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娟[1]2011年在《地缘政治视野下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中亚与中国新疆之间在地理环境、社会人文、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本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相关理论学说,分析梳理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由来、发展和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在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内容结构分为前言、第一章至第五章和结语。在论文的前言中,主要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以及对几个概念的界定。第一章主要从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了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地理联系、历史渊源和同源跨国民族,以阐明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基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章界定了对中亚民族问题研究的起始时间为沙俄时期,探讨了沙俄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19世纪60～80年代沙俄通过侵略扩张,将整个中亚地区纳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之中,沙俄对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殖民统治和中亚人民的反抗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伴随着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和占领,使得18世纪中叶就归属为清王朝的新疆,其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沙俄残酷压迫和侵略中亚各族人民的同时,沙皇俄国也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新疆；在沙俄残酷的殖民侵略和统治下,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之间形成了大批的同源跨国民族；同一时期属于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对中国新疆也进行了入侵及扩张,由此所造成的阿古柏之乱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第叁章阐述了苏联时期被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中亚,其民族问题的表现以及对同一历史时期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否定的是在列宁“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的民族纲领的指导下,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发展,但由于苏共民族政策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也不可避免地对中亚民族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相对于苏联时期中亚的稳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在同一时期却经历了民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统治和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发展与变化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孤悬塞外”的新疆受到了俄属中亚大批难民流入、“民族自决”思潮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侵入的直接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的叁十多年,伴随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从“友好的后院”到“反修前线”的变化,这一时期,既有来自苏联后大门中亚的影响,也有20世纪50年代来自苏联中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有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方面通过中亚针对新疆策划的边民外逃事件。第四章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的凸显以及同一时期对中国新疆的影响。伴随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出现了五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成分、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上就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这些刚刚踏上独立道路的中亚五国,不得不而对现实中复杂的民族问题：中亚俄罗斯人问题、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议和跨境民族问题、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出现等。同一时期,伴随中亚五个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中亚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涌现,在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因素的作用下,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并对中国新疆的长治久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亚民族独立本身对中国新疆就存在重要的示范和刺激的作用；在中亚“大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新疆地区的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也给中国新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疆独”分子分裂祖国的妄想再度被激活,并组织和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分离祖国的暴力恐怖事件。第五章指出自“9·11”事件后,作为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重要依托,中亚各国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亚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提升,中亚的民族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包括不容乐观的地区安全、日益猖獗的“叁股恶势力”,以及西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插手中亚事务所造成的“颜色革命”。新世纪新阶段,伴随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新变化和民族问题的新动向,中国新疆的社会稳定同样受到了来自中亚方面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结语部分通过对中亚民族问题演变的总结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的影响研究,一方面总结出要客观而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的发展和产生,另一方面面对来自于中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认为只有做好、做强新疆的民族工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对外部影响的抵御能力和防范能力,才是关键。
李厚建[2]2003年在《论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加盟共和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中亚国家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问题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它不仅影响着中亚各国的政局稳定，还影响着中亚各国的对外交往，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和睦，中亚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制定、调整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中亚五国与中国都存在跨界民族。研究中亚五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及其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叁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亚五国的民族构成与民族问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各民族迁徙、融合和移民，中亚五国的民族数量由最初的十几个、几十个上升到目前的80个至131个。尽管独立后，中亚五国掀起了一股移民浪潮，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亚五国的多元民族格局。中亚国家多元民族格局为民族问题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中亚五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的权益问题；部族主义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移民问题；中亚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问题；中亚“叁股势力”的合流。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中亚五国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结合本国实情，对苏联时期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确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它们是否定联邦制，实行单一制；摒弃民族自决权理论；否定苏联时期的错误理论，重视民族问题；强调“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意识。为解决民族问题，协调各民族间关系，中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有： ”实行民族复兴政策，确保主休民族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团结和睦 的氏族关系；采取措施缓和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紧张关系；建立民族 义化小心保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坚决打击叁股势力，维护国家稳 定与统一：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中亚五囚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对中亚、中国和 地区女个的影IllN。对中亚五国而吉，中亚民族问题对中亚五囚的政局稳 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恶化了中亚国家间关系。对中国而吉，中亚 五囚的独立对新疆民族分裂活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中亚叁股 势力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加紧对新疆的渗透、扩张；中亚国家独立后实 行回门；’次乡政策，对新疆的稳定产生了冲击波。对地区安全而台，中业 比族问题在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成果。那就 是排动了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安全合作，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总而台之，中亚五国的民族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即使旧的民族 问题朋决了，新的民族问题还会产生。为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和 睦州处，各国将根据各国的国情不断地调整其民族政策。因而，中亚上 囚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
