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1]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李彬[2]2006年在《走出道德困境》文中研究指明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道德困境在道德意识层面指的是道德认识的模糊、道德评价的混乱;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表现是行为规范的不统一和道德行为缺乏动力。道德困境在整体上表现为某种道德的无序状态和道德建设的困难状态,其中既包含阻碍道德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有新的道德因素生成的萌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变革,以及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不仅给经济领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从而从整体上而言对于社会道德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道德作为利益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是这种调整的结果。人们所提出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道德爬坡”、“道德滑坡”抑或“道德代价”等的论说是道德价值观在理论上的表现;理论上的争论是道德观念方面存有分歧的高级形式,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个体的道德困惑和在此背景下的道德建设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为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义与利的冲突和公与私的纠葛。市场经济制度的选择是一种经济选择,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正如道德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规范和要求一样,走出道德困境不是道德本身所能够完成的。道德的样态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交往生活的价值观反映,因此,同样基于发展着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他律的形式确定合理和合乎道德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形成某种自我完善、关爱他人的精神自律追求。 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是权力—权力关系,根本是利益关系,由于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关联,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其道德上的诉求;而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政治民主化、开放化和社会化效果必然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就我国来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或主导力量是政府;改革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相对比较缓慢的过程,它以和平方式进行,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因此,政治改革不仅涵有改革发动者的道德理想,而且必然顾及人民群众、被管理者、
聂增民[3]2016年在《企业道德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企业治理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疏于“软实力”培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缺德经营等问题。也有些企业在道德实践上存在着形式主义或虚无主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企业道德实践作专门研究,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打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厚植发展优势,推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基于我国经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叁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思路。为此,本文运用管理学、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对企业道德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旨在为现代企业改革的深入,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首先阐释了企业道德实践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及其价值,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企业道德实践是指在企业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指导下,坚持“德利合一”原则,协调利益关系,规范道德行为,并以提升“软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的活动。其次,明确了“企业道德实践”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由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它是精神的,但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的精神层面,必须实际践行,所以说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再次,在阐明企业道德实践概念内涵、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企业道德实践的价值。企业道德实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性资源,有助于形成奋发向上、崇德扬善的正能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水平。中外企业道德实践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道德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在我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秉承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道德原则和规范,坚持以义兴利为前提,以诚实无欺为核心开展商企道德实践;在西方,工商经济发展早,市场经济发达,经济伦理思想丰富,西方经济伦理主要基于理性、崇尚科学知识,追求贸易自由,强调契约公平,尊重人权、重视“功利”,肯定经济与道德的内在关联。但存在价值冲突以及神、人二元问题,存在道义与功利两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理论等,为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常态下的企业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企业道德实践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就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而言,它涉及到企业道德实践主体、企业道德规范、企业道德客体及环境等基本要素。企业道德实践主体指涉作为独立法人的企业及其内部所有成员。企业主体是企业道德实践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首要因素。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讲道德,并且对企业行为的选择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规范是企业道德实践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准绳。我国企业道德规范包括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一般规范基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规范旨在讨论企业以怎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团队意识、公平公正、德利并重、责任担当、诚实守信等;企业道德环境也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重要因素。