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常[1]2010年在《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治理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国家治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其属性及职能的发挥,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以维持特定的秩序。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属性,在阶级社会,主要体现为阶级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治理既强调其阶级性也突出其社会性,社会性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职能的发挥来实现治理。对后发国家来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国家起到根本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计划制度向市场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制度现象之一,成为观察国家治理的典型背景。本文以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为时代转型背景,以国家治理变迁为研究主线,以经典作家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依据,从纵横两面、动静视角集中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转型中国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位移、功能消长和理念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国以苏联为范,进入了全能国家治理时期。由于治理主体的一元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是全能时期国家职能最主要的特征。虽然中国共产党人较快发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由于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始终没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国家与市场在治理过程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国家进入社会起重大作用的新时代,初步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实现重大转型：第一,国家治理历经从注重效率优先的发展型国家到公正价值诉求的和谐型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第二,国家治理是从全能国家一元治理逐渐演进到市场、国家与社会多元并治；第叁,国家治理是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再到通过国家治理自身推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第四,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满足不同国家治理主体利益需求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更是一种社会运动。国家治理是治理主体之间不断调整、协调互动和综合平衡的过程。从经济而言,脱嵌的市场既会带来大量物质财富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因素,只有嵌入社会建设的市场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政治而言,政府天生具有自我扩展倾向,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约束之下,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才会健康成长；文化而言,只有意识形态世俗化,决策更加理性与科学化,努力促进公民主体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走向繁荣创新的重要保证；社会而言,追求公正,保障民生,努力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模式,是迈向国家善治的关键路径。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繁荣和富强,为国家治理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强调“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目标得以确立。自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已初步形成。
孟庆瑜[2]2004年在《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文中研究指明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彻底摆脱环境资源和社会产品的有限性或稀缺性的限制或束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选择和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形成和维护一种什么样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将直接决定着有限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直接关系着广大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安全与进步。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日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总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实现全体国民社会福祉的普遍提高，人们实际面对的却是经济总量增长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面临严重困境、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等一系列的社会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作为一种物质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分配的公平与否以及公平的实现程度，基本取决于分配前提的平等性、分配规则的公平性、分配过程的秩序性和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其中的关键是分配规则或分配制度问题。因此，把分配引入法律特别是经济法的研究视野，无论是在分配理论的创新上，还是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上，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本论文着眼于社会分配正义目标的实现，分配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从分配关系的法律分析入手，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从导论、价值论、机制论、制度论、应用论等五个层次对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导论部分，笔者从剖析分配在现象形态、经济流程和配置格局或结果等方面的表现，在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等不同侧面所具有的丰富经济内涵入手，详细分析了分配关系的法律意义。具体指出分配关系是指分配主体与分配受体之间基于分配对象的划分与配给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将因国家性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关系主体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职责、权限等方面存在差异而有不同的关系内容和表现。究其实质，分配关系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一种资源或财产的分取与占有关系；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分配关系主体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一种利益划分与协调关系；在法律层面上则表现为他们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权力和权利的分权与制约关系。这种财产和利益的分配关系需要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律的介入与调整，基于经济法在调整分配关系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优势，权力与权利在经济法律内部正确配置的过程就是经济法律对于财产和利益关系的规范与调整的过程。 价值论部分，基于法律价值的体系化存在这一法学理论前提，笔者首先在充分认识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所具有的多面性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分配正义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裱十经济法的研究视野作为法律在社会分配领域的永恒价值目标，与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等具体价值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在对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分配正义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分配正义在古代社会制度下，一方面给予秩序与安全以突出地位，但另一方面又降低了自由和平等价值目标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时代，分配正义的自由和效率价值才得到明显的提升和有效的实现。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正义则处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极端扭曲状态。即使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分配正义在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下也呈现出明显国别差异性。