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菁[1]2004年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着眼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整体性研究，首先对国外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模式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借鉴。同时以国内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集体为研究对象，以其内部管理现状为基础，构建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具备的合理模式，为我国建设中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论文以研究型大学管理目标、管理权力、管理策略、管理组织、管理内容为主要组成部分，首先解构了美国、德国、英国研究型大学管理模式的特性，并进行了分析和借鉴；其次对我国建设中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管理模式进行解构，分析利弊，并对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改革个案加以评述，为新模式构建提供经验和教训；最后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综合以上内容，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研究型大学理想的内部管理模式。内容包括了目标模式、管理策略模式、权力模式、组织模式、内部行政管理和内部学术管理模式。模式的诞生将对我国发展中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卞良[2]2017年在《中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级学院研究是大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的分权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学治理关系发生调整;治理理念逐渐进入中国大学乃至二级学院领域,二级学院管理体制改革逐渐兴起并不断深化,给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带来了新的严峻考验。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的内部治理体系,最大限度的调动其办学积极性、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本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法和实证定量研究法,从“结构”与“文化”相结合的范式出发,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实现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善治”为最终目的,展开相关研究。首先,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治理”、“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概念界定明确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高等教育理论、治理理论、组织理论及其适用性进行了分析。随后,从纵向上对国外大学内部的主要学术组织进行了介绍,从横向上对以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外大学及其学院内部治理情况和特点进行了概述,探究、挖掘出了六点启示。接着,总结了中国大学二级学院管理体制历史变迁的七个阶段,探讨了分权趋势下中国研究型大学改革及其带来的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职责的扩大,分析了中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职责背后其所拥有的五种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学生权力以及相应的权力主体、权力来源,从治理主体、权力配置、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服务模式四个方面指出了现阶段中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存在的严峻问题。为了挖掘国外大学及其学院内部治理呈现不同模式以及中国大学及其二级学院管理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模式的根本原因,找出其作用因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出现的严峻问题,本研究对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方面,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叁级编码初步探究了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初步构建了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影响因素模型,利用“利益相关者”和“行动者”这两个概念,初步构想了模型中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另一方面,采用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效度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深入剖析了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因素维度、影响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等,进一步完善了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影响因素模型即“五角星模型”。最后,提出了完善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的五点对策建议。即行动者策略:建立“五位一体”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环境策略:营造内部治理的良好外部环境;目标策略:以善治为理念,以SMART为原则,合理建构二级学院目标;结构策略:通过顶层设计、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资源策略:合理加强资源的获取、配置及转化。
赵莉[3]2016年在《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研究》文中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内容,对研究型大学而言,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特殊意义。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创新能力成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调查研究,梳理当前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尝试得出提高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相关对策措施。鉴于目前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较多关注人才培养结果质量和教学过程工作质量,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理念更新、人才培养模式选择创新等方面。通过对人才培养质量相关因素的分析,找到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而构建人才培养质量的模型,提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相关策略。在人才培养目标中,突出对本科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培养理念上凸显以学生为本,以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为本。鉴于创新能力培养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重要地位,在包括价值引导、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体系中,对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进行重点研究,并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为例,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行实证分析。在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围绕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从促进教学科研互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深化大学内部治理、利用国际化教育资源等方面,开展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本选题突破了以往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狭隘认识,从社会需求与学生需求分析的视角来考察培养目标与实际需要的一致性,通过分析培养目标设计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使得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从原来被动的关注人才培养结果质量,而往前追溯到培养目标设计质量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更加关注了以前被忽视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更加关注了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深层互动关系,丰富了人才培养质量概念的内涵。