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博宇[1]2016年在《汉语家庭交流中建议会话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描写家庭建议会话结构。研究家庭交流中人们是如何给予建议、如何询问建议、如何回应建议。在建议会话结构描写的基础上,从关心角度对建议会话结构加以解释。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价值、研究思路、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语料情况。第1章是研究综述。国外建议会话研究的成果多来自于机构会话。研究问题聚焦于机构会话中交际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机构运营指导方针对建议会话结构的制约。第2章是建议类会话的性质、结构。这一章的内容是本文的研究基础。在Searl(1969)建议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的指令性、信息性、受益性叁个行为特征。在吕明臣(2005)交际意图模式基础上,提出建议意图模式。本文会话分析的单位确定为建议序列簇—建议序列—建议相邻对。建议意图在家庭交流中实现为劝说行为、提醒行为、嘱咐行为。第3章是劝说。预示劝说序列簇是劝说会话结构的重要特征。依据预示劝说序列对后续根劝说序列的投射。指令性预示劝说序列最为常见,序列位置上先于信息性预示劝说序列与受益性预示劝说序列。劝说相邻对的研究发现,始发语位置劝说最为常见,既有问题明示类劝说,也有问题隐含类劝说。应答语位置劝说经常作为询问意见或问题陈述的回应。劝说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光杆类拒绝、自我解释类拒绝、第叁方解释类拒绝、话轮间沉默、知情独立类回应。第4章是提醒。提醒序列簇由问题浮现序列与提醒序列共同构成。问题浮现序列与提醒序列都是根序列,序列之间构成触发关系。多次提醒序列、多步骤提醒序列、多人提醒序列共同构成了复杂提醒序列。提醒相邻对的研究发现,提醒行为只出现在始发语位置,分为报事类提醒与担心类提醒。提醒的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光杆类拒绝、解释类拒绝、知情状态独立类回应。第5章是嘱咐。触发结束序列簇由嘱咐序列与结束序列构成,嘱咐的序列簇类别反映嘱咐序列的寒暄性特征。嘱咐相邻对的研究发现,嘱咐在相邻对中位置比较灵活。既可以出现在始发语位置构成担心类嘱咐与寒暄类嘱咐,又可以出现在应答语位置作为对告别行为的回应。嘱咐的回应包括光杆类接受、知情独立类回应、话题转移类回应、敷衍类回应。第6章是汉语家庭建议会话结构。劝说会话结构倾向于解决问题,提醒会话结构倾向于提示信息,嘱咐会话结构倾向于调节人际关系。受制于家庭的关心原则,建议会话结构呈现出问题敏感、出谋划策、趋利避害的结构特征。结语总结了研究结论,指出研究的局限,提出进一步研究构想。
梁晓玲[2]2011年在《现代汉语引发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引发句是指在会话中有特定交际目的说话人在完成交际任务的过程中能够引出对方应答的话语。引发句是语用单位,是从话语功能角度划分的类。学界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话语分析、会话分析方面的,以及关于问答、称赞等的研究,还没有人对会话中的引发句做过专门的研究。本文对现代汉语引发句进行描写,侧重描写引发句的结构。本文的研究使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美国会话分析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等的研究成果,结合言语行为理论,描写分析现代汉语引发句。我们首先回答有没有“纯粹引发句”的问题,并对纯粹引发句中的“试题引发句”进行了个案研究。我们运用戴伊克(Van Dijk)宏观话语结构理论和大言语行为理论,参考廖美珍研究法庭问话的方法,对引发句的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根据引发句的构成情况,我们把引发句分为多话轮引发句、复杂引发句和简单引发句。从功能入手,我们把引发句的结构划分为叁部分,即前导部分、核心部分和后续部分。我们详细描写每种类型的引发句的结构。引发句的前导部分一般包括称呼语、感叹语、元话语、寒暄语、预示语等,后续部分一般包括补充、解释等类型的话语。多话轮引发句、复杂引发句和简单引发句中,前导语、核心语、后续语的具体表现形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即使相同的类型,在语用功能上也有细微差别。我们对这些差别进行了讨论。本研究以描写为主,力争揭示现代汉语引发句的真实面貌。在描写的过程中,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适当的解释。
