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志新[1]2003年在《生育健康项目推进中技术指导单位的角色、创新及发展》文中认为为实现国际人发大会(ICPD)目标，中国国家计生委启动“中西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示范工程项目”，由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及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共同承担技术指导任务。本文借鉴了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优质服务推进(Scaling up)的整体思路，及国际知名学者西蒙斯教授提出的生育健康优质服务推进理论框架，结合上述国家项目，较系统地研究了生育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项目推进中技术指导单位的角色、创新及发展，并初步探索了生育健康项目的推进策略，为生育健康优质服务推进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在生育健康项目推进中，技术指导单位需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进而扮演正确的角色，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开创良好的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2．技术指导单位需进行创新性工作。在此方面，以优先领域确定为例，介绍了学习及创新的思路与实践。3．技术指导单位应注重自我学习，来不断提高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并通过团队式运作与管理、组织结构化和策略化等，促进组织的自我发展，并促进整个系统共同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
李增元[2]2013年在《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由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过,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各种社会制度创造着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同时,它也可能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自由人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自由、融合为基础的人类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构成部分,广大农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不自由性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诸多方面。就当前来看,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常态。不过,农民外在的自由流动难掩内在的不自由,流动中的各种公民权利及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生存发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开放、流动难以掩盖城乡分割、乡村社会封闭、排外的事实。建基于农村社区之上的诸多社会制度既是民众行为的社会规范,同时也往往成为约束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致使社会分割、社会融合难以实现。广大农民离土难以真正离乡,城乡居民有流动自由发展不足,有流入难融入,这一矛盾在转变社会中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解放农民,扩展农民自由发展权利,破除社会分割、封闭与排外的弊端,创造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农民面临的历史性新命运。本文以温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对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社会融合诸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本文研究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的一个引子。本文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建国以来温州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基层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直接地影响着农民的自由,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广大农民为争取自由发展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扩展生存与发展权利与自由空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流动,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变迁,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主发展权利及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农民独立意识的增长。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民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蜕变,逐步走向新的社会发展大舞台。然而,僵化的经济社会制度却内嵌于日渐转变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构造出了外在流动、开放背景下的内在封闭社会,广大农民无法从封闭性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无法自由自主发展,乡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自由进入与融入,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与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时期温州所实施的“叁分叁改”与“社区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以“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股改”、“地改”、“户改”为主要内容的“叁分叁改”破除了传统社区的封闭、排外及束缚性,破除了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并保障了流动中的各项权利、权益,为外来人员的自由进入与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城乡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改革实践是农民自由解放的新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进行了农村社区重建,通过社区空间重组、组织体系重建、治理机构再造、治理机制改革,构造“城乡一体型”新社区,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对接,努力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建设成具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自我治理功能,能够为居住在社区内的不同性质居民提供平等服务、保障不同性质居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公民待遇、社区成员权利,为社区居民提供情感归属及精神认同,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的新型基层社会单元。基于上述考察分析,本文继而对建国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对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发展中,温州农村新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并对温州社会转型发展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了判断分析。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流动中的农民自由及生存发展权利与权益才是农民流动背后的实质与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建基于温州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转变社会中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这一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与融合”是社会流动、开放背景中农民的历史性新命题,并对国内外历史进程中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探讨国内外农民自由的构成内容,及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基础上,本文对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何为农民自由、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提炼；自由的个体何去何从、融合性社会及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自由、人性、社会制度等抽象问题进行了余论探讨。