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在深刻认识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出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同时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使之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1章绪论。论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评析,介绍了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创新点,并对全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作了说明。第2章基本理论。对人才培养质量、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等全文的基本概念作了界定。分析了质量研究的不同视角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取向,考察了人才培养质量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系。对研究型大学概念的提出和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作了梳理。分析了人才培养质量的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提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着重在教学层面上落实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第3章人才培养目标。研究型大学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突出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要将学生创新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重点。树立适合创新能力培养、能够发挥研究型大学优势的教学观和学习观,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创新。第4章人才培养质量案例分析。以某研究型大学开展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为研究对象,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人才培养质量研究假说并构建模型,确定模型的指标选择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开展了以学生能力提高和创新性标志成果为质量指标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学生的深度访谈和定性分析,探究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第5章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路径探索。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从大学、学生、教师、社会、国际交流等多个层面,提出了促进教学科研互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深化大学内部治理、推进国际化进程等具体措施。第6章结论与展望。人才培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实际培养出的人才是否与社会、个人需求相一致,是否与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叁者的吻合程度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创新能力培养是研究型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点,也是研究型大学发挥教育资源优势的着力点。当前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新意识薄弱、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明晰和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是检验大学教育质量的核心,而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投入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张夏莹[4]2007年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与管理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大学必须要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快速、协调、持续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调整基本完成，而如何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国际化高等教育的变化要求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就成为了我国目前高校改革的关键任务。研究型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可以加快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弊端，传统的高校组织结构已经严重束缚和阻碍了高校的快速发展，如层级结构不够科学；行政化现象严重；协调机制不健全：基层学术组织体制呆板、职能狭窄等诸多问题的存在，统统都制约了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过于缓慢的话，就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水平化的社会要求，则必将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兴衰，从而关系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所以，如何优化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我国一流高校的整体管理水平，就成了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组织结构的基本理论出发，首先分析和界定了组织结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相关概念及理论；其次，介绍了美国及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特征，从中比较得出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组织结构与管理优化的初步设想。再次，分析归纳了世界着名的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北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与管理优化的成功经验，并以我国浙江大学为个案进行了初步设想的应用。同时，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当前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与管理的优化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及优化方略，并创造性的提出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与管理的基本模型。
韩强[5]2015年在《中国大学学部制改革及其思考》文中指出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作为组织的大学,不仅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组织特性和结构特征,而且是多种属性的集合体。其中学术属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科层属性是在为学术属性服务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非本质属性,承担学术研究与传授知识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存在的最低限度要求和最基本社会使命。与此相应,大学组织结构主要由学术组织结构和管理组织结构两部分构成,其中学术组织结构是大学组织的核心结构,管理组织结构主要是学术组织结构的辅助和服务结构。学部就是在西方大学学术组织结构演变中形成的重要学术组织,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学部经历了从产生——发展——改革——再发展的变革与调整过程。时至今日,学部依然是众多西方大学中重要的学术组织,学部制仍然是西方大学中重要的学术组织结构形式和管理模式。中国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大学的学术组织结构和管理组织结构模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信息化大背景和中国社会快速变革时代的外部环境下,以学院制为主要学术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中国大学,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失衡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大学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的主要问题。无论是国家层面不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意志,还是跨学科研究不断加强的趋势,抑或是大学内部学术组织不断要求学术自由的心声,都要求中国大学进行以学术组织变革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与创新。