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艳[1]2003年在《何其芳散文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何其芳叁四十年代散文的诗性创作作为个案研究。何其芳散文的诗性创作实际是指何其芳散文中诗意的表现。他的散文诗性创作进行了一场“思想”和“艺术”上的“革命”。 他的散文是诗性的，是一种诗性的散文，他注重人格的审美、表现自我的真实的感情，抒写真善美的思想，这种思想感情与大众、与时代、与国家应该说还是息息相通的。何其芳的诗性散创作是符合“表现自我”的内核要求的，同时也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他的《画梦录》和《刻意集》真实反映孤独者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也不失突破个人小天地，前进奋斗的希望，体现了他人文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整合；《还乡杂记》则在个人感知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认知，表现为一种艾略特式的“荒原”意识，他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审视现实，并对个体生命存在进行了荒诞的思考。到了延安之后，何其芳彻底埋葬了“小我”，抒写了一曲民族国家的神话，但却时常处在自我身份认同与艺术定位的矛盾冲突之中，突现了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的悖论，他有意识地表现时代、表现政治，过于注重散文的功利价值，使他的散文创作滑向了文以载道的老路。 何其芳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是诗性的，他运用诗的手法与技巧，讲究意境的生成，形成了象诗一样的跳跃、灵动、飘忽的节奏。何其芳的早期散文写得很美、极具诗意，代表了他散文的最高成就，为当时散文创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何其芳早期诗性实践最主要致力于“超达深渊的情趣”的营造和情境交融的诗化境界的创造上：将散文与诗结合，运用恰当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创造了与作者主观情感相协调的情趣与意境；而后期对散文诗性开始消退，主要贡献是体现在散文体式革新与拓展上，但他的散文创作一味为延安服务，为政治服务，诗性的缺失导致了他的创作在艺术上的滑坡。严格地说，他的后期散文在艺术上已经背离了散文的审美特质的要求，是退步而不是进步。他散文艺术中热情的自我抒情是一以贯之的。 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叁十年代的最高水平，是二十年代散文的发展。他的诗性创作是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的。
郑丽霞[2]2015年在《京派散文文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将散文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注重散文的文体艺术,对叙事、抒情、评论各体散文都有新的艺术创造,为现代散文的文体创新作出突出贡献。本文侧重从文体学视角考察京派散文的文体成就,基于京派散文的生成语境,集中探讨以下叁类文体：一、以沈从文、李广田和芦焚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散文,吸取小说的叙事手法,采用城乡对照的叙事视角,通过记忆与纪实展现乡野生活,又将抒情融入叙事,不仅丰富和扩大散文的叙事内容,也增强了叙事散文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二、以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为代表的抒情散文,将自我表现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借鉴诗歌的感觉、想象和表达方式,潜心捉摸内心独语的艺术表现,革新散文的抒情艺术,创造出散文“诗化”的精致形式,开创了追求散文唯美的新风气。叁、京派作家对批评文体也有多样创新,沈从文和萧乾的《废邮存底》把书信用于文艺批评,李健吾的《咀华集》将书评写成随笔美文,朱光潜的论说文则以亲切的谈话风提升了论说艺术。京派散文在叙事、抒情和批评文体上的自觉创新和独特创造,既从观念和实践上确立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又以个人文体风格促进了散文文体的丰富和成熟,提高了散文艺术的价值和品位,在现代散文史上具有独标高格的示范意义,对后世散文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周新颜[3]2009年在《京派散文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京派散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京派散文理论研究方面亟需加强,这是本文的切入点。京派散文理论是京派散文家们有意识的建构,形成基本的共同点,并把散文理论贯彻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京派散文理论从建构到实践创作,构成“自我圆足”的世界。京派散文刊物的价值取向与京派作家对散文的认识基本保持一致,主要体现在疏离现实政治、主张文学自由、追求纯艺术散文等方面。这些价值取向与认识揭示出京派散文刊物与京派作家对散文理论的认识:散文的本质是纯艺术性的,散文的创作需要一定的技巧,散文的情思指向个人或自我。纯艺术散文是京派散文家们的艺术追求,它表明了京派作家的散文写作立场,与同时期左翼对散文政治功能的强调和海派对散文商业化的追求相比,京派散文理论主张散文独立自足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意境是京派散文的艺术体现,它彰显了京派散文理论对散文写作技巧的尝试和努力;抒写自我是京派散文的情思指向,它表明京派散文抒发的情感侧重自我,侧重自我心与梦的历史。这叁个方面从外到内,构成京派散文理论的基本构架。京派散文理论不仅是京派作家理论上的探索,也体现在散文创作中。京派散文的题材具有明显的乡土倾向,散文中的人物不仅以故乡的主人公为原型,而且把自我的情感也投射其中,展现京派散文抒发的情思指向“真情”,指向自我;在京派作家的笔下,小说、诗和散文叁种文体往往交融在一起,体现京派散文理论对创作技巧的重视,也体现京派作家在散文创作技巧上的尝试;在散文批评中,京派散文理论凸显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以乡土情结为皈依主宰散文批评的价值取向。在京派散文实践策略的背后,蕴藏着京派作家对散文的本质认识:散文是纯艺术性的,讲求技巧,侧重抒发真我。
