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锋[1]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特区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加快，中国加入WTO背景下，怎样定位中国经济特区，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首先考察了经济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在此前提下，对中国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对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前途等作了一系列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曹胜[2]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历来是关系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科学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除导论外，主体部分共由5章组成，现将主要内容扼要概述如下：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必须首先探讨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新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展了重大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发展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各类国家都面临着发和平与发展的任务。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时代主题的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要求。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对中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新科技革命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向全球扩展使世界经济联为一体，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组织者和主要驱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发展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材料技术为基础，能源技术为支柱，以生物技术为前景，以空间技术为延伸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在新科技革命的应对决策。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点：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实现了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的转变、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其新的变化，正确处理好两制关系，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时代主题转变的客观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需要、回应“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和平发展道路”有一个由学术界提出、国家领导人阐述、国家政策宣示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其内涵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模式。第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发展道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走开放发展道路是我国历史教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要求、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国际比较后的自觉选择。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在中国走开放发展道路，不损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合作共赢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其基本形式是：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国际劳务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渐进式开放步骤，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逐步开放。现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经济区-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发展、完善开放型经济，不断提高开放水平。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新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发展要求，以中国国情为现实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汲取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训，改革僵化体制，借鉴了世界市场经济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赶上时代步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制度创新。传统经济体制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的科学预设，尽管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逐渐僵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必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替代。中国共产党把市场经济从制度属性里剥离出来，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性特征是：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民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来就是进步人类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民主政治是时代的要求，成立90年以来，对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目标，丰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时代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要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法治是当代世界文明国家治理国家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体现时代的精神，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灾难和苦痛，又借助世界市场经济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并大大缩短了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这毫无异议地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指导思想上的借鉴、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影响、建立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启迪、经济体制、所有制改革的启示、对时代认识的借鉴、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任务、不附加如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和合作，都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无疑也就会激起发展中国家情感上的共鸣，实践中的学习。主要的借鉴价值有：从本国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一种开放的、引领时代的道路，是世界发展道路的直接继续，是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身的发展以及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贡献。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发展开辟了一新路，其崇高目标是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促进世界和谐。
朱宗友[3]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叁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李晓寒[4]2016年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叁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叁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叁个历史时期。这叁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叁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叁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叁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叁)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叁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叁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叁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赵雄[5]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最早产生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就被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大多是苦难。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思考和探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与路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对经济全球化的有限参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姿态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问题和挑战。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其本身固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因此,在一个互动、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系统中,中国如何采取积极稳妥的策略和途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本文选题的目的和基本出发点。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首先从考察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开始,沿着其产生发展的脉络,逐一探讨经济全球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厘清概念、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结合中国自身的具体情况,就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策略和路径进行了探索。除序言外,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经济全球化概述,考察了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概念、发展历史、实质及主要特征。