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贵阳550001
摘要：本文从认知隐喻观的视角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进行跨文化对比分析，找出其异同，并分析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跨文化隐喻理解能力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英汉隐喻认知跨文化对比AcontrastivestudyofthemetaphoricalcognitioninEnglishandChinese
LuoHongling
Abstract:Byintroducing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ualMetaphortheory,thearticleseparatelydiscussesthesimilaritiesandthedifferencesinEnglishandChineseandpointsoutthatforeignlanguageteaching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theculturalimplicationswithinmetaphors,whichwillhelpenhancethestudents’abilitytointerpretthemproperly.
Keywords:EnglishandChinesemetaphorsCognitionCrossculturalContrastivestudy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5-0029-02
1.引言
古今中外对隐喻的研究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西方的隐喻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隐喻的研究一直局限在修辞学研究的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名词替换”到当代语用学家MacCormac的“隐喻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学者们试图从多维视角对隐喻进行阐释，但是在解释隐喻的深刻内涵方面遇到了问题。认知语言学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研究，一改传统的把隐喻看作纯语言现象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隐喻的认知科学革命。其代表人物当属Lakoff和Johnson。他们认为，隐喻在口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不仅出现在语言中，也出现在思想与行动中，人们用以思考与行动的普遍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概念体系决定了人们感知的内容及其行动方式。“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1］
2.当代隐喻认知理论
认知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当今认知语言学主要有三种方法表征：经验观，突出观和注意观。认知语言学经验观认为，人是通过自身的经验认识世界的，或者说人类的认知以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生活环境千差万别，在和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对世界的不同认知结果，即经验具有文化差异。这些认知结果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和这些概念相对应的是语言表达形式。因此，研究语言表达中的概念隐喻，可以使我们了解人们是怎样认知自身和外部世界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2］。Lakoff的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理论在隐喻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Lakoff和Johson提出了“隐喻的认知观”，这是对传统的“隐喻修辞观”的一种反叛。其理论指出了隐喻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概念性。80年代以来Lakoff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隐喻理论，他运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以及意象图式来解释隐喻现象。映射反映的是认知空间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隐喻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其心理基础是抽象的意象图式。他将隐喻分为空间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三种。
Lakoff在论证隐喻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同时，也认为隐喻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sociallybased)，即隐喻是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模式也在对隐喻理解起作用。因此理解、研究隐喻必须结合文化因素和认知因素来认识和展开。由于思维和文化模式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的生成和理解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对英汉隐喻的认知对比研究就非常有意义了。本文作者探讨认知隐喻在英汉语言中的异同以及产生这种异同的深层原因，深化对概念隐喻的认知作用的认识，以求对认知化隐喻理论加深认识并对隐喻的理解有所启示。
3.英汉隐喻的共性分析
尽管汉语和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它们中的很多隐喻表达方式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隐喻概念基础。这种跨语言的共核构成英汉隐喻能相互理解的基础，也是英汉隐喻中许多不谋而合的隐喻现象存在的终极原因。
3.1英汉隐喻在工作机制上的共同点。Lakoff和Johnson已经指出隐喻通常是从一个比较熟悉的、较易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他们进一步说明隐喻的本质即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这里所谓的“一种事情”即指的是始源域;“另一种事物”就是目标域。作为始源域的事物是隐喻的认知基础，通常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而作为目标域的往往是人们感到陌生的、抽象的东西。如Lifeisajourney这个隐喻是用较具体的、为人所经常体验的“journey”去映射“life”，而反向的映射几乎不能成立；其它诸如Timeismoney以及用空间关系表达抽象的时间感情的隐喻用法都可以说明隐喻的这种工作机制。从认知角度看这符合人们的一条基本认知原则，即从可及性较强的概念映射到可及性较弱的概念更为自然，英汉语言中的隐喻在工作机制上具有很多的相同点，即都体现的是由基本认知域到抽象复杂认知域的隐喻认知方式。
