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1]2004年在《隋唐时期类书的编纂及分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古代类书的编纂可以分为创始、发展、兴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隋唐时期是古代类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类书的编纂情况、分类体系、分类思想等对后世类书的编纂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以隋唐两朝为限，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类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断代研究。 本文分前言、正文和附录叁个部分。前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和要解决的问题。正文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对类书的性质、分类思想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述了初期类书的成因、编纂特点、类型和意义，梳理了此前有关类书的研究情况；分析了隋唐时期类书的发展原因、编纂特点、编纂观念、分类体系和佚因；探究了隋唐类书分类思想的源流、概况、成因及特点。附录收录了隋唐时期类书存目的整理表和隋唐时期主要类书分部情况的整理表。
刘全波[2]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隋唐乃至其后的类书多有学者进行探究,而魏晋南北朝类书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则少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前辈学者张涤华、胡道静、方师铎、曹之等已经注意到魏晋南北朝类书对于中国类书发展史、编纂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时期的类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类书发展的源头,后世类书尤其是隋唐类书的发展、演变皆根源于魏晋南北朝,但限于资料的琐碎,魏晋南北朝类书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文通过对传世典籍、敦煌文献、域外文献、大藏经、道藏等的搜集整理,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类书不仅数量众多,卷帙浩繁,而且多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高僧高道参与其中,甚至于南朝齐梁时代出现了中国类书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官修类书有《皇览》、《四部要略》、《寿光书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虽几经散佚,仍有不少信息保存了下来,本文旨在考察它们的编纂背景、编纂时间、编纂者、编纂体例等基本问题,进而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承袭及其在唐宋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官修类书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文学类书、佛教类书、道教类书,以往学界总是慨叹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资料稀少、琐碎,那是因为忽略了文学类书、佛教类书、道教类书的缘故;本文旨在对陆机《要览》,戴安道、颜延之、梁元帝、何承天《纂要》,沈约《袖中记》,庾肩吾《采璧》,朱澹远《语对》等散佚在古籍中的珍贵文学类书进行辑佚与考释,以阐明类书编纂与文学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佛教类书有《众经要抄》、《义林》、《法宝联璧》、《经律异相》、《内典博要》、《金藏论》等,本文旨在考察它们的编纂背景、编纂者、编纂时间、编纂体例等问题,阐明佛教类书的发展谱系,把佛教类书研究真正的融入到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之中,以开拓类书研究与佛教研究的交叉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类书主要是《无上秘要》,它的编纂与北周武帝关系密切,更是南北道教融合的产物,本文尝试对它进行发掘,阐明《无上秘要》的编纂背景、编纂体例等问题。总之,本文旨在通过文献梳理构建清晰的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史、编纂史。类书研究理论向来不够系统,本文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尝试着对类书研究理论做完善与升华。类书的定义、定位、流传、演变、功能、价值、源头、流弊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最为关注也最众说纷纭的几个问题,本文在综合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类书是知识性的资料汇编,类书源出于史部等。此外,为了着重展现类书的存在价值,本文还考察了类书与帝王政治、文学、科举、蒙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关系,并对类书在域外的流传做了介绍,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的介绍类书的流传、演变、功能、价值,主要是为了纠正学术界不重视类书研究,视类书为"獭祭"、"饾饤"、"俗儒"之学的偏见。
韩建立[3]2008年在《《艺文类聚》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艺文类聚》的编纂动因、主导思想,编纂结构与体例,以及编纂与分类学、目录学、文体学的关系等方面,对其进行多角度的考察。试图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总结类书编纂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建立类书编纂学,提供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本文重点剖析《艺文类聚》类目编排的深刻内涵,分析以类相从、事文合璧的编纂方法与类书体制,论述参见的方法。探究分类思想的渊源,揭示其分类体系所反映的传统文化观念。指出它有效运用了类目注释、互着与别裁、类目参照等目录学方法,提高了自身的应用价值;它拥有分类与主题相结合的目录体系。对选录的文体数量与名称进行辨正,明确了选录的常用文体;对其文体,按诗、赋、文叁大块归类加以论析,探讨编者的文体观和审美取向。