罗茜[3]2015年在《基于系统功能语法语气系统的汉语医患会话人际意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框架下,基于语气系统和真实语料,对医患会话中体现的人际意义展开的系统、深入地研究。“医患会话”指医生与患者(包括患者家属)在患者就诊期间所进行的口头会话,不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医生与患者的口头会话。医患会话被视为两个最基本的治疗要素之一,即通过会话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达到治疗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Byrne和Long进行了关于医患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基于2500份初期医疗治疗录音,出版了Doctors Talking to Patients一书,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医疗诊治的各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医生行为特征作了详尽地研究。随后,医患会话作为机构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其能够反映出医患双方的社会地位、角色、权势、性别、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而越来越受到关注,对医患会话的研究开始大量展开。国外的医患会话研究成果比较丰厚,研究者重点从社会学尤其是话语分析和语言学视角对医患会话进行了描述性和实证性研究。我国的医患会话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还不丰厚,内容主要涉及会话的语言技巧,医患角色关系对医患会话的影响,和医患会话的语言特征等,而且实证性研究较少。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语篇分析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运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分析词汇语法和语义范式,揭示医患会话的语言特征。医患会话通过医患双方一系列的信息交换推进,医生通常用提问的方式开始话题,转换话题并进行信息交换。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信息需求,和对患者回答情况的推断以及患者回答能力的评估,选择不同的提问方式。本文在系统功能语法语气系统的框架基础上,从语气选择,特别是疑问语气选择,疑问句句末语气词选择和语气隐喻的角度阐明医患会话的语言特征及其人际意义的表达,进而为改善医患关系、搭建良好的医患沟通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本研究只针对医患会话语言本身进行研究,不考虑外部因素差异。语料来自于国内一所叁级甲等医院的12个科室的门诊医患会话的录音。语料按照内科、外科、专科和中医科分类。内科包括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和呼吸内科;外科包括肝胆科、骨科和普通外科;专科包括妇科、皮肤科和肿瘤科。此外,急诊科既有内科又有外科。本研究收集医患会话语料120个,共计6万2千字,参与的医生和患者各120人。对收集的语料进行了转写,并根据研究需要对语料进行了科学、细致地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如下:(一)医患会话作为机构性会话,其语气选择的频数差异显着,特征鲜明。(1)陈述语气是各科医生都偏好选择的语气类型,尤其是无标记陈述句是医生选择频率最高的句型结构。对于有标记陈述句,医患会话中使用的陈述句句末语气词有“了、哈、吧、啊、嘛、呢、噢、撒、呃、哟”。有标记陈述句虽然具有表达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功能,但在医患会话中常常表达出负情绪,影响了整个会话的融洽,破环了良好的沟通。患者在陈述语气的选择上特征明显,其陈述语气的选择频数要远远高于其他语气,而且无标记陈述句占绝对优势。(2)祈使语气虽然不是医患会话中大量使用的语气形式,但其语用功能多样。基于语料分析发现,无标记肯定祈使句是使用频数最高的祈使句类型,尤其在医生给予治疗方案阶段(语步3)。有标记的否定祈使句是医生选择最少的祈使句类型。有标记的祈使句句末语气词一般有“了、嘛、啊、哈、吧、呃、噢、哟、呢、好吗”。语气强度高的句末语气词,在医患会话祈使句中的频数比率相对较高,而具有舒缓功能的语气词在祈使句中的频数比率很低。(3)本研究把医患会话的祈使句的语气归纳为两大类十二小类。