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1]2003年在《现代理性精神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文中认为理性是人特有的一种思维能力和精神力量，它的内涵随社会发展而发展。 理性精神是理性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表现。现代理性精神是特指随近代科学技术兴起，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而形成的一种理性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表现，内涵着崇尚科学、提倡实事求是、富有经济理性、提倡法治、推崇自主、自觉、敬业、进取、独立的几种核心价值观。 不论理性还是理性精神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各个时代和各个制度不同的国家其内涵会有不同，因为它的内涵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变化和丰富。 现代理性精神是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要求我们发扬现代理性精神。 但从今天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看，非理性的倾向较理性表现更明显，我们需要与建设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匹配的现代理性精神。这是仅从理性角度来谈，不是说这些领域的问题全是因为理性的缺乏造成的，理性缺乏只是一个方面。 要建立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为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坚持政治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大力弘扬科学文化和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同时辨证认识西方出现的反理性主张，发挥它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由此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现代理性精神可以建立，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发挥积极作用。 以此，全文共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交代了理性、理性精神、现代理性精神和以西方为例理性精神的历史，为后面论述现代理性精神与现代化建设作了准备。 第二部分结合实际，论证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皆需要与之匹配的现代理性精神，而且仅就理性精神角度看，这些领域事实上非理性倾向较理性倾向而明显。由此，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出发，给出具体措施。 总结之，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我们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现代理性精神建立和弘扬是必须的、必然的，也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董成雄[2]2016年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中央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1)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冲击导致世界各民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的当下,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本文围绕着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文化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对传统文化进客观性的结构梳理和系统性的功能分析,在对传统文化作全局性把握的基础上筛选出若干适应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优秀文化元素,以此提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传承的初步设想。全文分成引言、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引言部分对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对学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通过对人的四重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是传统的存在)关系的分析,阐述优秀传统文化是四重存在长期互动的产物。在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基础上总结经典作家和我党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第二章对传统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指出“理性”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道”就是理性精神的价值凝练,“文以载道”则是“道”这个核心概念的逻辑开展:它首先展开为天道(自然理性)和人道(社会理性)的二元结构,再从解读“天道”这一自然理性推导出“人道”的社会理性,延伸为以“史鉴”为特征的历史理性,扩大为以“器艺”所包含的技术理性,综合为“众妙皆道”的文化理性。最后,各种思想文化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共同发挥“治道”的文化功能。第叁章着重阐述近代在西风的冲击下,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生存的危机和转型的挑战,清末、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阶段文化探索转型的一波叁折表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终极目标与时代价值的适度张力的作用下,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第四章分析转型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承意识淡薄,传承方式缺乏创新,文化教育薄弱,缺乏稳固的保障体系等困境。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创新传承方式。第五章着重总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代和社会转型期传承中的经验,介绍了台湾等境外地区传统文化的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经验,意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第六章提出一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的思路。通过文化选择的优秀文化元素经过文化比较和文化采借,作出了一定的文化调适,在经过文化整合与文化再解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最后通过提升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丰富传承方式,构建传承保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我国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结论指出本文探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意在解决两个体系(即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传承体系)的结构及实现时代衔接的问题。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个人的局限性,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继续探索。
宋晓丹[3]2017年在《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杨汉臣[4]2016年在《人权司法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探讨如下问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心已经实现从强调立法完善向更加注重法律实施转移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司法主导法定人权现实化的方法与途径,以期通过增强司法在人权法治保障方面的实效性以克服当前司法实践偏重于诉讼权利保障的潜在不足,一方面为我国未来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参考与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也为本世纪中叶“中国梦”实现之际我国人权现实化目标的最大化实现提供一种更加周延的人权法治保障路径。在考察“人权司法保障”不同语义及其价值属性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人权司法化”的理论命题并就其制度性实践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人权司法化”,或称“通过司法的人权保障”,是指当任何公民的任何法定人权在遭受不法侵害且该利益受损人有获得公权力救济的现实诉求时,那么就能够通过直接诉诸司法的方式获得全面、及时、有效救济。“人权司法化”主张司法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应当秉持“当为性”与“完整性”立场,强调司法在人权法律化基础上实现对法定人权诉求的最终确认与积极落实,强调司法之于人权现实化的主导地位。其特点是蕴含逻辑必然性,彰显现实必要性,体现社会实践性,强调实施渐进性。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必要性”两个角度对“人权司法化”进行了逻辑证成。