芦珊珊[4]2010年在《唐代编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编辑活动历史悠久,将编辑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进行自觉的研究也有将近叁十年了。叁十年来,编辑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科体系不断完善。不过,与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编辑学中有关学科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匮乏的,综合研究某一时期编辑思想概况的成果更为罕见,这大大阻滞了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权,唐代在近叁百年的统治时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空前发展。编辑活动是文化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许多优秀的编辑作品是唐代编辑事业繁荣的重要标志。故而,本文拟将指导唐代编辑活动的编辑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求梳理出其整体面貌。书籍从唐代开始被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在编辑活动还没有完全从着作活动中独立出来的情况下,不同类别的书籍其编辑方法、宗旨、编辑主体等差异都很大。因此本文将唐代的编辑作品划分为四个大类分别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指引下,全文分为引言、唐代编辑活动概况、唐代经学作品的编辑思想、唐代史籍的编辑思想、唐代类书与佛教典籍的编辑思想、唐代别集和总集的编辑思想、小结等七个部分。每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引言。编辑思想是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编辑思想是对唐代编辑史进行深入研究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对唐代编辑思想进行研究的意义,评述了目前学界对这项研究的基本情况,指明了研究的对象,并且对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探讨。此外,这一部分还确立了分类、综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典型研究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材料收集整理、角度多样等困难做出了说明。第一章,编辑思想产生的丰厚土壤——唐代编辑活动概况。编辑思想指导编辑活动,编辑活动是编辑思想的体现,一切与编辑工作有关的活动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辑思想。本章首先从介绍唐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概况出发,紧接着详细介绍了唐代的文化环境。因为,文化与编辑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唐代的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统治阶级一以贯之的自由宽松的文化政策也为编辑活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舞台。另外,各级政府和个人对图书的典藏和整理在唐代从未间断,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促进了编辑活动质量的提高。总体而言,唐代官方非常重视编辑活动,编辑活动的创新之处层出不穷,编辑家人才辈出。这些都为形成丰富的编辑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章,唐代经学作品的编辑思想——从追求统一逐渐向注重义理过渡。经学思想在唐代获得了重要的转变和发展,与之相适应,通过经学作品的编撰所表现出来的经学编辑思想前后亦不相同。唐初,四海归一,政治清明,君臣一心,统一之势顺应时代需要,锐不可当。隋唐以前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造成了经学的多门。学通南北的孔颖达等人为了给统一的政权确立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文化,同时也使科考有所依从,定下了择优而定一尊的编选理念,很好地实现了《五经正义》追求统一的目的。安史乱后,唐代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以陆淳等人为代表的经学家们抛弃了训诂之学转而寻求《春秋》义理,本着“求真”的编辑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编辑宗旨整理了几部重要的《春秋》学着作,也带动了其他经学的发展。第叁章,唐代史籍的编辑思想以“实”为宗。史书的编修在唐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被后人称作二十四史的正史中,有八部都是在唐代修成的,由此可见一斑。综观唐代所有的史书编撰,都以实录直书和实用于政作为指导思想。实录直书是我国史书编撰的伟大传统,在唐代从实践到理论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唐代的官方修史事业极为繁荣,修史和资政充分结合在一起。五代史志、《晋书》、谱牒、《贞观政要》、《通典》等书都从有益于政事出发安排材料,组织结构。刘知几是中唐时期的一位着名史学家,他的着作《史通》集中表现了其史籍编修思想,被喻为“一部古典编辑学的专着”。第四章,唐代类书与佛教典籍的编辑思想。类书在唐代从子部的杂家类一跃而为子部中的一个单独门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总体而言,唐代类书编辑目的明确具体,在体例上不断追求完善创新,在材料的选择上既讲求广博又注重精简。儒家思想在类书编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材料上大量辑录儒家着作,对儒家的教化功用和“以文治示昌盛”的传统也格外留意,即使在类目的设置和编排上面也有儒家的影响在内。唐代佛教盛极一时,佛典的翻译、整理和注释活动非常频繁。高僧玄奘“既需求真,又需喻俗”的编译思想很好地指导了佛典的各种编译和整理活动。第五章,唐代别集和总集的编辑思想。文学在唐代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唐代社会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化了的群体,文学成为唐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别集和总集虽同为作品的结集,但在编选目的和标准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章分别加以论述。唐代别集的编辑过程中充满了浓厚的立言传世意识,在材料的选择上和编辑方法的运用上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白居易和刘禹锡两位唐代着名的编辑家在别集编撰中都非常注重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唐人选唐诗是唐代总集的杰出代表,它们在编辑过程中,以编者为主导,或者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或者表达儒家的文学功利观,都将编辑作为“言志”的手段,表达各自不同的编辑思想。第六章,小结。在对唐代社会和其编辑思想做出充分肯定的基础上,简单总结了唐代编辑思想的特点。