3.2英汉隐喻具有共同的生理基础。这方面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英汉语言中对于情感的表达。研究表明在英汉语言中人们更多地运用隐喻概念表达情感而较少用直接方式表达。这种隐喻概念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基础决定的。Lakoff对于“怒”进行的实例研究，以及林书武以英汉语料为基础的对“愤怒”的概念隐喻的研究都表明情感概念具有生理基础。如:“怒”常常是根据人的体温、热度和内压进行概念化的，人们发怒时的生理变化构成了语言对其进行概念的基础。所以，尽管隐喻概念在英汉语言中表达方式有些不同，但其基本隐喻概念是相同的:AngerisheatAngerisfire或Angerisgasinacontainer、汉语中的说法诸如：“一腔怒气郁结于心中”、“怒火中烧”、“火冒三丈”、“发泄怒火”等等。这些英汉语料都证明对情感的隐喻化表达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础，并且体现出语言间的共性。
3.3英汉隐喻具有共同的认知物质基础。隐喻的物质基础指的是隐喻认知赖以产生的具体的、有形的、客观存在的实体。英汉语言中很大一部分隐喻来自于空间概念。根据方位主义(Localism)的观点，空间关系及其词语是最基本的。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最初的感知是从感知自身运动和空间环境开始的，在认知和语言发展过程中最初用于空间关系的词语后来被用来喻指时间状态、过程关系等抽象概念，这是概念隐喻认知的结果。如在英语中我们惯于用方向介词“up”和“down”来谈论我们的感受。“up”代表肯定、积极，而“down”代表否定、消极。如：“I’mfeelingup”，“Heisreallydown”等；在汉语中“上”通常与好事物相连，“下”通常与不好的事物相连。比如:“考上大学”，“赶上火车”，“上调”，“下场”，“下调”等。由于具有相同的认知物质基础，在这方面的汉英隐喻语言体现了很大的共同性。
4.英汉隐喻的个性分析
Lakoff在论证隐喻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同时，也认为隐喻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sociallybased)，即隐喻是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因此英汉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经验有不同的地方，这相应地会导致认知角度和参照点的不同。
4.1文化差异。使用隐喻要注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尊重不同的文化习惯。例如，蟋蟀在英语中是个欢快的比喻形象，如“amerrylittlecricket”(快乐的小精灵)，而在汉语中它总是以凄凉伤感的形象出现。又如，狗以忠诚侣伴的形象深受英语民族的褒扬，因而以“dog”为喻体的英语隐喻多为褒义，如“luckydog”(幸运儿)，“topdog”(权贵)，“jollydog”(快乐的人)。相反，汉民族则把狗看成一种讨人嫌的动物而横加贬抑，诸如“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咬狗”、“丧家狗”、“夹着尾巴的狗”等。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内涵是隐喻的精髓，也是把握隐喻的关键。
4.2思维方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一种文化的特点更集中反映在它的思维方式和对待一些人类面临的问题的看法态度之中，而思维方式是相对定型化的、显现出来的社会理性活动的思维样式、思维结构。西方文化注重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思维长于切实、具体和实用，不割裂具体经验事物的形式和内容，其思维模式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模糊性和感悟性的特点。这种差异同样也表现在隐喻之中。例如，我国先秦时期产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促使了古汉民族的文化成为崇天崇神的神命文化。因此，“天”在中国文化里远远不限于天空、天宇，它是主宰人类世界的一种超然的力量，蕴涵着浓烈的人文色彩。所以才派生出“天意”、“天经地义”、“天网恢恢”、“苍天”、“翻天”、“归天”、“一步登天”、“天才”。在英语中，表示“天”有“sky”和“heaven”两个词。“sky”的附加意义是“高”，所以派生出“skyscraper”（摩天大楼）、“skyhigh”（天一般高）、“skyway”（高架公路）。“Heaven”与“sky”一样有“天空”的意思，虽然它还派生出“天堂”的意思，但比起汉语的“天”，它的外延就小多了。
4.3人对自然的感知联想的差异。这里的自然环境含义很广，它包括地理环境(森林、沙漠、山川、海洋、岛屿等)，气候环境、植物、动物世界等等。人类自然环境多姿多彩，隐喻也镀上形形色色地域文化的印记。而受自然环境影响的隐喻一旦形成，也会融入人的思维和隐喻概念系统，形成新的隐喻联想，反过来作用于新的隐喻形成。如西方人眼里的“西风”，不仅是带来无限生机引来美丽春天的温暖之风，而且在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中，“西风”还具有横扫枯枝败叶，席卷残云，掀起巨浪的磅礴气势和无比威力，是革命的象征。但在汉民族眼里，使万物复苏，大地回春的风是“东风”而不是“西风”，“东风”又是摧枯拉朽，唤起民族觉醒的象征，具有革命的先进意义。例如:“东风浩荡、红旗飘扬”。由此可见，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所引起的人们的联想也不尽相同。
5.跨文化隐喻理解能力的培养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英汉语言中的概念隐喻既存在基于工作机制上的相同点，同时又体现了基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上的差异性。可以这样说，掌握了这种隐喻概念的异同点实际上就掌握了对方文化中的隐喻精髓，将有助于更好地领悟和活用对方文化中的隐喻。因此，隐喻理当成为外语教学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应汲取隐喻研究的成果，详尽地分析各种语言现象背后的理据，揭示隐喻中所涵盖的文化意蕴，使学生对外语的习得不仅仅耽于字面意义，更应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意义和情感，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隐喻理解能力。
当然，提高隐喻领悟力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因此，教师不仅要将语言中的隐喻剖析给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自己剖析，引导学生比较母语与目标语中在使用隐喻时所体现的文化、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引导学生体验目标语所凸现的文化意蕴。还要鼓励学生做个有心人，广泛地接触语料，有意识地搜集整理，理清脉络，逐步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提高他们对语言的观察和感悟能力，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和培养其交际能力和创造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外语学习者所必经的过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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