.2.2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
1.2.3 农户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5 研究所用的理论与方法 |
1.5.1 研究所用的理论 |
1.5.2 研究方法 |
1.6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6.1 本文可能创新之处 |
1.6.2 本文研究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2.1 关于中国农户贷款问题的文献回顾 |
2.1.1 基于农户视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2 基于农业视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3 基于农村金融市场视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4 讨论与结论 |
2.2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联结的文献综述 |
2.2.1 金融联结机理的文献综述 |
2.2.2 金融联结形式的文献综述 |
2.2.3 金融联结效果的文献综述 |
2.2.4 金融联结风险控制的文献综述 |
2.3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联结的文献综述 |
2.3.1 金融联结机理的文献综述 |
2.3.2 金融联结形式的文献综述 |
2.3.3 金融联结效果的文献综述 |
2.3.4 金融联结风险控制的文献综述 |
2.4 国内外研究的归纳与评述 |
2.4.1 研究的进展 |
2.4.2 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农村金融联结机理、模式的理论分析 |
3.1 金融联结问题的提出 |
3.2 金融联结的机理 |
3.2.1 金融联结与信息不对称 |
3.2.2 金融联结与抵押担保 |
3.2.3 金融联结与特质性成本 |
3.2.4 讨论与结论 |
3.3 金融联结模式的理论分析 |
3.3.1 基于正规金融机构视角的分析 |
3.3.2 基于乡村中介视角的分析 |
3.3.3 基于农户视角的分析 |
3.4 金融联结模式的稳定性分析 |
3.4.1 基于乡村中介视角的分析 |
3.4.2 基于农户视角的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农村金融联结的参与主体分析 |
4.1 正规金融机构的选择及分析 |
4.1.1 农村正规金融服务整体现状分析 |
4.1.2 主要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涉农信贷业务分析 |
4.1.3 讨论与结论 |
4.2 乡村中介的选择及分析 |
4.3 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联结模式的案例分析 |
4.3.1 农业供应链上生产者主导的金融联结模式案例 |
4.3.2 农业供应链上购买方主导的金融联结模式案例 |
4.3.3 协调组织推动型金融联结模式案例 |
4.4 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联结模式的案例分析 |
4.4.1 甘肃省“农行+扶贫办+双联干部+贫困农户”模式 |
4.4.2 宁夏自治区“银行信贷+农民互助资金社+农户”模式 |
4.5 金融联结案例的比较与评价 |
4.6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农村金融联结的效果分析—— 以专业合作社为核心联结中介为例 |
5.1 专业合作社作为联结信用载体的基础 |
5.1.1 专业合作社信贷交易的治理结构 |
5.1.2 专业合作社作为信用载体的政策保障 |
5.1.3 专业合作社作为信用载体的担保优势 |
5.2 评价金融联结效果的原则 |
5.2.1 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改善 |
5.2.2 正规金融机构财务的可持续性 |
5.2.3 金融联结的社会功能 |
5.3 农户行为与金融联结效果的关系分析 |
5.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金融联结效果分析 |
5.4.1 结构方程的原理思想 |
5.4.2 文献回顾、研究假设与模型建立 |
5.4.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5 参与联结的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分析 |
5.5 专业合作社对提高金融联结效果的作用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农村金融联结的风险分析 |
6.1 农村金融联结的风险形成及传递机理分析 |
6.2 农业风险防范 |
6.2.1 农产品市场风险控制 |
6.2.2 农业生产风险的防范 |
6.3 乡村中介违约风险防范 |
6.3.1 乡村中介的准入选择 |
6.3.2 乡村中介的担保机制 |
6.3.3 乡村中介的利益保障机制 |
6.4 农户违约风险防范 |
6.4.1 农户准入选择 |
6.4.2 农户的抵押担保机制 |
6.4.3 农户的利益保障机制 |
6.5 农户合作经济组织风险防范 |
6.6 银行操作风险的防范 |
6.6.1 联结资金流的控制 |
6.6.2 物权质押风险控制 |
6.6.3 人为操作风险控制 |
6.6.4 强化银行的信息平台建设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总结与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民族地区 |
二、贫困、贫困线 |
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 |
四、反贫困、积极型反贫困 |
第二节 积极福利理论概述 |
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背景 |
二、积极福利的概念与特征 |
第三节 积极福利理论介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意义及分析框架 |
一、积极福利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议题的意义 |
二、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维度 |
第三章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变迁 |
一、救济式反贫困的起步阶段 |
二、体制改革推动的反贫困阶段 |
三、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反贫困阶段 |
四、反贫困攻坚阶段 |
五、综合扶贫阶段 |
六、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化发展阶段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现行政策——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
一、案例选择 |
二、资料获取 |
三、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反贫困政策现状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与存在问题 |