肯定祈使句语气按照由强到弱是命令、要求、建议、叮嘱、请求、哀求;否定祈使句语气按照由强到弱是禁止、批评、劝阻、提醒、安慰、乞免。从语料来看,医患会话中医生使用频数最高的是表达要求语气的祈使句,其次是表达建议语气的祈使句。(4)感叹语气是医患会话中使用频数最低的语气类型。这也是作为机构性会话的医患会话的特征之一。医生和患者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鲜有表达夸张或强烈情感的机会。(二)疑问语气的研究是研究医患会话的核心。疑问语气的总使用频数要高于陈述语气,这是医患会话的鲜明特征。疑问语气在医患会话中的使用,不仅是获取信息的需要,也是医生诊疗的重要手段。(1)无论在哪个科室,在哪个语步,是非问都是医生疑问语气的首选,特指问其次,选择问最少。内科、外科和专科对叁种问句类型的选择情况类似——有差异,但不是特别显着。唯有中医科的是非问句使用频数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的使用频数差异特别显着。中医科的是非问使用频数要远远高于其他两种问句类型。(2)是非问中的“吗”问句、非“吗”问句和附加问句的使用情况出现了较显着差异。最典型的是非问——“吗”问句的使用频数最高,尤其在医生进行诊断的阶段(语步2)。具有协商和使语气委婉功能的附加问句使用频数最低。但无论哪种是非问,都减少了交际中医生和患者的对话性,不给患者明显的机会去提问或增加任何新的信息,这是医生权势在会话中的体现。(3)医生选择特指问最多的是诊断阶段(语步2),最少的阶段是治疗阶段(语步3)。(4)选择问句里的列项选择问和正反/反复问使用频数整体偏低。尤其是列项选择问,使用频数最低。在会话中,医生更倾向于正反的“有”或“没有”的提问,而不是给患者选择项,这样使得自己提问的目的性更强,主导性更强。(5)从语步的角度,治疗阶段(语步3),是最体现医生学术权威和权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医生的提问很少,而且甚少使用开放式提问,压缩了患者的回答空间。(6)患者的问句使用频数要远远低于医生,但其各问句的选择情况和医生相似:是非问是患者的首选,选择问使用的频数最低。患者在会话中不是信息的索取者,而是信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他们选择疑问语气的机会很低,这也体现了患者在会话中的被动、从属地位。(叁)虽然疑问语气词不是疑问语气必须的,但它是实现疑问语气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资源。疑问语气词有很大的语境依赖性,因此语境不同其表达的人际意义也有很大差异。(1)医患会话中常用的句末疑问语气词包括“啊”、“吧”、“呢”、“吗”及受方言和前词变音影响非典型疑问语气词结尾的“哈”、“噢”、“噻”、“哟”、“嘛”。医生使用句末带有疑问语气词的问句比率几乎占到了一半。(2)各个科室中,“吗”疑问语气词使用的频数最高,“吗”的高频使用意味着医生在会话中通常倾向于使自己的语言不带有倾向性和感情色彩,而是仅就需要的信息客观提问。这虽然的确能使医生的语言显得客观、正式,能增加患者的信任度,但这也无疑会拉大医患之间的距离,使医患关系倍显机械、冷漠。(3)疑问语气词“呢”和“啊”在医生提出治疗方案的阶段(语步3)使用频数最低。(4)因为疑问语气词有很大的语境依赖性,因此疑问语气词“吧”、“呢”、“啊”在会话中表达的人际意义对语境依赖很大。在医患会话中,它们常会产生不厌烦、不满、责备等负面情绪。(四)隐喻是医患会话中医生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1)医患会话中医生的附加疑问句的语用功能主要有四种:信息确认功能;询问功能;强调功能;弱化建议/要求功能。I.信息确认功能。医生为了信息的准确,用附加疑问句去证实信息的是与否,不但有效,而且信息确认的过程委婉而有礼貌。II.询问功能。附加疑问句具有询问功能,通常被医生使用在询问社会—病史情况阶段(语步1),和询问病症阶段(语步2)。虽然是有疑而问,但因为其附加疑问部分的参与,使得会话委婉很多。III.强调功能。具有强调功能的附加疑问句,是医生为了强调自己给出的信息,加强语气,提醒患者关注而使用的。IV.弱化建议/要求功能。附加疑问句可以使指令的语气强度减弱,增加指令的商讨性。因此附加疑问句在医患会话中的使用,扩大了医生与患者的对话性,给患者留有更多的回答空间。(2)反问句语气在医患会话中使用很少。反问的强度越大,表达的负面情绪就越强。隐含的不满和责备的负面情绪,破坏了整个会话的和谐,不利于医生和患者间形成良好的沟通。(3)投射是人际意义表达的重要途径。医患会话中的人际投射使用频数很低。医生会把建议和命题显性主观化,以此扩展话语的对话空间,给患者提供更宽松的空间,但使用的频数不多。更多的时候,医生采用无人称投射方式将显性主观性客观化,压缩了可对话空间,减少与患者的协商,达到了让患者更易接受命题和建议的目的。本论文是基于系统功能语法语气系统的对医患会话中人际意义构建而进行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我国的医患会话中,医生始终处于会话的核心、主导地位,权势得到了凸显,而患者是会话的配合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地位不平等的会话中,要充分提高诊疗的有效性,又要避免医患间的不良沟通而引起的医疗纠纷,就需要医生在会话中,考虑患者的心理感受,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使用文明且良好的交际技巧。