基于温州样本的微观考察,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层次与差异性。个体是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及阶段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呈现出不同的自由状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第二,人性解放与发展是农民自由及个体自由的根本内涵。个体自由,外在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个体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需求,这些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外化,人性解放与发展才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内涵所在。第叁,社会制度是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及外化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嵌入到该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一旦制度规约偏离促进人性自由方向发展,它对人的束缚性就潜在地体现了出来。第四,在解构中构建开放性、容纳性新制度是保障当前农民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破除强制嵌入到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封闭、排外社会制度,打破经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束缚性,建构新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通、个体自由自主流动的新型融合性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权利权益平等,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五,“自由”的个体内嵌于一个群体性、融合性社会。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体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只有群体性社会实现了自由与融合发展,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第六,开放制度体系是实现社区及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基础。不同层次融洽和谐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由社区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人类社会制度等诸多制度构成的开放、容纳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个体社会认同与归属,促进融合性社会的形成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性绽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体现,不过,实践中的个体自由发展与融合性社会的形成,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刘剑飞[3]2012年在《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资源的不足、要素约束的增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使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依靠农业技术创新推进农业新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复杂过程,对这一过程发生、发展、演进的规律和机制进行研究,对参与这一过程相关主体行为进行分析,对这一过程的条件塑造和管理调控进行探索,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实用价值。1.主要研究内容(1)农业技术创新内涵和特征的研究。对农业技术创新与其它技术创新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对比,对农业技术的领域进行了界定,对其类型进行了划分,对其特点和功能进行了总结,对单项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体系的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目标、思路、领域行了分析论证,对创新类型、发生规律、诱导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研究。(2)单项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体系演进研究。以农业技术的发生、发展、演进为主线,从单项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体系两个层面研究农业技术创新的过程。重点研究了单项农业技术研发、传播、推广和更新的发生与演进,农业技术体系的生成、完善、运行与更新以及农业技术体系演进的过程、类型及特点。(3)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主体行为分析。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体进行了确认并提出了确认的标准,对各类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准则、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关联及行为协调的内容、方式等进行了分析论证,对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行为、创新过程、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农业技术创新过程持续进行的支持条件研究。本文从资金配置、条件塑造、研发团队和过程管理四个方面对农业技术创新支持条件展开了研究。研究了研发、推广和应用环节的资金需求、资金配置和资金有效使用及循环。研究了创新过程中实验室研发基地、试验示范基地、研究开发队伍和技术应用条件的建设与配套等。(5)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证研究。本文以水稻品种技术创新为例,并具体结合长江上游地区第一个优质稻品种Q优系列水稻新品种的技术创新过程,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回顾了Q优水稻品种技术创新需求提出的背景,阐述了技术创新目标的设定和创新任务的选择,研究了技术研发过程和区域试验设计,论证了Q优系列水稻新品种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传播过程和应用普及过程,验证了水稻新品种更新过程的内在机理。论文还以Q优系列水稻新品种技术创新为例,论证了水稻新品种技术创新对农户、企业的收入效应,以及宏观收益,在科学估计水稻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测算了水稻品种技术投资产生的投资总收益、边际收益、长期边际收益以及内部收益率。(6)农业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的研究。研究了创新规划、创新过程、创新成果的管理。研究了契合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属性和过程规律的规划立项制度、过程管理制度,探讨了农业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探寻了创新主体激励机制的构建及可持续创新机制的生成,论证了政府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及创新主体行为关联与协调的重大作用,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过程管理的新思路。2.主要研究结论(1)农业技术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农业技术泛指服务于整个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的总称,既包括各种自然科学技术,也包括现代管理科学技术,是由众多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它呈现出研究对象复杂、研究过程长期连续、技术使用受区域性限制、技术成果准公共品属性、技术应用的系统整体性等固有特点。农业技术具有增加农业有效产出、改进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业发展领域,以及节约成本、增加效益等多种功能。(2)农业技术创新是复杂的过程体系。农业技术创新是由多个相对独立且功能各异的主体参与,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受自然生态、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等多因素影响。狭义的农业技术创新主要是指农业技术研究和开发过程,而广义的农业技术创新是指从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到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再到农业技术更新的全过程。基础理论和相关技术的重大突破、研究方法与手段的重大改进、市场对农业技术的需求是农业技术创新发生的内因；有利的社会人文条件和制度条件、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必备的研究基地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客观条件；市场诱导、政府引导和创新主体的自主探索机制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动力。