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福龙[1]2004年在《官本位的透视与根治》文中研究说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破除官本位。官本位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及封建等级思想观念的产物，是专制政治制度的表现，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本位意识、官本位行为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状态相联系，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必然现象，实质上是不成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的综合反映，官本位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相背离。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玷污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官本位是历史和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缓慢，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没有完全消除，权力依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缺乏独立社会团体和组织平衡公共权力，封建主义影响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健全，等等，为官本位提供了生存和滋生的土壤。因此，对官本位的根治，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努力做到综合治理。行政管理职能转换到位，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加强依法治国、大力实行依法治权、治官，加强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全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发展生产力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必将最终根除官本位，不断弘扬民本位，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步入全面、健康、发展的阶段。
仲伟通[2]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党内治理,是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一项课题。某种意义上说,政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党的治理史,只有善于自身治理、勤于自身治理的政党,才能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潮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每一个政党由弱到强无不是从善于治理起步的,而每一个政党由盛转衰也无不是从疏于治理开始的。政党发展规律表明,政党的自身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当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国家、社会和政党之间生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内在地要求政党必须强化党内治理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党内治理是政党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等多个主体广泛参与、上下互动,综合运用协商、合作、对话等方式及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高效治理自身事务的活动。党内治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建设或政党管理,更多地体现出了"治理"的多维意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党内治理蕴含着力量多元、制度至上、双向互动、廉价高效的新内涵,彰显出通过治理和善治理念来保持政党自身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尝试性努力。党内治理在实践形态上可外化为具体意义上的"治党"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如何依靠法治来规约党内权力以及如何依靠制度来惩治党内腐败。总体来说,推进党内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以求达到政党善治之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其实,就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而言,它不仅强调了"全面"这一基础和"从严"这一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它点出了"治"这一要害。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抓一抓" "管一管"、"治一治",而且更多地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毋庸置疑,全面从严治党蕴涵着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治理理念,其生长点在于政党理念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升华。我们应当从党内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以党内治理理念来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之经",以党内治理规律来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纬"。本论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全文共分导论和七章。本文着重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1、治理和善治理论与政党研究具有强相关性,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融于到政党研究中便生成了政党治理概念。从内涵上讲,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党治理特指党内治理。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治理和善治理念嵌入到管党治党之中,并以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来规范组织运行的治理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具有顺应政党现代化潮流、创新管党治党模式、高效解决党内问题等叁重价值指向。从外延上讲,政党治理与政党建设、政党管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政党治理是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实现了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创新。政党治理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理念和模式,它是对政党管理的升级、转型和超越。纵然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循上是一致的,但叁者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上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边界。2、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源之水,需要吸收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我们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角,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学说的初始论述中、从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应时发展中、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理论的开拓创新中寻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所依赖的丰富思想养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需要遵循现代政党治理的主要经验和一般规律。政党变革视角是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可以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重要参照。我们应当基于政党变革视角,批判性地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成分,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基本借鉴。