刘娅琼[4]2010年在《汉语会话中的否定反问句和特指反问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否定反问句和特指反问句为研究对象。“否定反问句”指的是带有“不、没”等否定词的是非问形式反问句,主要包括“不是…(吗)”“不／没…(吗)”“没看见／听见…(吗)”等,本文根据其句法表层形式将之称为否定反问句。“特指反问句”指的是采用特指问形式的反问句,具体来说,指句子中含有疑问代词,不是用来征询信息的,而是表达与该句字面肯否定形式相反的断言——原句S1中的疑问代词由某个带有存在量词的名词或谓词短语来替换,形成S2,特指反问句表达与S2相反的断言。本文认为反问句采用了问句形式,它表达与句子字面肯否定形式相反的断言。本文在会话分析理论、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主观性)、语义学、语用学等理论的指导下,设计了“反问句使用环境”的研究框架,即从反问句所在话轮中的位置及其在序列结构(主要是触发反问句的言行和对反问句的回应等)考察反问句使用的语言环境；从会话参与者之问地位的高低考察反问句使用时的人际环境；从反问句针对的情境语义信息内涵考察反问句使用的场景环境；等等。在详尽考察语料中反问句使用环境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反问句的话语功能主要在于表达说话人不同程度的负面事理立场。并根据说话人使用反问句的负面程度高低、是否直接针对听者或他人、对方言行是否影响言者等因素,把反问句表达的负面事理立场四分为：提醒、意外、反对、斥责。所谓“负面事理立场”,指说话人对事物、行为的不合理性做出的判断。语料考察发现,否定反问句所针对的情况基本都是已知或可及性信息,因此认为反问句不是用来传递命题信息而是传递非命题信息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从交际行为来看,在使用否定反问句时,说话人提及了对方应知信息,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言行忽视了该信息,或提示对方应激活某些应知信息。从这个角度看,否定反问句构成的是一个带有责过性质的言语评断行为,因此可以说它在整体上表达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而对特指反问句来说,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方或他人做出了有悖于常识或事实的言行而使用的。而且七成的特指反问句都重复或部分重复了对方或他人的语句或者以代词指称或语言表述对方行为。(剩下的未(部分)重复对方或他人语句的特指反问句,基本都是针对对方或他人行为的,即对方或他人未发出语句)说话人重复或部分重复对方或他人的语句或者指称对方行为等构成特指反问句,旨在表明自己对对方言行的立场。具体地说,是想表明对方的言行与事实或常识不符。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指反问句就是说话人对对方或他人言行合理性的判断,这正是事理立场的表现。由此可以认为特指反问句和否定反问句一样,在整体上表达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反问句的使用环境和话语功能因反问句结构类型和语料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论文依次考察了否定反问和特指反问句在自然会话、影视对白中的使用环境和话语功能。在考察反问句使用环境时,本文发现不同语料中反问句的使用环境有同有异。其中相同之处有：反问句主要使用于较为熟悉的、地位平等的参与者之间；反问句通常都是请对方激活某应知信息,进而认识到自己言行中的疏忽或不合理的；大多数反问句具有直接触发语,换言之,反问句通常具有针对性；个别没有针对性的反问句多数起到提供背景、推进话题、转移话题等作用。关于不同语料中不同反问句使用环境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反问句在话轮中的位置、地位较低的参与者使用反问句的频率、反问句回应形式(认同式、延迟式、知悉式、其他类、他人回应、无回应等)的差异等。在考察不同语料中两类反问句表达言者立场的情况时,论文发现：就否定反问句而言,自然会话中“提醒”最多(六成以上),“斥责”最少(2%左右)；而影视对白中,“提醒”最多(59%),“斥责”次之(19%)。单从“斥责”立场的出现频率来看,影视对白是自然会话的数倍。