一、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 |
二、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的问题反思 |
第四章 民族地区农村传统型反贫困的制度缺陷分析 |
第一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主体缺陷分析 |
一、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局限 |
二、企业、社会组织反贫困参与的缺位 |
第二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客体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范围 |
二、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的困境 |
三、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缺陷分析 |
第三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方式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表现 |
二、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分析 |
第五章 两种扶贫范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一节 巴西印第安人反贫困主体责任关系的均衡 |
一、巴西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巴西反贫困责任主体采取的积极措施及其成效 |
三、巴西印第安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对我国的启示 |
第二节 印度农村反贫困计划的选择性与精准性 |
一、印度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印度农村贫困的制度分析 |
三、印度农村反贫困项目的精准实施 |
四、印度农村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三节 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依赖性 |
一、澳大利亚反贫困教训反思的背景与依据 |
二、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现状 |
三、澳大利亚土着民贫困的原因分析 |
四、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六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设计 |
第一节 参与与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架构 |
一、政府主导: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责任主体 |
二、多元架构: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 |
第二节 补缺与瞄准:反贫困客体目标选择 |
一、普惠式福利向补缺式福利的转变 |
二、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重构 |
第三节 增能与就业:反贫困政策方式转变 |
一、回应西方语境中的“福利依赖”:破除“中国式福利依赖” |
二、事前干预社会风险 |
三、推动民族地区农村“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 |
第七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 |
第一节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 |
一、政府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中的主导角色 |
二、建立企业扶贫的新格局 |
三、社会扶贫的适应与兴起 |
第二节 反贫困目标瞄准路径 |
一、资金瞄准:扶贫贴息制度的完善 |
二、项目瞄准:简政放权为贫困户“量身定制” |
三、过程瞄准:对贫困户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估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牧民增能与就业 |
一、农牧民健康素质与劳动力素质提高 |
二、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完善与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
三、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保障农牧民高效就业 |
四、农牧民自主创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学术论文 |
三、外文文献 |
四、学位论文 |
五、中文报纸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9)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2.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机制相关概念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辨析 |
2.2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
2.3 小结 |
3. 国内外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的实践及其启示 |
3.1 国外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的实践及其启示 |
3.2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在中国的相关实践及其启示 |
3.3 小结 |
4.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发展的实证分析 |
4.1 选择山东作为研究样本区域的原因 |
4.2 调研数据的来源、抽样方法和样本说明 |
4.3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总体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
4.4 社员和管理人员对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的看法及期望 |
4.5 小结 |
5.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筹资机制及产权制度的分析与优化 |
5.1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筹资机制分析 |
5.2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产权制度分析 |
5.3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筹资机制及产权制度的优化 |