(3)主体行为在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包括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政府对技术创新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承担研究工作、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承担农业技术的宣传、传授及应用指导,农业生产者接受、选择和应用农业新技术并反馈相关信息。各创新主体彼此之间的行为协同,才能顺利完成技术创新的全过程。(4)必要的创新要素条件是农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基础。高水平的研发团队建设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基础；研发基地建设、研发团队建设、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和成果应用条件建设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必备基础条件,有效的资金及物质支持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基本保证,及时准确的创新信息是维系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血液系统。(5)过程管理和协调是确保农业技术创新过程持续进行的重要手段。科学的规划管理可以为农业技术创新指明正确的方向,准确的立项管理可以为农业技术创新确定准确的范围与具体目标,有效的过程管理可以协调相关主体行为、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推进创新工作的有序开展,保证创新环节的衔接,严格的成果管理有利于保护农业知识产权、正确评估农业技术成果的贡献、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6)体制与制度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根本保障。落实政府农业科技投入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农业科技的财政定量投入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是农业技术的财力保障。理顺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将分散农业科技管理职能集中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消除创新工作监管混乱。深化农业科技体系改革、对省级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整合可以实现研发与推广的无缝链接。完善政府投资科技成果的国有资产管理、明晰国有产权有利实现成果的社会共享。完善公共科研及推广机构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推行全员聘用制可以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3.论文创新点(1)农业技术创新属性决定了需要对其实施特殊支持和特别管理。农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长周期性特征,对某些领域必须实行稳定持续、数量充分的财政支持制度,以确保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层次性、持续性的顺利实现。建立农业基因资源、农业科学数据、农业生产技术等公共品管理制度,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发生,降低社会成本。(2)有必要对政府农业科技投入方式进行分类改革。政府应在长期内担当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责任,当前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待时机成熟后政府才能从非公益性农业科技领域逐步退出,并让企业成为非公益性农业科技领域的投资主体。(3)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合作是完成创新过程和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农业技术创新主体间在合作上达成共识,在职能发挥上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在工作进程上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在工作质量上符合创新内在要求,可以加快创新进程、提高创新绩效和节约创新成本。建立技术需求者参与政府农业技术创新项目决策的机制,实施用户主导的农业技术创新考核评价制度,可以防范、杜绝创新主体的道德风险,净化创新社会氛围。4.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分工协作议题至关重要,当前因为分工不明,职责不分,常常导致重复创新,协作松散,不利于提升创新绩效,需要进一步研究；(2)环境响应问题。农业生产条件如资源、社会和其他条件发生变化,农业技术研发如何与之相适应的问题,或者环境变化对技术创新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需要进一步研究；(3)技术应用的条件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对技术应用的相关条件有所涉及,但由于篇幅限制,只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提出,没有深入研究,为此要对技术应用条件包括生产组织培育、技术应用的条件限制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杭帆[4]2016年在《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转型与传统的人口转变概念不同,是指人口生产由高生育率向高人力资本积累率转变的过程。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变。正是人口转型,带来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划时代存在,也区分了工业化经济取代传统经济、现代经济超越工业化经济的两个阶段。没有人口转型形成的人力资本内生化机制,不可能有工业化高级阶段的推进和现代化的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农村家庭子女数量的重要因素。当真实收入增加时,农村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对子女质量的投资而非增加子女数量。从子女身上获取更高的利益回报率并不来源于更多数量的子女,而是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父母来说,提高子女教育水平即提高后代人口质量的意愿更为强烈,在经济的制约下,提高子女人口质量的前提是减少子女的数量,这就是人口的质量替代数量,即人口转型的过程。在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用地非农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所要依赖的不再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决定了对农业可持续增长影响的有限性,使得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变得不再适用。农业生产中新技术的使用对传统要素的替代克服了资源的约束,而技术进步可以不断突破边际报酬的最大化边际,其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决定了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农业人口转型在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同时,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加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有利于农业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且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人口、物质、资本的保障,从而推动技术进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增长。为验证理论分析所得结论,分别通过对已完成人口转型的14个发达国家和中国的30个省的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验证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发达国家农用机械与化肥的使用影响了农业的增长,而土地、劳动力对发达国家农业增长所起作用已经殆尽。中国东、中、西叁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要素对农业增长起到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业传统要素及技术进步水平对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大小也不同。但不论经济水平高低,农业人口转型和技术进步都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人口转型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转型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有效途径。人口转型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加速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农业发展政策也应相应转型,利用人口转型所带来人口质量红利,提升农村人力资本配置的效率。