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义[1]2003年在《晚清开明人士开发西北思想述论》文中认为晚清开明人士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开发西北地区阐发了许多珍贵思想和建议，使晚清时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史家对其整体思想内容及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少有论述。本文在对晚清开明人士开发西北思想内容阐述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思想从传统向近代化演变、发展的过程。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文章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分别对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开发西北思想的背景及内容进行陈述并分析，揭示其开发西北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出思想的传承性。 文章第五部分归纳总结晚清开明人士开发西北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历史借鉴。主要特点为：其一，利用传统治术是其开发西北的主要方式。其二，近代化思想在其开发西北思想中产生并逐渐成为主流。历史借鉴部分分析晚清开明人士开发西北思想对于现今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意义。
李金航[2]2013年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课程标准规定的文本体现。它不仅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凭借；同时，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也会通过许多渠道对民众发生影响。在中国近代，教科书问题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以中国近代大学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文本为基本资料，通过对这些教科书编撰思想、内容体系、编审制度、出版发行、选用情况及其教育和社会效果的分析，探讨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成败及其原因，揭示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体系与制度的教育和社会因素，以及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对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希冀能够对中国当今大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些许借鉴。中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先进的大学制度及课程理念进入中国，直接促成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及课程体系的确立，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随之产生。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为教会大学编辑、出版教科书。教会大学教科书的宗旨是为宗教服务。但教会大学教科书将西方先进的教科书编制理念和科学内容引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中国近代大学逐步设立。受当时大学发展水平所限，京师大学堂等都是由教习翻译西方教科书或自编讲义授课。用讲义授课体现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初期教科书的非规范化特征，其弊端很明显，“不仅各异其是，且使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宜从事比较研究。”1此时，中国大学教科书主要受日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翻译日本大学的教科书；由日本教习自编教科书；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科书的观点、体系改编教科书。五四运动后，随着美国教育理论、大学制度及教育改革实践对我国影响的深入，美国大学教科书开始在中国大学占据主要地位。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国立大学条例》等有关大学章程条例，均明确规定大学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全面效仿欧美各国着名大学。许多大学的理科教学都采用外文教科书，文科各科凡涉及外国事例的也都使用外文教科书。外文原版教科书具有质量优良、利于学习英文、方便教师授课等优点，但也阻碍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独立。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开始了本土化进程。归国留学生充当了编辑教科书的主力。归国留学生并不是单纯翻译外国教科书，而是根据他们的学识结合中国的实际编写教科书，力求教科书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提出“国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率先承担起“国化教科书”的重任，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第一套系列大学教科书——大学丛书。“大学丛书’的编写体例、形式、内容都呈现出科学化和本土化的特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育学术的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本土化建设的新阶段。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各校及各书局所编之大学教本虽多，尚未能遍及所有科目，且国难期间各方经费均感困难，原有出书计划，亦颇受影响”，“乃决定以政府力量完成此举”2。1939年，教育部专门成立“大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部定大学用书”。随着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大学教科书制度也逐渐成型。京师大学堂和晚清学部在教科书制度的确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民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承担起教科书的审定任务。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科书的质量，但也成为专制政府推行教育宗旨，控制学生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引进、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传播、发展了近代先进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科学”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大学教科书从编辑内容到服务对象逐渐向民众转化，呈现出大众化趋势，改变了过去专为封建“达官士人”编造的状况。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消解，促进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虽然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当前大学教科书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差异，但近代教科书编纂者所关注、面对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大学教科书建设中依然存在着。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中仍存在着讲义授课、自编教科书与引进教科书的矛盾、教科书编审与选用的矛盾。在当前的教科书建设中，中国大学应该既坚持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又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教科书自主权；在引进外国先进原版教科书的同时，注重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建设，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教科书体系。
张青林[3]2014年在《确立新制度：晚清新式邮政再研究》文中提出邮政作为现代国家通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新式邮政起源于西人掌控的海关组织内部。虽然晚清社会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充斥着新旧体制的嬗变,但新制度确立的道路似乎总不那么平坦。晚清邮政制度的确立不仅是新式海关努力引进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清政府积极参与的身影。新式海关最初把邮政作为其一个下属机构来监管,给予其资金、人员上的支持。截止到1911年关邮分离,海关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帮助晚清邮政构建了完善的邮政网络和组织制度,战胜了驿站、客邮、民信局等劲敌。晚清政府及一些开明人士通过开办文报局、改驿归邮等尝试,企图建立受清政府掌控的近代邮政系统,尽管这种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1896年清政府正式降旨开办邮政,虽然主导权仍在海关手中,但政府在政策、法律、财政上的支持则不断宣示着新式邮政已经是个政府机构。本文旨在从新式邮政与旧式的通信系统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间的互动交流方面来论述近代邮政的确立过程,并且在论述的过程中,充分关注新式海关和清政府这两个主导者各自的行动。