一是通过回溯并重新考察“人权的实质平等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人权可诉性理论”以及“司法的性质理论”等基础法学原理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诉求探讨了“人权司法化”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每个人享有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德沃金)是“人权司法化”的法哲学依据,揭示了人权的实质平等属性,强调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问题上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其次,“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是“人权司法化”存在的法治性前提,实现了具体权利诉求与法治救济手段(司法自然在列)的有效沟通,为“平等关心与尊重的权利”的进一步现实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再次,人权可诉性是“人权现实化”的直接法理依据,实际是指“法定人权的可诉性”,在本质上是人权可主张性与法律可诉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公权力(司法权)之于人权诉求进行救济的“当为性”与“完整性”特征。最后,司法权的性质理论是对“人权现实化”的一种补充性证明,强调近代司法自其产生之日起即担负着保障个体权利实现的神圣历史使命,以人权为终极目的与现实追求。除此之外,本文还从人权现实化历程,司法现代化发展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等现实角度探讨了“人权司法化”的现实必要性问题。“人权司法化”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从理论层面看,“人权司法化”是现代司法区别传统司法的关键要素,是近代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的逻辑前提,是法治社会人权现实化路径的理性回归。二是从实践层面看,“人权司法化”有利于健全完善我国当前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有利于积极引导我国未来人权事业的繁荣发展。“人权司法化”的制度性实践机制是本文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提出了通过人权法院制度保障法定人权现实化的理论构想。人权法院是专门处理人权争议纠纷的特殊司法机关。一是机构设置上,主要考虑两种情形：其一,其外部层级可考虑设置于跨省一级,具体可根据不同地区的相似地域特征、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确定所跨省域范围；其二,其内部部门可考虑统筹设立少数群体权利法庭、环保法庭等主要专门权利法庭,以实现司法资源配置的统筹化与集约化。二是人员组成上,主张兼顾人权案件审理的实践性、政治性、理论性以及社会性四大要素的平衡,采取“根据不同人员组成的性质确定具体来源”的策略,力避纯粹司法主义倾向。叁是审理案件范围上,人权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当仅限于尚未被具体部门法明确细化的基本权利争议或者通过普通司法程序审理本身存在合理性质疑的人权案件。此外,为保障法定人权现实化水平,对于及涉及基本人权的冤假错案的再审理亦应由该人权法院负责审理。四是审级效力上,人权法院实行二审终审制,其中二审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宪法性问题争议,则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宪法解释或说明,最高法院据此作出最终判决。
张瑞芳[5]2005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繁荣都对社会的精神资源提出了要求,民族精神正是各个民族或国家走向现代化中最基本的本土资源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是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精神基础。本文以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为背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以现代化与民族精神的相互构建为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上研究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问题。 论文首先对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理论分析,阐明了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化的同质契合和异质冲突,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特点、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中华民族精神当代建构的具体途径。全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说明了选题的依据,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阐明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研究了民族精神基本概念的界定、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民族精神的功能。民族精神是一定民族的成员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共同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其内涵包括:民族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和意义的存在,而是一种人类为不断实现自身解放,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核心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是在民族追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发展是民族精神产生和建构的历史前提;人们自己意识到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并主动将之付诸社会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定民族的一种主动追求和自觉践行的理性态度;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民族精神内涵的价值尺度。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民族性、时代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民族精神的功能:整合功能、规范功能、导向功能和凝聚功能。 第二章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概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从理论形态上考察,历史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曾经历过两次大的历史转换:以伦理思维为主要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向以政治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民族精神转换;以政治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民族精神向以经济思维为主要特征
蒋道平[6]2015年在《论科学精神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之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以来,科学精神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探讨话题,根本原因是科学精神对科学事业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科学不仅包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创新,也包含科学精神的弘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厘清科学精神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表现、结构与功能等问题以及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联,对于繁荣科学文化和发展科学事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今时代,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深刻交融,科学已体现为一种社会建制体系,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科学精神贯穿于科学体系的全过程,它是科学的灵魂,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探索活动中,内化在科学主体的科学意识中,渗透在科学研究方法中,凝结在科学思想体系中。在综合分析中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概念基础上,本文将科学精神的现代解释定义为：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以理性精神追求真理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规范,是质疑、实证、创新、自由、平等、包容等科学态度和精神气质凝结在人的意识和行为层面的精神面貌。科学精神作为追求真理的思想源泉,本文不仅在狭义上研究了科学系统的科学精神,还在广义上探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智能发展中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科学精神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智力支撑作用。科学精神具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是源自于科学探索活动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气质和坚定信念,现代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认识层次的理性精神、功能层次的创新精神和价值层次的人文精神,其实质是求真、求善、求美的和谐统一。所以,科学精神的社会功能包括为科学探索提供原动力、为人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发展人文精神与先进文化。