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的同时提高农业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利用农业人口质量的提升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充分发挥和释放“教育红利”的潜在优势,提升全要素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以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立足于对技术进步的有效投资和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以维持和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使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刘金科[5]2012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角色转变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个GDP年均增速10%以上的快速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和隐忧。如国企竞争力不强、效益低下,行业垄断格局始终无法打破,公共工程质量问题频频曝光,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也不断凸显,政府的公信力正遭受着公众持续严重质疑……以上诸多问题的出现其实都是与经济转型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特征密切相关的。政府角色必须与相应的经济发展时期相适应,否则,政府行为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反而会起反作用。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机遇期,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进而适时调整政府角色和职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博弈论等理论对政府角色转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突破了单一或分割的研究视角,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构建了一个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叁维研究模型；综合使用定性、定量、案例等研究方法,全面梳理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角色转变的情况、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的成效和问题,在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的建议。首先,本文从影响政府角色转变的因素出发,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的目标、原则和关键。在政府角色定位上,突破了单纯目标导向性的定位方法,而采取了目标-结果型的视角,提出当前政府角色转变目标为“服务型绩效政府”,提倡对政府行为进行全面综合的绩效评价以推进政府角色转变。并且,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特点,明晰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抓住改革创新关键,重点突破财政职能的转变。同时,在充分认识各类政策工具的基础上,推进政府角色转变的实效。其次,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从以下若干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提出了一些对策措施。一是转变思想观念,推进服务型绩效政府建设。破除特权思想,树立公共服务理念；转变计划经济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理念；警惕福利赶超思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关系。突破大部制改革的关键领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责任,完善省级以下财税体制；加强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叁是构筑自由平等市场竞争环境,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蓬勃发展；鼓励创新,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规范公共资源分配秩序,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利益关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防治并重切实保护环境；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五是探索建立服务型绩效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六是完善法制制度,健全监管体制,为政府角色转变保驾护航,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后,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时期,从相关利益者理论出发对政府角色转变展开了一个角度较为新颖的研究。由于政府角色转变涉及面太广,加之个人水平有限,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很多领域也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是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财力不均衡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分区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将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这对政府角色转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变化必然催生新的研究领域。叁是政府角色转变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如何加强和提高理论研究的指导性和实用性,特别是在政府角色转变绩效评价方面,能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尤琳[6]2013年在《中国乡村关系》文中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乡村社会被视为国家政治统治稳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自治能力的均衡。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不仅表现为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还指国家行使治理能力过程中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互动关系的构建,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可用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五个指标来测量。为了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向乡村社会汲取资源,并积极发展乡村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和乡村社会产生联系,形成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乡村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乡村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本文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以乡村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形态为研究对象,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消长与合作博弈为主线,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五个层面横向解剖现实乡村关系。本文认为,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汹涌的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相对封闭、单一的乡村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开放,围绕国家建构和乡村整合的目标,一方面国家大力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力度,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乡村治理日益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国家放权社会,村民自治的实施为乡村自治力量的增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30多年以来,“民主的蝴蝶”开始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翩翩起舞,农民从“民主学步”到维权自主,从“日常抗争”到“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乡村社会对国家治理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制衡和倒逼机制。