岳鹏星[4]2017年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叁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郭胜利[5]2010年在《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是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国内外关系等的产物,它的制定和实施对民国时期的西北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此通过对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做一系统梳理,透过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的演变,对民国政府的西北民族政策做一分析总结。民国政府的西北民族政策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按照其自身发展过程,又可分为初步形成、缓慢发展、渐次完善叁个阶段。在整个历史发展中上承清制,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在实施过程中,又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及结果,这些因素最终又反过来影响着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的演变。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按照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进行组织选材,分析评价。首先从清朝末年的西北民族政策及西北局势入手,继而对民国初期的民族政策梳理总结,民国政府民族政策形成之后,受到西北政局变化、西北民族关系的演变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甘肃和新疆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些又反过来导致了北洋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的演变。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进一步完善,确立了西北民族宗教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并且通过对西北政治统治的加强与完善以改进西北民族政策实施。但是无论是其政治政策还是民族政策,均受到了来自于西北地方的利用和挑战,在中央与地方相互冲突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其西北民族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以期达到缓和矛盾、绥靖地方、稳定边疆的目的,从而最终形成了国民政府的西北民族政策。综观民国政府的西北民族政策,其中既有对传统民族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传统民族地区政治体制的变革,其中得失成败,为后来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马艾[6]2014年在《近代回族社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团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回族社团,无疑是中国近代社团之一部分。近代国内少数民族所举办的社团,以回族社团为多。这表明回族社会与中国近代化运动存在更多的同步性。这当然是历史所铸就。元明以后,回族处于腹内郡县体制之下,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与汉族有紧密之关系。亦因此,回族社会在近代条件下,经济关系与文化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一批追求进步、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力量。他们把爱教与爱国相结合,把追求回族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进步相结合,举办社团,创新组织,在现代性的水平上把握了回族与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脉搏,较之汉译经典学人所倡导的“二元忠诚”前进了一大步。置于国内诸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下,回族社团运动,既体现了回族社会与中国社会的高度统一性,又表现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因此,研究回族社团,自然属于回族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范畴,当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侧面。回族社团是近代少数民族新兴的社会元素,脱胎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当然地成为我们衡量回族近代转型的标志。回族社团于晚清出现,历经民国数十年,抗战时期达到高潮阶段。不仅是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承载者,也是回族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回族社团的发展轨迹反映出近代回族社会结构的遽变,社会形态的转型、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社会文化嬗变的路径。相对于此前的回族社会状态而言,无疑是社会组织化水平、统一性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对回族社团进行爬梳分析的过程中,采用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托,充分挖掘回族社团的相关资料。通过对回族社团产生的背景、类型、活动、特点以及影响等问题的划分梳理与分析论述,整体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更深入地揭示回族社团的历史内容；从近代回族社团与回族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探索回族社团对于近代历史条件下回族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借鉴的意义。探究回族社团与回族社会变迁的关系,无疑是认识近代回族社会发展的一个路径。
孙祥伟[7]2010年在《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文中研究表明汤寿潜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江浙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末立宪派中唯一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汤寿潜早年深受浙东经世实学的影响,后来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又成为西学的积极主张者。汤寿潜1890年以《危言》的发表奠定了其维新思想家的地位,他坚信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拯救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坚持“西学中源观”,对西艺、西学、西政都有所借鉴,从发表《危言》,力倡维新到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参与辛亥革命到最后归隐乡里,不问政事,其人生经历是清末东南精英群体参与维新、立宪、革命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缩影和个案,在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将汤寿潜的经历、活动、着作、思想放在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尽可能将其思想与所生活的历史环境相契合,围绕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现代化问题,探讨汤寿潜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内在底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与其他派别如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力求从共性中发现个性,以确定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界定东南文化精英这一历史概念,然后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向纵深推进。在第二章中,主要概述汤寿潜生平事迹和着作,以此作为线索,提示全篇。从第叁章开始通过其在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汤寿潜的一生基本上走了一个“人”字型的道路,早年参加科举走上仕途,认识到仕途险恶的他投身文化教育领域,但是封建士绅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或许是士大夫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欲罢不能,经历了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终于使其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先后出任浙江都督和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未就职)。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使其选择了急流勇退与归隐,从他的别名丙僧,字翼仙、蛩仙,以及出生之日其父遇到僧人的传说我们可以推测,其思想中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还有传统士大夫固有的“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理念。汤寿潜晚年较少关注社会时事,但其隐居乡里期间仍改坝为桥、创办小学、留下戒子遗嘱等表明他始终保持士绅本色,仍然值得后人称道。笔者借鉴类型学的方法,将张謇、郑孝胥、沈瑜庆、张元济、蔡元培、陈叁立、何嗣焜、赵凤昌、刘锦藻等文化精英归纳为东南精英群体,并以汤寿潜为中心,探讨该群体的兴衰荣辱的过程,从而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士绅阶层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分离聚合所折射出的世变与士变,进行较为翔实的检讨,以深化对过渡时期历史的认识与思辨。中国近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除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部分文化精英主张改变现状,向西方学习,他们曾经对预备立宪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清廷实施亲贵集权,成立“皇族内阁”,使他们大失所望。当时流亡海外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发动舆论,在国内掀起武装起义,鼓吹反满革命,革命浪潮一日千里,不可遏抑,许多文化精英被裹挟其间,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作为一场早熟的革命,由于准备不足,造成社会秩序的脱序与失范、社会重心的失坠。文化精英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愿意全盘西化,又对现状不满,内部发生巨大分化：第一种以郑孝胥、严复、罗振玉、沈曾植等人为代表,对清廷与传统文化十分眷恋,成为晚清遗民；第二种以汤寿潜、张謇、熊希龄、张元济等人为代表,他们远离政治,回归绅士本位,从事文化教育或慈善事业以造福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实践其文化理想；第叁种以蔡元培、谭延闿等人为代表,激流勇进,成为革命元勋,但也被边缘化。本文以汤寿潜为个案进行考察,最后总结其思想特质：汤寿潜类型的东南文化精英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其思想呈现出适应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不时表现出前进与保守的困惑,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历史舞台的前沿逐渐退至幕后,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东南文化精英的兴盛与落寞,最终被革命派精英所取代,这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缩影。