3、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本之木,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支撑。从历史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和深刻的管党治党教训,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提供了浓厚的历史积淀。从现实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风险社会、开放多元、新兴媒体等形势,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内治理来消解适应性危机、化解调试性难题和破解应对性困境。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强力主导,国家治理体系内含党内治理框架的搭建,国家治理绩效有赖于党内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如要具有可行性,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设计治理框架,要在政党领域实现治理理论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性转化、结构性互动和策略性回应。4、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主要从"硬要素"和"软要素"两个核心向度涉足。"软要素"是维持政党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思想灵魂,"硬要素"是维持政党生命力和活力的组织躯壳。从软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注重建构政党文化,保持政党意识形态阶级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并以良好党内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重塑政党形象,努力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同;要实现政党权威转型,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从硬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合理控制政党组织规模,探寻规模扩大与善于治党的正向关联;要不断优化政党组织结构,实现结构创新与高效治党的同频共振;要努力消解政党组织惯性和无组织生长,有效应对政党治理效果递减律。5、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应然追寻的叁种实践机制。与之相对应,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进程中实然存在的叁种治党方略。科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如何高效治党的问题,重点在于维持治理活动的规律性、有序性和艺术性;民主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动力,它解决的是如何监督党内权力的问题,重点在于促进治理运行的参与性、互动性和透明性;制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保障,它解决的是如何治理党内腐败的问题,重点在于实现治理过程的法治性、规范性和廉洁性。叁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完整严密、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共同成为党内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机理。6、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发展路向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可以从思想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和政党法治能力五个层面构筑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支撑,继而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设计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想导向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柔性推动力,党要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修养培育和道德人格养成;组织软弱涣散是阻滞党内治理灵活运转的重要原因,党要在"领导干部"和"向基层延伸"两个方面着力增强组织凝聚能力建设;作风问题是制约党内治理成效的主要瓶颈,党要集中整饬"四风",构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腐败现象是党内治理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党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要加强党内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廉洁自律,还要实现向制度治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转变;政党法治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核心能力,党要增强党内法规创制能力,提高党内法规执行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孙志明[3]2005年在《党政关系视角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阐述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新方位时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执政就是执掌国家政权,那么执政能力也就是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这是对执政能力的字面理解。更深一层讲,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能力。这是本文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本义理解。研究党政关系视角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从“执政能力”的本义生发出来的。既然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这里就存在一个执政主体、执政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显然,执政主体在这里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客体是国家政权,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党政关系。因此研究执政能力就必须研究两个实体和一个维度:两个实体即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一个维度即党政关系。叁者的有机融合就构成“党政关系”这个特定视角。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这个核心观点始终贯穿全文。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国家与政党的起源,本质和职能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家的起源问题上,本文认为国家的起源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公社“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印度,俄国那样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而在“公社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则出现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共和国。国家起源的两种途径决定了国家政权的两种不同职能:即政治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政党的起源问题上,认为政党的起源晚于国家,现代政党一般起源于国家政权内部的不同派别或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斗争组织,因此政党从本质上来讲不是政权组织而是政治组织,这一点决定了政党区别于国家的不同职能。在国家与政党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本文阐述了它们的一般关系以及中国意义上的特殊关系,为论文向第二章过渡作了承上启下的铺垫。2第二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政关系的一般原理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方面,本文着重讲了前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政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与失误,总结了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评析,认为处理党政关系的根本出路在于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在于努力探寻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政党制度的新型党政关系。