但是,从整体而言,乡村政治表现为鲜明的“非均衡”特征：在国家内部,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是“非均衡”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治理能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力量也是“非均衡”的,由此判断,国家治理能力依然较为薄弱。因此,乡村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大力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进一步向乡村社会赋权的同时,以“多元合作共治”为目标强化制度化建设,把乡镇政府、乡村社区各类组织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全文共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相关研究进展、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等。第一至第七章为正文部分,第一章在探讨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要件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路径选择基础上,提出研究乡村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第二章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梳理了乡村关系的历史形态和演进逻辑,第叁章至第七章从制度规制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五方面揭示乡村关系的现实形态。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了全文思想,对乡村关系的未来提出了“强政府——强社会”的理想模型和实现路径。第一章提出国家治理能力是研究乡村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要件包括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国家治理能力不仅表现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的增强,还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互动关系的构建。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能力的强弱对国家政权稳定与否有着重要影响,从本质上看,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的过程就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博弈与互动的过程。第二章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揭示了乡村关系的演进逻辑。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乡村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图景。乡村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力量处于不均衡配置与互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互动并非完全表现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互动,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关系较弱。第叁章分析制度规制能力中的乡村关系。在探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权力来源、职责内容及运行规则基础上,指出乡村关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关系,村民自治权是国家向基层社会让渡的部分治权,村委会行使的自治权来源于村民的授权,乡镇政府及村委会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活动领域内行使自治权,乡镇政府有权指导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第四章考察资源汲取能力中的乡村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财政体制经历了叁次变革,但仅是国家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手段与方式的变化,其实质和目的均表现为国家出于宏观经济发展需要而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由于国家财政来源与财政能力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对乡村社区治理格局的特性和治理绩效,在国家向乡村社区汲取资源过程中,围绕税费的汲取与上缴,就产生了国家与乡村社区、政府与农民和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利益划分、争夺与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乡村两级组织互动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对乡村社区的资源的汲取和乡村社区对乡镇的税费上缴,乡村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基于税费征缴而产生的乡村两级主体利益分配关系,乡村关系主要表现为“行政化”关系的同时,乡镇政府干部与村干部辅之于“原则+情感”的关系。第五章探讨发展经济能力中的乡村关系。纵观中国农村经济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农民与新兴市场之中介的乡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激励的驱动下,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发展与改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乡村主要经济活动,村委会是在乡镇政府的主导和指导下发展农村经济,乡村社区对乡镇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随着乡村社区农业生产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及市场化,乡村社区经济组织的兴起,在经济活动领域乡村关系将更多表现为合作协商关系。第六章对社会管理能力中的乡村关系进行分析。随着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各地开展的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社区建设,以社区作为资源整合的“平台”和服务管理的“抓手”,着力进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乡级管理机构的延伸让国家权力进一步下沉到乡村社区,村级组织架构的拓展使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伴随与开放、流动、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区相适应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乡村关系呈多样化态势,合作共治将是乡村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考察公共服务能力中的乡村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服务正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乡镇政府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同时,村委会的工作内容、重点和功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税费征缴、计划生育向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在“公共服务多中心体制”的框架下,乡镇政府为村委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为“公私伙伴关系”。最后是结论与展望。“乡政村治”时期,是国家治理能力增强与乡村自治权力生长的过程,但是,总体而言,国家治理能力增强与国家制度能力建设发展不同步,二者处于不均衡状态。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使乡镇政府行政功能进一步向乡村社区的弥散化,乡镇政府管控和包办许多原先由乡村社区自治组织完成的事项,许多原先由乡村社区自治组织发挥的自治功能由乡镇政府承担,乡镇政府行政权力在乡村社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乡村社区自治组织表现为对乡镇政府的依附,受到乡镇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约束,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力量处于不均衡配置与互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互动并非完全表现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互动。因此,在合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未来乡村关系的理想模式是“强政府——强社会”,通过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的权力、职能和行为边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相互形塑的关系,促进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共生共强。