张翼[4]2011年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适应近现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细密的心理特征而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文体。外国散文诗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与传统诗文互渗交融的文体资源和艺术积淀相会通,在五四思想解放、文学革新思潮的促成下,中国现代散文诗应运而生,独立发展,涌现出鲁迅、刘半农、焦菊隐、于赓虞、王统照、丽尼、何其芳、巴金、唐弢、陈敬容等名家名作,形成了散文诗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诗性品貌,在开拓和深化现代心灵活动的审美领域上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创新成就。笔者秉承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理论方法,综合运用文艺学、文体学、文本学、修辞学等理论观点,并借鉴西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以诗学研究为视点和重点,综合考察现代散文诗生成的文体因缘、体性特质、诗化特点、审美价值、文体特长和局限等问题,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性阐释中探究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诗学蕴涵。本文的诗学分析,在汲取西方现代诗学研究方法强调文本细读的同时,也借鉴中国传统注重感悟的诗学理论,力图构建散文诗文体的诗性特征与创作主体、审美传统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对话关系,从动态的角度呈现文体内部结构要素的转化、兴替以至变异,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艺术表征、个性差异和时代气息,从而透视散文诗对现代人生的审美把握已然达到和可能抵达的标度。
肖乃田[5]2010年在《论《画梦录》之绘画美》文中研究指明何其芳的《画梦录》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他以精致的纯美的散文形式,走出了一条独异于1930年代以前的散文创作模式,这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走近《画梦录》的内外世界,探求其中的艺术奥秘,以及背后的文化机制,对今后散文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画梦录》迷离的梦境、精美的画工和创作之因叁大方面进行阐述,揭示《画梦录》所具有独特的绘画美。这部艺术上乘之作展示了几幅充满了意蕴的图画,其中不仅包括了内心孤独的真实图景,还包括了对于人生命运的思索图景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图景。这些优美的“油画”是通过精美的画工描绘出来的,色彩的渲染体现着不同的情感,印象式的描摹真实再现情景,光影的搭配突显画面的立体感,诗意的审美追求则使得画境浓郁起来,而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投射,则让画面更加丰满。最后,本文分析了《画梦录》的产生的主客观因素。灰色的童年记忆和孤独的生活体验是何其芳创作的思想源泉,特殊的巴蜀地域文化和审美心理熏染了何其芳的艺术气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则更加丰富了文本的深度。绘画美不仅是何其芳创作技艺的展现,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画梦录》所具有的绘画美和精致的文体样式,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和对后来散文创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而深远的。
潘秋平[6]2005年在《四川现代散文研究》文中指出四川现代散文是四川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旨在对四川现代散文作较为全面的总结与研究,揭示其重要特征及发展规律。 论文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四川现代散文的思想内容。“救亡与图存”是近现代中国的主旋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国家富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现代散文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或描写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弘扬了民族意识,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意志。同时,作家们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反共的罪行,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 第二部分对四川现代散文与巴蜀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巴蜀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四川作家的精神气质、文化人格,及作品的题材与内容,而且影响着作家的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四川现代作家在散文中描绘了四川地区特有的风景画、风俗画、生活画,表达了对巴山蜀水的深厚感情。 第叁部分是对四川现代散文艺术特色的研究。四川现代散文作家在艺术上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形成了各自特殊的艺术创作风格。本部分旨在分析四川现代散文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些共性,如:追求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追求散文的诗意美,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等等,以期对四川现代散文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结语指出四川现代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组成部分,研究四川现代散文不能背离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大背景。
上官梅菲[7]2009年在《旅途上的歌者——《水星》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水星》作为叁十年代北平文坛上的纯文学创作月刊,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表现在散文方面,它汇集了许多散文名家和散文新秀,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推出了以何其芳、李广田为代表的“抒情散文创新派”作品,为他们提供了一次集体亮相的机会。《水星》散文作家的汇集离不开编辑者的作用,编辑们对年轻作家的提携以及独特的编选眼光、相近的散文观念等,为《水星》散文作家的汇集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当时对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的排斥,以及不登杂文的文化氛围中,学院青年作家们从自身的文学经验出发,更多的借鉴国外文学资源,大胆突破文体界限,将叙事学的观念和方法引入散文中,实现写作的“非个人化”,对“散文小说化”做出自己的尝试。