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梅[1]2003年在《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是以中国东北的豆类为主，于豆石开禁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东北大豆的年总产量居世界60～70%，近代中国出口的大豆，90%产自中国东北，中国大豆及豆制品成为国际市场上富有盛誉的世界性商品。本文论述了1861-1931年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中国大豆叁品出口贸易的起步、发展、盛衰的历史进程，探讨了近代半殖民地经济背景下中国东北经济开发得出的教训与启示。营口开埠后，随着殖民经济掠夺的加剧、移民开发的深入、运输网络的形成以及清末出口政策的改变，东北大豆叁品逐步赶超传统出口商品丝、茶而成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大豆叁品出口贸易也成为中国东北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大豆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成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反映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农业经济的现状。近代中国大豆的大量出口促使中国东北农业经济逐步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促进了近代中国东北外向型农业的产生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活跃；同时突显出伴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原料掠夺及资本输出发展起来的中国大豆出口贸易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虽然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由帝国主义原料掠夺引起的，大豆出口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大豆作为特产出口商品，与其他农产品不同的是具有世界知名度，其走向世界的过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启示我们：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开发农产品出口，发展外向型创汇农业，是带动中国地方农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特色发展道路。
付博[2]2010年在《1840-1949年东北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40年——1949年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是东北地区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也是东北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1861年营口开埠通商以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东北开始卷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在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解体。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日俄战争以后进入活跃阶段,并且从1909年开始常年出超,在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东北的对外贸易来讲,一方面,它长期受列强的控制,特别是受日本和俄国的控制较深,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色彩,“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直接反映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发展的趋势和长远观点来看,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东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积极影响。本文将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1840年——1949年东北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总结这一时期东北对外贸易的特点,并运用事物的二重性原理论述东北对外贸易的影响。
郑元[3]2014年在《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与西方经济思想的输入》文中提出海关贸易报告是由近代海关造册处负责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的一类重要经济资料。报告通过统计数据、文字描述和绘图等形式,介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贸易报告因其种类繁多、数据权威、内容广泛,对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及社会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各种形式的海关贸易报告中,年度贸易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它主要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介绍各年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并对一些重要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由于近代中国海关一直是洋人管理,所以贸易报告主要由他们负责撰写。撰写者的很多经济思想也就反映在了报告之中。晚清时期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体现出了明显的贸易差额论思想。海关希望通过扩大出口和抵制进口来保持中国的贸易平衡。在出口方面,报告重点介绍了茶、丝、草帽辫、大豆、棉花等主要出口品的出口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整顿建议。在进口方面,报告重点介绍了鸦片的销售形势,分析了土药对洋药的抵制和禁烟运动对鸦片贸易的影响。报告还对进口棉制品的销售形势和国产棉制品的发展形势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年度贸易报告非常重视金银的流向,通过不断改进统计方法和分析影响金银流动的因素来更准确掌握它们的去向。报告还对金银比价十分关注,介绍了金银比价的变化情况和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了变化的原因。这体现出了明显的重商主义的特征。报告十分关注铜元的发行和价格变动情况,并运用格雷欣法则和货币数量论等经济思想进行解读。银元在流通领域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在报告中有所介绍。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众多西方的经济思想都对发展贸易非常重视。这一观念也体现在了年度贸易报告之中。报告中强调了发展贸易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来实现贸易的繁荣,并重点介绍了与贸易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铁路、金融和税收等几方面内容。由于近代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是一种权威的经济出版物,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所以它成为了西方经济思想向世界传播的一个重要桥梁和在东方进行应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罗红希[4]2014年在《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近现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不仅政治上复杂,而且经济上也是繁荣与困境并存,内忧与外患同在。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京政府的更替,再到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研究各个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探索每个时期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行为与贸易发展的历程。对外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本文通过考察民国历届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过程,揭示出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困境与艰难。本文在研究各个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首先,研究该时期政府制定的主要对外贸易政策；其次,结合该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探索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再次,研究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效、地位和作用。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对外贸易政策概念的界定、选题的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正文部分按时间顺序包括七大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外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包括：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与洋行势力的垄断,中外贸易形势的新变化,晚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对外贸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等。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北洋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制订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发展的法令法规,拓展对外进出口的外贸政策初步确立,争取关税自主的基本格调逐步形成。最后,总结了北洋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与成效。第叁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步发展。