程静[7]2014年在《厄休拉·勒奎因小说的技术书写研究》文中指出厄休拉·勒奎因(Ursula K.Le Guin,1929-)是当代美国最着名的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曾于1973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普利策奖,并多次获星云奖、雨果奖等多项大奖。她的作品如《天堂车床》(1971)、《一无所有》(1974)、《新大西岛》(1975)、《森林是世界的同义词》(1976)、《野牛女孩及其他动物的在场》(1987)、《倾诉》(2000)、《变化的位面》(2002)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当代美国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和后人类(posthuman)现象,立足于环境保护,对现代技术发明和应用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当代知识经济和工业化/后工业化语境下,技术内嵌于人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利益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依赖社会背景"的特点,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人类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拥抱后人类技术所带来的痛苦。在勒奎因的小说中,现代技术由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警惕、人类对技术进步的纯粹信念所驱动,技术使用给人类带来了真实的和虚假的希望。她的技术书写侧重于具体的技术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塑造,与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哲学批评的经验转向相契合,既涉及到基因技术、医疗技术、军事技术、通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多种技术,也关注古老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对峙和融合、外来技术的接受策略、技术使用对人类和自然的冲击等问题。勒奎因对技术并不持悲观的态度,而是进行积极的辩证的技术批判。本论文借用当代美国技术理论家伊德(Don Ihde)、温纳(Langdon Winner)等人的技术哲学理论,约纳斯(Hans Jonas)的"技术责任"思想、海宁(Brian G.Henning)的"创造性伦理",综合他们有关技术非中立性、技术伦理的共同思想内核,分析勒奎因的五部小说与两部短篇小说集,探讨文本如何再现了打破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边界的后人类语境,进一步论证了勒奎因既坚守人类的本质又与技术共同进化,既善用物质性技术又兼顾人类的精神性的西方道家技术理想。在与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念的比较中,本论文同样借用了中外技术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探讨勒奎因小说中再现的技术对人类身体和动物生命的冲击、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技术精英的社会责任、战争中古老技术怎样战胜现代技术、技术弱的一方在吸收外来发达技术时的技术策略等问题。全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主要考察勒奎因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变化的位面》与《野牛女孩及其他动物的在场》中现代技术对人类身体和动物生命的影响,论述勒奎因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立场。《变化的位面》通过技术想象和夸张的基因大融合叙事,揭示了基因技术和其它技术的无限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技术态身体体现为动物、植物和人类基因的任意组合,动摇了人类的本质,"超智能"睡眠实验损害了人类的尊严,虚拟恐怖场景几乎给旅游者带来了精神错乱。所有这些情节都指向勒奎因所提倡的人类精神性对技术的反向平衡作用。《野牛女孩及其他动物的在场》则以人与动物之间的寓言式移情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式的生成动物,提倡人类用技术保护动物,而不是戕害动物的生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元叙事",对内造成一种"技术态身体"现象,对外作用于动植物生命,产生有益和有害的双重作用。第二章探讨《一无所有》、《新大西岛》和《天堂车床》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科学家在技术发明和应用中的作用、勒奎因的道家技术伦理观。叁部小说中的科学家都致力于科学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但在技术的用途上,他们分属不同的两种科学家:一种科学家选择了将技术奉献给全人类,另一种科学家则以技术获取权力、地位并操纵他人。这叁部作品关心技术伦理中的"真"、"正义"和"责任感",立足于平衡的社会机制和健全的人格,为敬业精神和创造性设立伦理底线,寻求技术与职业精神的融合。第叁章分析《森林是世界的同义词》和《倾诉》中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外来技术与本土技术之间的对峙和接受策略。《森林是世界的同义词》宣传反战思想,抨击殖民主义者依靠军事力量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人民,并毁坏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带给他们不得不发展军事技术的文化前景。《倾诉》则以星际交往背景,反映出地球历史上的技术殖民和文化殖民。为了免遭外来殖民势力的辖制,技术落后的一方错误地采用了"技术大跃进"的抵制策略,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针对这种情况,勒奎因再次强调了平衡和遵循天然发展之道的道家技术思想。勒奎因的技术书写所呈现的技术灾难都是由极端的技术政策和实践造成的,既避免了技术决定主义对技术的极端推崇,又避免了技术恐惧者对技术的全盘否定。她笔下的技术是具体的、复数的技术,与人类的政治系统、意识形态和环境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论文在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的基础上,以生命的持续存在为伦理目标,探讨了勒奎因小说的道家技术伦理观,即"由技入道"、"以道驭技"、虽有技术但慎用技术等原则;指出勒奎因实际上具有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既反对技术误用,又反对排斥技术,提倡以道家的平衡和顺应技术自然发展速度的方法,约束有害环境和人类身体的技术;认为过度的技术追求会给大众带来灾难,人类应遵从技术自然发展的路径,合理规避技术风险,达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技术的发明者、使用者和决策者应具有一定的理想的道家人格,即消除过度的欲望,借助于谦卑、正义和责任伦,走出技术损害迷局,使技术为人类服务,为生命服务。
丁生忠[8]2015年在《宁夏生态移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扶贫开发从改革开放以前的"输血式"扶贫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向"开发式"扶贫转变。贫困人口大多聚居在中西部省(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国家有针对性对于贫困地区,先后实施"叁西"农业建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西部大开发等扶贫开发战略,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农村的贫困状况明显改善,但是任务依然严峻,特别是贫困问题总是和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生态移民搬迁被视为一种有效地解决策略。宁夏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是扶贫开发、生态修复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多元目标融合一体。本研究基于宁夏M镇生态移民的个案研究,应用质性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从宏观上探索国家规划性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张力,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微观上分析生态移民中的两个行动者:政府与移民群体是怎样互动的,各自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宁夏政府把生态移民任务分解,并通过政府层级间的"压力型动员"逐级落实,在生态移民中各行动者既有"发展"为目标的共同追求,也呈现不同的利益诉求,致使移民群众与政府产生社会冲突,同时汉族移民和回族移民既有相同的利益需求也有不同的价值趋向,回族各宗教亚群体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可见,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政府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对政府的"依附性关系"依然存在,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群众是一个"理性行动者",他们不断与政府博弈,政府也在移民实践中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依然是基本结构主体,然而通过生态移民案例研究发现,这种基本结构有所松动,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向着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方向发展,但是乡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是以社会冲突等越轨行为作为依托,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没有形成。