刘杰[8]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赵颖霞[9]2016年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国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教育文化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教育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传统国学教育成为了变革的对象和内容。而中小学国学教育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动也发生了重要改革,传统的修身教育演变为公民教育,读经讲经转变为国文、国语教育。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讲读背诵转变为“儿童本位”的形象化教育形式。晚清,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改革派,面对晚清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策略。“中”即“中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则是指“西学”即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中体西用”改革策略的提出,表明洋务派已感知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并试图以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方式解决危机。而清政府则于清末厉行“新政”改革,虽然依然奉行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中体西用”指导原则,但已尝试以西学教育模式改革传统国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建构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近代学制,将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扩展至基础教育层面;中小学实行分科教育,中国教育史上国学教育首次被课程化,被分设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历史、地理等科目。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儿童国学教育虽然失去了传统的综合教育模式,但通过不同的国学教育科目被继续传承。民国初期,基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的思想倾向,各种西方教育思潮,尤其是欧美教育思潮开始逐渐深入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随着民国政府宣布清朝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激进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小学国学教育由固守传统、模仿改良,迅速转向摒弃传统、激进转型。修身教育转变为公民道德教育,国文教育取代读经讲经,中小学国学教育发生了实质性变革。1915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近现代教育的新进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迎合了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小学国学教育强调以儿童兴趣、儿童社会生活、儿童活动为中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国文科演变为国语科并成为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核心。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在叁民主义教育宗旨指导下,国民道德教育成为了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主旋律。公民教育强调国民道德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养成,强调培养儿童互助团结的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观念;国民道德教育也成为了中小学国语教育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中华”、“游中山陵记”、“黄花冈”、“游泰山记”、“林则徐”、“孔庙和孔林”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小学国语课本中普遍的内容。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教育的统一管理与控制,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叁育并进;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的调整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权危机的特殊时期,尤其注重突出加强中小学的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基于战时的特殊状况,着重强调抗战、民族精神教育以及教育与根据地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小学国学教育形式生动活泼,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已知到未知等儿童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内容与根据地抗日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突出抗日教育和生产劳动、生活等实践教育。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国学教育也将传播革命真理,激发中小学民族、爱国意识和人民革命的情怀放在重要地位,呈现教育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特征。
王昌善[10]2011年在《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在几代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一些邻近的领域相比,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历史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目前,尚未见有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因此,从整体上梳理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分析其构成的基本要素,探究其形成原因、实施效果和经验教训,其研究成果对充实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丰富我国教科书和课程理论研究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并能为深化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对完善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提高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致力于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整体研究,主要探究该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要素、形成原因、实施效果与借鉴和启示。全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研究缘起并对论题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与论文构架,最后讨论了研究可能取得的突破。第二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沿革。把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分为如下叁个时期：(1)光绪3年(1877年)至光绪23年(1897年)：自由制；(2)光绪24年(1898年)至对日抗战开始(1937年)：以审定制为主；(3)对日抗战至国民政府迁台(1949年)：以国定制为主。主要运用历史学视角,充分发掘和爬梳了各种史料,尽可能地展现了制度化逐步实现的背景、过程及结果。第叁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包括编审机构、编审人员、编审标准、编审程序、编审周期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评价。第四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形成原因。主要运用社会学视角,深入地探讨了叁个历史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包括自由制、审定制、国定制的成因。乃以国家作为博弈主体,多方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结果。主要包括支配集团内部的博弈、支配集团与被支配集团之间的博弈、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博弈等。第五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实施效果。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实施效果包括经验与启示和教训与反思两方面进行了整体辩证地考察。论文最后总结了研究所得,分析了研究不足,指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晚清开明人士开发西北思想述论[D]. 李守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研究[D]. 李金航. 苏州大学. 2013
[3]. 确立新制度：晚清新式邮政再研究[D]. 张青林. 厦门大学. 2014
[4]. 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
[5]. 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D]. 郭胜利. 兰州大学. 2010
[6]. 近代回族社团研究[D]. 马艾. 宁夏大学. 2014
[7]. 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D]. 孙祥伟. 上海大学. 2010
[8].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D]. 赵颖霞. 河北大学. 2016
[10].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D]. 王昌善.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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