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法[1]2013年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研究说明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叁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叁角(“表—里—值”小叁角和“语—思—文”大叁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叁、四章作铺垫,第叁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叁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叁。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叁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叁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叁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叁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迭,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王厚平[2]2010年在《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曾在中国译界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逾越了中国传统译论以“信”为本,以原文为唯一归依的翻译本体论范畴。本文总的观点是: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是一种较为“激进”但却是在整体上符合美学原理的创新译论,因为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所以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其创造性构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正像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许氏的译论也有其不足和局限性,还有尚待完善的方面,特别是其中的“竞赛论”。但总体观之,许氏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本论文采用了美学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因为美学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姻”关系,而且一般而言,艺术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还因为许渊冲先生一贯坚持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他的翻译理论蕴涵了诸多的美学内容。用美学视角去考察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可以探明他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归依性。因此,本文以美学视角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和观照,通过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在吸纳了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适度借鉴了国外美学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与经由他扬弃和发展的中国传统译论和创造性翻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作者认为,从美学视角考察其翻译实践,许渊冲作为审美主体在其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对审美客体(原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再现了文学文本内在的美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化,从而能较好地服务于他传播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以美学视角为主,其他视角为辅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对于许渊冲繁富的译论体系,单凭一种视角似乎难以探明其合理性。为此,本研究还借助了西方阐释学、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性等理论来论证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为论证上述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探讨。首先,为了能客观地将人们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展现给读者,本文对中国译界对许氏译论持赞赏和反对态度的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作者认为,两派意见尽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因这些意见的大部分论者没有将许氏的翻译理论结合其翻译实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发,忽视了许氏译论所包含的美学内容,所以对许氏译论的批评或赞誉都带有主观偏好,易失之偏颇。通过对许渊冲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和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观点的探讨以及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对比,作者认为许渊冲在文学翻译中追求美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中华文化及文学翻译事业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为把中国文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美推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本文着重围绕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展开叙述和评论。在翻译理论方面,作者就许氏的诗歌翻译理论的“叁美”标准,“优化论”及语言文化“竞赛论”这叁大许氏翻译新论及其翻译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在美学视角下对其译论加以观照,同时对许氏的文学翻译“再创论”,“克隆”论和“超导”论加以论证和分析。本文在指出“叁美”在美学意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同时,也指出了要在译诗时做到“叁美”齐备只是个翻译的理想而已;在翻译时扬长避短的“优化论”作为许氏翻译哲学的方法论之一有其合理的逻辑内核,而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对于语言文化“竞赛论”,作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在语言层面译者展开竞赛,要发挥译语优势以最大限度再现原文的美学内涵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要在文化层面与原文竞赛或译者之间展开竞赛以达到文化间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需对文化竞赛的内容和范围加以界定,否则“竞赛论”在总体上会失之模糊,也使人难以判断谁是这场竞赛的胜出者。