并在散文中注入诗的意境,注重化用诗歌意象和象征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变革和丰富了叁十年代艺术性散文创作的观念和手段,形成了“抒情散文创新派”。因此,《水星》在培植新进散文家、鼓励文体试验和艺术创新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王炳中[8]2011年在《论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个性说》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散文是在“人”的发现和个性觉醒的时代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个性是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范畴,具有丰富复杂的意涵和阐释。现代散文个性说积极吸取外国散文特别是英国随笔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观念,发掘和改造古代散文师心使气、言志抒情的精神传统,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的结合中形成现代的理论形态和批评方法。现代散文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阐释和主张,先后出现了人性论的个性说、性灵论的个性说和阶级论的个性说。但在众说纷纭的议论和辩难中,对于创作主体性、个性真实性、文体独创性叁大问题上也有求同存异、相辅相成的见识,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散文的个性美学内涵。散文理论批评家还结合创作实际和作家作品来探讨个性风格问题,运用个性理论来衡文论人,辨析和品评散文家的个性风格,把散文个性说引向批评实践和创作经验的总结。现代散文个性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系统。本文力图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辨析个性说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内涵,探讨自我个性与散文体性的内在联系和有关批评观念的逻辑关系,建构散文批评个性分析的概念术语和理论方法。这对于现代散文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史诗源[9]2018年在《论何其芳诗歌的现代性》文中提出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对其诗歌的研究角度众多,其中早期诗歌以及延安前后诗歌变化的研究较多,作品创作分析和变化原因也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观点。系统研读何其芳的作品后会发现,当下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空缺从而可以寻找新的突破口对其诗歌创作有进一步的探索。本文从现代性这个角度出发,立足何其芳各个人生阶段的诗歌创作深入剖析其诗歌作品,以具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和风格转变征兆节点作为早中后诗歌的分期,通过对各个时期诗歌的具体分析来寻找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特征,并对相应现代性特征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叁个时期在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之间徘徊,由早期强烈的审美现代性、中期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混杂再到后期现代性的隐退可以反观何其芳整个人生的处境和情感变化。个性自我的追求、怨恨情绪的积淀、都市文明和乡土文化纠葛构成早期诗歌现代性的基础,前往延安成为其诗歌现代性内涵丰富的契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处境和个人心境使得现代性在何其芳的诗歌中呈现复杂的或隐或现。以现代性为突破口会发现一直为学界所谈论的“何其芳现象”命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通过对这个具有重要评判力量的命题进行再思考为何其芳诗歌创作变化寻求新的研究空间。通过对何其芳整个人生过程中诗歌创作的研究为了解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学成长道路提供具体的范例。
陈啸[10]2008年在《京派散文：走向塔尖》文中研究说明“散文研究”与“京派散文”一直以来,各是一个混沌不清,萦绕于心的问题。中国是散文的国度,自古及今,创作之丰,可谓煌煌大也,特别是现代以来,散文创作也是异彩纷呈。然而由于散文理论的长期缺失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特征认识的不足等原因,百年现代散文研究虽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依然存在着泛、散、庸、滥、旧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而本论文研究的客体“京派散文”也同样莫衷一是。通常意义上,人们笼统地把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梁遇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等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都看作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作家。过去的文学史也是将京派文人的散文多泛称为京派同人散文,有人甚至把京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无限扩大范围。其实,这和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不同的。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代表作家到底指哪些?京派散文何以成派?以何成派?以及其深层思想价值、散文理论价值、文体探险价值、创作姿态启示,长久以来,也鲜有系统和深人的研究整理。鉴于此,本文拟以逼近散文本体性特征的研究思路对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作整体、深入、系统的考察,还原与通观其在整个叁、四十年代文学史特别是艺术散文史以及整个文学史和散文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本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绪论部分就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之弊及发展走向发管窥之见。正文分上下篇共八章。第一章重点考察了《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系列报刊在京派散文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本章认为:此等报刊媒体不仅仅是京派散文的载体,而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它不仅为京派散文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更为京派散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精神语境。