最后，在促进和保障社会分配正义作为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总目标的前提下，具体构建了以平等、效率、公平与秩序为内容的分配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系，以及基本原则在不同分配法律制度中的选择适用。 机制论部分，笔者以确立和构建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为目标，提出了以分配权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等所有社会主体之间和他们各自内部的不同配置机制为内容的实现路径。首先从作为分配法律制度核心范畴的分配权的法律界定入手，详细全面地分析了分配权的特征、类型划分、性质和部门法归属，提出了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的国民收入分配的计划调控权、国家财政分配权、征税权、金融调控权、价格分配干预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分配权力，以及以企业收入分配权、个人收入分配权为组成部分的分配权利的法律内容。然后，具体剖析了分配权在不同主体之间及其各自内部乃至不同地域空间的配置模式和运行机制，但这种分配权的法律配置结构和运行机制往往受到企业利益主体及其分配权利优势、劳动者利益主体的斗争力量与分配规则矫正、国家及其权力与分配制度的相机调整等内在因素和技术进步、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制度论部分，笔者在简要分析影响分配制度选择的主要关系因素的基础上，全面构建了国家分配权、企业分配权和居民个人分配权的制度保障体系。就国家分配权的制度保障体系而言，国家计划法律制度、国家预算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财政支出法律制度、金融调控法律制度、国家价格分配法律制度等构成其主要内容。其中，计划法律制度的社会分配功能理应得到
黄速建, 黄群慧, 王钦, 肖红军[3]2008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叁十年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大局。认真总结中国国有企业30年来的改革历程,系统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得失,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对于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功成[4]2008年在《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社会保障制——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变迁》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到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这个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自己显着的特征,时代背景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改革方式与推进策略的渐进性、改革波及面的全面性与改革内容的深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这当中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与失误,至今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毫无疑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维系了经济改革的进程,保障了社会基本稳定,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民在急剧变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风险,堪称一场伟大的改革实践,积累了自己的宝贵经验,是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汤建军[5]2004年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能力充分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不仅是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创新;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重大创新。党突破东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确立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的体制,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要求和促进着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的配套变革,它在很大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回答了我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从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全会决定的形式先后叁次聚焦这个问题。十二届叁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十四届叁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六届叁中全会在总结20多年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验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应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可以说,叁个叁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是我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成果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的经验总结。 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经济理论创新对经济体制创新起着重要作用。我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可训[6]2016年在《温州国企改革中职工信访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大量国企不能适应市场规律的要求,陷入濒临倒闭的境地。为此,国家和各级政府采取了以改制为主要形式的大量改革措施,使一批国企走向市场。但国企改革也给原体制下的职工带来巨大压力,部分职工权益受到侵犯,造成大量信访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长期难以解决。本文以温州为主要样本,从社会治理理论的角度,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宏观方面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分析,梳理提出国企改革引发的信访问题类型,认为现有单一的信访机制已难以系统解决国企信访问题。同时在微观方面通过对温州国企改革遗留的下岗职工安置、国有资产流失、侵害职工利益、职工待遇落实、国企高管犯罪等信访具体问题的剖析,并梳理出群体涉及人数多、组织性纪律性强、年龄普遍较大等国企职工信访特有的特点,认为旧有的社会管理理论和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治理模式改革偏重效率忽视公平,社会治理机制转型,各阶层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管理机制落后,依法治理不到位,国企治理机制欠透明,改革发展与矛盾处理缺乏多元参与等因素,以及信访体系本身的体制机制缺陷,是造成温州国企职工信访长期不能系统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适当借鉴了国外国企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并通过对若干典型案例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用新的社会治理理论可以有效指导和系统性解决国企职工的信访现象。然后以社会治理理论为指导,提出在社会层面,倡导系统治理,加大对国企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救济,在政府层面,推行源头治理,切实预防新问题产生,在操作机制层面,坚持综合治理,提升问题化解能力等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能系统性、综合性解决温州国企职工信访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更好推进温州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服务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李斌[7]2004年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运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经济在呈现生机勃勃的成长性的同时,也蕴涵着新的不稳定性。有效调节经济的不稳定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然选择。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协调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在现有生产关系框架内提供生产力发展空间的基本体制。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被称之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社会运行的安全网。选择怎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实现形式，各国的国情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历史的道德的因素不同等，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别和特征。就世界而言，社会保障呈现出从早期主要以欧洲“区域性发展”为主到渐进式全球多样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再到各国相继出台本国化社会保障模式的发展趋势。本文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从客观的、发展的、开放的视角出发，采取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理论分析，力求揭示社会保障的规律性。以社会保障政策的具体实践为对象进行定量分析，为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依据。文中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往社会保障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政府为主体，组织个人和法人共同