作者肯定许氏的“竞赛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但需持论者对该论作进一步的阐发和界定,使之不仅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下的实践意义。“再创论”是许渊冲从前人翻译家如茅盾、郭沫若和朱光潜等吸收文艺美学营养并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得出的翻译理论,在实践该译论时只要译者能确保忠于原文思想内容及精神的前提下,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来考察,都是行之有效的。“克隆”论和“超导”论是许渊冲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及概念试用于论述翻译艺术的理论产物,客观上使他的译论具有了一定的科学内涵形态,在实践上可将它们视为“竞赛论”的某种补充。在论证许氏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效度和可操作性方面,本文选取了许氏两个在中国译界备受争议的译论“叁美”论和“竞赛论”以及一个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再创论”来实证许氏理论是否与其实践保持某种一致性。“再创论”采用的译例主要是许渊冲英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如《诗经》、《唐诗叁百首》、《宋词叁百首》和《元曲叁百首》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也是许先生翻译实践的主要领域。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再创论”的运用使这些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在许氏的译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再现。从美学的角度观察,许译的古典诗歌保留了原诗的意象美和意境美,可见“再创论”是有实践上的土壤和充分的理据的。本文将许氏“叁美”译诗标准在许译的不同体裁的毛泽东格律诗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许译毛诗“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叁美”齐备的译诗只是少数。这说明了“叁美”理论的局限性和许氏“叁美”理论与其实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在“竞赛论”的实践检验中,作者选用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Waley)和许渊冲两家英译的两部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和《道德经》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让中外翻译家主要在发挥译语优势方面展开竞赛。竞赛结果显示,因中国译者许渊冲既发挥了母语优势又发挥了译语优势,在传达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方面胜出一筹,虽然外国译者韦利的译作也有自身的价值和优点。本文同时指出了“竞赛论”在实践上的局限性和不足,尤其是表现在文化层面竞赛在翻译实践上的局限性。其次,本文还以美学视角为切入点,从一般美学、文艺美学及文学美学叁个维度对许渊冲的整个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加以观照,对其翻译理论进行了美学溯源以论证其翻译理论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作者选取了中西美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美学观点进行了历时的纵向梳理,同时对中西美学在审美方式和审美取向上的异同作了横向对比,目的是为了厘清美学上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及中西方各自的美学传统以便更好地探讨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通过对西方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的考证,作者发现许渊冲在美学思想上受济慈和叔本华的影响最深,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他的翻译美学观上。但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包括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构成了许氏翻译美学观的基石。其中古代的孔子、近代的王国维和现当代的鲁迅、朱光潜美学思想对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例如,他的翻译美学观——求美是高标准、尽善尽美(“叁美”)和翻译境界说——是直接吸收上述先贤人物美学思想的产物。作者认为由于许渊冲对中国传统译论遵循了从继承、扬弃、发展到创新这样一个渐次演进的过程,从而把传统译论推向了一个不能再综合的高度而使其走向终结。本文还从翻译思维和中西思维及审美的角度简要地考察了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发现他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翻译境界和翻译美学观基础上的。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中国美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方美学的精华,反映了文学翻译再现美和表现美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在美学上是成立的。再次,本文在探讨了许渊冲先生文学翻译理论美学源流的基础上,结合许先生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推导出许渊冲先生在文学翻译上求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是他翻译美学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许先生中西合璧的求学经历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是他形成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翻译文化观的基础。为了有效地将中华文化的美再现出来和实践他的翻译文化观,许先生在他翻译实践中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作用。本文借助文化翻译的核心概念,即主体能动性和文化阐释,分析了许先生翻译方向(中译外)和翻译文本选择的动因和成因以及他外译中国典籍时所采用的文化阐释行为。在许先生看来,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成为翻译文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译者放弃文字翻译,发挥主体能动性,对文本进行文化阐释和再创使之成为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究其动机,可以发现这是与许先生传播中华文化的用心和跨文化交流意识息息相关的。