这种新型党政关系是既能有效影响国家政权,又不能包办代替国家政权职能的党政关系;是既要制定和执行政策,又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党政关系;是既要树立党的威信,又不能以党组织的名义来挤占其它组织政治空间的党政关系;是既要依法控制政权,又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党政关系;是既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又要带头守法的党政关系;是既要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又要依法执政的党政关系;是既要有效防止“西化”和“分化”,又要搞好内部防腐的党政关系。这就是本文所理解的党政关系,也是本文着意要建立的党政关系这个核心概念和分析视角。第叁章介绍了党政关系视角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本文用党政关系这个视角分析党的执政能力,认为党的执政能力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党影响国家政权的能力,党建设国家政权的能力,党控制国家政权的能力,党运用国家政权的能力以及党巩固国家政权的能力。对党的执政能力作这样的概括也是从执政能力的定义引伸出来的:党要执掌国家政权就必须建设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政权和巩固国家政权;党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具备影响国家政权和运用国家政权的能力。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政党的职能而是国家政权的职能。需要说明的是,对党的执政能力作出有别于四中全会的理解是基于党政关系这个特定视角。超出这个视角之外,本文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第四章揭示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制约因素。从“党政关系”这个视角来审视,党的执政能力的制约因素来自叁个方面:执政主体,执政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加上一种起基础性作用的制约因素,共四个方面。与此相对应,它们分别是:基础制约,主体制约,国家政权架构方式的制约和体制制约。基础制约包括党执政的理论基础、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制约,实际上是党的先进与否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制约;主体制约是指主体性质、主体素质、主体的认知水平亦即主体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制约;国家
武小龙[4]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杨乐[5]2017年在《“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充斥在大学生生活环境中。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观念尚未彻底形成,非常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在他们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官本位”思想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主要表现,存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官本位”思想在高校中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并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消极影响。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的“官本位”思想学术材料,在此基础上对其溯源及含义进行整理和归纳,探究了其当代表现和产生原因。运用了调查问卷法确定了“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正确政治思想形成、造成大学生狭隘的就业取向、束缚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导致当代大学生做出功利化行为,影响到大学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与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文章又通过“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方面及程度与当代大学生对“官本位”思想的态度找出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客观分析了“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产生影响的原因并从历史和当代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历史方面主要在传统体制的延续与传统文化的遗留等问题上进行了剖析。现实方面在官民关系的不协调、高校的过度行政化、网络媒体的错误导向与当代大学生价值判断能力的缺失等内容上进行了讨论。消除“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消极影响的对策方面又针对性的分别从高校和政府及自身叁个角度做了探讨,一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职业观、完整人格教育、职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方面做出探讨;二是政府加强社会环境建设,在政府的廉政建设、公务员队伍形象、机关作风与大学生就业保障力度方面做了讨论,叁是加强大学生的自我反思。
王中华[6]2016年在《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官员问责制的不断深入,问责官员无序复出的混乱现象、复出的体制性弊端也凸现出来。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问责官员在我国复出的过程法律法规不完善,没有科学的操作程序,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健全,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机制断裂等等。基于此,笔者从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入手,通过统计、搜集典型的问责事件中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并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参照大量参考文献,研究公务员任用程序等,尝试提出建立健全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有效路径。本文以“理论阐述-困境概述-归因透析-构建路径”为主要的逻辑脉络,着重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研究思路;归纳梳理了有关行政问责的基础理论,进一步明确阐述了问责、问责制、问责官员等相关概念;完善阐明了问责官员复出的理论基础,包括责任政府理论、人民主权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等;概述了问责官员复出的依据和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社会消极影响,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叁个维度论述了问责官员复出的合理性,从多个层次论述了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社会消极影响;探讨研究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所处的困境以及原因:从现象入手,统计典型事件,归纳违规复出频发、复出条件不明晰、复出程序不规范的主要问题,着重透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阐明问题的归结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内在、外在的原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产生。本文最后提出了规范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路径的选择。提出了应对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培育问责文化入手,使问责理念深入人心;其次要补充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制定明晰规范的问责官员复出条件和细则,建立起完善官员复出的多元化社会监督体系。