就特指反问句而言,自然会话中“反对”最多(四成以上),“提醒”次之(叁成左右),“斥责”最少(不足一成)；而影视对白中,情景喜剧与电影对白不同：情景喜剧“提醒”最多(40%),“反对”次之(32%),“意外”最少(10%)；电影对白中,“斥责”最多(41%),“提醒”次之(33%),“意外”最少(7%)。这些结果表明,特指反问句表达的言者立场负面程度高于否定反问句,影视对白中反问句表达的言者立场负面程度高于自然会话。这与两种反问句的成因以及影视对白语料的娱乐性质有关。论文专节讨论了两类反问句在自然会话和影视对白中表现的差异,并指出这些使用环境或话语功能的差异,应该归于反问句的话语功能——表达言者负面事理立场及其社会效应——和影视对白的表演性质,后者使得影视对白中的语句受到准备性、动作性、娱乐性、时限性等影响。语料分析表明,否定反问句和特指反问句在使用上体现出功能和形式的差别：首先,特指反问句的负面程度高于否定反问句。换言之,在礼貌程度上,特指反问句比否定反问句低一点。这在两种反问句的句法形式中可以找到答案：否定反问句表达的意思是与原句字面相反的断言,即一个肯定形式的断言；而特指反问句表达的意思是否定其预设,即否定一个带有存在量词的命题,换言之,特指反问句表达的是一个空集,也就是说特指反问句表达的命题没有外延。从交际的角度来看,让对方通过自己的语句得出一个肯定断言与一个没有外延的命题,礼貌程度显然不同。其次,在语句形式上,“具有直接触发语”的特指反问句多数重复或部分重复了前文的语句,未重复前文语句的特指反问句一般是由对方或他人行为触发而使用的,句中多以代词指称或以语言表述这些行为。而否定反问句没有这一特点。上述两个差别影响到具体场景下说话人对反问句形式的选择。本文共分为8个部分。其中第1部分为汉语反问句研究综述；第2部分介绍本文的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和语料来源；第3部分考察自然口语中的否定反问句；第4部分考察影视对白中的否定反问句；第5部分考察自然口语中的特指反问句；第6部分考察影视对白中的特指反问句；第7部分比较两类反问句在自然口语与影视对白中的差异；第8部分为结语。
吴紫莉[5]2012年在《劳动争议仲裁会话的会话结构及策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劳动争议仲裁会话在机构性谈话研究中仍未受到关注，本文对其中10场劳动争议仲裁庭审录音转写的语料进行了会话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了劳动争议仲裁会话如何构建话轮，总结了在由Sacks等提出的话轮交接系统下仲裁会话特有的话轮更迭规则。纵观劳动争议仲裁会话的宏观结构，其具有固定的程序性开头与结尾。与此同时，本文对劳动争议仲裁会话互动的结构种类进行了描述与归纳，并通过数据统计得出主要互动结构和典型互动结构。本文还将劳动争议仲裁会话互动结构与英国伯明翰学派IRF结构、于国栋（2009）的医患会话互动结构和廖美珍（2003）的法庭会话结构进行对比，结论是：与廖美珍（2003）的法庭会话结构类别大致相同，而英国伯明翰学派IRF结构与于国栋（2009）的医患会话互动结构则不适合用于分析。其次，本文还针对仲裁员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在“目的-意图原则”的推动下，各自采取的语用策略进行研究。仲裁员为查明事实，要求双方当事人如实反映情况使用的语用策略有：打断策略、重复追问策略；申请人为强调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使用的策略有：间接回答策略、直接回避策略和模糊策略；被申请人用以反驳申请人的的理由使用的策略有：推卸责任策略和刨根问底策略。
贺小聃[6]2015年在《中国法庭互动中的修正序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修正是人类自然语言的重要机制,是法庭互动话语中的普遍现象,对修正序列的研究有助于拓宽会话分析的研究视野、揭示法庭互动话语的特征,反映法庭审判的模式和现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70万中国法庭庭审互动话语为语料,以SJS修正组织结构模式、认知状态理论和目的论为基础,分别从语言形式、认知和语用的视角为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构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解释模式。组织结构模式是表层语言特征,交际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关系是制约组织结构特征的一大因素,而目的导向性则是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的根本属性和深层动因。本文研究发现：(一)在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中,自我引导形式出现的频率可由高至低依次排列为：暂停>无标记引导>拖音>语气小品词>话语标记语>停顿。在法庭互动中,交际者倾向于使用具有隐形引导特征的自我引导形式,以保持话语的连续性,增强话语的可信度和力度。