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部分研究型或综合性大学基于进一步激发内部学术组织创新活力,推动学术力量整合,增强学术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彰显学术自由之目的,借鉴世界先进大学的经验和做法,陆续启动了学部制改革。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叁所不同类型的大学学部制改革实践情况进行了呈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学部制改革的学理支撑、类型划分和改革路径叁个方面对中国大学学部制改革进行了学理层面的分析与解构,最后基于第叁者的视角和主观的判断对学部制改革的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提出学术自由、人本精神和管理高效是学部制改革的叁大学理支撑；学部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叁种类型,即从组织特性上把学部划分为行政性组织和学术性组织两大类,从组织结构和权力类型上把学部划分为实体型、虚体型和实虚结合型叁种类型；学部制改革主要有整体性改革、局部性改革和试点性改革叁条路径。学部制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彰显了学术权力、克服了学科划分过细、提高了管理效能、改变了人才培养模式四个方面；由于学部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着配套政策不健全、校内管理体制不顺畅、干部教师不支持等障碍,造成目前学部制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疑惑,主要体现在学部制改革是否必要、学部的设置是否合理、学部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学部的层级结构是否合适、学部的组织架构是否合理、学部的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六个方面。虽然中国大学进行学部制改革利弊共存,得失共有,但对待这一关涉中国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重要改革的正确态度应是：进一步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紧抓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机遇,以世界先进大学为榜样,善于发现问题和不足,善于学习经验和做法,坚持并积极推进学部制改革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未来中国大学进行的学部制改革不仅要体现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还要与现代组织管理的扁平化发展趋势相适应,更要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相协调,即中国大学进行学部制改革后建立的学部既是能充分体现大学学术自由、保障教授治学和民主高效管理的组织结构模式,也是适应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大学内部治理制度设计。
李卫东[6]2010年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文中指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特点,实行内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对校内某些领域实行优先投入,达到特定组织目标的一种组织行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管理策略,也是一种大学组织行为,主要包括大学的公共建设、学科建设、重点项目建设以及人才建设等。我国大学近十几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组织结构、组织任务、组织文化等日益复杂。大学必须以其有效的绩效回应外界的要求,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大学面临两种看似矛盾的资源环境：一是大学近年来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作用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资源；二是与大学资源不断增加相比,大学组织内部仍然处于资源短缺的状态之中,主要是由于成本上涨和大学组织目标的无限性所造成的,资源约束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资源短缺将会对决策起到支配性作用”。一般来说,大学通常通过内部的调整来适应外部变化,包括调整任务、结构和战略目标。大学需要确定一个任务的优先顺序,保证优先满足那些它认为重要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组织的行为同时还必须符合大学组织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价值追求。因此,大学在发展战略中要确定发展重点,合理配置对大学来说非常紧缺的资源。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自身发展的理性行为,也是大学组织应对外部要求和压力尤其是大学之间竞争的策略之一大学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层面(学校层面)的大学组织行为,它涉及到大学组织资源的配置,不仅资源数量巨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组织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决策机制,反映了大学组织中组织成员行动的制度环境。这种大学组织行为的主要特点有：其行为主体是大学组织,是学校层面的组织行为；其行为本质属性是大学内部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其行为机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行政机制,以顶层设计为起点,以学校的行政力量推动；其行为价值取向是绩效取向；其行为目的是指向大学特定的组织目标。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类型主要有叁种：以大学组织目标为导向的、以知识创新为导向的和以学科发展为导向的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在大学组织内部形成了激励效应、精英效应、重点效应,造成了大学内部的分化,主要是人员分化、学科分化以及权力分化。在实践中,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存在公平问题、效益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制度问题,而要改进大学内部重点建设,应首先分析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析应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大学组织中的人的维度,即个体、群体和组织；二是从大学组织的结构要素维度,包括组织动力、组织结构、组织决策、组织文化。在组织行为动力方面,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行为动力主要来自于合法性机制,即大学采取内部重点建设是大学组织内外部环境的要求,是大学为了取得政治的、社会的和内部的合法性而采取的理性行为；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另一种动力机制是竞争性机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展开对合法性和人才资源的竞争。在大学组织内部,由于不同群体的角色、需求、地位以及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中的收益不同,对其认知态度各不相同,形成了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动力和阻力。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决策过程中,由于资源与权力的双向循环特点,大学中掌握资源较多的单位、群体和个体获得较大权力,而这又加固了他们在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中获取大学公共资源的能力。大学重点建设的决策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协商的过程,其中存在讨价还价、游说、寻租等组织政治活动。在组织结构方面,大学组织的管理结构、学术组织结构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产生影响,两种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要求组织行为进行适应。在组织文化方面,大学的组织文化潜在地规定了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而其中管理文化、学术文化以及大学组织的文化内在地存在冲突,大学内部重点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文化因素,进行文化的整合。针对大学内部重点建设的影响因素,其改进策略在原则上一要关注大学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关注大学组织的人的因素,叁是要关注与大学组织行为密切相关的组织决策、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在具体的资源配置策略上,本文提出,大学应守护大学核心价值,建立共同愿景；建立稳定、公开的大学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围绕知识创新配置大学公共资源；引入外部评价,建立“利益无关者”学术评价机制；调整组织结构,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与合作的环境；发挥大学公共资源的保障作用,防止大学内部过度分化。本论文试图通过研究大学的一项具体的组织行为,关注大学组织的结构和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通过对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学组织行为的解析,归纳、总结出了影响大学组织行为的因素,进而提出大学组织行为分析的基本理路,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组织发展中大学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的发展趋向,进而更好地理解大学组织和学术发展的规律,为大学管理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和视角,促进大学的组织发展。
