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科胜[1]2004年在《发挥教师中介者作用，在军队中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文中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的人才应该是能够学会学习,能够获取为终身学习而具备的自主学习能力,然而许多中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军队子女中学,教师们的角色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过多地依赖教师缺乏应有的自主学习能力,以考试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仍然比较盛行,我们提倡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这不仅仅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新的中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的要求。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这种不利局面的产生有许多原因,但教师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教师仅重视传授知识,缺少对自身的反思,忽视学生情感,缺乏对学生有效学习策略的训练,缺乏培养独立学习者的意识,导致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发挥教师的中介者作用来加以解决,教师应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培养学习策略,加强角色反思等等。此篇论文是根据我在几所军队子女中学所做的问卷调查,访谈和对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而撰写的,集中阐述了对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存在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如何发挥教师的中介者作用,在军队子女中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钟志贤[2]2004年在《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根据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走势，以知识时代对人才素质要求的偏向为参照，以促进学习者发展为宗旨，针对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范型的局限，建构了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研究认为，随着知识时代的发展，基于工业时代和客观主义的传统教学设计范型，日益凸显其时代和认识论的局限，在今天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于此，传统的教学设计范型面临重新建构的严峻挑战。为了获得时代发展的生命力，教学设计研究必须自觉与社会发展协同演进，积极回应现实的挑战。本论文所做的研究，是回应挑战的一种积极尝试。 论文考察和分析了教学设计的发展历程及其走势，揭示了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范型的典型特征，在认识设计和教学设计本质的基础上，重构了教学设计定义，批判性地反思了传统教学设计范型的局限，建构了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模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知识时代的特点，建构了知识时代人才素质的偏向模型，描述了促进学习者发展的指向。研究认为，素质教育、建构主义和现代信息技术是构建教学设计框架的叁大支柱；连续统思维是教学设计的独特思维方式；学习环境设计是框架研究的重心；使用者设计是教学设计的运作模式和回归教学主体的必由之路。为此，本研究阐述了叁大支柱的内涵和作用，论述了连续统思维的内涵、特征和应用方式，深入探究了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建构了学习环境设计的实践框架，讨论了基于技术的学习模式构建与应用，论述了教学设计方式走向使用者设计模式的理由和方法。
王安华[3]2011年在《学而优则“仕”》文中研究表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是人围绕权力展开的活动的集合。什么人掌握权力,采取何种方式统治；什么人被统治又为何认可统治。这一组关系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是政治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或被称为“统治者”、“统治精英”,构成了这对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对这一群体、社会集团或阶级的研究,形成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精英主义”理论。传统的精英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偏向于政治哲学范畴。近世以降,比较政治学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不仅主导了现代化进程,而且深深卷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历史性更替,精英群体的特质发生了改变。对中国而言,由政治精英群体主导的“改革开放”开启了现代化转型过程,转型对利益关系和分层结构的影响,又集中地体现在其后的精英转换过程中,推动精英形成和更替模式的改革。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新产生的政治压力,不仅改变了旧精英的处境、对新精英的要求,也改变了大众的利益诉求；而新政治精英和新大众的互动,又反过来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换句话说,对当前中国精英团其尤其是新精英生产的研究,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未来的重要路径。“大学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精英群体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作为掌握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年轻人,他们在科举传统被打破后,成为替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人,肩负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而教育场域正日益成为一个人获取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其一,教育机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人才储备；其二,教育过程规范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通过授予文凭,赋予个体获取职业的基本素养与能力,由此间接地决定了个体在政权体系中的起点和位置；其叁,高等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居于顶点,是现代国家的教育中心；20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大规模增长和国家间竞争的增强,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大学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政治生态。改革开放以来,它历经恢复、扩张、改革,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既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映射了其中的问题。从政治学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和高等教育场域的发展情况,将它与政治精英更替、社会阶层流动等问题联系起来,分析、阐释其政治内涵,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精英主义理论出发,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运用教育政治学的工具,对改革开放以后新精英生产与大学场域的关系进行研究。对精英主义理论的综述试图提炼精英群体的基本特征和更替原因,从而提出“准精英生产”和“大学场域”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前后精英群体及大学场域的变化进行分析,描述了这种变化是如何被融合、反映到准精英生产过程中,并通过哪些制度或机制实施的。教育政治学的理论工具为认识和分析大学场域提供了基本视角。准精英生产是一个动态过程,对它的研究应当始终被置于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和制度框架中,并在社会转型的政治语境中,理解这一具有丰厚历史意味和现实影响的现象。本文将讨论这些问题：首先,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与结果,对权力(政治)精英的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在此过程中,大学场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其次,大学生作为“准精英”群体相应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其获取精英资格取决于哪些条件?最后,大学场域是通过何种制度、机制对大学生的权力(政治)精英身份获得发挥影响的,这些机制又在多大程度上分化了大学生群体?那些未能获得权力(政治)精英身份的大学生,是成为了分层结果的接受者,还是构成了一个相对于精英群体存在的底层群体或“影子精英”群体?本文除导言外,共分六章。导言对准精英生产、大学场域及两者关系作了简要的界定和概述,并对精英主义理论和教育政治学进行了文献综述。这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本文第一章提出了精英生产模式的变化主要是随合法性变化而变化的。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是以“革命”为基础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精英生产是革命化的,大学场域是政治场域的附属,而不是精英生产的独立场域。第二章指出,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合法性根基从“革命”转向“建设”,精英类型从政治、经济两个维度发生了转型。在有序社会的条件下,大学成为精英代际生产的主要场域,其制度与机制同时受到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影响。第叁章从考试制度切入,探究科举制度废除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对中国精英生产的影响,认为它在为准精英的“素质”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不平等。第四章从政府、市场与大学关系探讨了大学内、外部治理中的制度、机制对准精英生产的影响,并指出在培养过程中,由于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导致了准精英与准大众的分野。第五章提出了职业获取与准精英身份确认的关系,分析了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洞”及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准精英生产中造成了遗传性不平等。第六章作为结论章,对全文观点作了简要总结,试图在合法性转换、精英生产模式和大学场域的制度与机制之间建立起一种理论联系,及其现实政治影响和理论意义,以期对精英主义的一般理论进行补充。