本文认为科学精神与社会进步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首先,科学精神直接影响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发展观念；其次,科学精神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赋予了人类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实现了人类文化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最后,科学精神通过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和智力素质,其目的和归宿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普及。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属于外发型的,因此,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影响具有特殊性。首先,科学精神在中国逐步传播,引导了科学方法的启蒙和科学观念的革新。其次,随着西方科学的植入,科学精神推动了科学本土化的实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科学体制下的科学成就和精神气质是难能可贵的,“科学救国”、“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思想,是符合中国社会实情的,是理性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如此,中国社会进步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特别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建立、生产力标准的确立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精神在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发挥了进步引领作用。科学精神在中国传播与孕育已取得了基本成效,但在总体上是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别是科学研究中科学精神普遍失范,在公民素养、科学管理、学校教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科学精神缺失现象。近现代中国,由于科学精神的缺失而阻碍社会进步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最为突出的就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科学政治化的畸形发展。科学精神缺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又有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性,既有现实社会的功利性,又有制度体系的不合理性。科学精神的形成与培育并非一蹴而就,是有其自身的条件和规律的,需要科学主体、文化环境、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培育条件。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提出塑造科学精神的构建逻辑。同时,客观分析有利于培育科学精神的现实条件,比如,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规模发展和全社会共同愿景等,都是当前培育科学精神的有利因素。弘扬和培育科学精神,需要正确恰当的方法和途径。本文提出了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变革科学教育模式、构建完善的科学制度规范体系、增强科学普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科学家群体加强修养和自我约束、营造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条件等培育途径,对如何培育科学精神的具体方式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最后,本文把弘扬科学精神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紧密结合,强调培养和普及科学精神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申科学精神是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也是反映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和生动实践。
曹汝平[7]2016年在《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文中指出文章以引自西方现代国家公司经营与管理方式的美术设计机构为研究对象,利用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检索到的原始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从美术设计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商法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文章在“机构”和“公司”概念梳理的基础上,从城市现代化、公司法与企业制度、美术设计机构的管理与运营、美术设计师与作品四个层面重点理清了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的关键性问题,包括:(1)美术设计机构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2)公司法、政府管理与20世纪上半叶美术设计机构的关系。(3)1949年前后美术设计机构业务管理、运营与历史环境的关系。(4)作为美与利益“共同体”的历史意义。在这一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许多掌握了国画、西方油画、水彩、水粉技巧的美术设计师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最终却只将其视为可传授的技巧或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将其转化为一种认知并改变生活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更没能造就出有影响力的大型美术设计公司,反倒是国营性质的美术设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影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述四个层面的内容也许包含着答案的四个要素——(1)现代化观念在城市生活中的融入程度。(2)理性、公平、民主与国家管理的契合程度。(3)集体、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实现条件及制约因素之间的冲突程度。(4)美术设计师在物质与精神利益上表现出的时代差异。除绪论和余论外,本文共分为有逻辑关联的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以概念厘定为思路,考察与美术设计机构相关的公司、机构、广告、设计等现代观念,以此为理论依据引出机构成立所需的客观条件,并为以下四个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的部分定下基调;同时考查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商业大都市给商业美术设计机构带来的影响与机遇,以机构为中心,着重阐述1949年前后城市现代化观念与转型的历史要素,由此勾勒出上海现代美术设计机构所具有的现代化特征。第二部分是以20世纪上半叶历届政府颁行的公司法为线索,探讨各个时期上海美术设计机构与公司或企业机制之间的法理逻辑,力图理清在公司法的规约下美术设计机构的设立流程、组织结构、增资程序、经营方式、资本核算、内外关系等问题,并对其中的原因与效果进行考察,以便回答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分别为美术设计机构的建立、发展建构出怎样的关系图景,其利弊得失如何。第叁部分是以时间为序,以经营体制转变为背景,集中探讨不同时期上海主要美术设计机构内部的业务经营与管理情况,并阐述随社会、经济等环境变迁而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最后一个部分则是以美术设计师利益为中心的考察,尝试从不同时期设计师的作品风格与审美观念角度,论述个体与群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也就是将机构-人-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思考“共同体”内外物质与精神利益的关系。本文最后以“余论”的方式对全文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从对全文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上海美术设计机构可行的改革之路。总而言之,本文以美术设计师的共同体——上海美术设计机构为中心,从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视角梳理了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的历史面貌,同时探究了1978年以前“被动现代化”条件下美术设计师及其机构尚未形成合力而成其大的内在原因。
王帆宇[8]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西山[9]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叁个叁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叁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叁、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王鑫[10]2018年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现代”一词始于怀疑和反思精神,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与“现代”一词相比,“现代性”一词出现的时间就要晚得多,直到19世纪才出现。马克思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着作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过“现代性”这一概念,但他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特别是现代性批判思想。无疑,从总体上讲,人类仍旧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之前,对现代性的词源、历史演进及内涵进行深入梳理与阐释是一个重要前提,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解释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综合性概念。现代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一种新的时代性;是一种历史哲学和现代理论;是一个反思性的过程;是一种制度模式;是尚未完成的事业。