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珍[1]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认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邢和明[2]2004年在《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1949—1976）》文中研究指明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息息相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很多重大决策的形成，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误，都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分不开。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这是研究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搞清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才能全面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本文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边倒”政策着手，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过程，并探讨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本文由绪论、正文七章和结束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对象，即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1949-1976）。虽然学术界对苏联模式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样的文章并不多，不少领域还没有涉及，因此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思路是着重叙述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过程（1949-1976），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模仿苏联模式建设新中国；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苏联模式；中共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波匈事件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苏联模式；中苏论战与维护苏联模式；“文化大革命”与维护苏联模式。第一章，论述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决定按照这个模式建设新中国。因此，本章着重介绍了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具体表现以及为什么要学习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首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渡构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次，中国共产党肯定了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模式，并参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再次，通过苏联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起来。第叁章，论述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等方面，揭示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决定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且提出要继续学习苏联
曾丹凤[3]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厘清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相关概念和关系,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及其演进动力和阶级因素的相关论述,揭示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趋势和动力以及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境遇和作为对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分析,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具有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为界限,把技术思维方式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把握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趋势和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比明清至民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演进的不同态势以及1949年以后它在中国的演进态势,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即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了不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演进态势。其根源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技思想体系(思想领导)、领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技术活动主体开展技术实践活动(组织领导),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前演进。其中,1949—1976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继续发展为第二个形态。尽管期间经历了曲折,而且第叁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也受到了阻碍,但1977—1988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叁个形态开始在中国的兴起。1989—2012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叁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快速发展为第四个形态,而且还具有了伦理意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四个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孕育着新的形态,伦理意蕴日益浓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技术活动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六十多年里,前叁十年,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后叁十多年,实现历史性转折后取得了重大跨越。同时,这一演进进程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助推中国跻身第四个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以及创新型强国前列,还有助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
张春荣[4]2010年在《毛泽东国情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东方落后大国里作出如此伟大的历史贡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置于国情的现实基础之上,从国情的客观要求思考我们该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理论为出发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国情思想。毛泽东的国情思想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源头。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研究毛泽东的国情思想,是一种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深入地研究应该会给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养分。本论文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开始研究的。毛泽东的国情思想博大精深,本研究不可能全部涉及,因此也就不面面俱到,而是主要以毛泽东对中国发展国情的把握为主要线索,以“点、线、面”为结构展开。即以“国情”为切入点,又以线的方式纵向展开,从毛泽东国情思想的形成、国情思想的基本内容一直探讨到毛泽东国情思想的当代价值。在毛泽东国情思想的基本内容部分以“面”的方式展开。深入研究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形势四个要素方面以及国情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国情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国情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一章研究毛泽东国情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主要从客观方面对影响毛泽东国情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进行认识,并梳理毛泽东国情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二章研究毛泽东对国情重要性的认识。围绕着他阐述了哪些国情重要的思想以及他为什么重视中国国情而展开。第叁章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国情思想。梳理他关于中国政治国情的重要认识,主要包括关于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社会阶级和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认识。第四章研究毛泽东的经济国情思想。从全局性的角度把握他对中国经济国情的认识,主要阐述关于生产力水平、新中国经济制度、重要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四个方面的认识。第五章研究毛泽东的文化国情思想。梳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方面的认识,主要包括新文化思想、文化发展方针和文化关系处理原则。第六章研究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国情影响的思想。毛泽东从中国看世界,把握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又从世界看中国,得出了关于国家形象的总体认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维护的认识和外部国际环境营造方面的认识。第七章阐述毛泽东研究国情的方法论。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一些具体的实践方法来研究国情。第八章研究毛泽东国情思想的当代价值。重点立足当代,探讨新时期里毛泽东国情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彰显其契合时代需要的无穷魅力。
唐洲雁[5]2006年在《毛泽东的美国观》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的美国观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历史至远至深。本文以毛泽东一生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外在的客观活动来发掘内在心路历程，把握他面对美国的世界眼光、发展思维和务实精神，理清他对美国认识发展变化的思想脉络，揭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带来的外交策略转变与调整，从而把握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为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本文共分五章，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研究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探讨“美国精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以及选择“俄国革命”对这种“美国精神”的消解。第二章主要研究反对法西斯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探讨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逐步摆脱了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认识框架的束缚，把美国看作是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友邦”，对美策略也随之作了较大调整。第叁章主要研究“中国革命”视野下的美国观，探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发展演变。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作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判断，形成了“中间地带”的理论，发展了“两个阵营”的思想，而且对一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主要研究面向世界视野下的美国观，探讨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泽东对美认识的发展演变。一方面通过朝鲜战争、炮击金门、援越抗美等事件，阐明“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另一方面通过“反修防修”，支援“世界革命”，阐明“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第五章主要研究反对霸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观，探讨毛泽东晚年对美国认识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的显着变化，就是从60年代着眼于反对修正主义到70年代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更趋务实，对中美关系的处理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和利益，体现了从革命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回归的显着特征。