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可以使两种文化取长补短、相互吸纳对方的优质基因从而形成更有生命力的世界新文化。许渊冲先生中西融合的翻译文化观体现在其翻译实践上就是翻译时最大限度地契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使译品能符合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再现中华文化美是以与世界文化的话语系统对接为前提的。通过与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其他异质文化的充分融合,经过译者文化阐释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许渊冲的文化本位观和文化融入观(中西融合观),即他的翻译文化观,促使其采用了中国人的文化视角能动地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文化本位观使他能充分发挥母语文化优势对《论语》和《道德经》的文化信息进行能动的阐释,多半采用释译,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本的文化内涵;文化融入观使他在目标语形式上保持最大的“归化”,即选用英美读者喜闻乐见的现代英语,最终他在其译品里实现了文化内容和语言形式的中西融合。最后,本文在结论部分探讨了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并对本课题的后续研究作了展望。作者认为,本研究可以为人们从美学视角解读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提供某些新的思路。同时指出本研究在研究的语种范围、研究材料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作品数量庞大,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颇丰,能够为后续从美学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素材,所以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而本研究属于美学与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目前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尚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取得最终成果。总之,本文以美学视角从不同侧面(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文化翻译),即采用翻译研究综合法,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分析后得出了如上结论。
田小勇[3]2011年在《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文中认为本论文选择数字作为一个切入点,结合模糊学理论的主要概念,集中讨论了文学翻译这一重要领域,并在《西游记》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旨在证明数字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并进而佐证文学翻译如同文学自身一样,必然趋向模糊。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论文的源起和论文的定位,主要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二章进行了文献综述,重点阐述了此篇论文之前人们在相关领域已经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数字及其翻译研究、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西游记》英译及其相关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模糊性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本论文从自选角度出发,在第叁章里重点阐述了文学的模糊性,从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语言本身和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叁个层面进行了剖析,证实了文学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模糊的过程。在第四章里,首先对数字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比了中英数字的异同,接着重点阐述了数字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典型应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本章里从模糊学的角度阐述了文学作品中模糊数字存在的根源、分类、修辞作用及其美学功能,说明模糊数字在构成文学的模糊美方面功不可没。接下来的第五章里论述的是文学翻译的模糊取向,这也是本论文要集中阐释的一个观点,首先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对文学翻译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厘定,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翻译标准为视角,梳理了中外具有代表性的译论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指出这些理论背后都存在有意无意的模糊性,然后结合翻译实践的特点,从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和译者定位叁个方面进行佐证,最后结合翻译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全方位地证明了文学翻译自身难免的模糊取向。这些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将会在接下来的第六章里得到佐证,因为在这一章里将借助《西游记》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对比数字在原着和译着中的使用情况,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译例对比定性分析,证明数字在构造文学作品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翻译过程中对于这些模糊数字存在的模糊处理,从而直观地证明了文学翻译必然趋于模糊这一取向。而论文的最后一章作为结论,主要概括总结了前面几章的主要发现,并阐释了“数字视角”的双重含义:一是论文选取的研究切入点为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数字”,二是借助语料库这种量化研究的平台,借助具体的“数据”来佐证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旨在为文学翻译的模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基于《西游记》的语料库研究糊研究提供另一个维度的参考。