张东[7]2012年在《论大学教学管理的伦理诉求》文中认为加强教学管理的理论研究是推动教学理论发展和丰富教学论研究的内在需要,也是更好地揭示和分析当前教学管理实践困惑的需要。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相比,大学阶段的教学具有自主性和学术性的特征,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知识的集聚有着更直接、更有力的支撑作用。大学教学管理能否为教学自由和规范兼具、学术和德行共存提供保障,已然成为教学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管理本身源自克制人性和促进人性完满的需要,其本质是促进教育规范和精神提升。教学管理作为文化领域的管理,与政治、经济领域的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分别追求的重点有所不同,政治领域更强调“力”(权力)、经济领域更强调“利”(利益),文化领域则更侧重“理”(道理、伦理)。教育教学属于文化领域,大学教学管理在承载规范职能的管理性的同时,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教育性和伦理精神,天然地形成和包容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两个层次的伦理特性。大学教学管理的本质特征、主体要素和外部环境都存在着客观的伦理诉求,这些诉求依照道德原则在大学教学管理实践中达成理解和共识,将形成现代大学教学管理的应然诉求体系,这些诉求客观地为规范教学管理实践,完满师生精神人格,生成师生伦理美德将起到呼吁和促进作用。大学教学管理是一种价值承载的伦理实践活动,具有复杂的实践场域,充满着丰富的人性精神,其蕴含的规范和美德的诉求存在着价值序列上的差别,其中规范之于大学教学管理具有优先价值和工具意义,而促进美德伦理和形塑完整的人则具有更高价值和实质意义。全文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大学教学管理是大学精神和文化的体现,近年来以国家整齐划一的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学校目标责任和绩效考核,学生量化评比等为特征的刚性化、工具性管理模式与大学精神相悖,教学管理的应然伦理精神缺失,导致教学异化和偏离,大学教学管理亟需“回归理性”和“弘扬德性”。本部分明确了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锁定大学教学管理这一研究场域,以伦理为分析视角,按照“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应如何?”和“怎么办?”的逻辑,厘清研究思路,构建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大学职能演变与教学管理的变革。通过对大学职能演变的历时性考察和大学教学管理观念的发生学分析,系统梳理我国大学教学的历史沿革和职能变迁,探索我国大学价值观、发展观、质量观和育人观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大学教学管理观念的转变和演进,说明大学教学管理观念的产生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生成过程,大学教学管理的伦理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第叁部分大学教学管理及其伦理精神。通过对大学教学管理及其伦理精神的本体性解读,分层揭示大学教学管理在大学实践场域中的意义和特征,机构和要素,功能和机制。围绕伦理的词源分析和内涵解读,阐释伦理的本质,回答“伦理何谓”；结合伦理的本质和大学的使命,回答“伦理何求?”,阐释大学这一特殊伦理共同体形式,理性解读大学教学管理存在的伦理精神、核心表征和主要功能。第四部分中外管理伦理思想对大学教学管理的启示。我国传统管理伦理强调“以人为本”、“正人正己”、“以德为先”、“天人合一”、“以义制利”的伦理理念,西方管理伦理则强调“个人中心”、“契约理性”、“自由民主”、“自我实现”等伦理导向,本部分系统分析和反思中外管理伦理思想的优势和不足,从理性与德性,个性与社会性的四维矩阵结构中分析中西管理伦理价值统整互补的可能与必要,认真把握现代大学教学管理“德性与功利”,“和谐与竞争”,“理性与情感”相结合的启示。第五部分大学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伦理反思。揭示大学教学管理在民主与集权、以事为本与以人为本、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等价值取向上的冲突与碰撞,校院两级管理、多元民主参与等模式选择上的困境,通过对大学教学管理的现状分析,呈现和揭示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不足的主要表征,并积极探究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不足的症结和根源。第六部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类型与功能。大学教学管理可分为“内发”和“外求”两种类型的伦理诉求,其中内发式诉求主要体现为“关系伦理”,外求式诉求主要体现为“实践伦理”。在大学教学管理的生态视域中,最终应通过内外双向的统整,实现交往实践的和谐美德。围绕伦理在大学教学管理中的认识功能、价值导向功能、反馈调节功能、动力激发和价值激励功能,阐释伦理在大学教学管理中的功能与意义。第七部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核心原则。围绕大学教学管理内部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把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客观发展规律,结合中外管理伦理思想的统整与启示,提出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求真、崇善和尚美的核心取向,在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中坚持和遵从教学管理的合理性原则、合德性原则和协调性原则。第八部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应然与可能。围绕大学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核心原则,本部分将大学教学管理对民主与自由、规范与秩序和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作为大学教学管理的应然诉求维度,同时,还通过对大学教学管理可诉性考量,客观分析该诉求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将“主体性激发度”、“自由性的实现度”和“社会性的契合度”作为衡量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实现的尺度。第九部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实现机制和路径。从大学教学管理内外双向互动机理入手,形成了“伦理目标、主体德性、关系协调、反馈调整”的内部动力机制和“环境营造、制度规范、文化提升、服务配套”的外部保障机制。在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路径选择上,提出了从“规训”到“理解”的伦理范式转型,构建教学管理伦理共同体以激发主体意识和组织力量；弘扬大学教学管理的角色德性和促进教师道德发展；推进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的制度化建设和积极营造教学管理文化,深化大学教学管理伦理理论研究等实现路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新,以伦理的视角对大学教学管理进行本体性解读、历时性考察、价值论分析和实践性探索,对拓展“大学”这一阶段性教学论研究,探索大学教学伦理理论创新的趋势和走向具有借鉴意义。二是研究内容和体系新,立足“求真”、“崇善”和“尚美”的价值追求,围绕着“发展”、“效能”和“艺术”等叁个基本向度及“合理性”、“合德性”与“协调性”的核心原则,揭示大学教学管理应然存在的规范与自由、公正与效率,和谐与审美等多个伦理诉求维度,为大学教学管理的伦理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逻辑框架和理想图景。叁是研究观点新,提出了大学教学管理伦理“内发”和“外求”的双向诉求机制,将“主体性的激发度”、“自由性的达成度”和“社会性的契合度”作为大学教学管理伦理诉求实现的叁个基本衡量尺度,并在范式转型、角色德性养成、伦理制度化等方面提供出诉求实现的路径选择。
罗岩岩[8]2010年在《行政问责视角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文中认为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我国查处了数千名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的政府官员,从此,行政问责制开始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彰显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近年来不少官员被问责后在短时间内纷纷复出的现象迅速引起学界及民众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分为五个章节展开对行政问责视角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的论述。本文第一章及第二章主要借助国内外行政问责的相关文献,在归纳分析学者对行政问责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对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我国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复出时间过快,复出原因语焉不详、复出程序非正当化等失范现象加以阐释;第叁章在总结归纳学者们对官员复出现象的看法与认知的基础上,对问责官员复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原因以及必要性加以分析。笔者认为,问责官员的带“病”复出,一方面腐蚀主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消解了对其他官员的警示作用,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同时还暴露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新难点与新盲点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第四章,针对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失范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第五章为结论部分,主要就本文的研究结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说明。最后,笔者认为要规避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的失范现象,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首先要顺应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逐步消除官本位思想并建立权责意识;其次要注重加强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建设,包括建立问责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第叁,要规范与问责官员复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掌握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则、职位、条件及程序等;最后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总之,只有综合利用多种方式,才能促进高效、廉洁、合法的行政问责制的早日形成。