范文南[6]2010年在《依附·探索苏联美术对中国油画教育的影响（1949-1976）》文中认为《依附·探索苏联美术对中国油画教育的影响(1949—1976)》详细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油画从依附、借鉴、自我封闭到努力探索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史实案例论述了中国油画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本书邀请了数位留苏学生的优秀代表,以撰写回忆录的方式弥补文献资料所遗漏的细节,对史料采用了归纳整理和科学的比较分析法以及图像例举的方式,系统论证了苏联美术教育对中国油画的影响和中国油画自身的发展道路。
裘斌[7]2014年在《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研究（1956～1966）》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在1956～1966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思想演变轨迹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开辟一条有自身特点的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过程中，既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探索之路历经坎坷。然而，不管是成功的经验，抑或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认真总结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理论渊源和客观的现实背景。毛泽东在建设时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理论；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中，始终伴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战争年代积累的斗争经验对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毛泽东又在具体实践中结合思考不断加以调整；作为一个手不释卷的革命实践家，我们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还不难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思想演变。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苏为师”指导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既适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气候，也说明了中共对苏联当时建设成就的欣赏。然而，到了八大前夕，中国已经初步积累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而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展开对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思考。“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的思想演变可分为叁个阶段。早在一五计划后期，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在建设中的急于求成已经初露端倪，同时，对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跃进”发动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思想进一步升级。然而，各地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乱象，又使毛泽东深感震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毛泽东逐渐冷静下来，并在中央领导层中率先开始了纠“左”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演变同样值得关注和探讨。“大跃进”后毛泽东对深入调查研究的提倡和践行，既是在国民经济遭遇极大困难的严峻事实面前，党和政府调整工作思路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对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坚持和弘扬。另一方面，由于对形势、国情的错误认识和判断，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又呈现出一个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向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演变的轨迹，最终导致了6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调整思路的中断，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想，又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我国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这是十年建设的主要方面。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领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思想，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同时，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古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于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又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其中，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上的扩大化是最主要的两方面失误。总结毛泽东在此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及其思想演变轨迹，给予我们诸多宝贵启示。它告诉我们：要从基本国情出发，探寻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要抓住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史衍朋[8]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叁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叁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冯利花[9]2011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二战后,苏联社会主义日渐巩固,且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取得的这些成就对于立志要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震撼的,也是充满诱惑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内外困难重重的国情背景下,中国顺理成章的走上了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对苏联的建设经验展开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学习。其后,具有独立自主传统和走自己路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走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结合”的道路。考察这段历史,我们既要肯定其学习的必要性和通过学习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又要充分揭示学习外国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本文以建国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微妙变化及后来中苏两国走向同盟为起因,通过分析中国学习苏联的深层原因、曲折过程、具体表现及其影响,试图以此为视角对五十年代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解读。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首先是绪论,其主要是对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作一个简单的介绍。通过这些介绍进一步指出本文研究的可行之处。其次是正文。该部分在内容上分为五章,第一章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视角,对中国学习苏联的原因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第二章对中共就如何学习苏联这一问题的辩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主要介绍了党内一些领导人对建国路线及新中国工业化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不同思考,从而对新中国如何选择学习苏联的这个决策作了更深一步的分析。第叁章对这一时期全面学习苏联的具体表现作了全方位的介绍,内容涵括新中国的各个重要领域,有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及军事等。第四章进一步指出五十年代的这种学习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全面照搬,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也有所保留和创新,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创新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是就当时那种特殊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而言,还是具有其时代意义的。第五章则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这一运动做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指出新中国初期的这种抉择是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其历史的进步性的。并从这种学习带给新中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着手来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就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指出其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作用。最后在结语部分对论文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总结,指出学习外国经验既要注意方法的问题,又要照顾到国情,并要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采用的方式手段两者分开来看待。通览全文,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任何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好,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在借用别国的经验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时候,都一定要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既要取长补短,又要照顾本国的实际,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真理,也是全世界各国发展的真理。只有坚持这条真理,国家才能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和进步。