从论文的立意和创新而言,本人认为有如下几点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第一,论文首先阐释了文学自身存在的模糊性,然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文学翻译的定义,引入模糊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中外具有代表性的译论主张进行梳理,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翻译必然趋向模糊这一命题;第二,论文选择数字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整体全面地阐释了数字在文学作品中的模糊应用,还结合《西游记》中的重要数字及其翻译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展示数字在《西游记》中的重要性及其在英译时所经过的模糊处理,并进而佐证文学翻译这一模糊取向;第叁,论文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存在创新,从本人掌握的数据资料来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人从模糊学的理论视角并借助汉英平行语料库对《西游记》中的数字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将其延伸到整个文学翻译领域,所以这也应当算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这篇论文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求证的话题,例如就研究对象而言,论文目前只是选择了《西游记》中的数字,如果可以扩大到其它叁部名着,甚至整个典籍的翻译,也许整理出来的数据就更具有参照性和说服力;另外,就数据库而言,如果能够建立《西游记》和几个不同英译版本的平行对照,那将为翻译的对比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再者,就研究深度而言,论文还可以在定性和定量方面进一步展开,比如专门选取所有的韵文及其中数字的应用实例进行比较研究。这些都将是本人今后研究和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
王秀梅[4]2004年在《目的论及其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文中提出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并且结合中英互译的实践，考察了目的论在英汉互译实际运用中出现的情况。 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论，介绍了本人选择研究目的论的缘由，即目的论突破了传统对翻译方法讨论的局限，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上来。 第二部分是综述。主要阐释了Vermeer和Reiss关于目的论的学说。他们的观点被划分为对于翻译策略选择的态度，翻译的概念，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地位及关系，译者角色和文本类型的相关讨论。 第叁部分讨论目的论在中国翻译工作者的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该部分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分为讨论对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和操作型文本的处理。 第四部分探讨在目的论指导下，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情况。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包括读者、客户、以及对译语文化接收能力的考虑。 第五部分考察了目的论的影响及意义，包括它改变了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地位，使翻译的概念更广，策略更多，译者角色更新。 第六部分是对目的论的批评。列举了叁种最常见的对于目的论的质疑，和Vermeer相应的辩护。该部分也针对双方的争辩阐述了本人对目的论局限的见解。 第七部分是结论。从这篇论文对目的论的探讨，本人得出几个结论，如，有待对翻译目的的进一步考察，对不同翻译策略的宽容态度，以及翻译目的论对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启发和影响。
苏章海[5]2014年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叁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叁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叁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叁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着,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着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着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张友文[6]2014年在《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没有“复标比喻结构”这一术语,本文以“复标比喻结构”特指在明喻结构中同时具有两个比喻词(标记词),且两个标记词前后形成呼应的比喻结构。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作为一个兼具语言意义、语法意义和相应形式的结合体,在语表形式上具有特定标记词和固定线性序列结构;在语里意义上,复标比喻结构是通过两两比较从已知信息扩展到未知信息从而获得对于另一事物的认知和判断。现有的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语和英语的个别性比喻结构、结构层次的划分及标记词等单题性研究方面,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的现象描写和解释,而基于大型语料库基础上的汉英比较研究更是少有涉足。本选题以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为研究对象,依托于中英大型语料库,旨在对汉英两种复标比喻结构在抽象层面和具体层次上的语义、语法现象进行跨语言的对比、描写和分析,并力求从认知、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等多角度审视和解释两种结构之间的异同、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遵循共时研究和历时考察相结合,现象描写和理论探究相佐证,形式刻画和内容洞察相统一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研究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复标比喻结构基本都包含本体、喻体、相似点和比喻词等儿个主要构件。其中比喻词作为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形式要素,其它叁个构件则是语义要素。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形式为: X (本体) 像(标记词)Y (喻体) 似的 (标记词) Z (相似点),其中的某些构件成分可以隐现,并可根据句义需要对这个线性结构做出调整而演绎出的其它线性结构式。这个结构中标记词“像”“似的”是变体,其典型性是通过一个标记符号群体来凸显。现代英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表达式是:x(本体AS (标记词)Z (相似点)AS (标记词)Y (喻体),这个结构式则相对固定,除前标AS可以省略外,其它成分都不能随意移动和隐现。这个结构的典型性则是由一个孤立的框架结构予以表现。本质上,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是一个小句结构体,而现代英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词在结构中的地位、线性位置、语法化及部分功能的共时重迭性方面都存在着跨语言的共性,但两者在演化动因、演化终点、语表凝结形式及构句能力等方面又彰显着各自的个性特征。