邓沛琦[8]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杜进君[9]2012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自他们的缔造者,即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开始,就彼此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用鲜血凝结成了可歌可泣的真正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中越两国在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仿效苏联模式,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上“一边倒”的封闭局面。中越两国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了一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伟大事业。与苏东国家改革相比,中越两国在改革过程当中具有明显的特点。中越两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对经济改革的看法认识基本相似,且改革所经历的过程也大致相同。同时,两国的经济改革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开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然而,中国和越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过程中仍体现出许多不同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探索越南经济改革背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中越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理论、实践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加深对中越两国经济改革历程的认识,并从中总结出某些共同的历史规律,汲取其经验、教训,加以借鉴。这将深化对中越经济改革间共性与差异的认识,同时,可以针对目前有关越南经济改革和中越经济改革对比研究薄弱的状况作一个有益且必要的探讨,希望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和思路,充实双方现有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越南经济改革的实践,对越南改开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帮助解决中越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研究结果也可以应用于中越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中,使中国历史教学在越南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从而为中越两国的全面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本文作者作为一个在华留学的越南学生第一次在这个范围内作的浅陋尝试。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的原由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越改革背景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探讨和比较,同时指出中越改革前经济存在的内在矛盾和需要进行改革的种种缘由。认为中越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初始条件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诸多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而,越南均落后于中国,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改革的物质前提优于越南。这些初始条件也对后来两国的经济转轨产生一定影响。第二章就中越两国改革理论进行比较,这一部分系统介绍了中越两国两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分配制等问题的观点和创新理论,同时认为中越虽根据本国国情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是大同小异,所以两国的改革总结上升到理论层而,基本上也是如此,改革理论创新的实质内容大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只是各自的提法和语言表达有差异而已。从根本目的的角度来讲,中越改革就是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摆脱社会经济危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致富的事业。中越两国共产党理论成果与创新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两国都非常重视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创新,都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原则,同时为本国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闸述了中越改革实践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指出相同和不同之处后,认为中越两国都进行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通过中越两国各主要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其提示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进程、外贸增长、国家经济管理、民生问题的保障等方面的分析进行比较研究,突出中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指出中越改革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需要解决问题,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探索,中越两国经济体系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这种框架还不太适应国内外经济大发展势头,因此还需要继续深化农村、农业和国有企业等经济部门的改革。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中越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越经济改革比较后所得出的宝贵经验和启发,再次肯定中越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地位与影响,及其对越南经济改革的启示,以此推动理论和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也提出中越经济关系的发展展望,认为,两国经济互相支持,两国互相借鉴足最好的符合、顺应两国利益的途径。肯定友谊、合作与发展仍然是中越未来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中越两国一定会乘着传统友谊的勺翅膀,借着双方全方位友谊合作的马力驱动,使中越两驾马车飞到更高更远的目的地。
黄新华[10]2002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以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从1949年到1957年，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的现实困境凸现的制度低效，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探索后的必然选择。从实质上说，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既表现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也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但是如同任何经济体制的运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制度变迁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只有使制度变迁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给予持续的支持。改革以来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欠缺和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改革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但是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存在制度创新困难的条件下，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推进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与这一目标相联系的制度框架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制度；二是构建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制度；叁是创建稳健的宏观经济制度：四是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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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研究[D]. 汤建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6]. 温州国企改革中职工信访问题研究[D]. 王可训.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7].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运行问题研究[D]. 李斌. 吉林大学. 2004
[8].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D]. 杜进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D]. 黄新华. 厦门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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