5.4 小结 |
6.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管理机制的分析与优化 |
6.1 外部管理机制分析 |
6.2 内部管理机制 |
6.3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管理机制的优化 |
6.4 小结 |
7.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营机制的分析与优化 |
7.1 借款状况分析 |
7.2 还款状况分析 |
7.3 小组联保状况分析 |
7.4 收益分配状况分析 |
7.5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营机制的优化 |
7.6 小结 |
8.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贫困瞄准机制的分析与优化 |
8.1 扶贫对象的界定与识别 |
8.2 贫困户扶持政策分析 |
8.3 贫困户参与度分析 |
8.4 贫困户借款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8.5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贫困瞄准机制的优化 |
8.6 小结 |
9.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风险监管机制分析 |
9.1 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面临主要风险及产生的原因 |
9.2 风险监管的定义和目标 |
9.3 风险监管体系分析 |
9.4 外部风险监管的组织行为分析: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 |
9.5 风险监管机制的优化 |
9.6 小结 |
10. 个案研究 |
10.1 成功案例--“王家泉模式”分析 |
10.2 失败案例—“青云模式”分析 |
11.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11.1 研究结论 |
11.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1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负责人调查问卷 |
附件 2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社员调查问卷 |
附件 3 贫困户借款意愿调查问卷 |
附件 4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几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研究目的 |
1.3 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 |
1.4 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框架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来源 |
1.6 创新、不足与改进 |
1.6.1 可能的创新 |
1.6.2 不足之处 |
1.6.3 改进方法 |
2. 理论综述与研究回顾 |
2.1 农户小额信贷的定义 |
2.2 小额信贷相关理论依据 |
2.2.1 金融抑制论、农业信贷补贴理论与小额信贷 |
2.2.2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与小额信贷 |
2.2.3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与小额信贷 |
2.2.4 普惠金融体系理论与小额信贷 |
2.2.5 信贷配给理论与小额信贷 |
2.3 国内外小额信贷研究综述 |
2.3.1 关于小额信贷机构的研究 |
2.3.2 关于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的研究 |
2.3.3 关于小额信贷利率的研究 |
2.3.4 关于小额信贷作用的研究 |
2.3.5 关于小额信贷立法和监管的研究 |
2.3.6 关于小额信贷政策扶持的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2.4.1 研究的成果 |
2.4.2 研究的不足 |
3. 国外小额信贷实践及启示 |
3.1 小额信贷起源及发展 |
3.2 国外小额信贷模式介绍 |
3.2.1 发展模式 |
3.2.2 机构模式 |
3.2.3 贷款模式 |
3.2.4 利率模式 |
3.2.5 监管模式 |
3.2.6 扶持模式 |
3.3 国外小额信贷发展趋势 |
3.4 国外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
3.5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及其启示 |
3.5.1 印度小额信贷模式 |
3.5.2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经过 |
3.5.3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原因分析 |
3.5.4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经验教训 |
3.6 本章小结 |
4.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
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 |
4.1.1 萌芽阶段(1981~1993年) |
4.1.2 试点初期阶段(1993~1996年) |
4.1.3 项目扩展阶段(1997~1999年) |
4.1.4 农村信用社全面介入阶段(1999~2005年) |
4.1.5 正规化、制度化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 |
4.2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现状及特点 |
4.3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效分析 |
4.4 中国小额信贷支农存在的问题 |
4.4.1 总体上存在的问题 |
4.4.2 各类小额信贷机构支农存在的问题 |
4.5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实证分析——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
5.1 调查样本来源 |
5.2 农户经济行为特征 |
5.3 对农户的分类 |
5.4 农户信贷需求类型 |
5.5 农户信贷需求特征 |
5.5.1 总体需求特征 |
5.5.2 不同类型农户信贷需求特征 |
5.6 外生信贷限制条件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 |
5.6.1 外生信贷限制条件的理论分析 |
5.6.2 外生信贷限制条件的实证分析 |
5.7 中国农户信贷利率承受能力分析 |
5.7.1 问卷调查法 |
5.7.2 收支平衡法 |
5.7.3 结论 |
5.8 本章小结 |
6. 农户小额信贷供给实证分析——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 |
6.1 调查样本来源 |
6.2 农户小额信贷供给现状 |
6.2.1 资金来源 |
6.2.2 信贷额度 |