首先,汉语虽经历某些阶段外族语言文化融合的影响,但汉语体系内部因素的促动才是标记词的词义词性演变的主要动因;而英语由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历史因素复杂,内部因素促动和外部接触而致标记词义词性演变的情况兼而有之。其次,根据语言演变的“语法性斜坡”规律来看,汉英比喻标记词的演化路径都恪守这一斜坡规律,但两者最终归宿可能并不一致。汉语标记词可能虚化而仅具符号特征但不会抽象化为词缀形式,而英语标记词则存在这一演化可能。然后,汉语所有比喻标记符号都可在语表形式上凝结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框架结构,且各标记词都可在框架内灵活替换而构成一个连续统;英语中的标记符号串之间因缺乏联系性和系统性而各自独立存在。最后,汉英比喻标记词由于本身的构句能力有别而在语表上表现各异。汉语比喻标记词可以分拆使用也可联合出现并具有大致相等的表义功能,其可连接句子成分还兼具一定语法意义;而英语比喻标记大都是作为一个连接词使用且不能单列出现,也基本不能附加多少语法意义。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本体和喻体作为结构项在反映的对象类型、构成成分及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由于受到框架结构和语言本身语法规则的限制不同,汉英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形态也表现迥异。汉语结构中的喻体位置固定于结构槽中而本体位置可前可后;英语结构中的本体和喻体被置于结构槽前后不可随意移动。现代汉语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代词、介词短语等各类型短语,甚至亚小句皆可直接入句充当复标比喻结构本体或喻体,而现代英语中除了名词和代词可直接入句外,其它词类一般都需经过形态的变化或借助辅助语法手段才能入句充当比喻结构的本体或喻体。汉英中的一些涉时、涉地概念和介词结构等特殊成分也可进入相关语法位置充当本体或喻体,但本体和喻体在结构类型上会出现不对称,这些差异皆由汉英语中不同的句规约原则所致。在某些情况下,英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可省略也可空缺,但出现本体空缺的复标比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化,应以习语待之;汉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只可省略而不可空缺。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出现的句法环境也有差别,汉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多出现在小句和短语环境中,部分偶见于复句结构中;而英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基本都是分散在主从复合句中,由此可见汉语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之间附着力较强,联系程度紧密。当然,这跟汉英两种语言表义时所表现出的“意合”和“形合”组织形式也不无关联。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作为比喻的灵魂是本体和喻体意义交汇的融合点,它承载着比喻语义的连接和贯通,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隐现规律。从线性结构上看,汉语结构中的相似点在线性结构中位置灵活,几乎可以以形容词(短语)、动词(短语)、名词、数量词甚至小句形式直接出现在线性序列的任何位置,并可以充当主、谓、宾、定、状、补等各种语法成分或以复句的独立分句形式出现。另外,出于意义清晰和简洁需要,相似点也可以选择不出现。汉语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语法表现符合汉语组织形态的“流块结构”原则,相似点作为一个流块结构,适当的语义搭配加上清晰的脉络事理,就可以跟句中其它流块粘连而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英语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则是被固定在框架结构中的中间,形容词、副词可以直接入句充当相似点,其它词类则须经过词形变化或添加辅助语法手段方可入句。由于结构的限制,相似点在句中基本都是处于表语或状语位置,不能省略或隐藏。这些都跟英语组织形态上要求以动词为中心形成“核心”架构、语句联结要有规范的形式标记有关。当然,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跨语言表现差异从根本上看还是受到各自组织信息的原则的制约所致汉英两种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之间可以实现某些结构完全对应转换翻译,也存在结构上不匹配的结构转化模式,这与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群体与个体的差异对应有关。两种结构的对称转换表现在结构项、相似点和比喻词在语义成分和概念上都具有一致性,只需掌握两种结构中各实义要素的句法表征规则即可实现转换。不对称的转换主要体现为两种结构的构成成分存在语法形式和句义组织原则上不一致,这类转换需要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信息表达方式、文化因素、原文风格等因素做出调整以实现两种结构的同义对等转换。因此,从结构标记上看转换结果,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之间的转换翻译存在复标结构对称转化、复标结构译成单标形式和复标结构译成非比喻形式叁种模式。
赵璧[7]2012年在《博弈论视角下的重译者策略空间》文中提出观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作品重译之风可谓荦然。早于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即已产生了第一次重译高潮，若干年后，则又出现了另一次重译高峰，时至世纪末叶，重译现象再度浮出，且规模之盛，世罕其俦，此言自是不谬：同一部作品，一年内竟能推出近十种重译版本。然而另一方面，比之实践一端，若论起重译研究，国内译界却显得寂寞多了，此外，在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也还存在着视角集中、方法单一等不尽人意之处，凡此等等，重译研究的途径或路径确乎亟待拓宽。鉴于此，本研究从博弈论角度切入重译问题探讨，虽无开启山林之意，却也不妨视为具有补偏救弊意义的尝试性探索。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始仅为应用数学分支之一，时至今日，该理论业已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探究，且已涉足到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或不妨说，博弈论将有望发展成为研究各种人类行为的普世性理论，亦未可知。二十世纪初期，国外即已有人开始尝试将博弈论思想应用于语言及翻译研究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辛提卡的“博弈语义论”、列维的“翻译即决策过程说”及格雷之于翻译博弈论思想的广泛思考。而反观国内，相关方面的专门研究目前则尚不多见。博弈论强调理解他人想法、立场及观念的重要性，而这一核心思想也恰恰吻合了重译活动的本体或本质特征。重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熟谙两种语言，深入了解两种文化，同时也更需要深刻理解原文作者、译文读者等多个主体的想法、立场与偏好，唯其如此，才能确保重译作品的质量及受众面。基于这样的思考，本论文创新性地将博弈论引入重译问题研究，以期为揭示重译的本质提供全新的视角：重译乃多方参与者依照规则相互博弈的过程，而并非随意或随机事件，也决非重译者仅凭“一己之好”而发起的语言转换活动。