企业道德实践环境主要指涉企业道德实践的社会环境,即企业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内外部社会条件的总和。企业道德环境影响企业道德实践,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不断地改变着企业道德环境。就企业道德实践内容的层次结构而言,主要涉及到企业发展道德实践、企业交往道德实践、企业运行道德实践和企业管理道德实践。企业道德实践层次与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企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企业道德实践系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企业道德实践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企业经营观和价值观,塑造以“诚信”为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推进企业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要是理论的原动力,问题与需要促使人们思考并寻找求解路径,因此,对企业道德实践现状的考察和问题分析非常必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道德实践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实践转变,从被动式学习向主动式学习转变,社会责任的履行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等等。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道德实践基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存在疏于“软实力”培育、价值取向偏离,以及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诟病和道德教育乏力等症结,也引发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有些企业利润至上,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严重影响了企业自身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使得道德实践难以发挥范导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企业道德实践认知不到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错位,极端利己主义的影响,企业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与企业实践脱节。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创新、融合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企业道德实践“模式”需要从“主体”本位向“交往”本位转变,从“依法治企”模式向“德法并举”模式转变,从被动行动过程向主动行动过程转变,最终推进企业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将企业道德力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认识方法上,企业要基于系统方法透视企业道德实践,并探求分形理论在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认识中与系统方法的互补性问题;在实践上,企业要加强企业道德实施规划的管理,探寻企业道德实践运行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企业道德实践纳入企业战略管理、有助于推进企业与国民经济共同发展,将企业道德实践融入过程管理、打造富于价值创造力的“名牌企业”,将企业道德实践具体化为企业的责任担当、推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我国经济运行新形势新要求,要加强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培育,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企业道德实践进路,突出道德素质养成、努力打造企业经济发展新坐标。同时,要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手段,努力塑造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陈华[4]2008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创造一个具有良好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可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意义重大。论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该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主要论述加强新农村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文化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需要。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的现状.该部分是本文的难点。对新农村道德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归纳、探究和分析。成绩:对集体主义观念在农民思想中逐步确立、传统伦理道德观在农村逐步向现代伦理道德观转变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在农村逐步形成叁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存在问题:对基层党组织对道德建设重视不够、农民自身认识上存在误区、道德教育上存在失误和道德建设经费投入不足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存在问题成因:对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转型引起的观念冲突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该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从加强农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农民集体主义教育:树立乡村文明风貌;倡导家庭美德四个方面论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对策.该部分是本文的创新点。针对农村实际,主要提出必须在农村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新农村道德建设活动;建立和健全新农村道德建设机制;在新农村道德建设中坚持不断创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道德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五个方面的对策。
沈克印[5]2011年在《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大力发展体育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等道德精神,还带来了一些体育经济伦理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是德治经济。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既要强调市场的规则,又要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背景下,借鉴经济伦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探索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和微观个体叁个层面来研究体育经济伦理问题,对于丰富体育伦理学和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规范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跨学科研究视域,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描述与规范法、逻辑分析法等多研究方法,对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所凸显的体育经济伦理问题进行了实践研究,研究认为：(1)体育经济伦理是在体育经济领域中所形成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以及协调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经济与道德内在关联的思想资源、体育经济中“经济人”的伦理属性以及经济伦理介入体育领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是体育经济伦理提出的重要依据。体育经济伦理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交叉性、投入的功利性和依附性、运作的实践性和规范性、产出的缓慢性和持久性等特征。