白金[5]2012年在《北宋目录学研究》文中提出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编目实践、学科理论建设、图书分类方式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工作取得的成绩有准确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到北宋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北宋处于唐宋变革期的重要节点上，北宋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北宋目录学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对目录学在北宋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即是对中国近古目录学源头的研究。这对了解中国宋代以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宋代以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参考。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目录学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北宋目录的发展背景，编纂成就、理论建树和学术特点。第一章，宋前目录学的发展状况。本章以时代为纲，简述了目录学自汉代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目录学在宋前的发展历经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汉魏时期从刘歆创制《七略》开始的六分法阶段；一个是在隋唐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四部分类法阶段。在这两个稳定期中间，是延续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分类法转化时期。宋代目录学的发展，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推力，也有文献学、目录学自身学术进化的内在因素。理清从汉到唐的目录学演进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目录学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变革路径。第二章，北宋目录学发展的背景。本章从北宋政治文化特点、北宋官方与民间的图书出版与藏书、北宋馆阁与图书校勘、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北宋目录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阐述。北宋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促使整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而与之相关的图书出版、收藏、整理事业也发展迅速。叁馆秘阁是政府图书校勘与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机构，它校勘、整理、纂修了大量重要的书籍，带动了北宋官私藏书、校勘与编目活动的大发展，为北宋目录学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第叁章，北宋的目录编纂工作。有宋一代编纂的书目数量相当可观。作为目录学的基本文献与研究内容，目录着作体现了目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本章将宋人编纂的目录分为官藏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五种类型，对各个类型的存世目录与可考目录皆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其编纂经过、分类方法、分类思想与时代学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本章研究力图较为全面、系统的反映出北宋目录编纂工作的整体面貌。第四章，《崇文总目》研究。《崇文总目》是北宋编纂的一部重要国家藏书目录。它着录的书籍基本反映了宋代仁宗朝时期国家藏书情况，是对北宋建国以来图书整理与收藏工作的系统总结与记录，也是自《开元四部录》以后由官方所编纂的着录最完备，体例最完善、解题也较为详尽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代表了北宋官藏目录的最高水平。《崇文总目》在图书分类法、着录体例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革新趋势，对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对《崇文总目》的编纂过程、分类思想、着录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五章，《新唐书·艺文志》研究。《新唐志》是北宋史志目录中保存至今最完备的一种。该目录与唐人所编纂的《开元四部录》、《古今书录》等目录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唐代目录学的思想理念。同时，此目编纂于《崇文总目》之后，曾参编《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亦是《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者，所以它又具有北宋目录学的某些特征。本章从编纂过程、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叁个方面对《新唐志》进行研究，特别关注了《新唐志》的分类思想在唐宋目录学发展变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第六章，综述北宋目录学的成就与学术特点。北宋目录学是在四部分类法已经发展数百年的基础上起步的。在从隋唐到宋代这个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期间，北宋学术思想的整体风貌与此前有了明显的差异。本章在前文对北宋目录编纂研究的基础上，从分类思想变革、体例创新、理论构建等叁个方面阐述了北宋目录学的总体成就。同时，本章对北宋目录学与北宋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以及目录学本体的学术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
桂恺[6]2011年在《中国古代类书编纂研究》文中认为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工具书,在编纂时通常是将原有典籍的篇章顺序打乱,再依照新的分类方式对材料重新进行编排。由于秉承述而不作的传统,编纂人员极少在其中表达思想观点,所以类书并非学术性很强的着作,只是资料汇编。它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并保留了大量词章和史料,为使用者提供了查检之便利。本文主要研究类书的编纂,将对类书成书概况、编纂背景及起因、编纂人员、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方面加以探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上着名类书的编纂沿革过程及其变易创新情况。试图说明类书编纂与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代推移,它的编纂规模有扩大之势,而创新则逐渐困难。本文包括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类书简介,对类书的性质、分类方式做简要交代。第二、叁部分介绍魏晋类书编纂的开创性,如《皇览》始创以类相从之法,它的编纂过程中出现了下令修书、确定范围、搜集资料、分门别类、分头撰写、修毕进呈、接受升赏等诸多步骤,为后世修书所借鉴；《修文殿御览》使得编纂过程空前复杂,人员也大幅增加,为后世所仿效。第四、五部分论述隋唐类书编纂的改进,如《北堂书钞》以标题类事之法带来新意；《艺文类聚》确定事前文后的体例,影响千年。第六、七部分论述宋代类书编纂的突破,如《太平御览》与政治形势难脱干系,千卷之巨亦是类书大型化之较早开端；《册府元龟》采择君臣之间嘉言懿行以垂范后世,运用总序小序之法使得编纂人员的观点明晰。第八部分论述明代类书编纂的变易,《永乐大典》将类书的篇幅、人员数量推向顶峰,在编纂体例方式难以取得突破之际,改用丰富资料遗惠后世。第九部分论述清代类书编纂的革新,《古今图书集成》编纂人员中并无权贵或学术权威,实为罕见,它结构完善,知识分类合理,采用叁级类目的先进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类书最后的巅峰。类书编纂欲寻求创新渐渐困难,直至只能以扩大规模取得突破。随着近现代新的分类思想成熟,类书的黄金时代也最终过去。