他人引导形式的分布频率由高至低依次为：重复阻碍源>转换操作问句>Wh-问句>无应答>“啊”、“嗯”等语气疑问词>提出修正要求>打断>无标记引导>否定阻碍源。他人引导形式在法庭不同言语主体中呈分布不均的特点。法官和公诉人启动他人引导的频率高于被告人和证人。法官和公诉人主要采用重复阻碍源、转换操作问句、Wh-问句、打断等具有较强控制性和干预性的引导形式；而被告人和证人主要倾向于使用无应答、将阻碍源产生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修正提示语、表询问功能的语气疑问词等形式,这些形式在控制性上较弱、具有较为被动的特点。从功能上来看,法官和公诉人所使用的引导形式多表质疑、确认的功能,而被告人和证人所采用的形式多具有请求对方消除听或理解上阻碍的作用。(二)自我修正的频率明显多于他人修正,这一分布情况与SJS的优先理论一致。零修正出现的频率非常低,显示了法庭互动话语高效性和明晰性的特点。当遇到交际阻碍时,法庭互动中各言语主体更倾向于解决问题、实施修正,而不是搁置阻碍,放弃修正。自我修正策略的分布频率由高至低依次为：替换>完成>重复>插入>解释>补充>删除。他人修正策略的分布频率为：替换>解释>补充>完成。替换是较为高效的修正策略,修正实施者直接使用修正项对阻碍源进行全部或部分替换,是较为经济、省力的修正方式。被告人和证人对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的话语实施修正的频率较高,而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却很少对被告人和证人的话语进行直接修正,他们的修正方案主要在转换操作问句中提出,并总是会寻求被告人和证人的确认。(叁)认知状态和认知关系是制约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的重要因素,是修正行为的认知根源。由认知立场变化所引发的自我修正有K-→K+和K+→K-两种形式。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在问话中较频繁采用K-→K+这一形式提高认知立场、加强问话限定程度,向答话人施加压力以实现问话目的。K+→K-是被告人和证人在答话中较频繁使用的策略,用以降低认知立场,闪避问话。但迫于问话压力,被告人和证人也常常不得不提高认知立场,在答话中实施K-→K+这一修正形式。认知状态是制约修正引导语功能的关键因素,当修正引导者处于K-认知状态时,修正引导具有询问的功能,阻碍源产生的原因通常归结于听或理解上的障碍,当修正引导者处于K+认知状态时,修正引导具有要求确认或不赞同的功能,阻碍源产生的原因通常归结于接受上的障碍。被告人和证人实施他人修正的频率大大高于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这一分布状况与交际者的认知优先权息息相关。法庭互动的主要话题是案件事实,对于被告人和证人而言是自我认知领域,而对于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而言是他人认知领域,对于他人认知领域内的信息说话者通常只会发起修正引导,而不会进行他人修正,因此法官、公诉人和被告代理人常常陷入“距离-涉入两难选择”的状况。转换操作问句是应对这一困境的有效策略,这一形式在距离和过多涉入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体现了问话的技术性和策略性。法官和公诉人将阻碍的原因归结于“对方责任”的频率较高,而被告人和证人将阻碍的原因归结于“我的责任”的频率较高。这一分部不均的状况反映了中国法庭互动中权利分布的不平衡性。(四)目的和目的关系是制约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的根本原则,对修正的组织结构以及交际双方认知立场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目的冲突的交际关系中,交际者较频繁使用表质疑和不赞同的他人修正引导形式发启修正,而阻碍源说话者为维护自身交际目的,通常会提供不合作性应答,拒绝修正或闪避回答,交际双方互动呈曲折型结构。在目的一致的交际关系中,交际者较频繁使用表询问或要求确认的他人修正引导形式,阻碍源说话者通常会提供合作性应答,实施自我修正,交际互动呈直线型结构。将说话者最初选择的阻碍源与最终选择的修正项进行对比,可以揭示说话者潜藏在修正序列表层组织结构下的深层目的。这一目的是交际者实施修正的驱动性因素。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的叁个模式具有一定的层级性。认知状态和认知关系是制约修正组织结构的重要因素,但目的是制约交际者选择认知立场的根本性因素。目的驱动认知立场的选择,并最终在语言表层形式上反映出来。交际是一种有层面的互动活动,修正既可以出现在目的表达和理解的层面,也可以出现在目的追求和反应层面。本文采用描述性与解释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到宏观构建一个中国法庭互动修正序列的多层立体模式。