第二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与跨国公司,考察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和跨国公司的影响。第叁章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全球问题,考察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特征、诉求及其根源。第五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了主要的全球治理理论,结合欧盟一体化治理实践初步探讨了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办法。第六章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考察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从被动参与到自主参与的曲折历程,探讨了中国积极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策略和路径。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一是提出经济全球化起源的外部条件与内部根据。通过对经典着作的反复研读,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以地理大发现作为充分条件,以工业革命为必要条件,两者结合造就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并明确提出地理大发现孕含了经济全球化的可能性,是外部条件,工业革命最终将经济全球化由可能变为现实,是内部根据。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自我调整,突破了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流视角。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提出了反全球化运动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产生发展全过程的观点,突破了反全球化运动出现在20世纪末的传统看法。四是提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自主选择与被动参与两种方式,完善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扩张范式,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五是探索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探讨了中国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和平发展实现惠己及人-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发展路径。此外还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做了新的提炼,等等。
林矗[6]2003年在《外源性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的研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传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区位，研究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及其相关联系。现代的研究则趋于对区域内部和区际关联度的探讨。 但是，现代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多是关心区域经济条件和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等，针对资源配置中的来源分类所进行的研究甚少。正是忽视了这一点，因而无法对区域的分类作进一步的细化，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外向型经济特殊区域，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区域分类定义。这些特殊的经济区域，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不少学者把它归并为经济特区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则将其纳入开发区范畴加以考察，也有人从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特殊经济区域。 基于此，本论文将我国专门设立的重点吸收利用境外资源的经济区域，定义为外源性经济区域来加以研究(统一的“外源性”定义更能反映这些特殊经济区域的共性特征)，突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源性经济区域(尤其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轨迹与经验、问题，并围绕经济模式、结构、政策、体制及竞争力等重点，探讨其因应加入WTO后的发展新思路。
马慧敏[7]2003年在《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回顾中国古代、近代对外贸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归纳、综述建国以来中国叁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贸易思想、政策以及经贸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的情况，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的概况。总结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新贸易理论对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在对对外贸易的作用认识上，对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认识上，对对外贸易体制认识上，对西方贸易理论认识上以及研究方法上实现的转变。并进一步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垄断外贸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接轨这一基本线索，在这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体现了以下几个关系：叁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学术界学者的对外贸易思想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过程中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与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史的关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发展与基本指导思想的关系。
靳书君[8]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时代寻求一条中国式道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全球化、现代化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应战全球化挑战的结果便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共同的现代生产力形态作用于各民族不同的结构系统和价值系统,形成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模式变项,其中决定性的叁组变项是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样式。这叁组变项决定着财富、地位、权力的正分配和负分配,决定着利益和机会的前分配、初分配、再分配,塑造出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规定着民族一体结构暨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定型式,表现出一国全球化战略暨现代化范式的基本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叁“点”成一“线”,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径路,即认清“问题所在”,探寻“力量所系”,把握“人心所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思想径路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靠力量,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核心,重新对市场、社会和国家进行结构功能定位,探索和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新型结构关系,赋予我国的全球化战略暨现代化范式以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探讨和否定市场经济从来没有离开过结构关系,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市场、社会和国家达到结构性和谐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沿习否定市场经济的理路,而是坚决抵制和纠正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自由化的偏向,矢志于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的结构改造,努力探索和实现市场、社会、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和谐。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一体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被冲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重建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一体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科学回答了各种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张无法解答的依附性问题和后发展问题,在旧式的封建主义走到尽头,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通过在国家主导下保留市场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不同于原旨资本主义模式,也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超出了东亚儒家主义模式,解放和焕发了被旧结构压抑的中华文明的现代之光,没有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于清一色的俄国化、美国化或者西方化的样板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主题的中国化,分叁步走使传统市场体系摆脱了地主经济的桎枯,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并进一步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历经迂回曲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民族统一市场的基础上盘活国内资本要素和低级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防止要素外流,以低级要素吸引外部高级要素,使负面的全球化变成正面的全球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育,政治系统才有可能通过市场经济增殖国富,才能深入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转型,使片面的现代化转向全面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依靠力量的中国化,以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把传统市场体系从地主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市场经济有效运作奠定了现代工业前提,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在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保护和引导下培育新型的市场单元。人力资源要素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唯一可能形成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抓住了这一关键要素,推动中国从以比较优势逐步转变到以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全球化,把自在的全球化提升为自为的全球化；发挥国有经济和集体组织的保障和信用功能,通过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培育新型的市场单元,形成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内生驱动力,逐步把外生的现代化引上了内生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实现领导核心的中国化,打破国家与市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权力集分错位,实现市场宏观控制的现代集权和社会治理的相对分权,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竞争的能力发生跃升,成为民族经济的“支持保护之手”,推动单向的全球化向双向的全球化跨越；并能够根据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方向和要求,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会协作,在竞争和协作良性互动中使国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协作之手”,促使被动的现代化变为主动的现代化。