更确切地说,报刊媒体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由京派的系列报刊,大可窥见京派散文滥觞、生成、鼎盛、式微四代叁期兴衰和流变的复杂历程。第二章分别就外部的生长语境,内部的生存际遇,中外诗文精神的滋养,直线师学渊源以及京派文人主观能动性的选择和创造等方面,探究京派散文相较于同期政治性较浓的左翼散文、林语堂为代表的小品散文的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成机制。认为它的出现有着创作的各种主客观制约因素,其产生和形成的历程是复杂的、限制和反限制的过程是个异的,京派散文正是在各种限制和反限制中完成了自己。第叁章是京派散文的理论探讨,本章认为,在现代散文理论建设中,京派散文的理论贡献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其虽属零敲碎打,散漫无章,但却字字珠玑,具有极大的生长性和可阐释空间。京派作家对纯艺术散文创作的自觉与独立、创作原则、以及散文本体性的审美规范、鉴赏批评论等提出了极具价值的观点,超越前贤,烛照当下甚至未来。第四章全面考察京派散文自1920年代末《语丝》分化期的初路端倪至1940年代中后期的变异式微四代叁期发展脉络,以及在整个现代散文史上的意义,统观京派散文的整体风貌。以上四章就媒体语境、“圆形渊源”、自我言说等方面论述了京派散文的生成机制、生成可能,是为上篇生成论。第五章分两节,分别以“柔性的悲鸣”、“挑战与应战”剖析了京派文人大致相同和突出的乡情的悲剧性及地域与京城双重文化视野下的心理体验。本章认为,京派散文中乡情的悲剧意识,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乡情的悲剧文化内涵,也有着形而下的对人的关注。他们都是一个“小写的人”。他们对家乡爱得深沉、恨得深沉。对城市既排斥,也依恋,是城乡两情愿。他们是复杂的、矛盾的、痛苦的,但也是积极的。“挑战与应战”则强调,人是文化的动物,当京派文人从乡村来到城里,其直接和表层的心理感应是一种乡情,但作为地方性的文化人在面对城市文明时其深层所显示的则更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碰撞,因为都市和乡村不仅仅是地域意义上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且是文化形态和经验方式的区别,“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也不仅仅指一种实在的生存空间,而是指空间场所所生成和带来的诗学空间。第六章旨在考察京派散文中时间模式的哲学内涵。京派散文的时间,不仅仅是叙述形式上或描写方式上时间纬度的自然附带外显,更包含着京派文人对人生的体悟,或者说,京派散文的时间性是京派文人诸多迷人思想境界的统一,对于京派散文,时间性不是叙述方式、描写方式作为一种行为而附带的浅在图式,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故事)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文本)时间”,而是根植于人类在世界中行动的时间经验,是一种能指的时间,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叙事时间,更是了解京派文人内在思想的视窗。论文就沈从文的悲悼的“循环”,废名的绵延的“瞬间”,梁遇春的平面的过去,特殊的刻度等几个有代表性的点,微观考察,获得总体感性特征,领悟其人文与心理的形而上的生命存在的哲学意义。第七章认为,京派散文的结构是一种超越外在表现形式的内部生长型的生命结构,京派散文的结构不太重视开头、中段、结尾及篇中的句型组织和如何精心、精巧布局的外部形态,而是重视把创造主体独特的意识、情感、思想、生命体验转化为物质形态的有意味的形式。京派散文的结构所表现出的有型的无型,无型的有型及内部结构的原理,开放自由美和有序凝聚美,在整个中国散文结构的发展史上甚至整个中国古典文章的结构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八章分别以双栖性、虚拟性、错位性、潜在性、被动性等的观察点,考察京派散文视角的流动性、多样性、丰富性,寻求散文文体以尽可能地表现作者情理的奥妙,并且得出结论:京派散文的视角尽管复杂变幻,但比之于小说,仍有本质的区别,不管如何变幻,但不离真我主宰,多元归一,突破了传统散文全知全能的单一视角。第九章研究京派散文的中国现代语言形象。本章认为,京派散文的中国现代语言形象指京派散文的语言符号表意系统创造出来的能呈现“中国”文化深层意义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文化深层意义的具有具体可感的审美魅力的语言形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是京派散文的中国语言形象的一种审美与文化的现代阐释。京派散文语言形象大致有一个总体审美特征,那就是:散文中的语言不仅再现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再现当时社会复杂多样的语言形象,同时这种语言形象又有着古雅传统中国的韵味。京派散文语言形象作为现代中国语言形象,在审美表达中,亦同时不同程度地再现着中国现代整体性、中国现代艺术性、中国现代形象性等。此五章主要就京派散文的生命体验、时间模式、结构、“观察点”、语言等最能体现散文文体本体性特征的诸方面考察京派散文的个性特征及其贡献,是为下篇本体论。最后分析指出,京派散文是一次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其对散文的理论、文体探险、创作姿态等方面的贡献及启示意义,使其成为现代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纪念碑。
参考文献：
[1]. 何其芳散文论[D]. 姜艳. 扬州大学. 2003
[2]. 京派散文文体研究[D]. 郑丽霞.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3]. 京派散文理论研究[D]. 周新颜. 湖南科技大学. 2009
[4].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诗学研究[D]. 张翼.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5]. 论《画梦录》之绘画美[D]. 肖乃田.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6]. 四川现代散文研究[D]. 潘秋平. 四川大学. 2005
[7]. 旅途上的歌者——《水星》散文研究[D]. 上官梅菲.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8]. 论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个性说[D]. 王炳中.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9]. 论何其芳诗歌的现代性[D]. 史诗源. 东南大学. 2018
[10]. 京派散文：走向塔尖[D]. 陈啸. 河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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