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晟[1]2004年在《金融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加入WTO，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金融现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人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与之相关联，金融报道在经济报道中也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金融报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本文就将触角伸向这个领域，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了金融报道中一些典型的、有规律性的东西，分析了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希望能为我们今后的金融报道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潘頔[2]2018年在《新兴风险及其治理》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充斥着各类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由于技术发展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巨大变革,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越来越复杂,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更加紧密、多元,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剧提升,新兴风险不断涌现,挑战传统的风险管理体系。新兴风险除了具有传统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外,还具有陌生性、系统性和极端性,对社会影响巨大。传统的单向性风险管理已经不能应对这样急剧变化的风险社会。风险治理,作为一个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参与主体众多的模式,是顺应发展需求而必然兴起的。政府作为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在形成一个有效的新兴风险治理体系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治理方法直接影响其他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的行为。缺乏对新兴风险的识别能力和治理能力将会严重威胁国家总体安全。金融行业包容性高、变化幅度大,金融领域的传统风险变异速度极快,陌生的新型风险也层出不穷,现代的金融风险大多为典型的新兴风险,如地方违规举债、互联网金融诈骗、金融体系内部秩序混乱和房地产金融泡沫等,都具有陌生性、系统性和极端性等特征。而金融业早己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一旦金融体系遭受巨大风险侵蚀将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研究如何识别和应对金融新兴风险对维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推理我国新兴风险治理情况的重要路径。本研究通过对新兴风险内涵和风险治理等内容的理论阐释,搭建了新兴风险治理的分析框架,提出从知识积累、主体协同和资源聚合叁个维度展开对新兴风险治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2011-2017年《人民日报》金融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实证地描述了我国在治理新兴金融风险时的知识累积、主体协同和资源聚合的路径与机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态度与知识积累相关,知识积累有一定滞后性,知识性治理失灵不可避免;(2)风险网络化治理初步形成,风险治理主体网络范围较窄、灵活度不高;(3)治理工具单一,社会化和市场性工具缺乏,风险治理资源聚合未形成。防范和化解新兴风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提出的治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包括:首先,需要制定合理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目标,重视对新兴风险的风险评估过程;其次,应当建立和完善新兴风险适应性治理结构,加强治理体系的整体性与协调性,通过鼓励跨区域、跨产业和跨学科的信息流动,实现知识共享,减弱知识性滞后带来的影响;通过鼓励主体协作,形成富有弹性的治理网络;最后,拓展社会、市场参与机制,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共同治理的形成,积极鼓励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提高公共风险意识,培育公共安全意识。
刘杰[3]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刘芸[4]2008年在《金融报道服务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将管理学的绩效、绩效评价等概念引入到金融报道研究中来,借鉴其中适当的绩效考核指标,建立金融报道服务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报道服务的现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总结中国金融报道服务性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指出其所存在的主要差距,进而对报道服务的提升给出合理性建议。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金融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表现出来的核心战略地位、高风险特质、普及化趋势更是将其重要性显示无疑。随着金融行业的迅猛发展,金融报道在内容界定、时代特点上有了新的诠释。放眼世界,立足本国,金融报道的特殊重要性更加突出,服务性成了当代金融报道的核心理念。将绩效、绩效评价的概念引入金融报道领域,存在现实可行性。首先,这种可行性来自于它的现实必需性:这包括受众对金融报道服务的层次性需要,政府营造良性投资环境的紧迫性需要,以及媒体寻求发展空间的生存性需要。其次,在金融报道中使用服务绩效的可行性还来自于理论上的可能性:在探讨绩效、服务绩效概念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报道服务绩效考核指标,构建报道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具有合理性。以金融报道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为参考,对中国金融报道的服务绩效进行整体评述,既可以看到金融报道服务性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可以看到现阶段报道服务中存在着的弊端和不足。综合中国金融报道服务的现状,为实现报道服务的提升,本人尝试从观念和业务两方面提出建议。在服务观念上,务求树立理性、建设性的媒介自律观,树立以广大投资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服务受众观,以及树立以社会效益为主、重视经济效益的服务发展观。在业务操作上,希求媒体能够完善金融报道的专业标准,提高金融报道的策划水平,下大气力培养专家型金融记者提高报道的权威可读性。金融报道服务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所能带来的市场价值上。作为金融媒体分支的理财类媒体,是金融报道重视追求服务性的直接产物。选用理财类媒体中的佼佼者《理财周刊》作为个案,对理财类杂志产生的背景、机遇进行简单分析,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求服务类金融媒体在提升报道服务绩效上的正确路径。
朱佳佳[5]2016年在《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的关系》文中提出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金融市场上,媒体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媒体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而IPO定价效率一直是金融市场资产定价的一个热点,探究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的关系可以丰富学术界对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的研究,同时也为解决IPO定价效率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本文首先回顾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相关文献的内容,并梳理中国创业板市场IPO定价效率和相关制度背景;然后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创业板市场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的关系;最后对恒华科技做媒体报道与IPO定价效率的案例研究。经过对创业板市场的实证研究和恒华科技的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叁点结论:媒体报道会增加IPO公司的折价程度,降低了IPO定价效率;媒体报道通过推高投资者情绪降低IPO定价效率;投资者情绪在正面媒体报道和IPO定价效率中起着中介作用,正面媒体报道倾向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降低了IPO定价效率。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建议监管部门建立媒体金融指数化指标,监测市场动向,要求公司对媒体报道进行定期披露,对媒体炒作和借助媒体进行炒作的公司进行处罚,同时加强投资者理性教育;另外,建议投资者学会辨识媒体信息真伪,关注公司实际价值,不要盲目投资。