张洪春[4]2010年在《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研究》文中认为民族现象和差异是民族问题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问题,就其内涵而言表现为民族自身发展、民族之间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因而决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民族问题实质是民族认同意识强化而生成的,其核心问题是民族与国家的内在紧张,因而对少数民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把握民族问题,通过调控民族认同意识,提高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克服狭隘民族认同,加快推动民族问题解决,实现自我民族超越和民族全面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任何教育的有效性都在于接受,因此,在解读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从“接受”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这正是为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适应时代变迁和对现实民族问题深刻把握的理论回应。从文章的创新角度而言,首先是论文选题具有重大意义,揭示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内在规定性即公民认同与民族认同和谐共生的过程；实现了研究视角的新创意,从宏观和微观、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进行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强调微观考察和思辨分析的局限；实现了理论融合研究,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我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就是考察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民族成员如何接受的理论问题,其概念是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接受者基于自身需要,在教育者的主导下,在一定情境中,通过教育中介对教育者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祖国意识教育、民族观宗教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发展意识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反映、择取和整合等内化阶段、并予以践行和反馈调整等的,形成公民认同和民族认同和谐共生多阶段、连接的、完整的精神性和实践性统一的活动过程。这一接受过程的本质是公民与民族认同和谐共生的过程,其特征是认知性、情意性和践行性的统一、内源性与主导性的统一和国家认同性和民族认同性的统一。就其结构而言,教育者、接受者、教育内容、教育中介和教育情境等要素构成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系统结构,接受者是接受活动的发起者和践行者,具有接受性、民族性和个体性；教育内容主要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祖国意识教育、民族观宗教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发展意识教育等；教育中介包括载体中介和方法中介,是联结接受者和教育者的纽带；教育情境是接受活动发生的具体氛围和场合,具有直接性、具体性和针对性影响；教育者占据主导权,在各阶段和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促使接受者思想观念转变。就其功能属性而言,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具有政治认同、经济价值、文化整合、民族和谐与个体发展等基本功能。论文是以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与民族和谐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直接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并借鉴融汇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如文化学、解释学、美学、传播学及心理学等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同时,从中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去追寻和反思,辨析其中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为当前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借鉴。以接受者和教育者为基点,分析了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运行,认为这一过程由反映、择取、整合等环节构成的内化阶段、践行阶段和反馈调整阶段构成,指认接受实现机制由动力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和民族性同向性机制构成。根据接受构成的发展,可以将接受过程的实现方式概括为依从性接受、认同性接受与信奉性接受等叁种基本方式；在接受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主要矛盾,具有敏感性、变异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关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基本规律,可分为社会宏观环境制约规律、民族性制约规律、要素结构匹配规律和主体能动受动辩证统一规律。论文以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个案问卷调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特征表现为：主流政治价值观鲜明、民族观宗教观认知呈理性、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和民族性因素影响的存在,同时也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问题如教育主导力弱化、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基本政治知识,对基本政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功利性强,民族意识强化导致不能理性分析和把握民族问题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概括出当前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主要制约因素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性、全球化急速扩张的冲击性、经济发展差距的弱化性、城市化流动交往的挑战性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危害性等。最后提出了增强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可能策略,提出应坚持民族团结、教育人本、重视利益和强化实践等基本原则；在实践策略上,认为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对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加强舆论引导培育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社会生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加强对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者素质和加强对少数民族重点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提高接受效果。最后指出了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实证调研的扩大和创新,加强评价标准和对策研究和加强民族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比较。
参考文献：
[1]. 发挥教师中介者作用，在军队中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D]. 董科胜.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面向知识时代的教学设计框架[D]. 钟志贤.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3]. 学而优则“仕”[D]. 王安华. 复旦大学. 2011
[4]. 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研究[D]. 张洪春. 中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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