重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因而要论证重译的博弈属性，就必须首先证实翻译的博弈属性。本论文依据博弈论理论框架，从构成博弈的两个基本条件入手，以文本开放性观点、接受美学与阐释学为理论基础，试就翻译活动中的博弈方构成及决策的相互依存性进行详细论证，从而确立翻译的博弈属性，并对翻译博弈主体“理性行为”假设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与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将进一步构建翻译博弈的博弈模式，将翻译博弈描述为以译者为中心、由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译者与翻译发起人、译者与翻译赞助人、译者和翻译批评人等五局双人子博弈所构成的总博弈。在这一模式中，译者作为公共博弈方参与了每一局双人子博弈，分别与其他博弈方进行了两两博弈。除译者外，其他博弈方之间并不直接发生博弈关系，而只是分别与译者开展双人子博弈。研究表明，重译博弈与翻译博弈区别如下：比之翻译博弈，重译博弈多了一局当下重译者与前译者之间的双人子博弈，重译博弈是一场总博弈，以当下重译者为中心，由六局双人子博弈所构成。在构成翻译博弈及重译博弈的每一局双人子博弈中，博弈双方皆不乏可供选择的策略与偏好收益，且博弈双方均会从己方策略空间中选择适当的策略，以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对于各局双人子博弈中的博弈双方，我们都给予了相等的关注度，对博弈双方可供选择的策略及其所能获得的收益，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与此同时，本论文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以证实上述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通过对重译博弈中的译者策略空间进行总结与归纳，本研究验证了重译的必然性及可行性，以期为重译实践中的译者策略选择提供有效的参考与借鉴。
杨雪[8]2007年在《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自由纯熟地运用双语写作与翻译,并在两种语境读者中均赢得一定声誉的作家之一。在张爱玲研究大潮中,鲜见对其翻译作品的研究。因此,论文以“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尝试对其翻译作品进行系统研究。本项研究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将研究各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看待。定性分析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对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及翻译作品作比较全面细致的整理和总结;二、对选取的例证进行分析来形成对译作特点的认识;叁、借助相关理论,对译作特点的成因和译作接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为了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充分说明问题,我们还进行定量分析,对张爱玲汉译英作品在当代英语读者中的认同度进行实证调查。目前在国内的文学翻译作品评价研究领域,同类调查极少见。论文除了把张爱玲以翻译名义出版的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外,还把张爱玲同一部作品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张爱玲的个案,研究作家自译这一相当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外因素等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范围。研究发现,多元调和不仅是张爱玲的美学追求,也是她的翻译追求,体现在张爱玲翻译的各个层面,如她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对翻译主体的调和与对翻译策略的调和等。多元调和的翻译艺术使其翻译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忠实于原作的译作,也有译、创结合的译作;既考虑读者的接受,又不是一味迎合;关注译作的跨文化流传,却不屈从于正统的文学评判标准。从而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说,不仅提供了一些名着的优秀译本,基本上是初译本,为后人复译提供参照或超越的基础,并且,其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方法都有可借鉴的部分;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译作是如何产生、风格如何形成以及译作接受状况的制约因素等多方面的问题。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与范围。第二章为“张爱玲的翻译之路”。首先结合张爱玲的创作背景与作品,介绍了张爱玲的翻译背景和翻译作品。接下来讨论了张爱玲翻译与创作的互动,不仅包括散文翻译和小说翻译活动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也探讨了创作对其翻译的影响。并且,本章还着重介绍了张爱玲对于翻译的思考和主张。由于张爱玲没有专文论述其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论文通过整理张爱玲所作译者序、对译作的介绍文章、论及翻译的散文和信件、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等材料来对此进行分析。在第叁章“张爱玲与文学翻译中的多元调和”中,首先探讨了文学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多元”,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别为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宏观层次上的“多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中观层次上的“多元”包括翻译性质、翻译主体、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因素;微观层次上的“多元”则包括翻译单位和翻译技巧等。并且,曾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但是“杂合”的度却难以把握,针对这一问题,论文指出,张爱玲创作和翻译的关键词“调和”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张爱玲在翻译中对“调和”的追求表现在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上,因此我们称之为“多元调和”,并将其视为杂合的理想途径。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张爱玲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例如,她对创作与翻译的调和,不仅涉及中观层次,还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层面的各个因素;她对翻译主体和翻译策略的调和,既受制于宏观层次的因素,也导致微观层次上,她对翻译技巧、翻译单位等因素的调和。第四章讨论了“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在介绍中西译论中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有关论述之后,论文区分了张爱玲翻译作品中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并结合例证进行了详细分析。