陈楠[9]2018年在《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外交是当代外交领域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从最初的国际姐妹城市到当下日益多元多形的城市国际交往,城市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中国城市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进程中,受到全球市场网络、政策网络和社会网络的迭加影响,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与纽带。通过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加入城市国际组织,参与跨国多边机制开展国际性与区域性合作,举办国际活动,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公众和社会团体开展交往等方式,中国城市的国际舞台与对外交往渠道越来越丰富。城市外交成为了当代中国对外事务中的新现象,值得从理论上加以关注,丰富的城市外交实践也为理论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理解“城市外交”的起点是涵盖官方和非官方外交(包含半官方)的“大外交”理念,城市外交的兴起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外交分层化、多元化的客观要求。作为当代外交转型背景下兴起的新的外交形态,城市外交概念在学界尚无形成统一的界定。本文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多元的参与主体和灵活的方式手段,成为国家外交的延伸与拓展。城市外交的行动逻辑受到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体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无论作为经济单元、政治行为体还是全球社会网络的节点,全球化城市都已经嵌入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各个维度与层面。全球城市网络对城市拓展全球联系形成一种“牵引力”,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向城市集中产生内部“推动力”,内外动力形成合力,使城市在外交舞台上获取施展空间。城市外交的功能可以从国家、城市和全球叁个层面来观察,不仅有助于国家外交力的提升,促进城市国际利益的实现,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规范创建。基于对城市外交一般规律的学理分析,并通过案例观察国内外城市外交的实践,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外交进行进一步理论探索,包括影响中国城市外交的内外因素,中国城市外交的模式、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背景。一系列递进式的开放战略,为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在各个领域对地方的分权成为中国城市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内部推动力。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外交不仅符合城市外交的行为本质,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传统中央政府外交的服务,也包括在更宽泛领域中服务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城市对外交往。第二,体现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辩证关系和“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理念。第叁,是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点,体现了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第四,呈现出差别化发展的特色。超大城市优势明显,其他城市由于地理区位、城市功能等差别,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国是城市外交的后来者,中国城市外交发展不仅充满机遇,也面临一定的挑战,还存在参与全球治理程度不够、发展不够平衡以及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城市外交的关键意义在于发挥其在国家总体外交格局中的战略性作用。因此,本文将城市外交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及战略框架中分析,以回答城市外交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问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展望,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外交的目标应该是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手段,为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创造有利条件。思想层面,中国城市外交的基本原则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倡导的合作观、义利观和民本观相契合,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建构路径。战略层面,从地方层面配合国别与地域外交,与大国城市、周边国家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开展交流合作,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从多元的维度拓宽领域外交,应对全球问题、创建领域规范、传播国家形象。机制层面,探索一个央地协同、部门统筹、政民互动的城市外交机制,使城市外交成为地方外事的升级版,从而提高城市外交的战略性,构建上下联动、立体化的国家总体外交格局。
付磊[10]2008年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大都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大都市正受到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等的多重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经历着急剧的演变进程。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转型中的城市空间结构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城市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论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视野,“在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包括宏观层面“社会—空间辩证法”,中观层面“社会—经济—制度的互动结构”和微观层面“能动者—结构的互动体系”在内的综合性的研究框架,由此将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制度空间结构叁个研究层面。基于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论文分别深入到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上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重组,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的空间行为等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从理论和实证的双层角度,全面分析了上海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机制。同时,论文通过对上海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制度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市管理体制变革、转型中的政府行为与作用等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分析,揭示了影响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制度动力。基于以上研究,论文发现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制度转型促动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组,通过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等能动者的行为模式而实现的空间化过程;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方向与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总体路径密切相关,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制度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城市制度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在整体层面上,经济组织、居民和政府行为的互动机制成为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主体动力,而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制度空间结构的交互作用过程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综合机制。
参考文献：
[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特区探索[D]. 文华锋. 云南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 曹胜.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D]. 朱宗友. 河南大学. 2010
[4]. 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D]. 李晓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5].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D]. 赵雄.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6]. 外源性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林矗.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7].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D]. 马慧敏. 复旦大学. 2003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D]. 靳书君. 南开大学. 2010
[9]. 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陈楠.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10]. 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大都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D]. 付磊. 同济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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