李蒙科[6]2017年在《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媒体作为资本市场传播信息的桥梁,具有挖掘、收集、加工、传播的作用。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传统宣传媒介和新兴传播平台共存的趋势,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都成为青年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投资者能通过财经媒体的全方位报道收集有价值的投资信息,进而能做出理性、果断的投资决策。基于此,媒体行业的重要性不仅受到行业人士的关注,相关文献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着力于研究媒体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课题。本文系统的梳理了媒体监督对股价波动影响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对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文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整理,并提出新的视角为切入点展开深入研究。本文以2013年—2016年42家“十大黑榜企业”候选名单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选取276篇媒体负面报道,研究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机理。首先,对样本组公司窗口期内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股票的超额异常收益。其次,由于不同的媒体报道具有特征差异性,对上市公司经济后果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不同,为了强化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效应,本文引入媒体关注的外生变量,将媒体报道的维度特征进行划分:媒体报道度(次数)、媒体报道方式(深入报道、简要报道)、媒体报道内容(严重侵害、一般侵害),选择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分别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度、负面报道方式及内容对上市公司短期市场反应的影响。通过采用事件研究法、显着性检验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讨论,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样本公司的股价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具有波动反应,并且媒体负面报道度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变化具有显着的负相关性。第二,通过将媒体负面报道的信息特征进行细分后,实证表明,深度的报道方式和严重侵害的报道内容导致的市场反应更为强烈,加剧了上市公司股价的降低。本文的实证分析能够有效提高上市公司对声誉机制的关注度,重视树立社会形象,承担社会责任,督促监管部门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治理机制,呼吁政府部门加大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同时,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上市公司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等监管部门和媒体自身有效实施相关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汪昌云, 武佳薇[7]2015年在《媒体语气、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文中指出本文利用IPO公司在上市前不同时间段内主流财经媒体报道中的正负面词汇数据,构建了媒体语气这一度量公司层面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从个股层面检验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媒体语气,负面媒体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超募比例。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负面媒体语气与IPO抑价率、IPO超募资金比例以及承销商费用占比均显着负相关:负面语气每下降1%,IPO抑价率上升0.22%,超募资金比例提高0.13%,承销商费用占比上升1.44%。我们进一步发现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有动机和激励通过媒体推介IPO公司,引导、煽动投资者情绪,从而厘清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于资产价格的渠道。本文最后验证了媒体语气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可靠性。
周仪[8]2012年在《广场协议后日本中央银行金融政策》文中研究表明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经济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由泡沫膨胀到崩溃、再通过改革寻求恢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金融制度改革以及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的政策操作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其经验教训如何？是本文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本文采用实证考察的方法，运用货币银行学、国际协调论、群体行为心理学、社会行动论等相关理论分析工具，系统阐述了1985年至2006年日本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及其制度改革。根据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及金融政策的变化，正文的四章重点考察了中央银行促生泡沫经济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泡沫经济破溃的高利率政策、救市护企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制度变革期的零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对广场协议后日本银行金融政策的详尽剖析，可以得出结论性看法是：其一，泡沫经济的膨胀与崩溃，皆与金融政策直接相关，中央银行在利率调控的时机和力度把握上明显存在问题。其二，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中央银行在整顿金融秩序、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上发挥了“最后贷款人”作用。其叁，与同一时期财政政策相对照，面对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的状况，中央银行选择了通货稳定的政策目标，从而保证了金融秩序的稳定，恢复了面临危机的金融信用。其四，以“金融大爆炸”改革为分界线，改革终结了战后以来“护送船队”式金融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此外，通过我们的考察，国内外学者、政府与执政党经常提出基于各种目的的政策建议，有些是日本银行难以接受的，为此常常产生各种争论。一般而言，这种争论是必不可缺的，也有益于经济理论的发展。但通过媒体的推波助澜，肆意渲染以及带有偏见的报道，则往往形成对日本银行的舆论压力。那么中央银行应该恪守的底线是什么？或者说是那些建议是可以接受的，那些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答案是，人为地引起通货膨胀及近邻贫困化政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由于个别史料的不完备，对民间经济人及学界对经济形势判断，可能会出现以偏概全现象。由于笔者的学识不足，对问题的深度及广度上的把握上深感力不从心。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佚名[9]1984年在《加强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开展农村金融研究工作》文中研究说明我省于一九八○年七月成立农村金融研究所,担负金融研究、经济信息和宣传报道工作。叁年来,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动和发展的过程,使这几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成绩。在金融研究工作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