孙赛男[7]2012年在《告别话语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告别话语是告别行为的话语载体，是交际双方在“告别”时使用的话语。这些话语通常以“语列”的形式出现，具有建立、保持人际关系的功能。本文从“话语”这一动态视角，结合语境，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叁大纯理功能”为框架，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对告别话语的相关现象及功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告别话语的界定，通过对告别话语的分析，得出了告别话语的特点及其与其他类似单位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告别话语进行了界定，探讨了“叁大纯理功能”与“告别话语”的关系，即概念功能作用于告别话语的内容，人际功能作用于告别话语中的受话人，语篇功能作用于告别会话结构。第二章，告别话语的概念功能，从告别话语概念功能中的过程意义入手，从过程要素、过程意义、过程倾向叁个方面对告别话语的内容进行分析。第叁章，告别话语的人际功能，包括对正面人际功能的考察和对负面人际功能的考察，并分析了告别话语人际功能的实现手段。第四章，告别话语的语篇功能，从语篇功能角度，对告别话语会话结构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告别会话的语篇结构和告别会话单位的层级性，分析了告别会话语篇的衔接手段及推进方式。
张艺[8]2018年在《家电产品销售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收集到的家电产品销售人员与顾客间对话的录音作为主要研究语料,以销售员的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家电销售话语属于商业营销话语,我们立足语言学研究,适当结合市场营销学、消费心理学、管理学知识,以求更全面地、多角度地分析家电销售话语。通过对语料的观察选取,我们分析了家电销售话语的整体会话结构和局部话轮结构,探讨了对话双方言语目的与互动话语结构的关系,得出目的关系一致时互动话语结构趋于简单、流畅,而目的关系冲突时则反之的结论,并总结了买卖双方的话语策略。家电销售话语具有营销话语的共性及自身的个性,我们总结了其语音、词语、句法、言语风格四个方面的特点,最后提出了家电销售话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企业和销售员两方面给出建议。
赵丽君[9]2011年在《从日常会话看初级口语教材的编写》文中提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影响力的增强,作为经济和文化载体的汉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全球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下,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多,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对外汉语教材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有效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出版发行的数量和种类急剧增加。在种类繁多的对外汉语教材中,不乏有质量高,受欢迎的对外汉语教材,但是也有一些教材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比如在语料的选择上比较陈旧,情景设置上缺乏时代气息,语言真实性不高等。近些年,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使教材文本的编写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本文针对两部初级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的会话编写,将日常会话的分析理论应用到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会话编写上,用日常会话指导教材会话编写从而设计出更合理的口语教材。主体部分将日常会话和教材会话材料从会话的整体结构、话轮转换机制、相邻对结构等叁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进行数量统计。在认识到日常会话和教材会话具有差别性的前提下,根据日常会话分析理论和具体数据指出这两部教材在上述叁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并提出建议指导今后的初级阶段口语教材的会话编写。