体育经济伦理分为关系结构、现象结构和层次结构。体育经济伦理具有认识与评价、教育与改造、调节与整合、激励与升华等功能。体育经济伦理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具有重要的人本价值,可以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规范体育经济行为。(2)当代中国体育经济领域凸显的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在体育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困境、体育产业组织的不道德现象以及体育经济个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和体育消费自由与道德责任问题。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体育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体育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缺失。其现实原因是：在制度方面上,体育产业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制度缺乏创新与法制建设滞后,体育市场中信用制度的缺失；在经济方面上,过度商业化侵蚀着体育领域,个人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在道德方面上,道德教育功能弱化,职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约束和惩罚乏力；在心理方面上,重利轻义的贪婪心理,胆大妄为的侥幸心理,盲目攀比的失衡心理和扭曲的竞争心理。(3)体育经济伦理建设对于构建健康的体育市场秩序、形成个体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道德转化为一种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制度保障与道德教化结合、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协调、实践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个人权益与社会责任并重等原则。主要策略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夯实制度伦理建设的物质基础；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伦理制度化；完善相关体育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高有效的制度供给,建立培养伦理责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设伦理型的企业文化；制定道德行为规范；塑造管理者的道德人格；加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加强企业伦理建设。在微观层面,通过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道德评价体系；完善道德激励机制和强化职业道德监督等措施加强个体道德建设。
刘超良[6]2006年在《制度德育论》文中提出今日中国正处于由制度变革而引起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在深层次上的反映是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失去了对人们道德生活的统摄力，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将人们置于道德生活的困惑之中。当人们反思社会道德问题时，无不寄望着德育对社会道德建设有所作为。不争的事实是当前我国德育处于困境之中。对德育困境的原因思考，除德育的内在因素外，我们不能不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有关德育方面的制度。 制度是调整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或规约行为者行动的强制性规则体系，具有强制性、群体性、相对稳定性、确定性和一定的抽象性与矛盾性。从价值层面看，正义是制度对人性的价值诉求，是制度的根本德性。学校是制度性存在，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是养成人道德品质的制度性活动。“制度”与“德育”之间意义上的关联性是“制度德育”作为概念而成立的逻辑基础。在德育社会学和制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德育是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学校中的制度具有道德教化的价值，制度与德育都内蕴着养人以德的本体性价值。从现实需要看，变革有关学校德育的制度，以道德的制度规范学校德育，是走出当前德育困境的合理途径。由此，制度德育之成立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综合制度与德育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制度德育成立的理论和现实的理由，我们可以确立制度德育的基本理念：以富有一定时代道德精神的制度规约德育，以“善”的制度德性养成个人道德，培养人正义、主体性、德性和谐的道德人格。 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在哲学层面上看，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的价值存在。从制度伦理学的角度看，制度因内含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支持着德育的价值实现，关照着人的道德生成与发展，由此，制度成为德育的价值资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规限德育的公益性，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支持德育的变革而成为德育的经济资源，其作用的发挥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为依托的。制度的德育价值资源和制度的德育经济资源，是制度对德育进行价值引导和规范建构两方面功能的体现。在制度德育的论域中，我们将考察与探讨社会制度与德育、学校制度与德育、德育制度与德育叁方面的关系。 社会制度德性的缺陷引致社会个体道德生活无序与某些个人道德权利的不当张扬而使社会道德失范。社会道德失范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是通过道德价值系统的解构与德育主体的道德价值观变异为中介的。由于当前我国学校德育领域中的主导性道德价值系统的实质性缺位，致使德育疏离“本真”价值而偏离了“道德的人”的培养目标；某些德育主体对功利的非道德逐求破损了学校德育应有的权威影响力，部分受教育者对个人道德权利的不当张扬使学校德育面临着个体道德价值的考量和挑战。建构公正的制度德性是走出社会道德失范的前提，也是消解德育困境的社会性条件。
周双丽[7]2009年在《美是道德善的象征》文中研究指明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求真、向善、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真善美的探讨和追求。在传统文化中,对“真”的探讨常置于“善”的秩序之内,“真理”与正义“同义,而美和善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关系则最为密切。两千多年来,中外众多的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纷纷对美和善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既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提到美善统一,并以此作为品评事物的尺度,渴望能尽善尽美。而文学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其最终的指向就是要在真善美叁位一体的理想人性上,不断地优化人性,优化人生,塑造健康的人格。其集中体现就是文学道德教化的表现与实现。这里文学属于审美范畴,道德教化属于伦理学范畴,而文学道德教化最终指向的也正是美和善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力量与道德的力量是内在统一的。关于文学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历来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命题。尽管说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或者说文以载道,曾经引起过许多人的疑惑,甚至是受到部分人的排斥。但无庸质疑,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文学道德教化传统对于文学道德教化功能形成的潜在因素依然执拗地发挥着作用,其存在的影响力不可否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下道德滑坡与教育僵化的现实,回应挑战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扩大道德生活空间,使道德教育具有更大的社会性、实践性、开放性、包容性、渗透性,从而转进为一种道德教化的过程与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另外一方面,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遭遇危机,应赋有新的内容和形式,还应与其他学科,如文学、生态学等交融、整合,以期最大限度地帮助人类认识自身,为自身存在设定较为完善的法则。