马志扬[10]2016年在《房地产市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和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给两国经济金融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虽然时隔多年,这两次泡沫破裂的深层次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我国自1998年停止实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地产价格总体不断上扬。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当年年底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反弹暴涨。此后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严厉调整措施作用下,各地房地产市场走势出现分化,总体有所趋缓。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前期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逐渐淡出,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走势分化严重,叁、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巨大,一线城市和部分核心二线城市自2016年初以来又出现超预期的火爆行情。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不仅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也对国家宏观调控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日益受到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而传统上通常用一般物价稳定来衡量货币币值稳定,因而维护一般物价稳定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从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发展的现实情况看,若中央银行仅仅将维护一般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对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采取放任自流的做法,可能难以真正实现其维护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基于以上背景,就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而言,很有必要深入研究房地产市场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进而探索如何加以有效应对。本文从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影响入手,阐释房地产市场是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和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及应如何加以应对,以避免因出现类似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以及破裂的情形,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其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包括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等。第二章是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分析的框架,阐述了房地产市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与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问题。第叁章在对我国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进行拆分合并调整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考察了了房地产价格变化对一般物价的影响和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选取1999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二季度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六章通过剖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和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实例,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政策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第七章就中央银行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在阐述中央银行应对理念和目标、分析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的基础上,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调控条件日益成熟为背景,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考虑房地产市场因素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第八章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房地产价格变化对货币币值稳定有重要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化本身意味着货币币值的改变,其变化也会通过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预期效应等渠道向一般物价传导,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会通过增加货币需求而减轻货币因素带来的一般物价上涨压力。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就房地产价格变化对一般物价影响的分析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对一般物价产生较强的推升作用。一方面,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总体有所上升。叁大产业中,第叁产业部门受到的影响均大于第二产业部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较大,第一产业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小。另一方面,cpi、ppi和gdp平减指数等物价指数受到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不断提高的,其中cpi受到的影响最大,gdp平减指数受到的影响次之,ppi受到的影响最小。房地产价格上涨1%对cpi的影响由2002年的0.1017个百分点提高到2012年的0.1288个百分点,对ppi的影响由0.0180个百分点提高到0.0230个百分点,对gdp平减指数的影响由0.0986个百分点提高到0.1033个百分点。2.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随着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总体上升态势,其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拉动作用和较高的贡献度。此外,在开发建设阶段,房地产可以带动相关原材料和建筑机械设备行业的发展,在建成销售后,又可以带动对装修、家电、家具等的消费,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就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发现,尽管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的带动系数在国民经济19个门类中排名比较靠后,即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相对促进作用较低,但由于房地产规模较大,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增加值和总产出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相当高(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8%、7.7%、7.9%、9.5%和10.2%,前4年均排名第叁,第5年上升至第二;总产出占比分别为8.0%、6.3%、6.4%、7.2%和8.1%,在前2年均排名第叁,后3年均排名第二),故房地产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绝对促进作用较大。