张爱玲对翻译与创作的调和主要分为叁种情况:一、张爱玲译他人的作品时倾向于原着和源文化,比较“字面主义”,这时是“译中有作”;二、她翻译自己的作品时改动较多,多倾向于译入语文化,更加“自由主义”,创作的痕迹更浓,可谓“亦译亦作”;叁、张爱玲作为双语作家,她还用英语(非母语)来进行关于其母语文化的叙事,可称为“作中有译”。在第五章“张爱玲对翻译主体的调和”中,首先讨论了张爱玲对译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的调和,她对读者的态度是迎合中有超拔,既赋予其中心地位,又不低估其理解力。其次,论文讨论了张爱玲对译者主体和作者主体的调和,有两种方式,分别为情感移注和对话。最后讨论了张爱玲的自译现象和自译过程中对翻译主体的调和。论文认为,其自译作品中对翻译主体的调和建立在对女性关爱的基础之上,其女性主义视角使她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等化翻译”和“强化翻译”两种手段在跨文化文本中成功进行女性书写。第六章论述了“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详细讨论了英译汉作品和汉译英作品中张爱玲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并举和灵活应用。论文指出,英译汉作品中张爱玲对翻译策略的调和体现在叁个不同层次上,即流水句与欧化句的并用、四字格与欧化词语搭配的共存、西方韵律与东方音调的交响,并分别以《老人与海》、《睡谷故事》和对爱默森、梭罗诗歌的翻译为例。论文将张爱玲英译汉作品中对翻译策略的调和分五个方面进行阐释:人名称谓翻译、颜色词翻译、拟声词与元语言翻译、习语翻译和意象翻译。可以看出,张爱玲除了在意象翻译方面明显以异化策略为主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在异化与归化之间不断进行尝试和调和,力求达到既能在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又“多给他们一点别的”。第七章为“当代英语读者对张爱玲译作认同度的实证调查”。为了对张爱玲的翻译能力和译作的读者接受状况有更真实、更准确地了解,以及对前文的分析研究作出检验和补充,我们在英语本族语者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四十八份。从调查结果来看,张爱玲的翻译作品得到了大多数当代读者的认可,但是读者对其评价波动幅度较大。这极可能与张爱玲的翻译策略有关,其多元调和的翻译思想在本次调查选取的《金锁记》译文中主要体现于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调和,并且,在该译文的某些方面,为了更好地传译文化特点和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特点,异化策略的使用还略占上风,因此造成英语读者接受态度上的明显分化。调查结果还显示,当代英语读者对异文化因素的容忍度有所提高。第八章讨论了“场域对张爱玲翻译的影响”。论文认为,翻译话语作为场域中的一种资本,被不同行动者所追求和争夺,以完成话语的符号权力功能和积累资本总量。作为行动者一员的译者,既改变着场域,也被场域所改变。译者在某一文化生产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语言能力和翻译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该场域的接受状况,而后者又受到复杂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读者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张爱玲所处的情形也是如此。论文重点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译汉文学场(分别为港台及东南亚英译汉文学场、中国国内英译汉文学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译英文学场和当代汉译英文学场的构成,以及它们对张爱玲翻译风格和译作接受情况的影响。论文还指出,张爱玲的惯习也对其翻译风格和译作接受产生一定影响。第九章为论文的结论部分。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研究意义、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一、张爱玲的传记材料极为缺乏,特别是她离开大陆后四十多年的经历,制约着我们对作为译者的张爱玲的深入了解;二、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论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张爱玲的主要几部文学翻译作品和自译作品,对相关材料进行更广泛的研究将有助于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叁、论文采用了定量分析作为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但是,由于调查者经验和调查条件所限,问卷设计和调查规模上也有一定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一步拓宽,例如,对张爱玲汉译美国名着和自译作品作更为细致的专题研究,对她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进行对比研究等,从中可以有更多、涉及面更广的发现。
汤（竹君）[9]2006年在《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本课题的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主体性、主体间性与翻译伦理；翻译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翻译策略与翻译批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第1章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了初步反思。第2章力图澄清译界关于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的模糊认识，并从观念和评判力两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时期亟待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将常见论文写作模式划分为七种，并抽取典型论文做范例分析。第3章详细论述了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题。第4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研究结合探讨，还指出了国内译界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等关键术语的某些错误认识。第5章详细阐述了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并分别解释了中西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6章从贴近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第7章先概要评点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牵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接着又结合博奕论对具体译例进行分析，以为论证。 本课题的特色，首先在于剖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翻译史分期、学科框架、本土传统、新旧观念冲突等等。其次在于覆盖了翻译实践领域的绝大部分关键论题：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翻译伦理、翻译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文化认同等。 本课题研究以批评性反思为主，触及具体问题。既以学术为主体，也不回避非学术因素，以期能提醒译者在商业氛围中保持职业信念，提醒同行学者在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压力下保持头脑清晰。