因此本论文在研究中将力图从传统的道德教化观念扩展开来,将传统道德教化主要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范围上扩大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在时间上扩大为人与过去(历史、传统)、现在(现实、时尚)以及未来(人类生存、可能性)。因此本文还将结合美与善各自的内涵与二者的亲缘性,重点就道德教化与文学的二维关系做出观照。具体而言,本论文以“道德与文学”为题,围绕文学与道德教化的内在关涉,意在探讨当下中国社会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处境以及面临的基本问题,这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无疑还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敏感话题。但与其他多是以文学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借助道德研究文学的角度论述有关文学道德教化关系不同,在《文学道德教化论》中,笔者将不限于单纯论述文学中的道德教化作用与现象,同时还将针对道德教化的途径和方法探讨文学如何使道德教化得以实现,为何可以实现;它与其他道德教化途径的区别与特质何在;文学道德教化的特殊性等方面进行进一步阐发。论文着力希望通过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学的视角为参照,研究道德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论文首先将通过对道德教化进行界定,厘清“世俗僵化的道德规范”和“真正的道德精神”的理解的误区;进而探讨道德教化作用的实现途径与载体依托。同时论文也将全面展开道德教化视角下文学内在肌理的探讨,除了继续强调和坚持文学中的道德教化意义与现象、文学对社会的净化功能以及文学家、批评家的道德责任感外,还将涉及:文学形式与道德理念与精神结构之间有什么本质的相关性,文学为何以及如何使道德教化得以实现;道德教化是在什么样的文学中被体现、表征的,文学道德教化与文学艺术追求是怎样冲突与对抗,在文学中如何体现;文学的现代性处境使文学道德教化功能为何如此微弱,文学道德教化的缺失与解体、隐退来的对读者的冲击;同时也会涉及中西方文学道德教化观念的差异以及表现等方面,最终希望能够通过论文的探讨对研究审美因素在德育中的发现与应用提供启发。首先研究的起点主要基于以下认识:道德教化的实质是塑造健全的人格,给个体带来幸福与和谐,它应该遵循教化对象个人内心自觉自愿的规律。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重视道德教化的“外求”与“他塑”,是一种灌输与强迫,缺乏个体的觉醒,使得道德教化的效果差强人意。如何改变这种现状,道德教化审美化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这里的道德不仅是知识,还是情感、意志与行动。因此,道德教化的过程不止于认识的过程,还是一个情感塑造、性格陶冶、习惯养成、整体精神涵养的过程,它要求人的全部精神要素的投入。道德的指向不是“世俗僵化的道德规范”,而是“真正的道德精神”;而这里的道德教化审美化也主要是指灵活、有效运用审美因素于道德教化的过程中,使道德教化即显示一种内在规律的美,又有一种外加形式的美。而怎样对道德进行审美化的介入,经过审美化改造的道德教化过程又如何对读者品德发展水平产生实际影响就成为本文探讨的原点。这里的审美化主要是指在道德教化过程中恰当地介入文学因素,积极利用文学自身的社会价值功效,使之成为道德教化的有机组成与实现途径。而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是研究各种关系,道德是人人的关系。文学固然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但另一方面,文学同样会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换句话说,文学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道德功能。因此本文即将着眼于道德教化审美层面实现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针对文学形式与道德精神二者的本质相关性,从二者的内涵与互动性方面深入展开对道德教化和文学价值的思考。论文将主要探讨以下方面的问题:道德教化本质,文学的内涵、文学的价值及其在社会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作用、功能的理论论证;文学道德教化的实现途径与实践过程;加强文学道德责任建设,改进道德教化,建设社会伦理道德的现状等。其中,后叁者为论文重点。论文综合运用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整合,将文学道德教化规定为文学必然也是应然的对于伦理道德建设的责任担当,既有利于人们对道德教化形而上的理解,不做抽象的玄论,也是希望通过对文学道德教化的具体落实进入深入到形而下的感性生活层面。并通过历史的追问、中外的比较,挖掘出传统教化的病根。论文的理论结论是:文学在深层的机理功能上具有对社会伦理道德传承、建构、维持作用;论文的现实结论是:既不能忽视建构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现象的阐释,应加强文学自身伦理道德建设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要更好地加强发挥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作用;同时还要反过来认识伦理背景中的文学,即不能简单地用某种道德标准去判断文学的道德价值,或用某种道德观念去对文学进行褒扬或批判,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要受到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但另一方面,文学同样会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即文学具有独特的伦理功能,这是研究不应忽略的。本论文将共由六章组成。全文的前言,将主要揭示论文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同时还将结合当前研究现状,展示论文主要命题与思考,提出了“文学理应承担伦理道德建设的责任担当”的中心命题,力图沟通审美和道德两个领域,从本源上论证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从而与习惯意义上的“文学与道德对立的理解模式”区分开来。第一章、第二章则分别就文学的本质、起源、价值、意义、创作原则以及道德本质、教化内涵、道德教化实施路径、具体表征等出发,系统分析了文学本源性与道德教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叁章则针对文学道德教化的实质与内涵进一步展开较为详细、透辟的理论剖析。第四章则结合中西思想史与文学创作史,系统地分析文学道德教化的文化基础与价值基础,探讨如何运用道德教化的理论来分析和评价文学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在实践应用层面进一步揭示出文学道德教化的深刻内涵。第五章试图将审美本源性和道德本源性的探讨直接联系起来,通过对美与善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学理的分析和说明,深入文学道德教化的有机联系。第六章则是文学道德教化的目的论的思考,本章将结合当前伦理道德现状与文学创作负面影响,再次强调文学为社会道德建设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提供思想依据,也对作家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基本的美学规定。
于亚坤[8]2004年在《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状况和道德建设》文中指出本文分析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状况及其成因，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与具体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对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道德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诞生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和进步的道德观念，如“竞争”观念、“责任主体”观念、“个性解放”观念、“平等、自由、时间和信用”观念等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带来了诸多道德问题，如消极道德观泛滥，人们的职业道德丧失，社会公德淡漠，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贬抑精神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缺少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体系；其次，西方文化思潮对我们的影响；再次，个人物欲主义膨胀带来的影响；其四，法制不完善及法制建设滞后的影响；最后，抓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影响。针对这些原因，本文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具体途径。基本前提包括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核心与原则问题、坚持正确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问题、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问题、国外优秀的伦理思想的价值问题。具体途径包括： 一、注重“官德”建设，官员要以身作则，引导公民的道德建设； 二、注重创立新的价值观，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叁、加强学校教育，为道德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加强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 五、为道德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六、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为道德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七、重视科教事业，为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前提。