特别是,采用虚拟消除法去除房地产的关联效应后,整体的增加值、总产出会大幅下降,其中增加值分别下降20.11%、18.12%、19.31%、21.71%和23.03%,总产出分别下降20.62%、17.25%、18.69%、20.49%和22.11%,这一降幅比简单剔除房地产(不去除其关联效应)时更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房地产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3.房地产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货币供给产生了吸纳分流作用,引起了货币结构的变化,减轻了一般物价上涨的压力,改变了传统上货币总量与一般物价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基于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两个视角对房地产市场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m1增速的变化会引起一般物价涨幅、房地产价格涨幅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而m2增速的变化会引起房地产价格涨幅和经济增速的变化,但对一般物价涨幅的影响不显着。这表明就对价格的影响来说,m1增速变化会在一般物价和房地产价格上均有所体现,而m2增速变化则更多地体现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上。就房地产价格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看,房地产价格涨幅的变化不会引起m1增速的变化,但会引起m2增速的变化,且为总体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房地产与资产属性程度更高的m2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4.房地产价格上涨离不开信贷支持的作用,而房地产所具有的良好抵押品属性,同时也使房地产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信贷规模扩张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效应。基于广义信贷(国内信贷)和狭义信贷(金融机构贷款)两个视角对房地产市场与信贷规模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内信贷增速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的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会引起国内信贷增速的变化;而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变化会引起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又会引起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互相的正反馈效应。5.在影响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变化的因素中,除这叁个变量各自自身外,利率具有显着的作用。在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存款利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和货币供应量增速均会产生负向作用,且在引起这两者变化的影响因素中,为除其各自本身之外,影响最大的变量。在房地产价格与信用扩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贷款利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和信贷规模增速均会产生负向作用,且在引起这两者变化的影响因素中,为除其各自本身之外,影响最大的变量。这意味着,调整利率既可以起到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又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6.对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发展实例的剖析、以及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政策现实情况的回顾分析均表明,采取适当措施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加以应对在我国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在日本和美国泡沫形成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表现较好,且一般物价走势基本稳定,使中央银行误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成功,忽视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正在不断积累的风险,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使得泡沫在低利率的环境中不断膨胀。当因一般物价上涨加快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时,利率水平不断上升引起房地产价格调整,泡沫破裂给经济金融带来严重后果。而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类似日本和美国泡沫形成阶段的一些典型特征,需要引起决策层的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应对,避免出现类似日本和美国的情形。7.中央银行在确需采取措施对房地产市场变化加以反应时,考虑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作用对象范围和作用力度上的各自比较优势和作用特点,应以审慎的一般性货币政策为主,并辅之以差别化的选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之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做出反应,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波动会通过影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的任何变化都做出反应,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变化较大,可能通过影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时,才需要加以适当干预,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房地产市场波动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而不是为了降房价、去库存或单纯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用我国数据对4个不同形式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估计发现,含有房地产市场因素且具有利率平滑特性的泰勒规则能更好地反映以往利率变动的情况。具体结果显示,在利率决策中我国中央银行最重视产出缺口,一般物价次之,房地产市场因素最小。这意味着,在过去的货币政策决策中,我国中央银行确实已经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因素。在利率市场化取得关键进展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转向利率调控的条件日益成熟,这预示着具有利率平滑行为且考虑房地产市场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新意主要在于:(1)在研究方法上,首次利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就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国民经济各门类产品价格和CPI、PPI及GDP平减指数等一般物价指数的影响进行了考察;(2)在研究视角上,着力阐释了房地产市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机理,重点从货币政策的机理出发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以往多侧重从货币供应量或信贷扩张推动房地产价格变化这一角度的研究相比,丰富了对房地产市场与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3)在数据处理上,通过将投入产出表中划分到建筑业范畴的房屋建筑活动与划分到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合并,得到新的“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数据,可以更全面、准确地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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