庄智象[10]2007年在《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也逐步引起学界关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兴的翻译本科专业建设进行研究有助于推进翻译学科发展,但遗憾的是,此类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内省法等对我国翻译研究现状、翻译专业建设现状等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翻译学科定位、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以及本科翻译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测试与评估、师资培养、翻译大纲制定等问题,并针对所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翻译教学研究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本研究发现,我国虽然引介了部分翻译原着,但在对引介成果的转化和使用、翻译测试与评估、译员培训等方面尚有很大发展空间。翻译教学研究中思辨性成果较多,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学术交流方面虽然有几家翻译学术刊物,但在栏目设置、文章质量等方面都应有所提升;在学术研讨、翻译大赛等方面应该进一步发展。本研究借助语言学、语言教学等理论,对翻译、翻译学、翻译专业、翻译能力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指出翻译既为两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交际活动,也指译者或翻译产品。翻译学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可以大体分为普通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翻译教育叁部分。我国的翻译专业需要发展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其中本科阶段培养一般性翻译通才,研究生阶段培养高层次翻译通才。翻译能力至少涵盖母语和目的语两个层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为互动关系,翻译活动本身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此外,本科翻译专业和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学时、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评估等方面有所不同。本研究建议我国翻译本科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立足社会和个人需求,围绕培养目标,综合地域、学校特色和师资、办学条件等实际状况,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使所设置课程体现翻译的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在翻译教材编写、出版、评估和改写过程中,要有先进的编写理念,使其内容丰富,体例有所创新,保持教材引进与自编、学术性和普及性、市场需求和学习者需求之间的平衡。在翻译教学方面,坚持突出学科特点、以学习者为本、互动合作、问题探究、开放发展等教学原则,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形式、以现代教育技术为依托、创设互动合作的学习氛围、鼓励翻译理论反思和实践技能训练。在教学评估方面,借助计算机、网络等手段,使社会评估与课堂教学评估,测试性评估和非测试性评估,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教学与测试相结合,提升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在翻译师资建设方面,坚持终身教育理念,除了传统的学历学位教育、学术会议等方式外,倡导校本培训模式,促进学科之间、教师之间的合作,建构教研梯队、提高教师的整体教研能力。在翻译教学大纲制定过程中,明确翻译的学科独立地位,遵循广泛性、实证性原则,确保其系统科学性。本研究尝试借用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念,援引大量最新资料,运用图表等形式阐明翻译专业建设中不同流程(如翻译、教材编写过程、翻译人才培养等)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翻译教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将翻译与教育相结合,将互动主义、合作主义、人本主义等理念引入翻译教学,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翻译教学的语言学限制,对于具体教学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2]. 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D]. 王厚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3]. 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D]. 田小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4]. 目的论及其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D]. 王秀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5].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6]. 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D]. 张友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7]. 博弈论视角下的重译者策略空间[D]. 赵璧.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8]. 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D]. 杨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9].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D]. 汤（竹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10].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D].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标签：外国语言文字论文; 许渊冲论文; 翻译目的论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模糊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语言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