本研究提出构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农民)"权力结构平衡关系的再生产"。各章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评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其次,回顾了学者们对于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包括生态移民搬迁动因与功能,政府实施生态移民的政策和搬迁模式,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或适应情况以及生态移民的实际效果和产生的影响。最后,简单梳理了本研究的方法论即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冲突论,具体到论文操作中采用质性研究和"过程—实践"分析方法。第二章是案例点的素描,宁夏生态移民从广义上说包括吊庄移民阶段和生态移民阶段,前一阶段以扶贫开发为主,后一个阶段在扶贫开发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修复。案例点M镇是区域间对口扶贫开发所建设的产物,也是全区最大的纯移民乡镇,移民群众包括汉族移民和回族移民;移民安置模式包含了 "有土安置"和"无土安置"两种,同时该镇也是宁夏政府期望建造的移民安置示范镇和城镇化建设的示范镇,可以说M镇是宁夏生态移民搬迁的缩影,有很强的典型性。第叁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搬迁前的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格局。传统民族乡村社会的居住格局以单一民族为主,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收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口、环境与贫困问题相互影响,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扶贫项目进入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乡村社会的贫困状况依然严峻。第四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中乡村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自治政府制定了生态移民的搬迁规划,通过科层体制"压力型动员"的方式将搬迁任务分解"打包"逐级下移实施。移民群众对于政府的政策进行解读与回应,根据移民的民族成分分为回族移民和汉族移民;根据搬迁的积极性分为积极移民和消极移民。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他们的动员各种资源与政府进行博弈。第五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后的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秩序。围绕移民乡村社会建设和移民群众自身的发展,生态移民搬迁的两个行动者:政府和移民基于各自的目标逻辑行动。移民搬迁使嵌入在移民个体中的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破坏,乡村社会重组。政府实施生态移民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移民群众享受的一些优惠待遇随着在迁入地重新分配而消失,政府主导的"非正规经济"难以维持移民群众的生计,致使移民群众产生被剥夺感。此外,"互嵌式"移民乡村由于回族、汉族移民之间以及宗教亚群体之间的习俗的差异性而相互排斥。第六章结论部分探索了政府规划性现代化的困境及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向,指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向着相互改变、相互构成的方向发展,但是乡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是以社会冲突等越轨行为作为依托,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民主协商机制没有形成。尝试提出构建国家(政府)与乡村社会(农民)"权力结构平衡关系的再生产",并从加强农民公民权和复合型治理两个角度分析。
王章华[9]2011年在《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90年代初进行试点,逐步在农村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制度本身设计存在缺陷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难以推进。1999年,国务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清理整顿,要求停办新业务,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过渡为商业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从2009年开始选择10%的县(市、区、旗)试点,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本论文在此背景下通过与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比和与其他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联系,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社会养老保险等概念进行阐述,本文所研究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范围确定为从事农业劳动的纯农民群体：对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文献进行述评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方法、研究目标及创新进行介绍。第二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理论基础”介绍了论文分析所应用的基础理论,主要介绍了社会公平理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公平理念是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员穿全文,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理论用来分析新农保中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责任分担问题,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用来分析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第叁章“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回顾”主要介绍了探索建立老农保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及意义；阐述了老农保发展过程和实施状况；分析了老农保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与试点”主要内容为：一是分析了新农保试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背景。在政治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农保工作,制定了试点指导意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经济社会方面,与已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相比,基本具备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二是阐述了新农保试点的发展过程和状况。到目前为止,新农保发展经历了各地方新农保探索、新农保研究性试点和国家新农保试点等阶段,并且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叁是分析了新农保特征。与老农保相比,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具有社会性、互济性和福利性；缴费标准和保障水平更高；明确强调了政府责任,体现了政府在新农保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从宏观制度层面上看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四是阐述了新农保推进原则。新农保在推进中应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先慢后快、逐步推进,规范操作、逐步完善,可衔接性和可持续性,自愿参保、积极引导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等原则。五是分析了新农保试点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人户分离的人群参保、缴费标准设计、财政补贴、村集体和其他组织补助及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等问题。第五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分析”主要阐述了研究者在全国试点前对新农保模式的探索研究,各地方新农保实践模式以及全国试点后各地对新农保的调整和完善情况。第六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主要阐述了政府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依据,政府在新农保中的立法职责、财政职责、组织实施职责、监管职责等责任。