丁海涛[9]2017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重塑诚信是当今社会的迫切诉求,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壮大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急剧转型相迭加的历史境遇下,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利益格局的复杂化,必然造成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引发行为的失范和价值取向的紊乱。因此,要解决诚信缺失这个核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探索出有别于传统诚信建设的新路子,摆脱以往板着面孔的诚信说教,弥补制度性缺失的现状,并构建出易于传播的社会主义诚信文化。就理念和实践而言,我国当下的诚信建设既不是对古代社会德治型诚信建设模式不假思索的承接,也不是对西方社会法治型诚信建设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支撑的,符合时代要求、契合民族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诚信建设之路。基于此,本文将广义的社会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分八个部分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的基本路向选择,既关注重点领域的诚信建设,也涵盖了社会整体的诚信建设,力图构建一幅体现时代特色、传承民族精神,具有中国气派,展现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诚信建设蓝图。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明确当前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薄弱点,指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之处,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探究中外不同文化体系中“诚信”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比较中外传统文化中诚信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阐明中外诚信的相同之处和主要区别,并对“诚信价值观”、“诚信心理”、“诚信文化”、“信任”、“信用”、“公信力”、“信誉”等诚信概念谱系进行诠释,明确当代社会“诚信”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表现。第叁章,考察我国古代社会诚信建设的历程,从理论依据、主要特征和理想目标着手,分析古代社会诚信建设的运行机理,探寻中国古代社会诚信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分析其中的合理因素,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为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路径提供历史文化资源。第四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的发展与创新,详细阐述倡导“五爱”时期、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以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我国诚信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对其中的有益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出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建设途径和方法。第五章,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深刻转型这一特定语境下,综合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面临的各种挑战。从公民诚信意识薄弱、诚信建设缺乏协同机制、诚信制度供给不足、法治环境有待改善等四个方面,正视我国诚信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存在问题的基本原因,挖掘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内在病灶,找出“对症下药”的关键点。第六章,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的时代内涵。从顺应社会对诚信美德的迫切诉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维度,明确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从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层面,阐述诚信建设的现实依据;从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转型期价值观重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诚信美德的必然性要求,论证我国诚信建设的社会主义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进一步指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应然性。第七章,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思想为理论指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制度和强制力保障;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支撑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诚信建设道路。第八章,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的路向选择。用发展的、辩证的方法分析看待社会各领域的失信现状,结合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认清主流,大力推进政务、商务、社会和司法等关键领域的诚信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教育为先;多方参与、齐抓共建;政府主导、分类指导;德法兼治、刚柔相济的建设原则。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的诚信教育协同体系;打造中国特色的诚信制度保障体系;发挥诚信政府的示范带动作用;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使全社会的诚信意识普遍增强,进而形成一个“尊法守约、诚信友善、讲求信用、重视信誉”的良好社会氛围。毋庸置疑,诚信毕竟是人的诚信,它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应当放在公民个体诚信品质的塑造上。因为,无论任何形式的诚信缺失行为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层面。换句话说,个体是失信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承担者。故而,培育公民个体的诚信意识和价值观念,必须依托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深入把握社会转型期间公民诚信心理结构的演变规律,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主流的价值观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滋养人,用完备的法治约束人,唤醒人们对诚信这一传统美德的向往,坚定其诚实守信的价值理想,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雷结斌[10]2013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社会转型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压力。