现代性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对自由与理性的追求与向往,而且也是世俗化运动的生动再现。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来说,它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深刻的现实追问和深切的人本关怀。欧洲现代化运动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不断激化提供了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理论渊源方面,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又受到了欧洲丰富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遗产的影响,体现了对启蒙理念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又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哲学理论那里获得了有力支撑,并完成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因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表达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马克思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历史地具体地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主要包括批判与建构两个阶段。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现代性批判主要包括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相互关联来进行的,他批判了造成“抽象统治”、“异化状态”之时才实现了其完成形态的形而上学的“专横”,更在于他将形而上学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置于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以寻求其生成与超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则是批判了工具理性只追求功利最大化,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他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则体现在,马克思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认为任何意识都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实现,并且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升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马克思现实层面的现代性批判则表现为对资本运行逻辑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马克思关于资本运行逻辑批判是从支撑资本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出发,以商品这一构成世俗物质生活的基本细胞为基点,针对着资本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无度地增殖自身的本性,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剥削压榨工人为手段而实现的价值增殖,揭示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不断再生产的客观历史过程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则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批判上。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的基础上的,是对于他人劳动和产品的非法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则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异化的的批判。马克思通过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现代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与问题,但他不仅是现代性的批判者,更是重建者。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形态,揭示了人类的解放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道路,通过共产主义方案的设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个性”和“全面的发展”,进而达到彻底解放,回答了他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目标导向”问题。在马克思以后,西方理论界并没有停止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研究与关注,后来涌现出来的西方各学派结合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不同角度与层面读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提出自己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与观点,使这些观点在新的时代下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这表明在今天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仍具有极大的实践性与阐释力。在众多学派的观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理论更具有代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所遭遇的生存境况的反思、否定和批判,其中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以及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体现了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其现代性研究放弃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他们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局限也凸显了其理论观点自身的缺陷。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理论中关于现代性批判的解构方式、对资本逻辑的再解读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都体现了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因为其理论观点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还存在许多原则性冲突,其观点中确实包含许多消极与偏颇因素,都决定了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扬弃的态度去客观地分析与批判地继承这些理论学说,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学术派别的理论得失,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现实启示意义。其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反省与调整;有助于化解世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难题;有助于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等。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启示则主要表现为有助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路;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推进和谐中国建设与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综上所述,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研究必将更好拓宽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围,有助于警示后现代时期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及其如何化解,也必将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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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传承建构[D]. 董成雄. 华侨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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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权司法化问题研究[D]. 杨汉臣. 武汉大学. 2016
[5].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D]. 张瑞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6]. 论科学精神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之影响[D]. 蒋道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5
[7]. 上海美术设计机构研究（1909-1978）[D]. 曹汝平. 上海大学. 2016
[8].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10].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王鑫. 辽宁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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