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体系初步构建,出口促进政策体系的逐渐形成,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与关税自主政策的实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成熟。主要包括：关税自主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商检贸易政策框架大体搭建,金融货币政策体系基本构建,海关缉私政策体系初步确立,最后总结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成熟性。第五章主要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艰难与困境。主要包括：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国内外贸易环境,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以抗战为目标的叁项对外贸易政策：外汇及商品管制政策的强化；以抗战为目标的铁路物流运输建设；海关缉私政策进一步加强。最后总结了战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逐渐形成,分析了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并总结出抗战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与影响。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政策逐渐衰落。主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对外贸易的国内外环境,战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消极因素逐渐增强的对外贸易政策,战后对外贸易畸形发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反思。第七章主要总结了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遗留的精神财富,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和借鉴等等。结语：在遵照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注定了难以有大作为的基本格调与态势的前提下,总结了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几个鲜明的特征,得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宋承国[5]2010年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近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联系的不断加强,期货市场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以期货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关系到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提升其服务本国经济的市场功能,是经济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并将其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发展相比较,发掘出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可供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促进意义。中国期货市场萌芽并初创于晚清时期,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艰难发展、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断层、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以及在当代的再发展等若干历史阶段。百余年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是制度变迁的缩影,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不断冲撞与融合的反映。因此对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本文首先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并由此展开。将中国期货市场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其发展历程展开了研究,分析了中国期货市场历史发展的制度原因,总结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为今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其次,在充分挖掘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叁个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纵向研究和梳理,揭示了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动因、发展变化情况、影响和意义,并对其发展规律、特征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使得晚清、民国和共和国叁个历史时期的期货市场成为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尤其是对共和国成立后期货市场的断层和重建时期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重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本文在对近代以来期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梳理的同时,还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市场监管、市场的特点与不足等方面展开了横向地分析和研究。不仅研究了近代以来华商与洋商两个期货市场、物品期货与证券期货两类交易品种、期货与现货两种交易方式,还对不同制度条件下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交易和行市)、市场监管(包括国家立法、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等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比较了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现实运行,总结了期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期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人现代化努力的重要成果,而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发展的高层次体现。然而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服务现货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其次,制度的变迁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期货市场的断续兴衰与国家经济制度变迁休戚与共。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市场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阻碍作用,造成期货市场发展的迟滞乃至断层；再次,期货市场的创新和监管也非常重要。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能,是服务现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尽早建立起包括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在内的完整的期货品种结构。这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控制市场风险,防范期货市场的价格操纵和过度投机导致的功能失效和对经济的破坏。制度创新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廖声丰[6]2006年在《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文中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不断涌现。但以往研究所用资料，多为描述性的文献，缺少比较准确的商品流通量，因而不同学者即使对同一经济区域的研究，所得结论也相差甚大。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关税税收档案，运用长时段与短时段，实证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常关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探讨清代常关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关税起源很早，但明代以前，关税的财政作用不突出。明代钞关的设立，有着明显的财政目的，尽管其财政地位还不突出，但从关税的发展看，处于承前继后的地位。清政府不仅继承了明代的钞关制度，并且进行了许多重要创新，从而形成了一套远比明代钞关制度规范的清代常关制度。关税收入也日益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清朝常关的设立与发展，客观上反映了全国范围内，长距离商品流通的繁荣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常关，也与全国经济布局的变化相一致。在常关与清前期区域经济的关系方面。本文对清代不同时期沿海、沿长江、沿运河、沿淮河、沿边等众多常关税收变化，进行了详细考察，着力探讨各经济区域商品流通的变化与发展。清代前期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使各区域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从而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清代前期，中国经济格局呈现出发展的趋势。本文还通过对一口通商时期常关税收的变化，考察清代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状况。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严格管理外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一口通商时期的初期，常关税收有一个较大增长，后期税收有所下降。但从税收变化所反映出的商品流通看，一口通商时期的清代经济，总体而言，仍循着原有轨迹继续向前发展。近代以后，常关税收急剧下降。它是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关税自主权的日益丧失、近代贸易格局的变迁而不断衰落的。海关税、子口税、厘金的开征以及海关吞并常关，是导致常关衰落的具体原因。清政府对常关的改革，整体而言，见效甚微。在国家主权丧失的条件下，常关改革与其他改革一样，必然陷于失败，这是清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近代以后各区域市场商品流通中，最为活跃的是进出口商品，使海关所属常关税收有明显增加；厘金也在增长。清末常关税收，表面看，在不断衰落，但实际上仍在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曲折地反映在厘金和子口税的增长上。如果换一个视角看，清末常关税实际上是变态地发展着。正是常关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转型，所以，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常关税与厘金一样，依然是民国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