丰硕[7]2016年在《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传承和拓展文明的学术组织,大学肩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发挥着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公立高校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阵地,关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效益和质量。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高校自身的健康成长,当然要从高校的内部做起。因此,做好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创新研究,深入推进高校治理改革实践是破解“钱学森之问”,践行高校使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殊时代背景下,推动公立高校内部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绪论。介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论文结构,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的不足。第一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理论层面解决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分析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框架问题,即将治理的一般性原理、中国情境下治理体系的嵌入性分析工具以及中国公立高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实践相结合,在规范限定本研究所涉及的“大学治理”“公立高校”“治理体系”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按照“价值——制度——行动”这一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明确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分析和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价值构成。“价值”的定位是构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组织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价值”不仅关系到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更关系到组织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规范的确立。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价值构成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从现代大学的功能价值和精神价值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立高校政治价值的特殊规定性,明确公立高校自身的价值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揭示现实中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这些价值取所要正视和面对的价值偏离问题。第叁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制度对于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效的治理必须要以稳定的制度结构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作为基础、保障和动力。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现代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在明确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理想化制度结构的基础上,介绍和分析当前公立高校内部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学术自主管理制度的现实样貌,同时分析和揭示当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在制度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第四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行动模式。从价值层面的引领,再到制度层面的设计和安排,最终都将落脚于具体的治理行动之中。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行动模式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从治理的行动模式区别于传统管理的特殊性角度,结合自主治理的基本原则,设计并提出了带有自主行动特征的公共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理想行动模式,并在对当前公立高校内部以决策、执行、参与和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行动模式进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查找和分析阻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有效行动的主要因素。第五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优化的实现路径。本章在综合前文论述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价值路径、制度路径与行动路径叁个维度,探讨未来进一步优化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可以进行创新和改革的具体领域,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恩允[8]2014年在《治理理论视阈下的我国大学院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主要是以管办评分离为重点，改革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可见，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改变，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活力进一步释放，未来高校面对的关系重心不再是与政府的矛盾关系，而是与社会的合作关系；高校将会进一步实现权力重心下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激发内部组织活力，以内部改革促进学校的整体转型或特色发展。大学的宏观管理目标确立之后，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主体在于学院，院系的健康发展是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现代大学治理研究的核心应该是院系治理，大学治理的重心将从大学管理体制转向到院系运行模式，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走向“现代学院制度”的必然选择。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了大学学院制改革，大学基本形成了校、院、系叁级办学体制，扩大了二级学院的办学和管理的自主权，实现了管理重心的下移，提高了管理效能。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学校权力的下放不够坚决，权力配置不够均衡，权责对应不够清晰，权力冲突时有发生，学院自主权缺乏，内源性制度建设薄弱，等等，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束缚了学院发展活力，影响大学教育质量。可见，大学办学自主权逐级下放之后的首要问题，是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尤其是学院治理结构，以优化的结构提升办学的功能。从组织结构来说，院系与大学是一种隶属关系，但从组织属性而言，院系又有自身的规定性，有其自身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理。可以说，院系治理兼具宏观与微观、部分与整体的统一特性，院系治理既是大学治理的最终落脚点，又是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载体。学院是一个以学术权力为引领，以政治权力为导向，以行政权力为保障，以经济权力为杠杆，以象征性权力为精髓的学术团体。本研究试图借鉴国外大学治理模式和中国大学学院治理的现状，借助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学术主导、分类驱动和综合改进”的现代大学院系治理机制，探索现代大学学院制度建设。在学院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上破除大学行政体制在学院的复制，破除叁级权力体系在院系的科层式复制，彰显学术权力，回归学院学术本位，构建以师生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权力互动的多元治理结构，建立立足于院系学术组织特征和根本职能的协同治理机制。