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洋[1]2003年在《走向文化乌托邦——论林语堂后期的文化选择》文中指出中西关系的本质是强弱关系。林语堂后期的文化选择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制约。在林语堂“对外讲中”时，对传统的“自卑”和“自恋”两种心态的悄然转化、“东方化”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东方化”的潜在作用，使林语堂走向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林语堂后期“对外讲中”的文本也便成为“混合型”的文本；具有“复调式”的构成。林语堂后期文化选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中西文化综合”。在进行“中西文化综合”时，林语堂将中国传统的精神与西方现代的物质“互补”共建，以世界文化大同为最终归宿。这种“中西文化综合”由于林语堂思维模式的抽象性而成为文化乌托邦。林语堂走向文化乌托邦时，西方话语依然起着制约作用，“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其实是一脚虚(中国传统)，一脚实(西方机器文明)。他的文化乌托邦的核心是以中国传统来补救西方机器文明的弊端，他的“互补”单向地往这一核心滑去，因此他的文化乌托邦只不过是披着“世界主义”的美丽外衣而已；他对中西文化的“抽象”也就不仅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空间。林语堂的后期文本相对于以民族国家欲求为本位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异质性”的。对于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现代性来说，林语堂因此成为极为难得的个案。
富冬梅[2]2005年在《林语堂文学思想的当下意义》文中认为林语堂是一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作家,他特殊的童年经历,青年后的游学生涯以及中年以后的旅居国外的生活促成了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渊博学识,也造就了他异于时代和常人的特殊的审美情趣。 面对十九世纪以来科学主义之泛滥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灾难和难以摆脱的困境,林语堂带着他这个“幽默绅士”少有的文化忧患意识,严肃的从哲学意义上思考了中国人的人性、文化、文学、文体等概念,甚至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讨论。 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抗中,林语堂形成了他独特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和文体观。从文学观念上看,林语堂肯定、发展了袁宏道崇尚自然的性灵观念。林语堂追寻人的本体意义,强调享乐、个体及人格修炼;重视审美人生,倡导“美”、“爱”和“自由精神”;喜爱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态,力避焦虑和粗糙。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显然是相当有意义的。 林语堂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带来了他文体的现代性,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使他的文体更加解放,见解更加放逸,气韵更加生动,笔调更加从容,行文更加潇洒,文才更加斑斓。林语堂的语录体完全摆脱了为文必谈国家、民族、立论必说道德教化的思路,而是放开手脚,打开门户,直接面对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这种小品文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全面而丰富的展现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更在于透视其中隐含的哲理思想和境界品位,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感悟和提升。 林语堂现象作为一个边缘性的研究现象,当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它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复杂的关系。我决定突破前人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角度,用文化的眼光来辨析林语堂现象形成的诸多因素以及各因素构成的复杂性,并且在林语堂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与叙事话语等理论方法。我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林语堂文学思想的当下意义,并且针对林语堂在当代文坛上的回潮热给予分析和解释。
参考文献：
[1]. 走向文化乌托邦——论林语堂后期的文化选择[D]. 陈家洋. 苏州大学. 2003
[2]. 林语堂文学思想的当下意义[D]. 富冬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