就道德领域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但是,道德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出现了道德失范现象。道德是调整人们行为的基本社会规范,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对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治理道德失范势在必行、任重道远。加强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转型和道德的一般概念出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内涵、表现、危害、成因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和分析,指明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目标原则、具体措施和实现路径。本文共有7章,主要框架结构和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导论部分说明该研究缘起于作者对社会道德事件频发、道德建设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应对道德建设领域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思考,介绍国内外关于道德失范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对此进行评价。结合道德失范问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导论谈到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综合比较法、系统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表明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措施和路径问题,最后导论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内容、结构、要素展开多维解读、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的角度对我国道德失范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从规范创新、控制刚度、舆论监督、道德教育等维度论述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措施,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品德方面阐述道德失范治理的路径。第2章,社会转型与道德失范解析。本章在全文逻辑结构中的地位是介绍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社会转型”、“道德失范”等。本章首先阐述了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征、道德和道德失范的内涵与特征。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市场化的挑战、工业化的挑战、城市化的挑战、网络化的挑战等,陈述转型期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经济建设的精神基石、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第3章,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现象。现象描述是本章的主要思路,内容主要是介绍我国道德领域的现状。首先肯定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但由于研究的需要,本章主要篇幅是介绍道德失范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表现及其危害性,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的表现及危害性。这是全文后来分析道德失范现象产生原因和提出道德失范治理思路、措施和途径的铺垫。第4章,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现象的成因分析。正确分析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正确解决道德示范问题的前提,本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现象的产生的原因,宏观方面的因素有经济、政治、文化等,中观方面的因素有教育和信息因素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有家庭、社区和个人自身因素等。这为本文后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提供了依据。第5章,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目标原则。本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理论基础,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目标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四个方面,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互惠互利原则。第6章,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措施和路径。在本文前述内容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失范治理的具体措施和实现路径是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本章分节阐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治理道德失范的具体原则：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要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承接；提出了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具体措施：规范和制度创新、控制刚度、舆论导向和监督和道德教育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治理的路径是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第7章,结论与展望。在该部分,文章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是,这一问题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不断加强而得到解决。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热切关注并日益深化,本文只是对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和探讨,其他问题只好留到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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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出道德困境[D]. 李彬.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3]. 企业道德实践研究[D]. 聂增民.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4]. 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D]. 陈华. 西南大学. 2008
[5]. 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沈克印.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6]. 制度德育论[D]. 刘超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7]. 美是道德善的象征[D]. 周双丽. 复旦大学. 2009
[8]. 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状况和道德建设[D]. 于亚坤. 长春理工大学. 2004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建设研究[D]. 丁海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10]. 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研究[D]. 雷结斌. 南昌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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