赵彩燕[3]2016年在《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问题是国家在从威权政体向多党制政治转型中的分裂风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时段主要着眼于政治转型期,研究目的是评估国家的分裂风险。本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对叁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动荡甚至民族内战的后果。第二,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民族问题,藏独、疆独等极端分离势力不断滋生事端,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第叁,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很多国家长期饱受分离运动之苦,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受到威胁。近年来,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分离主义运动再次涌现,不断动员独立公投。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也有长期的争取独立运动历史。除了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亚的印尼、印度、缅甸,非洲的尼日利亚等面临民族分离运动。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激发了民族矛盾、威胁着国家统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问题上可能存在创新意义。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解体的个案研究,没有出现一般性的解释理论,而且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转型中国家是否分裂以及分裂风险问题,因此本研究问题还有广阔的探讨空间。在方法上,本研究以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提出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并将其运用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具体使用和验证。从民族数量和民族分布的角度对国家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杂居型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分类对分析国家的分裂风险具有方法论作用。本文研究对象包括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九个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这九个国家从民族结构上涵盖叁个类型,不同类型在政治转型中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类,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和东德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国家分裂的问题,但在政治转型中也产生了两种结果的差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在进行多党制选举中仅出现政党更替的结果,东德在多党选举中除了政党更替,还迅速实现与西德统一。第二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非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多党民主制度后,在转型初期出现了民族冲突,但最终走向了民族和解,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第叁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向多党民主制度转型中,不仅政党瓦解,而且国家解体。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还陷入长期内战。按照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模型分析,可以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转型中出现的结果差异,并以此判断各国家分裂风险的大小。首先,民族结构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和基础要素。在多民族国家中,判断国家是否会在政治转型中发生分裂,首先观察其是否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包括民族具有独特的语言或宗教文化特点,聚居程度高、有较大面积的传统聚居区域、地理上自成一体、人口规模占本地多数(本地区的主体民族)。但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走向国家解体,国家是否解体及解体的风险大小还要看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历史上的民族仇恨、民族的合并方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和经济联系、国家的控制力量等。在这些因素中有常量,有变量。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国家和执政党的控制力是判断国家分裂风险的常量,其他因素具有变量性质,在不同国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表现是不同的。这一模型的有效性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验证。
石丽娜[4]2007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苏联的解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该国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问题成为困扰政府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不仅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还影响吉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甚至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与该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独特地理环境具有密切联系，并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影响。“9·11”事件与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中亚地区局势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使该国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较为系统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关系，该国民族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其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分为前言、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序论。主要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及该问题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运用的理论。第二部分，正文。全文分为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表现，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成因，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叁章。第一章叙述了吉尔吉斯斯坦多元民族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有89个民族，这种多元民族格局是长期以来民族迁徙、融合、同化的结果。民族种类增加使该国民族结构更加复杂，民族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进而为民族问题的产生提供历史和现实条件。吉尔吉斯斯坦主要民族问题有跨界民族问题(其中包括俄罗斯人问题、乌兹别克人问题、东干人问题等方面)；部族主义与地方主义问题两个方面。第二章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历史背景主要包括苏联民族国家划界、民族问题处理上的失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叁方面原因；现实动因主要包括独立后民族宗教政策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伊斯兰教复兴叁方面原因。第叁章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地缘政治因素；吉国民族问题与费尔干纳谷地的密切联系；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对中亚地缘政治的影响。第叁部分，结语。对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表现、产生原因及其与中亚地缘政治局势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概括。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产生原因错综复杂，其影响不容忽视。随着国家的发展，新的民族问题还将不断产生，特别是“颜色革命”结束后，吉国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民族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杨鸿玺[5]2010年在《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中亚战略既存在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从宏观和总体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历程,呈现一种相对明显的“螺旋式”演进。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总是相互支持,总体以前者为主,但后者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因总统价值观、美国安全战略进展等因素而有所突出。