张莉莉[7]2005年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研究（1871-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中日通商关系的正式确立。在近代中日贸易中,中国东北地区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论述了从1871——1931年间东北地区与日本的贸易。甲午战争前双方进行的贸易是相对平等的,但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从我国获取了许多特权,尤其是日俄战争后,几乎独占了东北地区的南部。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与日本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通商关系也随之结束。本文运用了比较和计量方法对这六十年间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对近代日本与东北地区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探讨。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1868年营口开港至1904年日俄战争前东北地区的中日贸易。这一时期由于营口港刚刚开放,而日本资本主义也处于初步确立阶段,所以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的也只是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部分论述了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双方的贸易。日俄战后日本实际上控制了东北地区南部,使双方贸易迅速发展起来,1914年一战的爆发又给日本提供了发展在东北地区贸易的良好机会。因此这一时期是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迅速发展时期。第叁部分中论述了一战结束至“九·一八”事变前双方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一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商品重返东北市场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与东北地区贸易也大受影响,虽有发展但增长不稳定,是双方贸易的曲折发展时期。在第四部分中结合前叁个部分的分析,总结概括了这一时期东北地区中日贸易的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深入分析了东北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供给两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在肯定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在客观上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近代化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强调其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消极阻碍作用。得出了这一时期日本与东北地区贸易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的结论。
梁庆欢[8]2007年在《《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文本解读》文中指出2001年,海关总署办公厅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由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这套大型资料汇编汇辑了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至1948年出版发行的年报和十年报告,以及伪满洲国的外国贸易统计。为研究近代中国和各口岸的贸易情形以及经济变迁提供了莫大的方便。然而,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职位长期由外国人担任,中国近代海关出版的文献资料绝大部分都是英文的,而且版本体例、格式、习惯皆有别于我,有些内容甚至经过加密处理。在出版这套海关史料时,考虑到保持这批海关历史文献原貌的重要性,并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加工整理改动,更没有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种高保真的做法有利有弊,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道很难迈过的门槛,不利于人们广泛、深入地利用和研究这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海关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与开发,其价值远远大于保存与归档。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文献目录学的视角,对170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进行文本解读,深入整理,工于对照,力图理清近代中国海关贸易报告的源流、变迁及其内在发展脉络。全文分为五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缘起,作相关学术史回顾,同时说明本文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重点论述海关年度报告,同时对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和邮政事务通报进行简要分析。第二章,以海关十年报告为探讨对象,采用总体记述与分期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分别述论。第叁章,简介伪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报告内容体例沿革,并与当时国统区的海关贸易报告进行对比研究。结论,简要总结全文,并略述研究心得体会。
岳鹏星[9]2017年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叁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杨娜[10]2010年在《东北沦陷时期大豆生产及其贸易状况研究（1931-1945）》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大豆成为东北重要的农作物,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与东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伪统治,经济发展受到政治的左右。日伪当局根据不同时期需求的变化对农作物生产、贸易进行了不断的调整,极大的影响了大豆等农作物的正常生产、贸易。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东北大豆生产与贸易深受打击,大豆产业整体呈现衰落状态,这对东北经济乃至整个东北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沦陷时期为研究时限,通过对沦陷前、后东北大豆生产及其贸易的具体情况的论述、对比,来对沦陷时期东北大豆进行研究。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东北沦陷前的大豆生产与贸易概况。该部分回顾了东北大豆贸易从起步到繁荣的发展历程,以及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贸易的扩大,大豆生产的相应发展情况,以期有助于与沦陷时期的大豆生产、贸易情况加以比较;第二部分,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农业政策与大豆生产。在这部分中,对沦陷时期的农业生产政策的变化、东北大豆耕种面积、耕种地带、产量及单位面积产量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叁部分,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贸易政策与大豆贸易。该部分分析了在沦陷时期,东北贸易政策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化,及这些因素对大豆贸易的影响,同时对大豆的收购、加工、出口的具体流通情况加以论述。
参考文献：
[1]. 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述论[D]. 胡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 2003
[2]. 1840-1949年东北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D]. 付博. 吉林大学. 2010
[3]. 晚清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与西方经济思想的输入[D]. 郑元.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4].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研究[D]. 罗红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5]. 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D]. 宋承国. 苏州大学. 2010
[6]. 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D]. 廖声丰.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7].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研究（1871-1931）[D]. 张莉莉.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8]. 《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文本解读[D]. 梁庆欢. 厦门大学. 2007
[9]. 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
[10]. 东北沦陷时期大豆生产及其贸易状况研究（1931-1945）[D]. 杨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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