曹洋[9]2016年在《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筑设计是建筑行业活动的核心环节,围绕其构建的制度体系是行业运转秩序的基础。建筑设计及其实现不仅是建筑设计从业者的主体工作,更是建筑工程各个利益相关方博弈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的建筑设计协作机制尚不完善,各利益主体的价值立场冲突严重,致使本应投入于工程的社会资源蒸发于行业内耗之中。因此,有必要客观审视建筑行业现行制度环境的问题,并对其改进方式提出建议,进而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行业新秩序。西方的经验证明,建筑师的职业天性决定了其作为建设项目的核心角色最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然而,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中国建筑师的业务水平尚无法支撑其新的角色定位,普遍存在的激愤情绪也使其对其他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存在偏见。中国建筑师必须拓展视野并提升自己,才能与新的制度环境相匹配。本文在客观还原中国建筑行业生态的基础上,探讨了行业新秩序的可能性及其概貌,以期增进建筑师对其他利益主体的理解,并正视自身的不足,进而在制度调整和自我提升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建筑行业基于伦理的价值共识和善意的协作氛围。全文分四部分。首先,文章从秩序的概念出发,重新勾勒了作为本文理论支撑的建筑伦理学的学术框架,简要介绍了其中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工具,借此帮助读者建立起观察建筑行业现象的伦理视角。其次,基于大量的访谈调研,文章对建筑活动各相关群体(行政管理方、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使用方)的建筑伦理观和职业困境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由此呈现出建筑行业生态的现实场景。在第叁部分,文章就行业内的一些焦点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各方真实态度的分析,揭示出建筑活动伦理判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由此引发对问题背后制度根源的思考。在结论部分,文章以西方建筑师负责制为蓝本,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以建筑师为核心的行业新秩序的构想,讨论了其制度支撑,并从伦理学角度进行了合理性证明。最后,文章还对新机制环境下建筑师的自我调整提出了建议。
王甲成[10]2006年在《政府成长论》文中研究指明政府存在的价值在于为民服务,政府的架构自然必须依据时空的变迁和人民的需要而不断地更替。社会是政府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府从内容到形式的逐步变革和成长皆来源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政府的成长和发展在客观上是对社会成长和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的回应。同时,社会成长的历史进程也对政府成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一个落后的政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更不能推动社会的成长。历史表明,政府成长既是社会成长的结果,也是社会成长的保证。政府成长是政府必备的持续性、自发性的主要生存机能。基于生态学的视野和方法,本文提出“政府成长”这一概念,旨在寻求对政府变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政府活动是一种“生态现象”,政府系统处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环境等因素与政府密不可分。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各种运动必然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而向政府系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从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政府系统必须自我变革,才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迎接这种挑战,从而必然会导致政府的新陈代谢和破旧立新。在政府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政府得以健全自身而不断成长。正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构成了政府成长的内容和路径,也决定了它未来的态势。任何政府都必然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成长与变化。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府面临的社会生态不同,人们通过政府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也迥异,但从宏观上看,政府的演变一般都遵循政府自身成长、发展的规律。为了研究的方便,论文聚焦于当代中国政府的成长。当代中国政府的成长和发展体现着既定环境状况与政府主体的努力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着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错综复杂、变幻交织的利益关系面前艰难选择、反复调整,在不同时期暂时达成某种平衡,继而进行新的选择和调整这样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展现出一种更符合实际的政府成长图景,从大的时空尺度看,也折射出了政府成长的历程和内在逻辑。本文通过当代中国政府成长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站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结合点上,将政府成长置于生态学视野中,并综合运用新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对当代中国政府成长的逻辑、路径、形态和态势等问题进行解读,试图揭示政府成长的基本规律,为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全文共五章,另加导论和结语。导论部分,介绍选题的背景、现状,意义和方法,对课题进行界定,提出研究框架。第一章阐述了政府成长的逻辑。政府成长根植于人类的成长,根植于对建立更有效的、更具适应性政府组织的追求。政府成长意味着政府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和环境变迁的影响下
参考文献：
[1]. 官本位的透视与根治[D]. 乔福龙. 内蒙古大学. 2004
[2].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D]. 仲伟通. 山东大学. 2017
[3]. 党政关系视角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D]. 孙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4].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5]. “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D]. 杨乐. 长春师范大学. 2017
[6].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D]. 王中华.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6
[7]. 论大学教学管理的伦理诉求[D]. 张东. 西南大学. 2012
[8]. 行政问责视角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D]. 罗岩岩. 云南财经大学. 2010
[9]. 基于建筑伦理的中国建筑设计协作机制优化研究[D]. 曹洋. 天津大学. 2016
[10]. 政府成长论[D]. 王甲成.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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