当然,最终是往往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美国中亚战略目标中始终把安全利益、地缘利益、能源利益等现实和“有形的国家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予以优先考虑和满足,有关软实力和价值观等“无形的国家利益”推进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美国基本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与相对连续性,以确定性为主,不确定性为辅,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也有相似性与协调性。但美国决策机制、总统个人倾向、中亚的大国博弈、国际形势变迁与美国实力变化等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也给美国中亚战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导致不同阶段内美国中亚战略表现出较多差异性、非连贯性乃至矛盾性。美国中亚战略带来多重后果,继而成为带来新不确定性的原因,制约美国中亚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时使美国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促使政府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改进。不同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其中亚战略体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同侧重及其带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实用主义外交本质带来的折中性。相对而言,美国中亚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与确定性相契合,而其中的价值观外交、多边主义外交等理想主义色彩,则可能面临或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使美国被迫或不断面临安全与民主孰轻孰重的艰难取舍,最终往往倾向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天平。不能轻易判定不同政府的中亚战略是现实主义抑或理想主义,是确定性抑或不确定性,很多时候这种界定是相对的、动态的。
黄丽[6]2005年在《我国西北跨界民族对民族政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文中指出跨界民族是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我国西北有8个跨界民族,即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回族。本文以哈萨克族为例,通过分析哈萨克族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贸易现状,总结我国西北跨界民族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对我国民族政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根据跨界民族的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制定民族政策,促进跨界民族的发展。我国西北的这8个跨界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7个,操突厥语的有5个,由于地缘和民族优势,与中亚国家关系密切。这种族源、语言、文化上的一致性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性极易被不法之徒所利用,对国家、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际上各种势力相互勾结造成跨界民族地区动乱的事例尤为突出,在我国西北地区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合流。因此,我们要联合国际力量,积极参加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各种国际组织为平台,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打击“叁股恶势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上海合作组织是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的典范,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组织,为我们创造有利的环境,促进西北跨界民族的发展,维护西北的稳定。
黄小勇[7]2011年在《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及其特征研究》文中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并与我国的新疆接壤,为古代丝路之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文章试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进行详细梳理,对其进行阶段性的分析,并归纳其特征。文章主要采取文献法和对比分析法,通过收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各时期的宪法、语言法和教育法等法律资料,结合社会背景,反映各阶段语言政策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因素的互动关系,考察不同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并找出其语言政策的核心特征。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节为导言,主要包括选题背景及缘由、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术语说明,该部分是对整个研究做的总结性概述。第二章节至第四章节为吉尔吉斯斯坦各个阶段的语言政策,即第一阶段(1991.8.31-1994.4.15),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言政策;第二阶段(1994.4.15-2001.9.11),回归俄语的语言政策;第叁阶段(2001.9.11-至今),趋向“叁语”(吉尔吉斯语、俄语和英语)的语言政策。各阶段语言政策的内容包括社会背景、法律体现、内容和评价。第五章节为特征分析,是对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特征的总结,内容包括象征性特征、不平衡的双语制特征和去俄罗斯化特征。第六章节为研究总结,此部分总结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展望。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政策是一个综合体,涉及到语言政治、民族政策、宗教及意识形态、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的因素有很多,但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两个:民族主义和回归意识(如对俄语的回归,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归),它们就像天平的两端,语言政策就随着它们的上下运动而呈现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阶段的语言政策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第二阶段的语言政策开始回归俄语;第叁阶段的语言政策更加趋向叁语。同时它们在整体上表现出象征性、不平衡的双语制和去俄罗斯化的特征。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内容和特征的分析,文章对该国的语言政策进行了总结。认为到现在为止,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没有在完全意义上获得成功,但只要破除俄语是优势语言的固定思维,加上贯彻性、系统性的政策措施,吉尔吉斯斯坦语言政策就会更加完善,其语言政策将会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提供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刘方[8]2009年在《试论冷战后中亚的民族关系整合》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的终结直接催生了中亚地区五个崭新的主权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成为欧亚大陆接合部新兴的主权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叁国与中国有长达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以及鞑靼人等民族在中国均有同源民族居住,研究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分离势力。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无一例外地把保障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着力构建公民和睦、民族关系和谐的新型民族共同体。历史遗留的跨境民族问题,使中亚的民族关系格外复杂。中亚五国推行的“主体民族化”政策损害了众多非主体民族的社会经济权益和民族感情,引起他们的普遍不满,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俄罗斯族人口比较密集的哈萨克斯坦甚至爆发了流血冲突。优先发展主体民族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如何安抚非主体民族,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护,使他们尽快融入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这始终是摆在中亚五国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改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睦,中亚五国对主体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和局部调整,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体系。“9·11”事件后,通过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拉登恐怖组织的直接军事打击,美国实现了驻军中亚的夙愿,中亚在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已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支点。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展,俄罗斯长期以来主导中亚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地位遭遇挑战。美国的中亚战略有多重意图:既可以中亚为基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又可把中亚作为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各方势力扩张和联合的前沿防线,同时还可便利美国更好地控制里海能源的开发和运输,加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主导权。不难判断,实现在中亚的长期驻军已经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即使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绝不会主动淡出。美俄两大国在中亚的共存难以避免。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继续通过直接驻军、军事合作、经济援助、价值观宣传等多种手段推行其在中亚的既定战略,巩固并扩展其影响力。俄罗斯受国力所限,在北约东扩和日美同盟两面夹击的情况下,不得不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但是,俄罗斯对美国强势进入中亚的默许并不意味着它放弃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和传统影响,这仅仅是俄罗斯基于自身实力所作的策略调整。