在会话完整性方面,本文从日常会话的开头和结尾分析开始,把相关理论成果应用到这两部教材中的会话开头和结尾地分析上并进行统计。根据分析发现,教材中以“询问型”和“共处型”为开头的会话所占比例较大；在结尾部分以固定式结尾为主,比较单一,有些会话甚至没有结尾,只是由一两个相邻对组成,会话完整性较差。本文认为应该在注意教材中会话完整性的同时在会话开头的类型和结尾的内容上进行扩展,使其类型多样,内容充实。除此之外,还要在情景设置方面有所加强。在话轮转换机制方面,本文从日常会话的话轮转换机制分析开始,把其理论成果应用到这两部教材的话轮转换机制地分析和研究上。根据分析发现在编写会话过程中忽视了非正常的话轮转换,同时在会话符号的使用上非常混乱,常常不能清楚地辨别会话中正常的话轮转换和非正常的话轮转换。本文认为教材会话在涉及到非正常话轮转换的时候要尽量采用语言说明和标点标记,同时在会话内容的编写上要尽量真实和完整,使教师和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能够从语义上对会话整体内容有透彻的认识。除此之外,利用多媒体教学和视听资料,真实再现口语语境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相邻对结构方面,本文从日常会话的相邻对分析开始,把其理论成果应用到这两部教材中的相邻对结构分析上并进行统计。根据分析发现教材中相邻对的应答语没有充分重视“非优化结构”,同时也忽视了交际的原则；在会话的序列结构方面,教材中的会话编写忽视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渡原则。本文认为应该适当增加非优化结构应答语的数量,同时可以编写教材的配套练习或者阅读材料。除此之外,初级外汉语口语教材的编写要注意难易程度,符合由简到繁的原则。本文在对这两部初级口语教材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点建议,为今后的教材编写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扩展了对外汉语口语教材关于会话编写研究方面的理论。
张咏群[10]2003年在《电视谈话节目会话结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会话研究是“话语分析”的一部分，而话语分析又属于德．索绪尔“言语的语言学”的范围，即研究人们说出的话。关于会话，前人提出了许多理论，就具体的会话类型也做了大量研究，如：日常会话、电视会话、课堂会话。随着电视在大众传媒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电视谈话节目日益普遍，成为一种十分特殊的会话类型，且目前为止没有学者研究过。本文总结了前人会话研究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以极具代表性的中央电视台大型谈话节目《对话》为语料，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中会话结构的特点和规律，发现其整体上有明显的开端、本体和结尾部分，且开端部分功能突出，为整个会话提供了大的语用场和语用框架，本体部分话题发生有限转移，结尾部分在形式上、言语运用上极具艺术性。此外，本文主要分析了电视谈话节目会话的局部结构，发现会话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在话轮替换、话题的控制、特殊语境中选择的话语形式等方面都体现出自身特点。 本文所作的分析、研究只是电视会话分析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发掘、探讨。
参考文献：
[1]. 汉语家庭交流中建议会话分析[D]. 董博宇. 吉林大学. 2016
[2]. 现代汉语引发句研究[D]. 梁晓玲. 黑龙江大学. 2011
[3]. 基于系统功能语法语气系统的汉语医患会话人际意义研究[D]. 罗茜. 西南大学. 2015
[4]. 汉语会话中的否定反问句和特指反问句研究[D]. 刘娅琼. 复旦大学. 2010
[5]. 劳动争议仲裁会话的会话结构及策略分析[D]. 吴紫莉. 暨南大学. 2012
[6]. 中国法庭互动中的修正序列研究[D]. 贺小聃.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告别话语功能研究[D]. 孙赛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8]. 家电产品销售话语研究[D]. 张艺. 黑龙江大学. 2018
[9]. 从日常会话看初级口语教材的编写[D]. 赵丽君.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10]. 电视谈话节目会话结构分析[D]. 张咏群. 新疆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