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1]2004年在《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文中提出天马—曲村晋侯墓地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东距翼城县城12公里，西南距侯马城区(新田遗址)约30公里。大约于1986年开始，晋侯墓地遗址遭到盗掘，至90年代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其中，许多出土文物流失到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晋侯墓地的发掘整理开始于1992年4月，至2001年1月结束，历经六次发掘，共清理出九组十九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依据现有材料，已知有铭铜器81件。 这批铜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往往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如对铜器上晋侯名字的探讨上，由于出土铜器上的晋侯名，很难同《史记·晋世家》所言诸晋侯名直接相合，古文字学者们尽力寻找证据进行考证，但至今仍未能达成统一认识。我们相信，随着大量古文字材料出土，对于铜器铭文的研究会有新的突破。因此，今天我们将前人的成果汇集起来，使我们能够对研究更加深入。 本文共分为叁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晋侯墓地铜器铭文的概述。概述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盗掘情况，以及这批有铭铜器的流传和收藏情况。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要部分，是对天马—曲村晋侯墓地铜器铭文的集释。我们根据铭文的内容将其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晋侯所作铜器铭文和非晋侯所作铜器铭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已发表的对铭文的释文和铭文的考证的文章和着作进行了收集，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来，以期我们能更清楚了解铭文的内容，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在集释之后有按语，对于前人的研究作出判断，择善而从，对于现在尚不能正确考释的铭文则持保留态度，希望以后能有所突破。 本文的第叁部分是晋侯墓地铜器铭文的拓本。
武刚[2]2018年在《西周的外服制与王朝边域统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早期国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是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王朝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它的权力运行方式与政治地理结构自然是西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传统文献中记载了商、周王朝实施的内外服制度,在古今史学界都是争论的焦点。随着考古材料的发现,尤其是甲金文材料的释读解释工作的进展,内外服制度作为一项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而非文献虚语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外服制是西周王朝控制广大疆域、实现王朝有效管辖的重要措施。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四方侯国,以侯服统御宾服、'要服等手段,实现王朝获取重要资源及扩张疆土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西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尤其是外服制为核心,探讨周王朝的外服经营情况;并结合最新的考古学成果,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等材料,探索在西周外服制影响下的四方边域统治情况。一、围绕着有关传统文献对内外服问题的各种说法进行整理,基本可以归纳出文献中对内外服问题的描述存在着叁种不同的体系: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体系、“五服”体系以及“九服”体系,这叁种体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西周前期,商代以来的内服职官如“亚”职等逐渐融入西周的内服体系,周王朝表现为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这一系统。西周中后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王畿为划分依据,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新的“五服”系统,这一内外服制度也投射在王朝的政治地理版图之中。二、通过对传统文献和金文材料的比对和考证,可知《国语·周语上》所记载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四种服制的记载是基本符合西周的外服制的。外服制度以侯服制为核心。侯服的实质是以侯国分封为主体、以执行军事职能为主服事王室的一种职官制度,是西周的政治地理区划的重要部分。侯服通过周王的分封和册命实现,一般以姬姓贵族子弟为主,有着固定的分封原则和册命秩序,其最主要的职能是执行天子的命令、拱卫王室疆土。西周王朝则通过设立诸监、册命侯国主要卿士的办法对侯服进行管控和监督。重要的异姓方伯周人一般称之为“宾服”,在《周礼》等文献中记载为“绥服”,这是取义宾贡天子、怀来远人的含义。在侯服、宾服以外,周人将东南方的各部族方国概称为要服,要服承担了向周王朝贡纳粮食、丝织品以及服劳役等义务;与之不同,周人将西北方部族称为荒服,在记载中荒服进贡极少,这是由于偏居西隅、物资贫乏的缘故。以侯服为中心,统御宾服,统治要服、荒服,这就构成了西周的外服制度。叁、西周时期东、南方典型的侯服方国有同姓的齐、鲁、卫、滕、曾,以及异姓如鄂侯、相侯等,这些侯国分封在东、南方边域,对周王朝在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以及收取贡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周王朝对东南方要服的控制随王朝势力影响有所进退,数次南征战役的成果奠定了王朝重要的南缘地带。从考古学文化播迁的角度来说,在汉水流域、长江中游北岸一带,都是周人势力所及的地域。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也广泛发现了中原式样的青铜器,这表明远至长江下游一带,在西周时期也已经有了周文化的散布。四、西周时期西北方的典型侯国有晋、燕、邢、杨、韩等,这些侯国分布在关中平原北部、山西汾河谷地、以及太行山东麓的重要地区,是周人抵御北方草原文明南下的重要根据地。这些侯国往往掌握着交通要冲,起到了对内护卫王畿、对外开疆拓土的职责。通过对甘肃、山西一带的考古学成果分析,可以确认如潶伯、倗伯等异姓方国都是臣服于周王朝的重要邦国。由西北方重要侯国组成的北方防线基本上构成了西周时期周文化扩张的北缘。五、外服制作为西周王朝的政权组织方式,涉及到周王朝的军事制度、国家性质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文中选取西周重要的军事职官“师”与分封侯国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外服制作为西周王朝的重要政权组织方式,其实施为西周王朝在广大疆域的统治提供了保障,在外服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西周王朝的四至,这也是中国后世王朝疆域的初形。