刘刚[7]2006年在《八十年类书研究之检讨》文中指出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编纂形式。检讨近八十年来有关类书的研究状况,类书的研究可以分为相关研究专着与相关研究论文两部分。从相关研究专着来看,各成体系,面也铺得较宽;从相关研究论文来看,对类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类书与目录学的关系、类书与索引的关系、类书的分类体系与分类思想、类书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类书的起源、类书的性质、类书的综论性研究、类书的功用、类书与文学的关系、类书的现代化、类书与文献编纂、类书的编纂思想、敦煌类书等十几个方面。同时,指出了八十年来类书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期对将来的类书研究有所帮助。
盛莉[8]2006年在《《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太平广记》类目的划分与编排包含着编者的文学文化审美观念及与小说编纂相关的一些文献信息,如引书的征引注录情况。同时也衬托出当时官方尊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从类目及其编纂的角度对《太平广记》进行全新研究是必要且重要的。“神仙”、“女仙”类小说是《太平广记》全书最重要的类目,研究“神仙”、“女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对了解《太平广记》全书类目及其编纂具有先导意义和重要价值。本文仙类小说的范围涵盖“神仙”、“女仙”两类。文章通过对第一手文献史料的大量收集、阅读、考证,结合《太平广记》编者所在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时代背景,对《太平广记》“神仙”、“女仙”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成因”考察仙类小说类目成因同宋初官方文化和前代小说题材、分类之间的关系,旨在对《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在全书类目中的地位和特殊性作一背景式的交待。 第二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类目特点”对《太平广记》全书的类目特点、仙类小说类目人物整体所反映出来的神仙文化内涵、类目人物排列蕴藏的编者的神仙文化信仰以及对道教文学的接受认识心理进行研究,以进一步理解“神仙”、“女仙”类的内涵及其在《太平广记》全书中的独特性。 第叁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的编纂”主要从《太平广记》编纂组、仙类小说篇目的编纂及仙类小说引书叁方面展开论述,旨在溯清仙类小说编纂中体现的编者的宗教文化意识、文学审美意识、对引书的征引注录和引书存佚等具体问题。 第四章“《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探讨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特有的编纂背景、编纂条件和编纂思想有助于建立仙类小说本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卓然的地位,这种地位又主要是通过仙类小说对后世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影响来体现的。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既同原作者的出色创作有关,也同《广记》编者小说文本的出色编排、加工有关,可说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仙类小说编纂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因此,本章将就《太平广记》仙类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展开讨论,主要从仙类小说的宋前仙道小说辑佚汇总作用和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论述,附论对后世戏曲素材的提供,以明晰仙类小说乃至《太平广记》全书的编纂对于后世文学的意义。
郭丽[9]2012年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叁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叁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叁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叁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杨靖康[10]2012年在《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源流考》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欲尽观之,实属螳臂当车,若要知其大体,厘清脉络,则必赖典籍分类之学,故古之言典籍整理者,皆以分类为紧要之事。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云：“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亦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可见古代典籍分类学之重要意义。先唐时期是古代典籍分类学从起源、发展逐渐走向定型的关键时期,是后世探讨典籍分类问题每每要上溯的河源。研究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之源流,就是要考察这片河源的面貌,探讨学术分类法与事物分类法分别作用于典籍分类学所产生的影响,并为唐代及以后典籍分类学之研究打下基础。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先唐时期典籍分类学之研究意义,介绍该论题之研究现状,并说明本论文之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一章主要追溯典籍分类学中事物分类法之源头,考索事物分类思想之肇端,并揭示事物分类法在应用过程中从微观走向宏观的流变。第二章是第一章的姊妹篇,主要追溯典籍分类学中学术分类法之源头,考索学术分类思想之肇端,并揭示学术分类法在应用过程中从宏观到微观的流变。第叁章主要研究两种分类法交锋时代的典籍分类学,旨在考察交锋过程中南北之差异,并对目录书与类书两种载体形式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该时代典籍分类学交锋之激烈。第四章主要论述典籍分类体系之定型及其影响,分别考察两种典籍分类体系的定型过程,并对唐代及以后典籍分类学之发展大势做一概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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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古代类书编纂研究[D]. 桂恺.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7]. 八十年类书研究之检讨[J]. 刘刚.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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