在这一研究中，核心概念是权力，核心权力关系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本论文运用多学科的观点，梳理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概括大学院系治理的基本要素和价值取向，借助场域理论分析工具，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当前不同类型院系治理结构和机制问题。并在借鉴国外院系治理的先进理念，结合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院系治理模式提出构想。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介绍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相关概念的梳理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部分，即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大学院系治理的基本精神。通过对叁种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对学院治理的适用性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炼出大学院系治理的基本要素及其价值理念，为院系治理研究明确方向和路径。第叁章为现实解读部分，运用田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场域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以权力配置与运行机理为基本线索分析了我国大学院系现有叁种主要管理模式中的权力互动机制及其现实困境。第四章为比较研究部分，对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五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特点和学院制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时对2011年教育部启动的试点学院改革的状况、经验和困境进行了调研和分析，以期为当前学院治理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与示范。第五章为改革构想部分，根据理论背景、时代需求和学院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使命-功能-结构”的判定模式，将学院进行了叁种类型的划分，提出学术主导、分类驱动和综合推进的治理改革设想。最后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指出论文的不足和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谢辉[9]2012年在《基于学科的中国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大学规模的扩张以及现代知识分化与综合的悖论式发展模式,使得以探求“高深知识”为目的的大学组织必然性地发生变革。大学的院系,是大学管理层级中的核心部分,是大学实现自己叁大职能的组织保障。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设置改革,既是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又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甚至是世界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新形势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设置当前要面对并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如何有效解决规模扩张与管理效率之间的矛盾；第二是院系设置如何包容与促进学科分化与综合的两种发展趋势。要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就需要我们对一些现实问题作出思考与回应：为什么会出现大学院系设置的乱象?大学院系设置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大学院系设置到底要遵循什么原则?大学院系在学校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大学院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应该如何?我国大学院系设置变革历经开端、停顿与活跃等叁个时期,由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不健全、院系设置改革的价值取向不一以及物质条件的制约与现实阻力的困扰,造成我国大学院系设置存在院系设置的依据不清,院系设置随意性大；学校管理缺位,院系权责不清；运行机制的失控化等现象,这些现象可能会削弱了优势学科的实力、造成资源浪费与效率下降以及管理运行机制的失灵。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本质和科层制结构的现实,决定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设置应该遵循知识分化与融合的学科逻辑以及知识管理与科层管理的内在逻辑。也正是基于知识与管理的双重逻辑使得大学的院系设置改革需要借用管理跨度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以及知识创新群理论。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要在遵循教书育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学科发展的行为取向的基础上,按照管理幅度的可及性原则、学科发展与大学目标一致性原则以及权变性与特色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改革。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首先要满足叁个前提性因素：即学校规模要素、门类齐全的学科要素以及学术水平要素。在学科逻辑的背景下,以大学科群或者大学科门类为基石构建学院,以二级学科为单位建立系,同时可以以前瞻性的学科为基础成立特色学院；在管理逻辑的背景下,要强调院系相对独立的实体性地位,合理分配学校、学院以及系的权力,坚持以学术权力为主导性力量。在学科逻辑与管理逻辑的双重作用下,研究型大学的院系运作机制需要关注院系的用人机制、财务机制以及仪器设备共享机制的建立与效率提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中校”模式、浙江大学的“学部制”以及华中科技大学不断完善的“学院制”是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改革的叁种典型模式。叁种模式都非常关注学科的中心地位,但是,总体说来院系中学科的宽窄度、关联度和认受度还不理想,学院数量过多、学科容量过小以及学科结构失调；还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与激励方式的存在,院系设置异化为一种利益分配行为,所以院系的设置还存在盲目从众与攀比以及同质化竞争等现象。今后,我国研究型大学院系设置中需要重点关注几个问题：紧紧抓住大学院系设置变革的实质进行改革,否则会使大学的院系设置在改革中异化；关注不同大学的文化,能否正确处理学科发展中的矛盾是决定院系组织变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注意正确处理院系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实现激励与约束兼容等。
孟芯纬[10]2017年在《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是国家人才储备和供给的保障,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从清末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稳定的“校、院、系”组织结构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是多维的,在建设“双一流”的新形势下,应充分把握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整体样态,加快改革,以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通过对欧美和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发展的历史梳理,反观国内大学组织结构的发展,深入剖析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对权力配置、知识传递和环境交互产生的作用,理清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所表现的特征,发现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呈现由保守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由简单到复杂的整体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大学“去行政化”和建设“双一流”的大背景,对当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现状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权力学术化和运行自主化的趋向。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要从大学组织的公共性与公共定位着手,恢复大学教育的公共理性,使得大学组织从“务实”转向“虚实结合”,才可以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组织结构。
参考文献：
[1]. 我国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研究[D]. 孙菁.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中国研究型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卞良.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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