何宏波[3]2001年在《先秦玉礼研究》文中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和标志，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先秦时期是礼制的奠基时期，礼制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形成于这一时期。玉礼作为礼制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组成，很早就已形成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先秦时期礼制的核心内容。对先秦时期玉礼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礼制的特质。 本文旨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立足于考古学，并依靠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对先秦时期的玉礼作一系统而全面的探讨。 本文视玉礼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力图通过对玉礼变化发展脉络的把握来全面系统客观地阐述玉礼。同时，本文的研究是从玉、玉礼器、玉礼叁个不同的层面进行的，不但探讨玉礼的物质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更着重于对玉礼所蕴含的观念意识和精神内容的探讨。本文共分七章。首章绪论对礼和玉礼的内涵、社会功能及其嬗变进行了概要的阐述，并回顾了学术史上有关玉礼的重要研究成果。此章是本文的立论基础。从第二章至第六章，是按时代先后顺序将先秦玉礼分为史前时期、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战国五个时期分别加以详细的论述。在每一章中，又大致将玉礼分为祭玉、瑞玉、仪仗、服玉饰玉和葬玉五大系统分别加以阐述。第七章结语则是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之上对先秦玉礼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先秦玉礼对后世的影响作一概要阐述，以期对先秦玉礼有更全面的把握。 本文在着力揭示先秦玉礼发展轨迹的同时，也注重对先秦玉礼的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概括，提出先秦玉礼的形成和发展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西周册命赐玉实质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等一些新的认识。此外，对先秦玉礼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如玉料的来源，治玉工具砣具的产生时间，商代用玉祭祀的种类，西周时期杂佩和缀玉覆面的结构，《山海经》用玉和巫祭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王友华[4]2009年在《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编钟研究由来已久，从先秦时期绵延至今。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时期编钟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随着研究的深入，编钟研究由点及线，由线而面，成果迭出。然而，尽管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对编钟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编钟成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事项，进一步深入探讨需要新的视角，因此，笔者选取了大型组合编钟这一切入点，翼能有所洞见。大型组合编钟是编钟的一种形式，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对其孕育、诞生、成长、成熟、辉煌和衰落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很多，尤以“礼”“乐”为甚，因而包含了丰富的乐律、乐悬制度乃至礼乐文化等方面信息。对大型组合编钟来说，编列的组合是形式，音列的组合是内容，本质则是礼乐制度的体现，因此，本文以大型组合编钟的演进历程为经，以青铜乐钟的编列和音列为纬，以乐悬制度为背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爬梳理析，对大型组合编钟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编列的分析，理清青铜乐钟由单件使用至编列诞生，编列由小及大、由大而组合，组合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轨迹，并理清不同类型青铜乐钟编列的不同演进线索。音列分析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梳理乐钟由单音使用至音列出现以及音列由简单而复杂直至十二声齐备的过程，揭示不同青铜乐钟的音列演进的错位现象，并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组合的研究是本文的切入点。不同编列的组合、不同类型乐钟的组合、不同音列的组合是大型组合编钟的重要特征。在编列、音列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大型组合编钟中不同类型组合方式的探讨着墨甚多，揭示大型组合编钟成长的轨迹。在探讨大型组合编钟成长轨迹的基础上，本文阐释了各种形态变化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大型组合编钟成长过程中，编列、音列、组合的相对稳定期往往与礼乐制度的稳定期相对应，编列、音列、组合的骤变往往是礼乐制度演变的表征，也是“礼”“乐”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的表现，在礼乐制度演变轨迹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通过对编列、音列、组合骤变的探讨，树立起礼乐制度演变的标杆，分析先秦礼乐制度兴衰的轨迹，揭示“礼”、“乐”在大型组合编钟兴衰中的作用。
刘绪[5]2017年在《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兼及周王朝的统治方略》文中研究表明运用考古材料复原西周国家形态,以往学者有过不同程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运用考古学材料,系统考察西周王朝的疆至范围还很薄弱,约20年前,本人曾撰写《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一篇短文,~([1])主要探讨了西周早期周王朝在东方分封的地域范围,依据主要是陶器,即在东方大凡出现周文化因素陶器的地方,就很可能属于周王
韦心滢[6]2017年在《师卫器组相关问题探析》文中认为师卫器组是由吴镇烽先生首次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为《铭图》:一书中披露,着録号分别为2185、2378、4937、5142、5143、11557、11786、12402、12403,传出土于山西。整套器物目前所见共九件,由食器(二鼎叁簋)与酒器(二尊二卣)构成,由于并非科学发掘出土之故,不知是否尚有其他随葬青铜器流失,故难以完整判断随葬铜礼器组合。
参考文献：
[1].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D]. 李晓峰. 吉林大学. 2004
[2]. 西周的外服制与王朝边域统治研究[D]. 武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3]. 先秦玉礼研究[D]. 何宏波. 郑州大学. 2001
[4]. 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D]. 王友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9
[5]. 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兼及周王朝的统治方略[J]. 刘绪. 青铜器与金文. 2017
[6]. 师卫器组相关问题探析[J]. 韦心滢. 青铜器与金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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