中亚是俄罗斯地区安全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和困难,俄罗斯都将在被动中争取主动,捍卫俄罗斯南部边疆及中亚的势力范围和传统利益,努力扩大战略空间。“9·11”事件后,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全面加强合作关系,就充分说明俄罗斯不仅不会放弃中亚,而且仍力图保持其作为影响中亚地区事务头号大国的地位。俄罗斯正积累力量,蓄势待发,伺机从美国手中夺回中亚的战略主导权。与美国联合土耳其的策略针锋相对,俄罗斯把伊朗作为自己对抗美国进攻、巩固中亚势力范围的战略盟友。中亚战略力量的分化组合初露端倪,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美土联盟的格局正日趋明朗化。然而,中亚的政治形势尚存很多不确定因素,未来还有很多变数。“9·11”事件后,在国际反恐运动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均不同程度地表达和执行了与美国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意愿和政策立场,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俄美共存、多种战略力量共同发挥影响力的复杂局面。然而,这种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俄双方在中亚展开对抗的实质。中国作为中亚政治格局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力量,在美俄博弈的框架内完全可以保有充足的灵活性和广阔的回旋空间,这就为中国进一步在中亚拓展影响、平衡发展与各方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在共同抵御美国扩张和防范“叁股势力”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有一致的利益。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不仅有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保障中俄双方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增强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实力地位,符合中俄双方的战略利益。尽管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能源开发和拓展政治影响等问题上存在某些利益相抵触和不协调的地方,俄罗斯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抱有本能的疑惧和排斥,不过从总体上看,中俄在共同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和合作意愿。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中俄两国在中亚仍将以战略合作为主流。
刘志强[9]2011年在《中亚五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五国独立后,随着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这一地区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宗教极端势力也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甚至利用恐怖手段来强迫当地居民接受自己的主张。宗教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该地区政治形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中亚与中国之间跨国民族和跨国宗教的存在,使中亚地区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历史考察,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分析中亚五国的宗教和民族问题,探讨宗教与民族问题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这些问题的演变趋势。文章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追述了历史上中亚地区曾经存在的民族与宗教并且介绍了中亚五国宗教与民族的现状。这部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其次,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复兴和中亚五国的民族与宗教状况两个方面介绍了宗教与民族在中亚五国的分布现状。由此,总结得出对中亚五国社会生活和民族、宗教形势影响最大的二种宗教和六个民族,即伊斯兰教与东正教和中亚的五个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文章第二部分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论述了中亚五国现存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包括叁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分析宗教与民族的区别和联系论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介绍了中亚五国存在和面临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并试图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论述了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互动影响。在文章第叁部分,先是分析了宗教与民族问题对中亚五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接着论述了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跨国宗教和跨国民族问题,文章最后探讨了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演变趋势。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和分析,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亚五国存在和面临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同时也期望本文或许能对我国宗教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些许的借鉴作用。
赵垒[10]2008年在《冷战后的中亚局势及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曾是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国家以独立的政治身份步入国际社会。中亚地区因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独特地缘位置、丰富的战略资源储藏以及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原因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为契机驻军中亚,对中亚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同时,各种势力积极对中亚国家展开渗透和争夺,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步走向多元化。冷战后,中亚局势发生着深刻变化。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框架基本建立但其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各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步完成,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转型中的中亚各国社会并不稳定,其中暗藏诸多危机;各种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能源之争日益激烈;地区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隐患犹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中亚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中亚五国是中国的近邻,是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中亚地区的跨国民族问题、“泛突厥主义”问题及宗教问题等都影响着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中亚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必需的重要市场;中亚丰富的能源储藏是中国谋求能源进口多元化以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来源;中亚地区以“叁股恶势力”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美国、俄罗斯、欧盟、伊斯兰国家等多种势力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多重的影响。中亚局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应采取积极的策略以应对中亚局势的影响。中国应加快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建设,促进与中亚国家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加快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增强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吸引力;积极深化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全面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好关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和平地缘外交,利用安全合作模式防范地区不稳定因素。本文研究冷战后的中亚局势及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不局限于对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而是从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方面分析了冷战后的中亚局势,并从政治、经济、能源、“非传统安全”等方面就中亚局势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较为具体地分析了中亚局势与中国战略安全之间的联系,并对中国应如何应对中亚局势的变化、处理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维护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和稳定进行了阐述,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 地缘政治视野下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D]. 张丽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2]. 论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及其影响[D]. 李厚建. 新疆大学. 2003
[3]. 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分裂风险研究[D]. 赵彩燕.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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