张润[10]2011年在《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旨在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理论视角,运用综合、案例、比较等技术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本研究的新意和独特之处在于,从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并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诸多具体历史案例入手,基于丰富的史料,通过分析它们与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从多个历史侧面来揭示该战略的实质、影响、后果、特征、前提和所面临的制约,从而拓宽了这个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对毛泽东的这场外交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理解。论文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案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60—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中美苏大叁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以及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叁个世界战略理论。中美战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对各自来说都是头号的苏联威胁。但仅此不足以提供双方合作的充分条件。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毛泽东不可能为了联美抗苏而牺牲一个中国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台湾问题事关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利益,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内政和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同样不可能为了联华制苏而完全舍弃台湾。为了抗衡苏联这个共同和最高利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势在必行。妥协的内容,对于美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开承认,和公开或私下做出的在将来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对于中国,是在美国依然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继续在台湾驻军和维持美台防御条约以及拒绝放弃保卫台湾的义务的现状下,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部分地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承认但迟迟不履行“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毛泽东被迫拒绝美方提出的部分军事交流计划。双方战略合作的效力因而受到一定影响。毛泽东兼顾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统一利益的政策,表现了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70年代初仍在持续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间接为敌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双方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在既已先后明晓美国卷入印支战争的防御性动机和退出印支的意图之后,特别是在面临着难以逆转的苏越接近的趋势、觉察到越南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抱负之后,毛泽东依然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统一战争和印支叁国革命,主要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在帮助越南完成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的同时,既维护了国家安全这个最大利益,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从南边包围中国的意图的实现。这一后果与联美抗苏的政策意图是有冲突的。但毛泽东在美越谈判后期对中国立场的微妙调整,帮助美国部分实现了其体面退出印度支那的意图,为毛泽东强化其联美抗苏战略即提出“一条线”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前提。“一条线”和“一大片”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和孤立政策,是联美抗苏战略的手段,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这个策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遏苏联的地缘扩张和孤立苏联的意图。但由于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尽符合部分相关国家的利益,总的说来毛泽东未能实现其孤立苏联的策略初衷。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视角看,此策略的受挫部分地源于毛泽东所固守的以反苏划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是比美国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缓和是“一条线”未能建立起来的直接原因。7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基于其不完全与中国一致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威胁的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和与苏联共有的避免核大战的愿望,在维持对苏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对苏奉行长达十年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之得以推行和部分成功,还在于美国在中美苏大叁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主动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奉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注意：并非国家间关系领域)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立场使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缺少足够的弹性,失去了本应拥有和一度拥有的叁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进而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淡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能够与此前的头号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执着追求,包括支援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府革命武装,支持国际上几乎一切反苏力量。在支持反苏力量这一点上,世界革命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达到了一定的统一。但世界革命外交客观上也疏远了“一大片”策略所欲联合或中立的部分国家,因而也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传统的、强调战争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使得毛泽东对具体的中美军事合作持消极态度,也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革路线所强调的反修防修既便利了联美抗苏战略,也妨碍了该战略的充分实施。部分基于对“一条线”策略和革命外交的反省而提出的叁个世界战略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对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多极化和初露端倪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某种领悟。其彻底放弃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与联美抗苏的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其强调苏联威胁甚于强调美国威胁的明显政策意味,为联美抗苏提供了更少意识形态的和间接的战略辩护。综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妥协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前提。毛泽东在印支问题上的政策和其对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的坚持,同时构成了联美抗苏战略的前提和制约。它们都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复杂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在叁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都是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和后果。从地缘政治上看,联美抗苏的实质是叁角格局下与美国结成的准同盟；从毛泽东所笃信的意识形态看,其实质是革命统一战线。他在联美的时候始终没有放弃他所理解的革命。联美抗苏外交的两大特征,是默契和务虚。这种特征的根源部分地来自台湾问题僵局,就中方而言,也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有关。总的说来,联美抗苏外交是毛泽东的既英明又不彻底的外交革命的产物,并受到这种不彻底性的妨碍。英明表现为,这个外交战略在实践上是非意识形态外交的典范。不彻底性表现为,他在对该战略的理论阐释上未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利益的原则,及他所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的意识形态外交和文革路线妨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这种不彻底性同时来自历史环境的客观限制和毛泽东个人的自觉选择。把台湾问题、对印支政策、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与联美抗苏战略相隔离的切割策略,即在实际操作中使前四者和联美战略并行不悖的做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这个战略的干扰。这一做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明和局限所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叁个精髓,即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和独立自主不结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和与其相关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外交政策、战略和策略的成就和局限的反思基础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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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D]. 曾丹凤.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4]. 毛泽东国情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张春荣. 河北大学. 2010
[5]. 毛泽东的美国观[D]. 唐洲雁. 复旦大学. 2006
[6]. 依附·探索苏联美术对中国油画教育的影响（1949-1976）[D]. 范文南. 上海大学. 2010
[7].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研究（1956～1966）[D]. 裘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8].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D]. 史衍朋. 山东大学. 2016
[9].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研究（1949-1956）[D]. 冯利花.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10]. 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研究[D]. 张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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