6.2.3 贷款方式 |
6.2.4 贷款投向 |
6.2.5 贷款期限 |
6.2.6 贷款利率 |
6.2.7 办贷时间 |
6.3 农户小额信贷机构收支分析 |
6.3.1 农户小额信贷机构财务收入 |
6.3.2 农户小额信贷交易成本 |
6.4 农户小额信贷盈亏平衡利率测算 |
6.4.1 农户小额信贷盈亏平衡利率模型介绍 |
6.4.2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盈亏平衡利率测算——以茂名市农信社为例 |
6.4.3 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小额信贷利率心理底线测算 |
6.5 盈亏平衡利率r_0的实证比较分析 |
6.5.1 盈亏平衡利率r_0与其它利率的比较 |
6.5.2 农户小额信贷盈亏平衡利率(r_0)偏高的原因分析 |
6.6 利率市场化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影响实证分析 |
6.6.1 政策执行情况 |
6.6.2 贷款变化情况 |
6.6.3 结论 |
6.7 本章小结 |
7. 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与农户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以广东省茂名市农村征信体系建设为例 |
7.1 农村征信体系研究文献综述 |
7.1.1 国外农村征信体系研究概述 |
7.1.2 国内农村征信体系研究概述 |
7.1.3 对国内外农村征信体系研究的评述 |
7.2 中国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现状 |
7.3 中国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7.4 标准化的农户征信管理系统构建 |
7.4.1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设计理念 |
7.4.2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框架 |
7.4.3 农户信用信息指标体系 |
7.4.4 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更新 |
7.4.5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应用 |
7.4.6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主要特点 |
7.4.7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作用理论分析 |
7.5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应用的实证分析 |
7.5.1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应用前的农户小额信贷实践——信用村镇建设 |
7.5.2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应用情况 |
7.5.3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应用效果分析:贷款交易成本视角 |
7.6 农户征信管理系统在广东省其它地区应用情况介绍 |
7.6.1 郁南模式 |
7.6.2 梅州模式 |
7.7 本章小结 |
8. 中国农户小额信贷有效模式选择 |
8.1 总体思路 |
8.1.1 指导思想 |
8.1.2 基本原则 |
8.2 发展模式 |
8.2.1 总体模式 |
8.2.2 运行机制 |
8.3 组织机构模式 |
8.3.1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主力军 |
8.3.2 商业银行:大银行可做小业务 |
8.3.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兼顾发展速度与规范稳健 |
8.3.4 NGO:逐步过渡到准公益性制度主义 |
8.3.5 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金融机构与农户的双向综合服务平台 |
8.3.6 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规范化发展 |
8.4 资金来源模式 |
8.4.1 农村信用社 |
8.4.2 商业银行 |
8.4.3 村镇银行 |
8.4.4 小额贷款公司 |
8.4.5 农村资金互助社 |
8.4.6 NGO |
8.4.7 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 |
8.4.8 民间资本 |
8.5 农户征信模式:全面推广应用农户征信管理系统 |
8.5.1 构建农户征信相关法规体系 |
8.5.2 构建农户征信管理组织保障机制 |
8.5.3 构建农户信用信息跨部门采集和共享机制 |
8.5.4 构建对农户征信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应用机制 |
8.5.5 构建长效宣传培训机制 |
8.5.6 构建监督检查考核机制 |
8.6 农户贷款模式 |
8.6.1 运作机制 |
8.6.2 贷款条件 |
8.6.3 贷款种类 |
8.6.4 贷款额度 |
8.6.5 贷款用途 |
8.6.6 贷款期限 |
8.6.7 贷款利率 |
8.7 信贷保险模式 |
8.7.1 政府主导模式 |
8.7.2 市场主导模式 |
8.8 扶持模式 |
8.8.1 法律法规保障 |
8.8.2 财政政策支持 |
8.8.3 货币政策引导 |
8.8.4 金融生态建设 |
8.9 监管模式 |
8.9.1 监管原则 |
8.9.2 监管重点 |
8.10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宁夏农行在南部山区积极推行《小额扶贫贷款证》试点工作取得成功(论文参考文献)
- [1]陕西省农业银行精准扶贫模式研究[D]. 夏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2]中国农业银行SY分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D]. 闵晗.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信贷减贫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D]. 常玉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微型金融反贫困效应的影响研究[D]. 刘倩.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D]. 杨智. 兰州大学, 2016(08)
- [7]中国农村金融联结模式研究[D]. 段小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08)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D]. 柳颖. 南京大学, 2015(07)
- [9]山东省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机制研究[D]. 高杨. 山东农业大学, 2014(11)
- [10]当前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几个问题研究[D]. 严青.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