重点分析了政府在新农保中财政责任及其各级政府承担财政补贴的方式,这部分介绍了国外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经验,归纳了目前我国政府对新农保财政补贴的主要方式——进口(缴费)补贴、出口(养老金待遇)补贴。分析了不同的补贴方式的效应：进口补贴能提高农民缴费意愿,激励效果较好,能提高农民参保人缴费能力和保障水平,具有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增加了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加重了财政困难地区地方政府负担,多缴多补的鼓励办法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出口补贴直接提高了参保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减缓了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压力,体现了新农保的公平性、普惠性,但没有缴费补贴的激励效果大。这一章还分析了目前新农保政府补贴在基金中存在补贴比例低、补贴制度不完善、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等问题和提出了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补贴机制和建立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等相应的对策措施,提出了省、县(市、区)、乡(镇)叁级政府补贴比例分配的叁种方式——叁叁制、高中低或高低低、低中高。第七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阐述了我国目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成及不同养老方式的地位和作用,重点分析了新农保目前和将来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分析认为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难以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占主体地位,农村养老保障在将来一段时期内还主要靠家庭养老,随着新农保进一步发展,将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也必须与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才能完全实现全面保障农村居民养老的需要。第八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前景与展望”通过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较,对新农保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认为新农保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合并实施,这体现了财政补贴的公平性,易于建立相似或相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是也有可能存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内部管理机制不顺和保障水平缺乏相对公平等问题；认为新农保在制度模式、基金管理等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为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制度相衔接和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准备条件。在推进进程上,可分为叁步：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第二步是到2020年,新农保成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保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第叁步是到2049年,新农保的基本制度框架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一致,城乡基础保障水平基本相同,形成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九章“研究结论与不足”。文章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老农保的缺陷有必要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较老农保设计更合理；新农保最终发展趋势应该更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转移支付；新农保目前难以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占据主体地位,必须与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共同完成农村居民养老功能等结论。文章村在由于缺乏基础数据无法对新农保的中长期收支变动趋势进行精算,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等不足。
廖蔚[10]2005年在《水库移民经济论》文中认为背景与概况: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蕴藏量达6.76亿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量为3.79亿千瓦。当前已开发量约占可开发量的13.2%;开发潜力巨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兴建水电站8.6万多座,产生了1500多万移民。随着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对能源需求的巨增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快了水电资源开发的步伐。继叁峡电站开发以来,又相继建成了二滩、小浪底、宝珠寺等一大批水电站。目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又将迎来一轮新的水电开发良机,相继有溪洛渡、向家坝、瀑布沟、龙潭、亭子口、白鹤滩、关音岩、乌东德等一大批大型和特大型水电工程陆续上马。这些水电站的建设在给生态、环保、防洪、航运、发电等带来综合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势必造成了大量的移民群体搬迁安置的系列问题。由于人地供需矛盾、国家财力困难等各种原因,水库建设过程中的移民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怎样解决好这些矛盾和困难,促进水库移民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理论界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选题意义:水库移民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其本质是经济问题,核心是利益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与协调,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损失。要科学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科学系统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作指导。但由于各种原因,国际国内都还没有系统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体系。虽然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水库移民的各种问题,发表过不少论文,但他们都只从操作或实用的层面就水库移民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层面进行的研究,从而没有形成综合的系统的完整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体系。所以,对水库移民经济理论进行专题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 生育健康项目推进中技术指导单位的角色、创新及发展[D]. 蔚志新. 昆明医学院. 2003
[2]. 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D].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3]. 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研究[D]. 刘剑飞. 西南大学. 2012
[4]. 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D]. 杭帆.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5].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研究[D]. 刘金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6]. 中国乡村关系[D]. 尤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厄休拉·勒奎因小说的技术书写研究[D]. 程静. 南京大学. 2014
[8]. 宁夏生态移民研究[D]. 丁生忠. 兰州大学. 2015
[9].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D]. 王章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水库移民经济论[D]. 廖蔚.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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